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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圈之一：投入不足与严重浪费并存
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教育投资总量大幅度增加，但教育投入水平依然较低，经费短缺的矛盾仍很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分析，1991－1995年间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 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我国目前的水平。二是生均教育投入水平低。以生均教育经费与GDP 的比重计算的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近几年也徘徊不前。1991－1995年我国的平均生均经费指数为0.181，低于1990年的0.202；1995年人均GDP比1994年增长27%， 而生均教育经费比上年只增长21%。尽管90年代以来教育投入总量增长幅度较大，但由于在校生人数近几年继续增加，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生均教育投入的增长十分有限。特别是在低水平的总量投资中，约有85%用于人头费。在余下的约15%中，还要减去教育行政开支及学校办“社会”基金，七除八扣，剩下的才用于真正的教育投资。因此，我国的教育投资短缺，矛盾非常突出。
然而，浪费却特别严重，这主要表现在：
（一）结构性浪费。主要是指教育资源配置不当所造成的浪费。如果说我国的教育困境仅仅是投资总量不足，实际形成还不足整个教育经费15%的投资能力是片面的，那么对教育更可怕和猛烈的冲击，在于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方向，自7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出现了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初等教育相对萎缩的状况。（见表1）
首先看我国各级教育经费分配比例及其国际比较，表1反映出， 我国小学经费占总经费比例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成员国；中等和高等教育经费占总经费比例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成员国，这很典型地反映出我国教育内部资金使用方向上比例失调程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更为严重。
表1 各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百分比
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
1997 1982 (工业国)
初等教育
31 384944
中等教育
39 403137
第三级教育 30 22201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问题和立案》附件一《教育问题和前景》第3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从各级各类学校数目看，1977年以后， 高等院校数目急剧膨胀，1983－1985年连续三年，每年净增100所左右，一直到1988 年高达1075所后才稳住。与此同时小学数目在锐减，1977－1991年间，小学数量共减少315116所，年均减少21007所。1978－1991年包括中专、中技、 中师和普通中学在内的中等学校共减少104405所，年均减少7457.5所，其中初中共减少65757所，年均减少约4697所。
既然政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向高等教育，那么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如何呢？1.从高校师生比重结构看，不仅远远低于国外，而且还低于国内的基础教育（见表2）。2.从层次结构看， 高等学校办学层次不清。据统计，目前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都招收专科生，而且招生数量超过了专科学校的招生数；同时，专科学校则通过“联合办学”、“合作培养”等途径招收本科生，以便为升格作准备。这种状况不仅难于保证各自的教育质量，而且还会降低办学效益。3.从学科专业结构看，无论是大科类还是小科类重复设置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和教育成本增高。4.从市场需求结构看，学校和专业规模效益的实现与市场有限需求的矛盾突出。如近几年，一些行业部门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只占毕业生总数的60-80%。导致许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高校考生对热门专业的盲目追求，致使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
表2 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
中国 不足1∶4
美国1∶17以上
联邦德国1∶8
日本1∶12
前 苏 联1∶15
中、小学教师与学生之比
中国1∶17.7
其他发展中国家 1∶35
（二）规模性浪费。主要是指高等学校规模偏小及调整手段不力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一是我国高校规模普遍偏小，199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平均规模2591人，其中本科院校3418人，专科院校1388人，本专科学生规模低于3500人的本科院校有400所，占其总数的63.8%；低于2000人规模的专科学校有382所，占其总数的84.3%；二者合计782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72.4%。1995年，高校在校生均规模虽有所提高，但在1054所普通高校中，规模在2000人以下者有536所，占总数的50.9%。二是专业规模效益偏低。现在，不少专业每年只招一个班，专业平均招生47人左右，与专业的规模效益要求的60－90人差距较大。三是师生比偏高。近几年，虽经多方努力，全国高校师生比由1990年的1∶5.2下降到1995年的1∶7.3，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如1990年前后，美国四年制院校的师生比为1∶15.9，日本为1∶17.4，德国为1∶9.5，英国为1∶8.2，（注：马陆亭：《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第153页。）若加上专科学校，比例还会再低些。由于我国师生比例高，造成了高校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据国家教委近年对一些高校一学年的教学任务统计调查，其结果是：当师生比为1∶5.5－1∶7.0时，教师人年平均工作量为92－116学时， 如一年理论教学周数为32周（一学期16周），则周学时仅为3－3.6学时；一般基础课教师教学任务重些，年均工作量在150－200学时，平均周学时为5－6学时，专业课教师年均课时为50－80学时，周学时仅2－3学时。一些学校每学期安排教学任务后，有课的老师仅占专任课教师数的65－75%。不少的教师上学期有课，下学期无课。
