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诱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诱因论文,明代论文,七子论文,心态论文,宗汉崇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的膨胀，有两个文学上的诱因：一是陈献章、庄
“性气诗”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二是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诗歌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诏复唐制”（《明太祖实录》卷三○），到林鸿（胆初闽派诗人）等在创作上专学盛唐、高棅等在批评上将盛唐诗歌尊崇为唐诗的正宗，乃至永乐以及天顺、成化之后“遥和唐人”，“浸以成风”①，表明庙堂文化中的“崇唐”思潮正在不断地向文士心态中渗透。到弘治、正德年间，这种心态便急剧地膨胀起来，最突出的标志是前七子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化心态上的拓展。
这是当时多种因素诱发的结果。
我们另有文章从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上说明前七子夏古的原因，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上看一看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急剧膨胀的诱发因子。
一
最先引起我们联想的，是《杨慎诗话》。②中的一段论述：“弘治间，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东阳）、张沧洲（泰）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献章）、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傍门。至李、何二子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李东阳、张泰为茶陵派的主将及羽翼，陈献章、庄的诗歌，人们称之为“陈庄体”（见杜阴堂辑录《明人诗品》）。显然，《杨慎诗话》中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茶陵派和陈庄体的负面及其流弊，激发了李、何等前七子文学上的复古。换而言之，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的膨胀，在文学上的诱因是茶陵派和陈庄体的负面及其流弊。
这不仅有旁观者的分析，也有当事者的自白。例如李梦阳在《缶音序》（《空同集》卷五十二）中指斥“性气诗”③，说：“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睛蜓’等句，此何异于痴人前说梦也。”要弄清李梦阳所指斥的具体对象，就应该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庄郎中》中的一段话作印证：“丰城杨廉，妄评其诗，以为高出于唐人：杜子美‘穿花蛱蝶深深见，扑水睛蜓款款飞’，比定山（庄，曾“居定山垂三十年”）‘溪边鸟讶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尚隔几尘”。“穿花”二句见于杜甫《曲江二首》，宋本《杜工部集》④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睛蜓款款飞。”“溪边”二句见于庄《定山集》卷四《与谢汝申饮北山周纪山堂石洞老师在焉》一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溪边鸟共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由此可以确认：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所指斥的是“陈庄体”中的“性气诗”。平心而论，“陈庄体”并非都是必须指斥的对象。比如陈献章，他的诗论既主张“率吾情盎然出之”（《认真子诗集序》），又从心学性理出发强调“宗程崇邵”：“只看程明道（颢）、邵康节（雍）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批答张廷实诗笺》）。尤其强调以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为宗法对象：“定山倘许吾扳驾，突过尧夫《击壤》前”（《听秀夫诵定山先生之诗》）。这些诗论付诸他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是情韵与理趣的结合，如五古《和陶六首》、五律《社西村》四首、五绝《访客舟中》等超妙自然，清新秀美，冲淡有陶渊明的遗风，而又往往赋予怀古伤今之作以“尊王攘夷”的理学特色⑤；悲壮得杜甫精髓，如《厓山大忠词》等诗哀悼宋末投海殉国的君臣，高扬“志复中原”的民族大义，被李东阳称赞为“极有声韵”，并说“和者皆不及”（《怀麓堂诗话》）。但是，另一方面是陈献章有的诗溺于理学，表失直趣，俚词鄙语，冲口而出，所以《杨慎诗话》指斥说：“徒见其七言近体，效简斋（陈与义）、康节（邵雍）之渣滓。至于‘筋斗样子’、‘打乖个里’，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又如庄，他的诗歌创作在因袭《伊川击壤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定山集》中多有“太极吾焉妙，圈来亦偶夸”（《题画》）之类的诗句，不仅是演绎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先天模式《太极图》，而且语言粗率，淡乎寡味。因而《定山集》的流弊也更大：“浅学者相与效其‘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以为奇绝。又有绝可笑者，如‘赠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本不是佳语，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宦苞苴诗云：‘赠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匹好南京’，闻者捧腹”（《杨慎诗话》卷十二）。不过，庄晚年的诗风由粗率转为比较精细。因此在《定山集》中往往有神韵与哲理相映成趣之作，如五古《题竹》、七古《题玉川画》、七律《游琅琊寺》二首其二、《五羊寄邓先生俊》等。
