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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称为都市、都会，指的是具有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以非农业职业为主、具有综合功能的社会共同体。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就称之为城市化或都市化过程。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城市化不仅会带动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进步，带来人与人相互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变化，促进生活方式的变迁，改变家庭的结构和职能，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文化、教育、语言、宗教、伦理和社会心理等，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都市人类学会会长李德洙先生就此断言：“城市化是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
我国是个有56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民族国家，都市中除了有相当的人口密度，聚居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文化、职业、语言背景，是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中心，主要以法律、法规为社会契约的基础，人们的活动更趋于专业化，居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相对高一些，生活方式样式多，时间观念强、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等都市基本特征外，还有民族成份呈多元化趋势、民族问题多等特征。这样，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做得好坏，对于该城市的社会建设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为数占97%以上的城市，包括中央的直辖市、各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地级县级市、自治州首府、县城及较大的集镇，都是汉族与一个或若干个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以武汉市为例，它是一个包括汉族在内有43个民族和睦而居的内陆特大中心城市。1990年，武汉市少数民族人口为37897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0.55%，其中回、土家、满、壮、苗等五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他们的人口数加在一起，共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9.26%〔2〕。与武汉市相类的大城市，如上海市有39个少数民族，天津市有27个少数民族，南京和沈阳两个城市各有33个少数民族，长春市也有26个少数民族，而首都北京则有全国56个民族的成员〔3〕。全国各大城市虽然民族成份较多， 但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回族人口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占的比例较大。如1990年武汉市回族人口约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52.3%，而上海、天津、济南、郑州、南京、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回族人口，都占该城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0%以上〔4〕，远高于武汉市的比例。因此，城市 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尤其是回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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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10月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其中有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实行社会改革、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重大原则和重要方针已经载诸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于居住在都市的少数民族，除了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外，还根据各都市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一般而言，都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较小，为使少数民族成员能参与各城市事务的管理，在各城市选举各级人民代表时，少数民族代表的人数一般都大于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例如，1979年武汉市各少数民族中出席全国、省、市、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人数，占当时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7%，而1982年人口普查时，武汉市少数民族人数只占当年全市总人口数的0.41%；1990年武汉市共有少数民族各类干部、专业技术人员5484人，其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33人，少数民族高级干部50余人，全市少民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人数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4.47%，大大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数只占全市总人口数0.55%的比例〔5〕。又如，对于信 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等禁食猪肉的少数民族，武汉市每年都拿出一定数额的款项补贴本市国营牛羊肉加工厂，以生产和加工符合要求的清真牛羊肉，满足全市市民和过往穆斯林群众的生活需要。1989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又拨出专款在武昌县大桥乡何家湖村筹建武汉市回民公墓和回民殡仪馆，并于1992年4月正式开放启用， 从根本上解决了武汉市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亡人埋葬问题，受到了全市回、维吾尔等信仰伊斯兰教群众乃至海外穆斯林群众的一致赞誉。我国之所以有现在这样一个各民族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政治局面，与包括各城市在内的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全力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和乡村的少数民族群众进入都市经商、旅游、参观、学习的人数与日俱增，使城市少数民族成份和流动人口骤然增多。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边疆少数民族经商群众，在京、沪、穗三大城市常住人口总数，多时达上万人，少时也有几千人，他们大多数是新疆维吾尔族人〔6〕。 北京市甘家口的“新疆村”和广州市的“新疆街”，就是近年来形成的维吾尔族经商群众的聚居地。在武汉市，头戴小花帽从事卖羊肉串、葡萄干的维吾尔族同胞，身穿长袖圆领、右开襟束带式氆氇长袍从事药材生意的藏族同胞，盘头戴饰、穿着瑶家服装穿梭于车站、码头从事商业活动的瑶家姑娘等等，都随处可见。这种从边远地区、山区和牧区到城市的流动，对于增进各民族间的交往和了解，加强本民族成员间的城乡联系，活跃城市经济活动，繁荣市民生活，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经济意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边远乡村与繁华都市、乡村农牧民与都市居民、都市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毕竟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给城市民族工作和社会管理带来一些新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⒈无照经营。许多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经商群众没有本地政府开具的申请领取经商执照的有效证件，加上他们作为“外来者”，对深居于高楼大厦中的城市政府机构存有先天的戒备心理，生怕遭受歧视、限制和约束，不愿主动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同时他们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没有长期目标的小本生意，认为没有必要去办理工商执照，因此，无照经营和偷、漏税状况较为普遍。甚至有一些小商贩还从事从汕头、峡山经海丰、惠东等地贩运非法走私物品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⒉违反公共治安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来内地和沿海地区城市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是城镇待业青年和农牧民，文化素质较低，没有受过法制、法规方面的正规教育，对城市工商、环保、公安和有关社会秩序方面的规定不知如何适从，还是按自己的原有习惯行事，因而违反《城市治安条例》的事时有发生，如在公共场合佩戴短刀，结伴斗殴等。还有极少数不良分子被都市犯罪团伙拉拢，从事流氓、盗窃、贩毒、走私、嫖娼卖淫、非法兑换外币等犯罪活动。
⒊超计划生育。长期滞留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绝大多数没有申报所在城市的临时户口，其生活往往也处于流动、散漫的无序状态。有些已婚者不仅没计划生育，而且还严重超计划生育，给城市人口管理造成很大压力。
⒋子女上学困难。滞留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由于没有户口，加上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经济条件承受不起等原因，小孩上学成为问题〔7〕。不少学龄少儿散落街头或成为父母经商的小帮手。 这个问题若不重视，将会引起严重后果。
