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苏两国教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中苏论文,思想论文,主义教育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369(2006)03-0022-05
与杜威(John Dewey)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并不予以足够的认同，但却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学者。”① 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对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②“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首次使这一美国本土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美国走向世界，因而使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的头号功臣。因此杜威的哲学和伦理学无可争议地构成了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乃至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最重要的篇章。”③ 可见，杜威在世界现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杜威的影响远及世界许多国家，他的著作被各国学者争相译介。据杜威研究中心统计，从1900年到1967年间，他的著作被译成35种文字，共出了327个版本。④ 此后，还有更多的版本推出。
对于世界诸多国家，中国和苏联所接受的影响是巨大深远而颇有特色。在当时，一个是贫穷落后，正在革新求强的大国，一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本人曾以十分浓厚的兴趣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亲自带团到苏联考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尽快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杜威与中国更有不解之缘。在中国有膺服其思想学说的弟子，“五四”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论无疑促进“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比较研究杜威对中苏两国教育的影响，对于杜威的研究和中苏两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杜威对中苏两国20世纪20、30年代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
有学者指出，一种思想学说在异域能否发生影响以及发生影响的程度一般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是该学说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其二是该学说满足文化传播所涉国社会需要的程度；其三是这种学说与它传播地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⑤ 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能对当时的中苏两国以极大的影响，也应具备以上三个条件。
首先，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就其经验论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真理观尽管在其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且其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及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维五步法的方法论，强调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强调了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其教育学说，则是针砭传统教育而建立的现代教育理论新体系，强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本身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合理因素。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利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痼疾。
其次，从中苏两国当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时代最强音。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与“五四”新知识界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动、实效的哲学精神，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价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曾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他还说“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⑥
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残留着浓重的农奴制的影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此时，俄国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教育体制陈旧、腐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工农子女很难到中学和大学里去读书。到1897年，俄国9～49岁的居民中，文盲占72％。列宁1913年曾在《论国民教育的政策问题》一文中写道：“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⑦ 十月革命后，苏俄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其首要的就是进行教育改造，从本质上改变沙皇俄国遗留的旧教育和旧学校，建立符合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新教育和新学校。基于此，苏联教育家则热心宣传介绍并借鉴美国的教育经验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因为在当时，用列宁的话来说，沙俄遗留下来的学校则“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学校。”⑧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生活教育和儿童中心的新教育观念等正是苏联当时改造传统教育所需引借的。同时，苏俄政府需要对沙俄学校进行民主化和世俗化改造，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是一面主张教育民主的旗帜。另外，从表现形式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视劳动教育、重视职业教育的教育观与马克思主义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苏联初期在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时，选择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且予以极大的精力深入开展了实验研究工作。
应予指出的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能在中苏两国产生重大的影响，除其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及与中苏两国20世纪20、30年代社会需要契合之外，中苏两国知名学者的不遗余力的介绍、宣传，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杜威中苏两国之行“现身说法”的影响力同样需要予以足够的估计。
二、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女儿露茜(Lucy)到日本游历讲学，此事很快被其在中国的弟子和学者们所知。于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教育团体致函盛情邀请他来中国讲学。从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乘船抵上海，至1921年7月离开北京回国，杜威的中国之行共计2年2个月又12天，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北京、上海、天津等14个省市，作了大小演讲200多场次，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杜威演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再加上他的哥伦比业大学毕业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极力宣传，使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对此，学者吴俊升指出：“中国教育所受到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予外国教育影响之大，也以中国为第一国。”⑨ 确实，在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还没有哪种教育思想能同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影响相媲美。
从总体上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
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在制订过程中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一些弊端，于是，学制改革呼声日渐高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为1922年学制改革指导思想。
1.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学制改革过程的关键环节
