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构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三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1-0100-08
“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展现给世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尽管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面，但这一发展进程也和其他国家的同一过程一样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对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塑造和影响作用。
政治文化是有关公民心理、态度和观念倾向的一个综合概念。体系文化(system culture)、过程文化(process culture)、政策文化(policy culture)是政治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体系文化主要反映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对于体系本身的认知和情感，即对于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宪法性安排的态度与看法；过程文化反映政治体系成员对政治体系运作过程的认识与态度，特别是对于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度；政策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体系成员对于政府角色及重要政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倾向。地域型政治文化、顺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等不同类型则概括了政治体系成员在政治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和表现。①
同质性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明显地表现为地域型政治文化和顺从型政治文化，并经历了从地域型政治文化到顺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最近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伴随着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急剧变化，这些急剧的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政治的革命性变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这些急剧的文化变革促成了中国政治的革命性变迁。总体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经历了一个体系文化逐渐式微的过程，过程文化也始终未能得以确立，而政策文化则在当代中国得到了较为成功的构建。
积极的政策文化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民众基本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依赖于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肯定性评价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政策和具体实施措施，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逐渐培育和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现了政治文化的整体转型。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表现为明显的政策文化特色，即民众对政策的认知与评价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对具体政策的学习、讨论和宣传等相关活动形式则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表现出较高的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源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一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文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或转型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并将影响和塑造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轨迹和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还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并成为构建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最直接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成及形成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制度观念，进而影响了既有的制度文化，也使人们的生活期望和政治期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内部组织及相关制度的改革，也不断引发人们关于中国政治的多方面问题的不同思考；再次，主要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流动)等，也导致政治文化的多元化；第四，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社会上的传播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性。同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球化迅速扩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扩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推行，对于中国既有的制度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也对中国的政治与政治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冲击。促使中国政治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可能还可以列举出更多，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化，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无疑要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展开。
“也许没有一个词比‘多元主义’(pluralism)更能充分地描述世纪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变化的总体趋势。”②在日常生活层面，有西方学者将“对地方方言、历史、风俗和饮食的新的兴趣”看作“具有深刻涵义的不断增强的地方差异性的象征”。③这种多元性主要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基于地缘差异的文化多样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文化和政治文化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远不止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似乎所有问题都会引起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或者说，几乎所有问题所引发的争论都难以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争论。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的急剧变化而产生的新职业、新阶层也使阶层差异和群体差异迅速显现出来。不同阶层、职业、利益群体的相同、不同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的观念与态度，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断界定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与特征。
在多元性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反政治”(antipolitics)倾向。“反政治”不是反体系，也不是反政府。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还存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间程度不断变化的差异甚至断层。由于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反政治”倾向，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强的社会自信，民间文化常常回避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互动频繁，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并且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则是模糊的。
改革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政策文化的内容，在保持政治文化同质性这一基本特征的同时，也使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三十年来，由政府主导的各项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民族的士气，也提升了国民的自信心，使过去主要由政治动员所激发出来的民众乐观情绪转变为基于现实生活改善的实实在在的满足感。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9年的澳门回归，使国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获得了新的基础和内涵。近年来不断变化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使基于国家意识和国家一体感的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目标成为官方与民间政治共识的一个稳固基础。与此同时，对于腐败的态度也成为民间与官方的另一个最具共识的领域。近年来官方不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不仅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也扩大了民间与官方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共识基础。体系内在国家统一和反腐败问题上所存在的广泛共识，无疑为体系抵御和应对各种压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现状相容，同时能有效促进中国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政治文化特别是体系文化和过程文化，引领中国突破寄希望于文化变革摆脱政治困境的惯性思维，也避免使国民在不同文化的转型间困惑和迷失，并以此为契机实现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长期目标。
