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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科学判断，是党的十五大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这一科学判断突出了三个基本观点，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三个基本观点，既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时代意义作了深刻的论述，也从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高度，对如何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阐释。
一、从近2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要着重理解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把握这一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深刻内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也正在于此。
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出过极大的努力，也取得过显著的成效，在理论上的突出成果就是1956年4 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没有能够沿着正确思路持续地走下去。1958年以后，我们没有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上，以及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在经济建设实践上，遭到了如“大跃进”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回顾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深化理论探索的严峻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勇于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方针、政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整个国家焕发出盎然生机，整个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实践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们突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一些陈旧的理论教条的束缚，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产生新的理论飞跃。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热切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概括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经验、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还逐渐搞清楚了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不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而且还对实施这一宏伟蓝图的战略步骤和措施作了科学的论述。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基础，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实践不仅是形成正确的理论认识的源泉，而且也是检验理论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正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考验；90年代以来，我们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的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经过这一实践检验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理论。
实践是丰富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自身。党的十五大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全党的“庄严历史责任”提出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尊重实践，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对公有制为主体内涵的深化，在分配问题上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都有力地推进了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不是在书斋中、或从“本本”上演绎出来的，而是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不是某些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实践的科学概括。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全部论题和所有的着力点，都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理论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它并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探索的全部真理。邓小平理论将在我国各族人民的新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正是基于对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的理解，我们认为，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就是要把邓小平理论贯彻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去，就是要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同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难结合起来，就是要不断地用新的认识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二、从理论形成的现实条件来看，要着重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把握这一理论具有的时代性及其生机活力的根源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发展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在最初创立这一学说时就告诫过人们：“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述新原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8 页）恩格斯在晚年也一再地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 页）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科学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总是关注时代变化的新特征，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总是在对时代发展和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新的回答、得出科学结论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创新的。
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形成科学的理论的重要前提。20世纪初，在世界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列宁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分析了战争的根源，明确地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战争与革命的科学判断，并由此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决策。历史事实证明：依据当时的时代主题而确立的列宁的理论，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
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时期，尽管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紧张的国际局势，还是出现了趋于缓和的迹象，短时期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以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使当代世界的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世界各国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利用新技术革命提供的良好契机，寻求适合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南北关系的提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之下，如果再固守列宁当年的判断，显然是不合适的。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洞察世界各国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矛盾、新动向，明确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时代主题的这一变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处和对抗形式在内，越来越显著地围绕着和平和发展问题展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颠覆，主要的是借助其经济实力与成就，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力图打一场战胜社会主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多地依靠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处在世纪之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新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并没有终止。
时代主题的这一深刻变化，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时机。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持续、快速、健康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求得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为紧迫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然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的新思路、新决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在对时代主题性质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把握，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这三个方面无疑代表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崭新成果。
正是基于对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科学理论的理解，我们认为，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就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的理论思考。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就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根本理论，就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伟大的旗帜。
三、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来看，要着重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把握这一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课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显著的“世界主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把理论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更没有对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作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成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懈探讨的重要课题。20世纪初，列宁立足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过初步的理论探讨。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开头7年间，特别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开头4年间， 列宁是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密切地结合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来探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这些探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社会主义理论遗产。
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许多构想并未能付诸实践。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遗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努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作了一些重要的成功的探讨，但也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历史地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作的初步回答，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并由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作了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的探讨。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一再地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 页）在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中，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一方面，邓小平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着眼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另一方面，他也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列主义，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观点，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同上，第146 页），体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同上，第291页）。 从这一意义上看，邓小平理论无愧于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正是基于对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理解，我们认为，离开本国的特点、本国的具体实际、时代发展的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代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会丧失立国之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以僵化的、教条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会离开正确的道路，迷失前进的方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深刻内涵，对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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