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意义与困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内涵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时贤已经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范围、内涵、意义与困限等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厘清。
一
笔者注意到，在有关讨论中，人们虽然都在谈论“文化保守主义”，但其所指却并不太一致，有的过于宽泛，不仅将“国学热”全部看作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而且甚至将“后现代主义”也入于其列。有的论者则否认存在着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这就牵涉到如何恰当界定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
如所周知，文化保守主义最早产生于西方启蒙运动中，其基本特点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及其由此带来的人性的疏离、意义的迷失等问题。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总是难免面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突，因而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归成为非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注重价值理性之外的另一个鲜明的共性。正是有见于此，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时曾经指出：“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1〕当然， 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传统为依归并不意味着根本反对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思潮，毋宁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代表了一种寻求不尽同于西方式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
从理论上讲，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以弘扬价值理性的普遍意义为自己的理论旨趣；第二，以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价值归属，并由此主张以保守传统作为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定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有可能因标准过严而不切实际。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对文化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整体特征进行把握不同于甄别某个特定对象是否文化保守主义者。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某些并不真正以中国文化传统为自我最基本的价值归属者事实上也加入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大合唱。第二，由于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是与全盘西化激进主义思潮的衰退相伴随的，一些论者正是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保守”特征并由此被引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同道。因此，立足于整体把握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本文主张不仅将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典型特征者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将主张以回归传统为谋求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及在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中明确倡言未来中国文化应走保守主义之路、并且至少不明确申言不以民族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者亦一并归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阵营。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涵或表现。
第一，出现了“话语转换”，即放弃“激进话语”，转而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最为鲜明的表现。如所周知，中国的近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历史起点的，中西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时代势差决定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必然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因此，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占有过重要的地位。尽管它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对比起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文化保守主义来，西化派无疑具有更为显赫的地位与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在一定的意义上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在反省中国大陆80年代的文化讨论时，有的论者曾经将其基本格调依然概括为以全盘西化为主体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一归结虽然不足以反映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的全貌，但也的确抓住了其中全盘西化思潮依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样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这种状况在90年代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出现了带有整体性倾向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几乎无人再公开声言走全盘西化之路；另一方面则是许多论者主动宣示自己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并由此激烈批评“文化激进主义”、重新反省中国文化特别是其近现代化历程。在这种“话语转换”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李泽厚先生。如所周知，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他提出了“西体中用”的主张，表现出了温和的西化倾向。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李泽厚却自觉地进行“话语转换”，提出了“告别革命论”，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革命均归结为“激进主义”并予以贬斥，认为中国早就应当走“改良”的道路〔2〕。 与此同时，他还公开声言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同于港台新儒家的“新儒家”〔3〕，从而清楚地表现出了力图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任的理论自觉。
正如李泽厚先生自我声言的那样，他所标示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的确与其他“自本自根”的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异（下文将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作为一个在当代中国有着相当影响的著名学者，李泽厚从倡导“西体中用”到明确标示自己的“新儒家”立场，却正足以典型地表征当代中国文化讨论中从全盘西化高涨到保守主义兴盛的转变。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自90年代开始，文化上新保守主义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显然，这是一次文化气质的大转型，对此一巨大的转变我们已有了明确的感知。”〔4〕
第二，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呼应，公开倡导在当代中国大陆复兴儒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新儒家“复兴儒学”的基本主张不仅在历史上而且时至80年代的文化讨论，均遭到过猛烈的抨击。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与长期以来的反孔、批儒、避“儒”惟恐不及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不少在大陆马列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又开始自觉地以孔家的现代传人自命。在其中，既有人在境外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人在大陆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家的旗帜”；既有人早就以港台新儒家的“门墙”自任并自觉地回应大陆学术界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也有人强调要在海外新儒家已经完成对传统儒学的“哲学文化诠释”的基础上，在大陆完成“对传统儒学作创造性的政治法律转换”的任务。上举李泽厚先生虽然明确申言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但也依然以“新儒家”自认。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复兴儒学”说已经俨然成为一派显学〔5〕。
第三，明确肯定“中体西用”的文化立场。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纲领，“中体西用”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甚至来自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自身。如新儒家中的贺麟等老一辈、杜维明等当代后学均曾经在自觉的理论层面对它作过批评。但是在9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有的论者却对“中体西用”论作出了全面的肯定。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中体西用是“近代史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在挑战应战的发展模式中，还有什么命题比中体西用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课题并作出了正确决策？”为此作者倡导“为中体西用正名”，并劝导人们“在中体西用的命题下驻足沉思”，以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建设中用中体西用“继往开来”，“统一现代化的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创造”〔6〕。
二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既有其共同的一般特征，又是一个松散的复合体。值得注意的是，就其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动源来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倾向，即主要是主动依归于民族传统的自本自根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主要是依循于西化逻辑而采取“保守”策略的文化保守主义。了解这一点，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复杂性的认识。