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构建稳定和明确的体系文化是有效促进政治转型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有助于保持政治稳定的必要前提。
(一)体系价值
体系价值是促进和维系共同体完整和统一的观念与准则(有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赋予共同体存在的意义与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是国家的宏观体系价值，但是在不同发展时期，这一宏观价值的具体内涵则随社会发展和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来，经历了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体系价值所发生的积极调整。通过体系价值的积极调整适应国内外的期望，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体系价值的确立，应首先建立在对既有体系价值的充分、理性的认识基础上，并确立对体系价值的尊重、自信和信仰。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明确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其基本内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的体系价值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清楚界定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道德守则，而体系价值需要一整套相应的制度设计。适宜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体系价值的实现，它本身就是体系价值的一种体现。体系价值需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持，而体系价值也应该能够促进社会的核心价值。
(二)政权合法性
合法性或政权合法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基础，并表现出不同的时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胜利后建立的，暴力革命成功是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通过培育共产主义理想和确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来巩固政权合法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策的亲民色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也已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合法性是一个需要不断培育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一劳永逸。持续、有效的合法性基础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已有的制度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适应和满足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要求。一个合意的和可行的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政府权威本身的横向关系。④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涉及政治公平的价值，即制度设计应有助于实现政治公平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公平、政治公平等价值在平均主义的口号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和保障，但这种平均主义价值观与政治公平还有很大距离，或者说这种平均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无差异感和平等意识，而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则长期存在。中国政府今天提出将社会公平作为其政策目标，实际上可以看作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积极回应，而政治公平也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推动。第二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问题。历史上，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由对道德秩序的信仰来维系的，对道德秩序的维护赋予政府合法性，而道德秩序的存在则使民众获得了安全与祥和。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调整。传统的道德秩序已经不能为合法性提供依据，政府的合法性则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与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一个负责任和回应性的政府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方面的问题关乎权力的分割和权力的横向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将腐蚀政体的合法性。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实践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并因其在决策效率和获得一致性方面的优越性而成为一种制度传统。近年来，对于权力的横向制约日益受到重视并初步形成了相关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政府在法律和其他被接受的规则和程序内运作，还使权力的使用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
合法性据以确立的共同价值的产生必须吸收历史与文化传统。舆论宣传和引导也是各国政府常用的为其合法性提供支持的重要方式。绩效只是政府有效性的一个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建立有效的体系自我更新机制，建立能够体现和促进体系价值的具有亲和力的政治机制，则是培育正面和积极的公民体系文化的关键。
(三)明确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权利与义务问题是一个与责任有关的重要问题。对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都暧昧不明。在中国现有的制度规定中，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相关法律中作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则缺乏具体规定，特别是其义务一般体现于政府自我承诺的政策目标和执政理念中。但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在政府方面还是在公民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政府方面，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的迅速扩展，中国政府今天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复杂的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也不断重新定义着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来自不同方面的分权要求又在不断削弱政府的宏观领导能力，减少了政府可以用来支持相关政策贯彻、执行的资源和手段。在公民方面，公民权利意识膨胀而拒绝承担相关义务，在近年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需要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严肃的思考。
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明确区分政府责任与社会(公民)责任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并有助于为公民提供一个比较客观和可信的政府评价参照标准。尽管政府责任不同于公民责任，但在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政府责任的履行常常需要以公民履行责任为基础。因此，公民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对于塑造和形成对于政治体系的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今天的中国，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义务意识却有逐渐式微的倾向。同时，由于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义务显然不能涵盖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要求，有些义务还是不容易被意识到的。因此，有效发掘中国传统资源和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通过符合实际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和教育方式，使义务意识成为现代中国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才可能在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秩序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
构建稳定和具有连续性的体系文化，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是构造成熟、稳定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必然要求。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诸如制度设计等方面的根本问题，还要求今天的公民应成为具有完备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和成熟的政治心态的合格公民。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体系文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成熟、稳定的体系文化的培育和形成，需要公民了解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并在参与中获得和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还需要建立在均衡的过程文化基础上。