然而，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是侧重抨击“陈庄体”的负面及其流弊，并由此激发出在格调上崇唐抑宋的文学主张：“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庭坚）、陈（师道）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
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古人有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也可以借来说明李梦阳思维方式中的对“陈庄体”的批判与在格调上贬抑宋诗之间的关系：“陈庄”失误，殃及宋诗。这显然是陈、庄“性气诗”的创作与李梦阳等的理论主张在“交叉激发”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所谓“矫枉”，不仅在于扭转陈、庄等人演绎理学、俚鄙粗率的诗风，而且还冲击着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的思潮。宋代理学家程颢曾说过：“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可见。李梦阳批评性气诗的意义不仅在于抨击“陈庄体”中的负面，而且也在于抨击程颢等理学家重道轻文的观点。所谓“过正”，不代在于无视与否定“陈庄体”中某些含有理趣的诗歌的审美价值，无视与否定陈献章等的理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新变因素（为王守仁“心学”之先驱），而且陷入了明代庙堂文化中“简严质朴”思维方式的窠臼⑥，由否定陈、庄的“性气诗”简单地推论为否定“主理不主调”的宋诗，进而推出在格调上崇唐抑宋的文学主张。也就是说，陈、庄“性气诗”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是李梦阳等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一个文学上的诱发因子。
二
另一个文学上的诱发因子，则是茶陵派诗歌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
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原来出于李东阳及杨一清之门，与茶陵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矫正台阁体平庸肤廓的诗风方面，茶陵派为其先导，七子派为其后劲。因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说：“长沙（李东阳）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艺苑卮言》卷六）虽然，比喻尚欠恰当，但也指明了李东阳等人在扭转台阁体的偏向上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开启之功。然而，李梦阳等人对于茶陵派有一个由“师法”到“独饥其萎弱”⑦的过程，而这个演变的过程，可由李梦阳的三首诗文大致勾勒出其轨迹。
第一首是《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况望焉耳》（《空同集》卷二十）。“徐子”，指徐祯卿，徐祯卿在《重与献吉书》（《迪功集》卷六）中说他“适湖湘”之时为“摄提格之岁仲春”。“摄提格”为星岁纪年法，即“太岁在寅”⑧之年。徐祯卿所说的“摄提格之岁”乃是丙寅年——正德元年（1560）。由此可知，李梦阳的这首诗作于正德元年的仲春或稍前一些时候，其诗中有云：“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极力推崇李东阳、杨一清在扭转台阁体诗风上的开拓之功。然而，时隔不久，李梦阳在正德元年六月写的《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⑨中，仅仅以“文章班马则，道术孟颜醇”来颂扬李东阳的文章与儒术，却不再提及他在扭转诗歌风气上的开拓之功，反而以主要的篇幅颂扬他遒丽的书法，轩轾之中已见微意。这显然与《明史》卷二百八十六《罗