⒌民族纠纷增多。内地和沿海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原本不多，在改革开放前实行封闭式管理条件下，人口流动更少，因此，在舆论和传媒中，对少数民族和我国民族政策的介绍和宣传重视不够。改革开放后，有的政府部门和广大市民在理解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的思想准备不足，面对骤然增多的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口和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存有一定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而进入都市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了在城市这个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往往以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相近为纽带，抱成一团，不管事情大小和是否在理，都声援、支持。因此，有时即使是很小的很单纯的经济纠纷和邻里口角，也会演化成民族关系问题，甚至导致出现政治问题。
⒍管理机构本身的问题。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涌入内地和沿海城市经商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各主管部门尚未来得及配备既懂他们的语言文字，又懂民族政策和城市管理法规的专职干部。因此，一旦遇到与这些民族有关的问题，有关主管部门不是视为畏途，就是就事论事，简单处理，缺乏与有关机构、社团的协调和配合，往往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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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市民族工作，尤其是城市民族关系意义十分重大。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民族关系紧张多是从城市开始的，如1990年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民族骚乱，1992年美国洛杉矶的黑人反抗运动等等。可见，城市民族关系如何，关系到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要做好我国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笔者以为除了进一步领会、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外，必须利用都市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时期的城市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
都市人类学是一门以承认都市社区中居民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为前提，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帮助都市政府正确认识和处理都市社区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诸种关系存在的矛盾、冲突或失调现象的新兴学科。它的观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⒈整体观。整体观也称全貌观或整体性探讨法，是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之一。都市人类学的整体性探讨法表现在内容的广度和时间的深度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以研究都市的整体现象为主，即使是只强调研究某项问题时，也与都市背景、各方面的影响以及整个都市或都市以外观念等联系起来考察。就时间而言，既重视现状，也重视历史。因此，在研究当代城市民族关系时，既要关照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要顾及本城市内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还要兼顾城市内外相关民族的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尤其是处理容易引发民族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时，更应如此。
⒉参与观察。参与观察是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部落社会和乡村社会时最有特色的原则之一。当然都市社会不同于部落社会和乡村社会，它是一个分工很细、人口异质性很强的复杂社会，都市人类学一般只选取有代表性或理论性的样本进行参与观察。在研究当前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时，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笔者以为可通过三个具体方法来实现参与观察：其一，情景分析，这是以某种社会交往的场合为起点，分析各民族的人们在这一场合中的社会角色，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人在这一场合之外的能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情景分析最简洁、最有效的切入点是城市中的民族节庆、民族礼仪活动及其他社交活动。其二，社区分析，这是国外都市人类学最早采用的一种具体研究方法。社区是城市中的基本单位，规模小，社会关系较具体，易于把握。社区分析也符合我国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规律。一般而言，我国城市中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与全国少数民族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相似，在每个城市中，一般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如北京市的牛街、天津市的红桥区、郑州市的管城区、沈阳市的西关等都是回族聚居区。武汉市的回族主要聚居在江岸区、江汉区、武昌区和洪山区的有关街道上。武汉市现对外开放的民权路清真寺、二七街清真寺和起义门清真寺就分别座落于汉口、武昌两地的回族聚居区内。通过社区分析，可以把复杂的城市社会化整为零，进行具体、细致地观察和研究。其三，网络分析，也称为社会网络分析，指的是都市中某一社会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城市民族问题时，要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各民族之间和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网络，尤其应注重少数民族社区中各民族、社团、党派、宗教、亲族等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他们的内部联系。
⒊跨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也称为泛文化比较，也是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理论认为每个人类群体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速度也不相同。都市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就是想为每个进入都市的人类群体在既保留自身原有重要文化特质，又能快速有效地溶于都市社会方面找出一条途径。不过，目前都市人类学家在都市社会中进行跨文化比较时，还没有建立一个学术界统一的比较标准。因此，我们在研究一个城市的民族文化时，应根据该城市内各主要民族的具体情况，先建立可作比较的形式、基础和论点后，再做有效的比较。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内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状况和各民族在都市化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
都市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在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动态管理研究中所必须应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此外，在研究当前我国城市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时，还可能会遇到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和都市人类学不曾遇到过的问题和现象。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应该采借其它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方法和本世纪八十年代才兴起的都市学方法等等，这样才能把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都市人类学的介入必将为我国城市民族工作和社会管理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而我国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必将促进我国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注释：
〔1〕李德洙：《中国都市人类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载李德洙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页。
〔2〕〔5〕王光萍、晏友桂：《武汉少数民族概述》，载《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一辑。
〔3〕张崇根：《都市对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作用》， 载阮西湖主编《都市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12页。
〔4〕黄凤祥：《城市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作用》， 载李德洙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第24页。
〔6〕李建辉：《对边疆少数民族外出经商问题的探讨》， 载李德洙主编《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42页。
〔7〕阿西木：《在京维吾尔个体户子女的入学问题》， 载《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