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国主义论文,天皇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6)02—0080—06
日本中世纪的武士、武家政治在其统治的数百年间，信奉和依赖军国主义，缔造了日本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明治维新后，由“维新三杰”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中下级武士牢牢控制政权的近代日本，将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发展到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历史阶段，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为更加穷凶极恶的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本文拟通过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物质载体和战争体制，剖析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丑恶历史。
一、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是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将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发展为全民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为武士以战争作为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的军国主义生活方式服务，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在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以军事侵略转嫁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丑恶作用。
近代武士道与中世纪武士道一脉相承，例如：(1)思想渊源、社会地位、伦理纲常相同。儒、佛、神三教合一，都是社会伦理的支柱，尊崇儒家五伦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仁、义、礼、智、信。(2)都以忠诚、武勇、义、服从、礼仪、名誉、勤学为基本德目，强调绝对的忠诚献身意识，忠孝一体，忍辱负重、杀身成仁。(3)刻意追求武勇精神，将杀伐征战、穷兵黩武视为极大的荣耀，以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为理想价值，信奉军国主义。武士以尚武为特征，武家社会是以尚武为特色；近代日本以扩军备战为当务之急，优先发展战争经济，以军事侵略作为摆脱危机和实现近代化的基本手段。
当然，近代武士道适应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需要，也对中世纪武士道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主要表现为：(1)改多元效忠为一元效忠，天皇成为惟一的效忠对象。德川时代，数十万武士各有其主、多元效忠，或忠于将军，或忠于藩主。近代日本，不论是军人，还是几千万日本国民，统统以天皇作为效忠对象，对天皇尽忠。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即忠于国家。“忠君爱国”成为近代武士道的灵魂，“忠于天皇”成为最具号召力的金字招牌。
(2)突出“战争与侵略之道”，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德川武士道主要用于武士的自我道德修养，近代武士道则主要用于“强兵富国”、“扩张补偿”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明治政府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与侵略之道”，被资产阶级政权纳入近代军国主义战争轨道，近代日本因此而比其它近代国家更早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比其它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冒险性、掠夺性和野蛮性。
(3)由武士的道德升格为全民的道德，知名度由日本扩散到全世界。近千年的潜移默化、明治政府的“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政策，导致“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 随着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活动中对武士道精神的称道、高扬，[2] 随着甲午战争后，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著书立说，通过武士道宣扬日本精神，肯定军国主义战争政策，近代武士道一步步扬名于整个人类世界。
(4)“士魂商才”，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士魂”，即武士精神，表现为“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典型代表是幕末改革派志士、明治初期的实业家、殖产兴业的代表五代友厚，和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王”、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
武士道作为驱使武士以“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3] 的“杀人之道”、“战争之道”登上历史舞台，要害在于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军国主义。武士道因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而淫威大发，声名远扬，沿着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道路越走越远。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因武士道而恶性膨胀，更加疯狂，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两者狼狈为奸，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武士道的“战争与侵略之道”，提供物质载体和作恶空间；武士道为虎作伥，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战争工具，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破坏性……。
近代日本以武士道“忠诚”德目为基础，大兴“造神运动”、“忠君爱国”运动，统一国民的思想意识，驱使国民将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将忠于天皇、甘为天皇肝脑涂地作为首要道德，思想上高度认同政府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行动上积极追随天皇“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建军以来，军人精神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镰仓武士以来的武士道精神。”[4] 1878年，近代军国主义头子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将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元行”。1882年山县有朋主持制定、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以天皇的精神权威，“将以‘忠节’观念为中心的对天皇绝对的自我献身精神作为最高道德价值。”[5] 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近代军人精神，将为天皇而生、为天皇而死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