所谓“自本自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指或者通过对自我生命存在之文化氛围的体悟或者在新儒家等中国本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启导下，主动、自觉地依归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本文前面论及的或服膺于港台新儒家或揭举“大陆新儒家”之旗帜者，均可看作是自本自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另外一类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实质上是遵循了西化的逻辑，因为西方保守主义在冷战后的重兴，因而也主张在中国采取保守主义的文化策略。由于人们目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多集中在前一类，而对后一种情况似尚无人论及，本文接下来将集中对依循西化逻辑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一论述。
笔者认为，这一类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正是前文已经论及的李泽厚先生。他之所以会依循西化逻辑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立场，又是与其一贯的思想倾向相关联的。如所周知，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论，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如他自认的，西体中用正是要在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它既不像全盘西化那样极端，也不像中体西用那样依然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归，而是既把对“现代性”的注重摆在首位，同时也多少注意到了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由此，西体中用可以说是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文化倾向都具有了某种联系：它既以对“西体”的强调与西化派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内在一致，又以对“中用”的认可与文化保守主义具有了某种可能的关联。就其基本理论立场而言，尽管它具有折衷中西的倾向，但由于它更强调“西体”，因而将它归入温和的西化派显然是确当的。
如前所述，李泽厚在90年代“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并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当然与李氏在80年代就有的折衷中西的文化倾向有着内在联系。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其话语转换的背后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温和的西化逻辑。如果说“西体中用”的提出多少表征了80年代中国学界依然残留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那么李泽厚90年代高举文化保守主义之旗则与保守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就世界近代历史的变迁方式而言，西方一直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之争。前者被认为是以法国革命开其端绪至苏俄革命集其大成，其基本特点是“激进”的革命。后者则肇始于英国光荣革命，至美国实用主义而趋于成熟，其基本特点是渐进的改良。苏东剧变被看作是宣告了后一种方式的最终胜利，由此西方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对“激进主义”的清算，保守主义亦随之重兴〔7〕。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先生也开始在国内清算激进主义并标举保守主义的旗帜。应当说，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暗合的关系。因为李泽厚清楚地知道：“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8〕在另一个地方， 他还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下世纪避免重复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又正是立足于对英国与法国不同社会变革方式的反思：“解决矛盾是采取英国式的阶级调和、妥协的改良办法（即所谓‘光荣革命’），还是采取法国式的大规模的暴力流血革命的办法，确实需要作一选择。我们过去都是崇拜法国革命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太大。”〔9〕不难看出， 李泽厚的有关思考与西方当代思想文化界对于“激进主义”的清算和对保守主义的褒扬遵循着同样的内在逻辑。因此，有理由认为，李泽厚先生之所以进行“话语转换”，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由于受到当代西方保守主义重兴的影响。而这正是李泽厚“文化保守主义”之象征符号背后依然隐藏着西化逻辑的明确表现。在这里，随着西方当代文化在其自身发展中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采取了保守主义的形态，在我国也出现了遵循着自由主义西化逻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实在是一种足以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三
文化保守主义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兴盛，不仅有其历史的缘由，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而言，亦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可以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前文已经述及，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就是以“以夷为师”为历史起点的。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进的特定历史时期，西化派以西方现代文化冲击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启蒙作用。也正是西化思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猛烈而彻底的批判，为消解传统文化中已经僵化的结构、舍弃其中已经腐朽的成分，从而为中国文化在现代的新发展廓清内涵空间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西化思潮对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西化思潮也有着致命的内在局限：以一种简易单元的心态来看待现代化，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并由此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意义。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不仅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以至社会动乱。应当说，现代新儒家批评全盘西化思潮使“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还是有其颇为中肯之处的。
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是一个包括“破”与“立”两个阶段或方面的完整过程。相对于这个完整的过程而言，西化派可以说是破有余而立不足。因而西化派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整个历史任务。在中国的社会发展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曲折而重新走上正轨之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加强，人们在对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进一步思考中逐渐摆脱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由此，人们不再满足于主要是以西方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为标准来改铸中国文化以使之“现代化”，而是对文化的民族性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希望以民族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长时间承受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冲击”之后，经过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化”来谋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保守主义在全民性的“国学热”的伴随下空前兴盛起来。
因此，可以认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代表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动。两者之间在当代中国的此消彼长，堪称是以曲折的形式表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重“破”到重“立”的整体性的历史转进。由此，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就具有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它有利于营造一个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社会性文化氛围。长期以来，人们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偏失，就是往往在自觉不自觉中以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标准为终极的价值标准，来论衡中国文化的是非优劣。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虽然确有时代性之异，但也不乏民族性之别。以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来论衡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往往把那些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均看成缺失。而与此相对应，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兴奋点则恰恰是文化的民族性，因而往往能够对那些为西化派所忽视或偏视的中国文化之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异民族特质作出肯定与阐扬。尽管这种肯定和阐扬之中也不乏偏颇之处，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的整体背景中，它却适足以以偏颇的方式为文化激进主义纠偏。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及其对西化派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既注意以现代性去批判民族性以剔除其糟粕，又注意以民族性去批判现代性以最终确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新文化并将中国文化的智慧精神贡献于人类，应当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次，它有助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好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前文已经述及，向西方学习无疑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西方学习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乃在于没有真正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往往不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现代建设的需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主动、自觉地分析、批判、择拣西方文化，而是或者在理性的审视之前即被动地承受西方文化，或者干脆主动、自觉地跟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既具有独异的民族特质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系统，不能挺立民族主体性并最终确立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而是希图以彻底抛弃民族传统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文化保守主义正是要在中国文化当代建设由重“破”到重“立”的转折性时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力图强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它对于促成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全民性自觉，应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有关理论缺失也已经有不少论者论及，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其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在困限提出批评。