(一)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
公民意识的产生是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传统政治转型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公民意识所内涵的个人自由与平等的需求指向以及对个人社会义务的认可，实际上既伸张了公民作为个体的权利，也要求公民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意义上，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符合体系要求的合格者就一直是国家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要求更加具体也更具有时代特性。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1983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对思想战线工作者提出了“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要求。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中对全国人民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从此，“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成为体系对共同体成员提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此外，在不同时期，官方重要文件中出现过“‘四有’社会主义新人”、“‘四有’新人”以及“‘四有’公民”等不同提法，反映出对共同体成员自身属性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富有现代含义的变化。
1986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公民意识”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培养“四有”公民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公民道德的概念虽然与公民意识存在重要的差异，但已经涉及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的若干基本内容。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公民意识”的内涵体现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在公民意识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之间建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系，实际上更肯定了公民意识之于这些政治价值的基础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对“公民意识”的理解和使用上的变化，还反映了对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跨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共同内涵与价值的积极认可。权利与责任(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共精神、自主理性等，即使对于富有“中国特色”的过程文化构建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使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意识的讨论成为可能，也提出了中国公民应具有怎样的公民精神的迫切问题。从今天中国国民普遍具有的精神素质来看，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精神差距最大同时也是中国公民亟须学习和培养的素质，主要是妥协、宽容和合作精神。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妥协似乎是一个与软弱、退让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并可能与“面子”、“骨气”等传统价值相悖。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较长时间的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对立和对抗意识，从而难以使妥协精神成为一种公民精神特质。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以其他因素为基础的社会差异和分歧的不断扩大(如阶层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问题等)，使得利益冲突成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现象和问题，因此就需要相互冲突的利益攸关方具有达成适当妥协的意愿和能力，并以此维系体系的稳定。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还是重要的公民美德，并有助于凝聚和扩大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团结。此外，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国公民特质中需要加以强化的另一个重要品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日渐开明，人们也需要认真思考如何使用自由权利的问题。社会责任意识应成为合理使用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准。对权利的使用一方面要以尊重他人权利为前提，即要重视权利的相互性；另一方面，行使权利时还应具有敢于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并以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团结为前提。
批判性思维是有助于体系正常、有效运作的一种思考习惯和能力。虽然关于中国人的传统认识一般将唯唯诺诺看作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特质，但中国人同样也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甚至常常出现批判性思维过剩而建设性思维不足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急剧变动过程中的社会来说，中国民众的这种思维特点导致民众缺乏对体系和现实生活的必要的基本满意度和满足感，使怨怼、抑郁和愤懑等不良情绪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公众情绪。譬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被剥夺感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人群中，从而使体系处于频繁的、持续的变革压力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将造成国家和社会能量的虚耗，也使民众无法培育和获得平和安适的社会心态，并在焦虑、浮躁的社会情绪中对体系造成持续压力，极易导致社会极端行为。
妥协、宽容和合作精神以及对社会责任伦理的坚持，只能孕育和形成于温和、敦厚的国民精神气质中。稳定、健康的国民心态和积极、谨慎的公民精神，是构建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有助于公民获得一种理性、和谐的生活状态。
(二)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
在参与过程中磨砺和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已经成为得到广泛认可和肯定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既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并初步确立了保障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政治参与逐渐为群众运动所取代，而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建设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参与得到了明确的制度承认和鼓励，在很大程度上启蒙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公民意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体系中的价值分配结果，使自己获得与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从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众参与实践的历史来看，普通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基本都是与个人或群体特殊利益相关的问题，视野还没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公共问题领域；同时，民众的参与有时还表现出缺乏理性和情绪化的特点，恶性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参与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与民众参与经验和公民素质有关，更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参与制度的迫切要求。“公民教育和公民精神就是体制教育的结果。”⑥
民众参与的过程还是普通民众与政府权威建立有效沟通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使民众的利益要求传递给决策者和政府相关部门，还有助于民众更了解这些部门的运作过程，了解政府决策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特别是认识到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远比某个个人或群体利益要求更为复杂的利益因素，从而更能体恤和理解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还有机会发现公共权力部门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低效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和问题，并通过现有的参与渠道履行公民的监督职能。
公民参与的过程也是决策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逐渐适应和习得如何与日益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打交道，习惯于倾听和尊重民意，对民众的合理吁求积极回应，从而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和发展趋势的负责任的回应型政府，并使培养积极的过程文化成为可能。