武士道是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统治者支配。武士把持权力中枢的资产阶级政权，以武士道将国民的思想意识统一到忠于天皇上。渗透着武士道精神的“《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立的国民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一起，最终决定国民道德或者国家观的内容。”[5] 武士道从忠实反映主君意志的实践道德，演变为忠实反映天皇意志的实践道德，近代社会成为“绝对忠诚和服从天皇的社会”，对天皇的献身精神成为国民的最高价值追求。要求国民将天皇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朕之忠良臣民”。以忠于天皇作为国民道德的主要内容，将成为天皇的“忠良臣民”作为国民教育的方向。武士与主君的关系演变为国民与天皇的关系。幕府时代，武士是主君的家人的一部分，为主君牺牲生命乃是武士的本分。明治维新以来，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和国民的最高君主，国民成为皇室的家人的一部分，将为天皇献身作为理想追求。将“忠君爱国”嫁接到忠于天皇上，“忠君”与“爱国”合二为一。忠于天皇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于天皇；忠于天皇，既是忠君又是爱国。“为天皇尽忠，就是爱国，就是谋求国家昌盛。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也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要贯穿忠君的至情，一切忠君都要伴有爱国的热情。”[6]
以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统一国民的思想意识，作为国民道德的典范，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以武士道精神为基础的“造神运动”、“忠君爱国”运动，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第一，国民将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将成为天皇的“忠良臣民”作为理想追求，将对天皇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作为最高价值，对天皇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达到巅峰。知识界领袖福泽谕吉公开表示拥护天皇制，鼓吹尽忠报国的道德思想。第二，天皇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轴心，天皇的旨意成为国民的神圣使命，将国民的价值判断统一到政府的军国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上，为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奠定思想基础。从而使日本在明治以后得以动员和组织起全国的力量，顺利地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具有统一思想、激发战争欲望、培植军国势力、训练杀人战魔的特殊功能。因此，日本历史上，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越强烈，越是拼命推崇和鼓吹武士道精神。“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政府出于国策的需要鼓吹武士道精神，广泛进行战争教育。”[7] “教育敕语颁布后，‘武士道教育’、‘尚武主义’和‘武道教育论’在我国教育界再度复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进一步向国民大众宣称武士道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8] 新渡户稻造不失时机地为武士道歌功颂德，将武士道作为“大和魂”向全世界加以介绍。井上哲次郎主动充当政府的代言人，不仅在1901年撰写《武士道》，而且还不断地在《教育公报》等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论文，宣称“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武士道以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为根基，即使是在明治近代社会，也依然存续在日本民族中间”。
二、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物质载体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对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继承和发展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通过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战争教育、“忠君爱国”教育，从而使军国主义物质载体空前膨胀，军国主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军国主义物质载体包括：(1)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2)勇于为天皇卖命的军队——“皇军”，(3)鼓吹效忠天皇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别动队——右翼团体，(4)随着准备跟随天皇“布国威于四方”的“忠良臣民”。
武士领导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权，秉承幕府时代的武国特色、建国理念和立国之基，迷信和依赖武力，以武力为权力基础和立国之本，坚持“强兵高于一切”，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竭尽全力建立和扩充军队。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洲研究兵制回国后，在大久保利通的支持下着手军事改革。1871年4至6月，山县从萨、长、土三藩中选拔出万名藩兵，组建起专门保卫天皇的“御亲兵”。1872年，御亲兵改为近卫军。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主义，组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常备军，军官主要由旧武士充任。新创建的近代常备军，称为“皇军”，强调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天皇。此后，又多次修改征兵制度，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以增强常备兵力和“国民皆兵”能力。发布征兵令的同时，国家还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初期的警察完全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充任。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成为日本近代军队和警察的核心力量。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强调指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
在以武为本“军事立国”思想和军国主义路线指导下，国家以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首要政策，倾尽国力扩军备战。1890年前后，日本陆军已拥有7个师团5、3万人；海军拥有军舰25艘，鱼雷艇10艘，共计50000余吨。1893年，明治政府的扩军计划顺利完成。按战争编制，陆军拥有7个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加上10余万后备军，总兵力达23万人。日俄战争后，再次进行扩军，1907年，陆军从甲午战争后的13个师团扩充到19个师团，海军计划从甲午战争后的“六六舰队”过渡到“八八舰队”。军费支出急剧膨胀，“1890年，军费支出在中央一般会计支出中占31.3％，1900年上升至45.5％。”[9] 为弥补经费困难，1893年，明治天皇还专门下达诏敕，命令在今后六年中，每年由内廷费中支出30万元充实海防，并要求文武官员同心协力，在同一时期献出俸给的1/10充作造舰费用。首相伊藤博文在鹿鸣馆发表演说，要求地方有志之士捐献海防金。半年内，海防金达203万元，掀起了一股海军扩张热潮。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5艘。