传》所说的“正德初，……刘瑾乱政，李东阳依违其间”有关。同时也与当时秉海内文柄的李东阳冷落和排斥文学复古中的新生力量有关。据李贽《修撰康公》（《续藏书》卷二十六）云：“（康海）在史馆凡三年，凡诸著作必宗经而子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驳焉，故同进者忌，伪以国老文就而正之，实祸之也，海不疑，笔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诸老咸病海。”在这“病海”的诸位阁老之中，当然有“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的李东阳。可见，李梦阳在上李东阳的寿诗中颇有微意，乃为事出有因。而其事其因在《凌溪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四十七）中更加显露出来了。这篇墓志铭是李梦阳为在文学复古上的志同道合者朱应登所写的，时为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距李东阳去世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时，李梦阳等人对李东阳在政治上与文学上的短处也看得更为清楚了，所谓李东阳在政治上的短处，主要是指身为台阁重臣而依违于荒唐的明武宗与置造巧伪、猖狂弄权的刘瑾之间，使得“君子所以不能无罪于长沙李东阳）辈也”（谈迁《国榷》卷四十六）。由于李东阳这种拘牵于腐朽的庙堂文化的心态，使得他的诗文创作于典雅流丽之中日趋萎弱，并且有意无意地排斥文学复古上的新进之士，朱应登便是继康海等人之后的又一个典型的例子。李梦阳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愤然地指出：“时顾华玉璘、刘元瑞麟、徐昌彀榖祯卿，号“江东三才”、凌溪（朱应登）乃与并奋，竟骋吴楚之间，歘为俊国，一时笃古之士争慕响臻，乐与之交，而执政者顾不之喜、恶抑之。……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于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指出：“柄文者，谓茶陵（李东阳）也”。又据《明史·李梦阳传》，朱应登是以李、何为核心的“十才子”之一。因此，我们可以从《凌溪先生墓志铭》中看到“方工雕浮靡丽之词”的茶陵派与“古文词”派（弘治正德年间的“七子”或“十子”）的对立与冲突，具体而又深切地感受到李梦阳等人宗汉崇唐心态的急剧膨胀乃是“为长沙（李东阳）所激”⑩。
三
正因为李梦阳等前七子被“陈庄体”与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所激”，便激起了他们文学革新的热情。但由于明代中叶沉暮、衰弱的时代文化直接影响着诗文创作上自我创造的功能，因而他们只得以“补血”——借传统文学之“血”来添补明中叶诗文创作的活力，这就出现了“弘治之间，古学遂兴”（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十二）的局面。然而，他们在复兴古学中严时代之辨，这因为他们认为“陈庄体”的失误在于以宋代的邵雍等为师法对象，茶陵派的失误在于“出入宋、元”（《明史·文苑一》），所以他们在勃兴古学之中严格地分唐界宋。前文已引述了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有关指斥“宋人主理不主调”的一段话，又如王九思则将前七子在师法对象上严加时代限制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渼陂续集》卷下），严时代格调之防——严格防止在借鉴具有博大气象的先秦两汉散文与盛唐诗歌中掺杂进“萎弱”之类的文学因子，可见李梦阳等前七子的良苦用心。显然，严时代格调之防，乃是前七子在“陈庄体”和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的剌激下。“宗汉崇唐”心态急剧膨胀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因为李梦阳等前七子被“陈庄体”与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所激”，他们便由对“性气诗”等文学现象的抨击进而推向对宋明理学的排斥：“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啬乎文，故长于循辙守训而不能比事联类，开其未发，故仆尝病汉之文其道驳，宋之文其道拘，反复求斯尚未有得。”（何景明《述归赋序》，《何氏集》卷二）如此看待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缺乏冷静的分析，但旨在强调文学“开其未发”的创造性和“比事联类”等审美特征，具有使文学从“道拘”之中解放出来的积极意义。因而，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给从“道拘”中解放出的文学重新安排的出路，往往既绕开程朱理学又绕开王守仁“心学”，从先秦两汉散文和盛唐诗歌的浑雅的格调中直接汲取力量，这就是所谓的“祖格本法”：“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终不足以知文”（李梦阳《答吴瑾书》，《空同集》卷六十二）；“应诸心而本诸法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空同集》卷六十二）。显然，他们“祖格本法”的“新出路”，虽然从理学的深层结构中解脱出来了，但又往往偏向于文学的表层结构。由此可见，过分地强调“祖格本法”而严“道”（理学）与“文”之防，乃是前七子在“陈庄体”和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的剌激下，“宗汉崇唐”心态急剧膨胀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正因为李梦阳等前七子被“陈庄体”与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所激”，他们便强化聚团结社的意识，以群体的奋进力挽颓风，矫枉纠偏。鉴于陈献章、庄等曾隐居山林，导致诗风流易，且多有俚词鄙语；又鉴于李东阳等高居台阁，多受庙堂文化的牵制而诗风萎弱，如衰周弱鲁不足以力挽颓风，前七子便利用他们自己新中进士、供职郎署等有利的条件进而主持一代文柄。