（三）管理性浪费。主要是指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尤其是高校各项工作不匹配所造成的浪费：一是在高校管理体制上，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造成了重复设置、大而全、小而全、数量多、条件差、规模效益低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二是高校办学模式趋同，层次不清，职能不明确，无特色，不规范。许多重点大学同时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大专生，致使学校教师各种层次的工作交织在一起，精力过于分散。另外，专科办中专，中专办大专，大专办本科的现象，近几年越来越普遍。三是设备闲置严重，这里的设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校舍”，主要指教室、实验室及图书馆等，其二是贵重设备。首先从教室的利用率看，据调查，北京几所高校1992年生均教室面积为3.78平方米，其中有3所生均超过4平方米；几所专科学校的生均教室面积超过5.4平方米，其中有的生均面积超过6平方米。几所本科院校生均占有座位数平均达2.36个，几所专科学校生均占有座位数平均达3.42个。而美国加利弗尼亚州立大学（教学型）生均不足0.3个座位；德克萨斯A&M大学生均不足0.66平方米，约合生均0.5个座位。即在美国培养一个学生所需的教室面积为我国的1／5～1／7。其次，从实验室的利用率看，比教室还低。对某校基础课实验室调查表明：实验室一个学期中仅8周排有实验课；有课时每个实验室周学时平均为14学时，如按一 个学期平均计算，则实验室周学时仅8小时。 专业课的实验室利用率比这还要低得多。加利弗尼亚州立大学对实验室的要求是：低年级每周应有27.5学时，高年级每周应有22学时。根据规定，我国理工科院校生均实验室面积为8.2－9.0平方米，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生均实验室面积 仅为0.93平方米，相差8—9倍。其三，从图书馆利用面积看，与美国高校比我们也偏低。图书馆生均面积我国规定为1.82平方米，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生均面积为1.15平方米。其四，从仪器设备利用率看，据统计，全国高校仪器设备中，有20%处于闲置状态。另据有关部门对北京中关村地区部分高校5万元以上的3690种大型仪器使用率的调 查，年均开机率仅为400小时，不开机的约占40%。其五，管理不善，消耗性开支过大。有的学校有关部门不注意成本核算，对人、财、物的管理制度不严，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如水、电、财产等。有的学校的领导利用职权，以考察为名，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任意挥霍教育资金；甚至还有的领导不顾学校发展，巧立名目把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滥发补贴、奖金，甚至购买豪华住宅和小汽车等等。
（四）职能性浪费。主要指学校培养人才的规格不合质量要求和对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不足造成的浪费。这首先表现在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人才的规格质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存在差距。据统计，目前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非专业所长的比例已高达30%以上。主要原因：专业综合化步伐缓慢，对培养新型适用人才的专业设计不足；传统专业的口径偏窄，使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受到局限等等。其次表现在高校三大职能割裂倾向比较严重。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是当代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三者的共同实现和相互促进有利于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有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按科研50%、教学30%、公共服务20%的比例对教师进行考核，并决定他们的晋升。而在我国，上述三项齐头并进者仅占极少数。
怪圈之二：“教育不足”与“教育过度”相伴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最终源泉。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但又是人力资本相对贫乏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并且素质低下，因此需要开发的任务特别重。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介绍，我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数量达1.8亿人，占总人口的22.2%；小学、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各占37.1%、23.3%、8.0%；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4%。就业人口的劳动技能低，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中的农技人员仅有6.6人，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一般占职工总数的30%以上。另据有关资料介绍1984－1994年间，全国失学青少年总数已突破4100万大关，仅1994年，就有740万中小学生失学。 1993年北京市的保姆在50000名以上，其中1／3是学龄青少年， 仅四川一省，1992年就有近百万“读书郎弃学外流”。（注：《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2期， 第23页。）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教育目前还存在着严重不足。然而，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是，我国在一方面教育存在严重不足的同时，另一方面“教育过度”（overeducation）和“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d）也已露端倪，结伴而生。
所谓“教育过度”，一般是指劳动者通过教育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高出工作岗位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的现象。就目前而言，我国虽然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教育过度，但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的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大有滋生漫延之势。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是不少的高校和中专为了创收不顾国家计划和指令，任意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规格，给政府造成重大的就业压力。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都愿挤在现代部门寻找就业，而现代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如果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顾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盲目地迅猛地发展，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劳动者人数就越来越大于现代部门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数目，结果相当一部分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必定找不到工作。近几年，我国出现的诸多高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分不出去的现象，虽然有机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及国有企业不景气等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高等教育数量的过度扩张所致。二是低层次就业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闲置和教育资源浪费。一方面，由于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有限，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怀才不遇者只好屈身俯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作为用人单位也倾向于用那些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样，原文盲能胜任的工作由小学毕业生代替了；原小学毕业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由中学毕业生代替了；而原中学毕业的人能做的事现在被大学毕业生抢占了。由于求职者多于就业机会，因此，最容易失业的首先是小学毕业生，其次是中学毕业生，再就是专科毕业生。