第一是偏狭的文化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全盘西化思潮的直接理论对立面，可以说是表现出了与全盘西化论者相似的偏狭文化心态。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新儒家等早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完全认同、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基本思想纲领的充分肯定就集中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偏颇态度。一方面，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严辨“夷夏”，不承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中，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在整体上归结于“文化激进主义”。而事实上，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瞿秋白等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就与陈独秀不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实际偏失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批判继承”的理论方针之间也应当作出区分。至于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讨论中，以张岱年、方克立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更是表现出了更为平实、宽和与开放的文化心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归结为文化激进主义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可以指出的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开放程度甚至还不及海外新儒家的当代后学。即以上举两方面的例证而言，杜维明先生等就对“中体西用”提出过明确的批评，并倡导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展开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的健康互动〔10〕。这表明，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有着70余年发展历程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在其当代后学中已经发展出了相对成熟也相对开放的文化心态。比较之下，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显然包含了较多的情绪化色彩而缺少平正、宽和的理性成分。这不仅可以看作是在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既有立场上的倒退，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也只能是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文化反省主要是专注在政治层面。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显然有其意识形态性。特别是港台新儒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曾经表现出了十分直接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潮之中，相比较而言，远离现实政治舞台并专注于文化层面特别是文化理念的层面进行学理的探究才是文化保守主义更为主要的特色。
然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却主要是立足于政治层面来进行文化反省。不仅一些自本自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所谓“夷夏之辨”出发，主张明确拒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而且遵循西化逻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一仍西方的余绪，主要是立足于政治的层面来反省革命与改良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对于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而言，这种倾向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其一，对“革命”的贬损、对“改良”的垂青以及“告别革命”论的提出，其思想源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其中包含着否定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其二，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相关联，有人明确声言要通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姻，来“疏离”以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11〕。这就不能不给文化保守主义带来双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专注于政治层面并由此而荒疏“文化理念”层面的开拓，必将限制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建设所可能有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过强的意识形态化企图也将冲淡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意义并限制它在中国文化当代建设中所可能有的积极作用。
第三，过于强调“回归传统”，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主题——充分弘扬价值理性的意义与作用——却着力不多。强调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尽管是非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但强调以价值性来颉颃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则是文化保守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的更为根本的理论特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方面强调以民族文化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传统文化所注重的价值理性来反对工具理性的过分伸张，二者是融而为一的。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人们所能看到的则多是一种“回归传统”的躁动与情绪化的呐喊。在“回归传统”的象征符号被人屡屡在浅近的文化层面标示的同时，弘扬价值理性的意义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旋律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受到了冷落。我们不禁要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感到悲哀：如果没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高扬而只剩下“回归传统”的情绪化的冲动与浮躁，文化保守主义究竟何以贡献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因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尚待成熟的思想形态。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将以其对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批评而伴随现代化的整个过程〔12〕。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一起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而且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下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应当有责任在回顾反省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大势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扬文化保守主义之优长、克服其缺失，以更为成熟的理论形态，为建设既能充分体现中国作派与中华民族风格而又充分具有现代性的新型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注释：
〔1〕史华慈：《论保守主义》， 载《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
〔2〕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3〕参见《李泽厚答问录》，载《原道》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依归——90 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5〕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 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文，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
〔6〕参见《原道》第一辑，第31页。
〔7〕参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8〕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载《东方》1994年第5、6期。
〔9〕李泽厚、刘再复：《再论“告别革命”》， 香港《明报》1996年7月29日、30日、31日。
〔10〕参见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11〕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载《东方》1994年第5、6期。
〔12〕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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