中华民族抗战的号角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奏——--纪念“一二#183;九”运动六十周年、“一二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号角论文,前奏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决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是近代中国广大青年学生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掀起的爱国运动，它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仅光耀于当时，而且启迪于后世。
一
1935年夏，华北上空，阴霾密布，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植的汉奸傀儡们群魔乱舞。日本侵略者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迫使中国当局先后签订了“奉上协定”、“何梅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又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参见图一)；12月，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自治”要求，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软弱如棉，而对国内军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狠似虎：压制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疯狂“围剿”积极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以“妨碍中日邦交”的“罪名”查封《新生周刊》，并逮捕其主编。日本步步进逼，国民党步步退让。华北危在旦夕，“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民族存亡之际，青年学生们再也安不下心来学习了。12月9日，北平一些大中学校的数千名爱国学生冒着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抗日要求。当这些要求被野蛮拒绝后，学生们当即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参见图二)。国民党军警对学生们进行了血腥镇压，一条条冰冷刺骨的水龙喷向学生，寒光闪闪的刀枪对准学生。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同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从第二天起，全市学生总罢课。12月16日，上万名学生和市民先是在天桥集会，然后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再次遭到残暴野蛮的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捕，300多人受伤。而“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推迟成立，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一二·九”运动很快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乃至海外，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和声援，抗日救国浪潮席卷全国，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了。
“一二·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承上启下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它与“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毛泽东语)。“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一度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抗日浪潮趋于低落。面对日本的加紧侵略，青年学生首先觉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限制，再次掀起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正如刘少奇所说，“一二·九”运动“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在运动中，学生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同手持刀枪水龙的反动军警展开英勇的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打击了妥协黑暗势力。毛泽东曾说过，“‘一二·一”运动五十周年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于部”；它“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二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战乱动荡中生活，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刀枪下挣扎，丝毫没有自由、民主和权利可言。因此，他们对于战后的诅国充满了自由与和平的渴望。
但是，国民党政府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口头上讲和平民主，实际却在破坏和平，绞杀民主：接收大员贪赃枉法，大发横财，成了“劫收”大员；赶走了日本鬼子，又迎来了美国兵，星条旗代替了太阳旗；政府首脑一只手在签订《国共会谈纪要》，另一只手却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军警宪特横行，随意捕杀无辜……。抗战胜利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却是“一片胜利的灾难”，国民党虽然收复了国土，却又丧失了人心。
专制与民主、内战与和平势不两立。在这民主与专制、和平与内战、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前夜，是觉悟了的青年学生首先挺身而出，向黑暗势力宣战。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市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四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要和平”的座谈会，对这一平常的集会，政府当局却如临大敌，派遣特务捣乱，调动军队包围会场并鸣枪恫吓。翌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造谣新闻，诬蔑集会师生。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26日，全市30多所学校的3万多名学生宣布罢课并发表宣言，呼吁和平民主，制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12月1日，大批武装警特冲进各学校殴打师生，抢劫行凶，抛掷手榴弹，打死4人，数十人受伤。这就是“一二·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首先在昆明、云南，继之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界以各种形式声援学生，声讨、谴责国民党迫害学生的暴行。
“一二，--”运动是继“一二·九”运动之后，由青年学生掀起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周恩来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一二·一”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以血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真内战的面目，使广大人民从“幻想中觉醒”，提高了政治觉悟。正如事件的当事者吴晗所说，学生们的“血绝不会是白流的”，“糊涂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清醒起来，懦怯的人看见这些血，会勇敢起来，疲乏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振作起来”。事件发生后，约有15万昆明市民(占昆明全市的一半多)“扶老携幼”追悼烈士，全国人民积极声援等，就说明了这-点。其次，从“一二·一”开始，“全目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热烈地展开”，逐渐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配合人民军队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再次，这一运动是处于转折时期，即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民主运动必然胜利的信号”，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中国决战的前奏曲，正如民主斗士闻一多所说，“一二·一”学生们的鲜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三
“一二·九”、“一二·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聂有意义的日子，这两个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光辉的一页，给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昭示。
(一)在历史转折时期爆发的这两次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这说明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学生思想敏锐、有着强烈的救国责任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是革命的先锋队、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对此，任弼时曾作过总结说，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三十年来的近代革命史，证明了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青年学生运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正确的方向，才能使斗争取得胜利。郭沫若在总结“一二·一”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扭逆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领导这些历史转变的民族英雄，而广大青年学生是这些转变的有力推动者。
(二)两次爱国运动的实践都证明，青年运动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高呼着“全国民众联合起来”等口号。在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其成立宣言中说，“抗日救亡伟大任务，绝不是单独的学生所能胜任”；运动期间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到群众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参见图三)；以及当时上海学生沿京沪线到农村中宣传等，都是与群众相结合的表现。再如“一二·一”运动虽然是由学生引发的，但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声援。
(三)我们今天虽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一二·九”、“一二·一”青年爱国运动的爱国传统还要继承和发扬。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广大青年肩负时代的重托，要有强烈的让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发奋成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全面提高素质，成为跨世纪的合格人才。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他于《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称赞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1933年至1938年间，斯诺一边担任美国和英国报纸的驻华记者，一边在美国基督教会在北平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重。斯诺反对日本浸华，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二·九”运动前，他鼓励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给在沪的孙中山夫人、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写信，请求指点。信是由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沬特莱带去的。宋庆龄很快复信，指出要救亡图存，就应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反抗行动，使爱国学生受到鼓舞。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的抗日热情日趋高涨。为了保证爱国学生领袖的安全，斯诺把家中的客厅让给他们做秘密联络点。黄敬(北京大学学生，当时叫俞启威)、姚依林(清华大学学生，当时叫姚克广)、黄华(燕京大学学生，当时叫王汝梅)，宋黎(东北大学学生)和陈翰伯(燕京大学学生)等，常出没于斯诺家中。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用帏幔从客厅隔出一打字室。每当有进步学生领袖来家商议抗日工作，她总是热情地用咖啡、糖果点心款待，然后便到打字室里，一边工作，一边为他们望风。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领导北平6000多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政府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用水龙、棍棒、大刀镇压学生。斯诺不顾危险，自始至终跟着游行队伍，摄下许多珍贵的斗争场面。
斯诺把中国共产党看成中华民族的希望。1936年，他历经艰险，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毛泽东访问记》。由进步学生主办的《燕大周刊》，在1936年12月出版的第七卷第十七、十八期中，连载了此文。当时，国民党实行文化封锁，严禁报刊报导共产党的情况，斯诺此文的发表，给了国民党沉重的打击。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北平广大爱国学生，从中真实而具体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情况，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许多爱国学生，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斯诺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当年燕京大学校园)。今年，是斯诺诞辰90周年，又适逢“一二·九”运动60周年。抚今追昔，中国人民永远铭记斯诺支持中国爱国学生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