社会的急剧变迁给政治体系造成了空前的变革和适应的压力。对于处于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之中的中国而言，民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民众通过参与可以使自己有机会成为制度改革、调整和设计的参与者，使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在制度改革、调整和新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得到协调和整合，从而使制度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价值，更贴近民众与社会的现实需求，更能保障民众的公共利益，使制度取向更具有现实关怀，也更友善、更具有亲和力。同时，普通民众对制度塑造过程的参与，将有助于使民众产生一种对制度的积极认同和自觉遵守，并因对“我们的制度”的骄傲感而增强对体系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培育公民精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公共权威都需要耐心、克制与勇气。公民参与过程中的挫折和参与给体系带来的压力，都需要普通民众和公共权威理性应对。事实上，普通民众和公共权威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同情心，扩大道德共识，积累和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本身就是积极的过程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容地选择了一条稳健的渐进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改革带来的各种不可预测的可能风险，使不同的改革措施有可能相互观照、配合和补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效能，使每一阶段的改革成果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支持和基础。
“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稳定”这一价值的偏好，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策略选择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塑造。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秩序与美德一直都是重要的主导因素和价值，并被视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迹象(democratic inklings)。⑦在现实政治中，秩序体现为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稳定的渴望。由于特定的历史与经验，中国人一直将稳定与秩序作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追求。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稳定需要依赖贤明君主克制私欲，虑心修德，以造就所谓“野蛮的太平”⑧。但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伴随着公民自由的逐步扩大，而人们的另一项重要价值——稳定——则需要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文化中产生并得到保证。
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外部介入、国际化、市场化、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完全自治的组织和机构的成长，甚至广泛的政治权利的发展，其重要性都不及中国在经历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迁时保持稳定。⑨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目标。要避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剧烈动荡，在政治稳定中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国政治及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理性面对文化及制度传统。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说法，“China is China”，指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而中国的独特性被认为在于中国的传统。实际上，中国的独特性更在于它要面对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传统：一是中国古代传统，一是近代以来直至今天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传统，不仅包括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典与道德行为规范，还包括近代以来直至今天的不同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的责难始终不绝于耳。似乎与此矛盾的是，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复兴传统的热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本身始终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对传统的尊重意识，也削弱了传统凝聚社会、维持体系稳定的重要功能。就如钱穆先生所言，“但若全部传统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⑩。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反价值”倾向，“反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或至少是一种惯性思维，从而使得今天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既要面对复兴传统、积极利用传统资源的现实要求，也无法回避“反价值”、“反传统”的传统，其中后一种传统因与现实政治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系而需要更加谨慎处之。在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后，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更加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之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努力实现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与联系。
今天，变革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创造机会与可能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任何剧烈的革命都因其高昂的社会与其他成本似乎并不受欢迎。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变迁也需要摈弃不合时宜的革命心理，以创造性智慧发掘两种不同传统的积极因素，使政治文化在继承不同传统的基础上为政治发展提供可靠动力。
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中国政治文化将日益融入更加积极的文化成分和观念要素，从而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同时，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支持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选择。“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11)的确，只有摒弃对传统的抱怨和排斥情绪，尊重传统，重新认识和把握传统，使中国民众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结构相适应，才能既维系社会规范，又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以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回应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稳定、和谐并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2)。
注释：
①Gabriel A.Almond,Russell J.Dalton,G.Binghann Powell,Jr.,and Kaare Str
m,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A World View(Updated Eighth Edition),New York:Pearson/Longman,2006,pp.46—52.
②Cheng Li,"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Reform Era",in Shiping Hua,ed.,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989-2000,Armonk,NY:M.E.Sharpe,2001,pp.219-245:219.
③Elizabeth J.Perry,"Partners at Fifty: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titled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9.
④Yun-han Chu,and Yu-tzung Chang,"Culture Shift and Regime Legitimacy:Comparing Mainland China,Taiwan,and Hong Kong",in Shiping Hua,ed.,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989-2000,Armonk,NY:M.E.Sharpe,2001,pp.320-347.
⑤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38.
⑥魏健馨：《和谐与宽容：宪法学视野下的公民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⑦Suzanne Ogden,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5-56.
⑧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⑨Suzanne Ogden,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6.
⑩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12)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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