教育发展的“过度”导致了知识失业，反过来，知识失业又助长教育的进一步扩张。为了避免低学历造成的失业危险和将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父母亲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拼命送去上大学，这样就又带来了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与此同时也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业的恶化。于是乎，政府只得又进一步扩张大学更高层次的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必然造成我国的资源配置不当，教育投资效率低下。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教育过度耗费了国家的大量的物质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近几年来，特别是《中国教育发展纲要》颁布实施之后，国家和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总量上作了很大努力，但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改观不太大。恐怕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不足”问题上，而对“教育过度”现象熟视无睹。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过度教育”只会给企业生产或机关部门带来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支出工资稍高，但决不会出现“过度”教育的劳动者比教育程度适当的劳动者对生产或工作的贡献更差的现象。然而，近年来，一些教育经济学家和工业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过度教育性质的劳动者可能更不适应他们的工作，从而造成对工作不满，工作不努力，进而对企业生产能力和工作状态产生负影响”。（注：秦宛顺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究其原因， 就在于过度教育性质的劳动者往往因为对其职业成就的希望不可能在一个知识和技能要求低于其自身实际水平的工作职位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这种希望包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自我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更大限度的自我实现等。因此，对于人口多、资金匮乏的我国来说，现阶段正确的教育发展战略，首先应该恰当地掌握教育资源流向初、中、高不同层次的分配比例，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即：如图所示的OB教育。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又比中学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得多，而中学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大学教育投资收益率高”（注：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超过OB年限，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从而，增加教育投资将产生负社会收益率。
怪圈之三：误导与误投共生
这里的误导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宏观战略上的误导。有不少人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和未来世界竞争的特点。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要重点发展高科技→高等教育；未来世界竞争的特点是科技的竞争→高科技人才的竞争→高等教育的竞争；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重点发展高等教育。这样一来，于是就在全国刮起了学校“升格风”。即：中专要求升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申请转为本科院校，一般本科院校要争培养研究生而申报硕士和博士授予权。近十几年来，我国高校盲目追求向高层次发展的欲望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不能说不是这种战略思想误导的结果。二是微观行为上的误导。有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伙同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为了办班和创收的需要任意扩大招生规模和拓宽招生渠道，乱做招生广告和乱发入学录取通知书。有的学校为了尽量能多招生，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到处拉生源，不仅不负责任地巧编乱贴招生广告，如什么“可降线录取、录取后可转户口、毕业后发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可推荐就业”等等，搞得学生家长晕头转向，而且还不惜花大本钱，派人到各个县市索取中、高考学生成绩和名册。有时正规中考、高考录取工作才刚刚进行，而不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就到了考生手里，使得考生及家长甚至包括老师都感到莫名其妙。
误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误投。即如前所述的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入了收益率较低的高等教育，而忽视了收益率较高的基础教育，导致教育投资效益低下，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二是学生家长误投。因为对于个人来说，高学历就意味着高收入、高就业，低学历不仅意味着低收入，而且还意味着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所以，学生家长为了将来使自己的孩子能尽量做到不失业或者尽可能地找到一份好工作，哪怕再困难也舍得花钱让自己的孩子多读点书。特别是对那些高考或中考成绩不理想的农村家长来说，只要孩子有机会上学，跳出“农门”，即使是背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由于学生家长本身存在这种心态，再加上前面所谈到的招生广告中所标出的诸多“优惠条件”的诱惑，学生家长自然而然地就不去关心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是否具备，“优惠政策”是真是假，学校正不正规，文凭起不起作用，只要价格便宜，并且能上学就可以了。这样做的恶果不仅给居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还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投资的“怪圈”问题的确存在并亟待解决。否则，它不仅会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严重障碍，而且还会给社会造成严重恶果。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调整教育投资战略。投入重点应依次是初、中、高，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多地投入基础教育。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而且还更因为高等教育只有建立在牢固的基础教育基础之上，才有它自身大厦的矗立。2.根据未来世界竞争和2010年前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布局教育结构。下大决心和大力气，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确立高教适度规模，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抑制高等教育的过度膨胀， 集中足够的高等教育资源重点建设好如211工程等大工程，以适应未来世界竞争的需要。3.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管理体系和机制，实行科学的教育管理，在注意开源的同时，切实注意截流，尽可能地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