一方面，他们从山林走向郎署，更有积极用世、文章经国的条件和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李梦阳》按语），少受一些庙堂文化的牵制，不仅有一股“独讥”当时主持文柄的李东阳诗风“萎弱”的勇气(11)，而且也有“手辟秦汉、盛唐之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的朝气，其中难免有恃才负气、傲睨一切的偏激，但与率先矫正“三杨”流弊的台阁重臣李东阳等相比，毕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显然，一批踌躇满志的新科进士、才力富健的郎署少壮派聚团结社，倡言复古，彼此鼓吹，扩张声势，乃是前七子以及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明代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李梦阳等前好被“陈庄体”与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所激”，他们在勃兴古学之初更加严雅、俗之辨，鉴于“陈庄体”中的鄙俚与茶陵派中的趋俗，李梦阳等前七子在开宗立派的初期，将宗汉崇唐与复雅脱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李梦阳在《驳何氏论文书》中云：“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著、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又如何景明在《重刊黄杨集序》（《何文肃公文集》卷九）中推崇华幼武的“矫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丽”的审美追求。顾起伦在《国雅品》中将前七子的这些审美追求概括为“力挽颓风，复臻古雅”，颇为精当。其实，“复臻古雅”，不仅是前七子崇唐的目标，也是他们宗汉的目标，因为汉代文学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雅正：“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后汉书·舆服志上》）应该指出的是，前七子鉴于茶陵派提倡“浑雅正大”（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而被所谓“正大”的儒家思想（其实，主要是“以理学治国”等庙堂文化）所拘牵，因而在复雅脱俗之中往往绕开所谓“正大”的儒家思想而偏向于文学形式上的雅丽之美，以便于将自己与前者区别开来。尽管这样是失之偏颇，但也造成了一股“力挽颓风，复臻古雅”的强有力的声势。总之，由于被“陈庄体”和茶陵派的负面及其流弊“所激”，引起了前七子情绪上的偏激和理性思考上的欠缺，进而导致了他们在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中的矫枉过正。而他们刚刚起步时的“矫枉”之得与“过正”之失，不仅一直影响着前七子乃至后七子追求汉唐雅丽之美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且也引出了前七子乃至后七子宗汉崇唐心态拓展与变异的多彩多姿的风貌。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张佥都楷》：“国初诗家，遥和唐人，起于闽人林鸿、高棅。永（乐）、天（顺）以后，浸以成风……。”
②《杨慎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题为《升庵诗话》。此处引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卷四《胡、唐论诗》条中语。
③章培恒先生及陈建华《李梦阳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所谓‘性气诗’，也即讲理学的诗。程颢说：‘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性气之说为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④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商务印书馆景印上海图书馆藏本，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初版。
⑤突出“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乃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春秋》一书，是宋代理学家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如程颐著《春秋》、胡安国著《春秋胡传》、朱熹则据《春秋》义法，著《通鉴纲目》。他们都使“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更具有理学特色。
⑥“简严质朴”语，见之于张居正《杂著》（《张太岳文集》卷十八）。“简严质朴”是明代庙堂文化中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⑦(11)《明史》卷三百八十六《李梦阳传》：“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
⑧《尔雅》卷第六《释天第八》：“太岁在寅曰摄提格。”
⑨《空同集》卷二十。据法式善纂辑《明李文正公年谱》，李东阳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六月初九日。武宗正德元年（1506)六月初九日为其六十寿辰。由此可见，《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大约作于正德元年六月。
⑩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七有关李梦阳《江行杂诗》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