这次学制改革是一个由全国教育会联合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从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提出动议到1922年最终完成，历时7年。其中，有两次会议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是1919年的第五次会议，一是1921年的第七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1919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举行，杜威出席了该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议案，充分体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该建议案指出：“从前教育，只知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⑩ 这里的废止教育宗旨，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本能、个性充分发展的建议案，充分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的“生长论”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1921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会议是新学制草案的决定性会议，时正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抵临会场，着力宣扬实用主义观点和美国优点，“对会议进行，贡献颇多”“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今后全国教育者，实非浅鲜。”这次决议案确定了6项学制标准，形成新学制的基本框架，为最终形成新学制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2.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
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一)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11) 可以说，这几条标准充分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七条中，第(一)、(四)、(五)条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社会和儿童生活的紧密联系。第(三)条则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以儿童为中心”主张的反映。(二)、(六)则体现出实用主义教育民主性思想。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看，新学制“六三三”分段法，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注重天才和特殊教育，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等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明显影响。
总之，新学制改革反映了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它的颁布，改变了旧学制“不管社会需要，不管地方情形，也不管学生的个性”的“三不管”弊端，标志我国现代学校体制基本确立。由此可见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巨大影响。
(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
这主要反映在杜威弟子及其他学者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改造上。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之前，中国的新教育理论主要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后，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运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说明教育问题，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
作为教育思想热烈传播者，杜威的弟子蒋梦麟不仅仅停留在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理阐述上，还十分注意运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对于“学生自治”这一养成学生独立精神和团体生活的自动行为，蒋梦麟看来是“教育即生活”的体现，办学者应给予热情鼓励和提倡。胡适则在治学方法上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显然就是脱胎于杜威的思维五步法。
陶行知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17年归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1919年提出“教学合一”到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陈鹤琴虽不是杜威及门弟子，但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鹤琴191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便从事教育工作，从1919年任南京高师教授到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再到1940年创办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他不断进行实践上的开拓和理论上的创新。“和杜威一样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12) 把从杜威及其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改造为“活教育”理论。
(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适应儿童个性发展需要和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这些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课程、教材和教法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课程方面，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6大门类，实施综合性课程。高级中学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注重教育生活性及重视儿童个性发展的主张。
在教材方面，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民间团体纷纷建议小学应改用白话文课本，稍后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须用白话文编写。同时期儿童读物大量出版，儿童文学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等。无疑受杜威的平民主义观、儿童中心观的影响。
实用主义对教学法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其突出地体现在设计教学法等教学新方法传入中国并流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根据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所创立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该方法于“五四”后传入中国。首先在江苏一带试行，为俞子夷等大力提倡。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该方法创始人克伯屈访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介绍设计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的推行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传入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五四”以后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最主要影响。其影响深度正如香港教育学教授福斯特(Lancelot Foster)指出“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控制和指导”。(13)
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苏联早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澳洲教育史家康纳尔曾指出：“在1928年访问苏联之后，杜威立即记述了他的观感，他认为美国的影响在1922年和1923年的苏联达到了项点。”这与中国的情形有着惊人的一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确实对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教育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的活动
早在十月革命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俄国传播并开展实验。1911年，沙茨基与其夫人沙茨卡娅在卡卢布省开办一所名为“朝气蓬勃生活”的劳动夏令营，每年接受60—80名8—16岁的儿童前来度假。在创办者看来，夏令营冲破了沙俄教育制度普遍存在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使儿童能从中获得本应得到的活动权利，并承认该教育实验受到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以满足儿童的兴趣来制定一系列儿童工作的计划和大纲。“朝气蓬勃生活”的劳动夏令营成为十月革命后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的前身。
1919年，经过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批准，沙茨基建立了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并主持工作。实验站由多种多样教育机构组成，包括6所幼儿园、12所第一级学校、4所第二级学校、2所寄宿学校、3所人民文化馆、1个农场以及教师讲习班和教师讲习会等。建立初，就把工作定为：同广泛的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儿童实践；教师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进行的讲习；实验分析、为科学研究准备材料、环境研究等师生共同研究的工作以及组织教师在广大居民中开展的宣传工作。根据杜威把“童年还给儿童”的教育原则，沙茨基提出了“劳动可以成为儿童生活的基础”的主张，要求给儿童充分劳动的机会。同时，还认为教育过程，并不都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在学校中进行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因此，在沙茨基的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教育内容还包括多种多样的劳动，如工业劳动、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如：参加扫盲工作、科学知识普及、农业集体化宣传活动、节日庆祝活动、市政建设和农村绿化劳动等。儿童能胜任的为学校服务的劳动一般被看做劳动教育的开端，如打扫教室、清除墙壁灰尘、修理破损的课桌椅、张贴图画、照管室内植物、劈柴生炉子等。
实验站是苏联迈向新的劳动学校的探索，其教育活动充分体现了杜威“社会即学校”“教育即生活”及“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28年，杜威访问苏联时，亲临实验站，认为这是“一个广泛的和集中的教育实验站，为苏维埃俄罗斯农村制度提供各种设施和方法”。并深感满意。
(二)综合教学大纲的制定和综合教育学法的普遍采用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普通教育方面进行了以“综合教学大纲”著称的教学改革。1924年，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发了第一级学校(1—4年级)教学大纲。这个大纲完全打破了学科界限，教材不按照课程进行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即单元)组织教学，例如“农村冬日的生活和劳动”“城市和生活”等。每一单元主题又从自然(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劳动(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社会(人和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展开进行。1925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发了第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5—7年级)教学大纲；1927年又印发了第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8—9年级)教学大纲。第二级学校教学大纲保留了分科教学的课程结构，分列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俄语、文学、地理、外语等课程，但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要服从共同的综合性主题，贯彻综合教学的精神。这次“综合教学大纲”出台目的就是改变沙俄遗留的教育脱离社会，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病，充分体现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社会需要的一致性。综合教学大纲一直实施到1931年。
随着综合教学大纲实施，学校在教学方面相应地采用“综合教学法”即“单元教学法”，实则是克伯屈设计教学法的搬用。学校的教学根据单元来加以设计，取消了班级授课，废除教科书。例如，关于“火车”的单元设计，学生通过学习蒸汽机如何运转，结合实际描绘铁路延伸范围来获得一些物理知识，通过学习燃料获得一些化学知识，通过写旅行报告来培养写作能力。(14) 此外，学校还采用了“分组实验法”(即美国的“道尔顿制”)进行教学方式改革。1929年，美国教育家克伯屈访问苏联，进一步推动了“设计教学法”在苏联的影响。
可以说，与旧的沙俄学校的教学大纲相比，综合教学大纲与综合教学法更新了教学内容和方法，确立了学校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表明了与死教死学的旧学校制度彻底决裂的精神，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和长时间大范围的推行。对此，1928年来苏联访问的杜威本人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苏维埃教育突出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使学校活动与校外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而且在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把教育制度组织起来的事实。”(15)
四、余论
从1919年5月，以杜威来华讲学为契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达到高潮。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西方的社会制度、理论观念在中国人们爱国反帝、救亡图存的理念冲击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此背景下，盛极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热潮开始回落，教育界奉实用主义思想为圭臬的局面开始改变。接着，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国民政府，不久又公布了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一党专制的需要及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定，进一步冲击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这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轰轰烈烈地宣传推介，逐渐演变成中国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在综合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法实施后不久，苏联许多教师和工农群众已对综合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法提出了反对意见。1931年9月苏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以及各科教学都应该在严格规定和缜密制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按照精确规定的课程表进行，反对采用“设计教学法”等。以此开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苏联教育界受到批判，不少苏联学者发表文章把苏联教育在20年代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算在杜威实用主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头上。在20年代苏联教育改革中赞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克鲁普斯卡娅，在1931年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新方法源于西欧、美国，我们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没有对它加以检验，没有认真加以研究，把各种方法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认为‘设计教学法’是唯一的、万灵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未受过检验。……结果我们只是盲目地照搬德国的方法、美国的方法，那就一点好处也没有。”(16) 在1937年后近半个世纪里，受“托洛茨基审判案”及以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苏联的影响黯然消退。
都是在20世纪20、30年这一革新教育制度和转变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以极大的热情引进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苏联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引进是在推翻沙俄制度后，作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制度对旧教育进行改造所需要和选择的。而中国的当时是在推翻封建帝制后，需要一种崭新的教育体系来改造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同时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机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引进既是“教育救国”教育价值选择的需要，也是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需要。在两国，对杜威教育思想引进和实验先有本土教育家的努力，继而充分体现在政府决策和教育制度的确定上，并且都衍生出批判传统教育的新教育理论。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苏两国，国情尽管并不一致，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却曾成为两国教育变革的主要指导思想。这说明杜威教育思想的普遍价值所反映的教育改变和发展的时代旋律，尤其是在摧毁封建旧教育方面显得相当有力。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教育上的千古不解之题，而且他的理论针对时弊却不乏偏激。为了解放儿童而否认教育目的、提倡“儿童中心”和“做中学”；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用社会活动和劳动取代系统的知识传授，从而在事实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许是其影响在中苏两国20世纪20、30年代后热浪冷却的内在根源。
实用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中苏的影响及其之后的消沉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苏两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传统，不可能长期地用一个外来理论不加改造以来指导国情。由满腔热情、轰轰烈烈地宣传引进，继而步履坚实的本国化实验探索和改造创新，这正反映了一个成熟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
注释：
①Bertrand Russe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5.819.转引自：美国精神的象征·绪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刘放桐.代序，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A].孙有中(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社，1997.
③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3.
④Jo Ann Boyolston with Robert L Anelresen,Comps.and eols,A checklist of Translation,1900-1967( Carboneldeio Southen Illinois Univesity press,1969) ，转引自：美国精神的象征·绪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⑤元青.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1，(2).
⑥艾思奇.二十二年来这中国哲学思潮[A].艾思奇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62.
⑦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10.
⑧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⑨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844—845页.
(11)《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政府公报》第2393号，1922-11-02.
(12)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350.
(13)[加]许美德，[法]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5-76.
(14)康纳尔(著).张法琨(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37.
(15)布里克曼.约翰·杜威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的世界墨西哥—中国—土耳其的印象[M].1964年英文版，第88页，转引自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34.
(16)卫道治(译).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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