与强兵富国、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相适应，国家经济军事化。“中央财政一般会计中的产业补助金，优先考虑军事目的，强化军事产业。”“在日本的产业革命中，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以军事力量的强化为至上命题。”[9] 优先满足军事目的的军事化经济，促进了枪炮、战舰等军火工业的迅猛发展，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所使用的军火武器，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物质载体还有军国主义别动队——右翼团体。伴随着明治政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称霸世界的基本国策，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在社会上激发出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成浓浓的军国主义战争氛围。于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非官方的军国主义团体，这些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策动政府当局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右翼团体，积极为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效力，充当军国主义急先锋，扮演着军国主义别动队的凶恶角色。1881年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在福冈创立“玄洋社”，以“崇戴天皇、维护国权、保卫民权”为纲领，大肆鼓吹军事侵略，参与策划侵略中国和朝鲜。1901年，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头山满为顾问，成立“黑龙会”。1908年，头山满又网落没落士族——浪人，组成“浪人会”。玄洋社、黑龙会和浪人会，在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日益恶性膨胀的道路上，到处为虎作伥。
近代日本强兵措施的重要一环就是培植军国主义势力，扩大军国主义物质载体。明治政府在制定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同时，大力推行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全方位地向国民灌输武士道尚武精神和征战光荣的战争意识、战争欲望，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为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动员和组织起庞大的战争队伍。在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原则指导下，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统统服从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为军国主义服务，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和培养军国主义的基地。以武士道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军事化、军队教育民众化，在国民中间树立征战光荣的军国主义思想、培养强烈的军国主义战争意识。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煽动起强烈的军国主义战争意识，培植起深厚的军国主义土壤，预先动员和组织起强大的军国主义后备力量。武士道征战光荣思想和战争意识在国民脑海中的漫延、升华，逐渐形成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心理，滋生出日益强烈的对外侵略欲望。
日本民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既反映军事侵略已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民是军国主义的重要载体。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后，三井、岩崎、涩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做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3000万元的公债，实募数则达7700万元。”“佛教各宗随军布教，慰问军队（基督教各派也参加了）。《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高昂。”“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10]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战争打响后，公开撰文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带头在民间为侵略战争募集军费。得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11] 1898年作《自传》时还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每当想起这点来都要使我落泪。”[12] 侵略战争带来的暴利，令日本国民为之癫狂、陶醉，认为侵略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
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皇军”，被训练成人类历史上最粗暴、野蛮和残酷的军队，将军事掠夺视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皇军”像武士作为主君的私人军事力量并为主君卖命一样，以生命作为效忠天皇，甘当天皇的带枪奴隶，甘当军国主义驯服工具。
“皇军”跨越生死之门，人性泯灭，充满兽性。要么以军刀征服世界，充当世界霸主；要么以军刀切腹自杀，以玉碎迎接死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兽性大发，野蛮地屠杀大批和平居民。英国人胡兰德的《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揭露说：“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人及特约通讯员目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惟有旁观，不胜叹惜。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13] 英美报刊也谴责说：“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13]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打旅顺口时，面对沙俄用钢骨水泥修建的要塞工程，连炮兵的炮弹都束手无策，大军阀乃木希典还一味下达“肉弹”攻击命令，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还组织敢死队，踏着死尸、冒着酷暑冲锋。参加旅顺口战役的陆军中尉樱井忠温，1906年出版的《肉弹》的回忆录，大肆吹嘘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和武士道精神。明治天皇还专门在宫中召见樱井忠温。《肉弹》后来竟发行一千版以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教材之一。
明治政权通过“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通过以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忠君爱国”教育，将国民的思想意识集中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统一到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上。近代日本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从而使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军国主义物质载体不断膨胀，并且将对外军事侵略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皇军”跨越生死之界，成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一只不要命的军队，极尽非人性和野蛮性，杀人规模之大、杀人手段之残忍、滥杀无辜之多，近代史上绝无仅有。
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战争体制
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比幕府政治更加依赖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比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更加疯狂，统治体制军事化、战争化，更加适应对外军事侵略的需要。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国家权力向天皇集中，太政官辅佐天皇执政，相当于政务总理的太政大臣辅佐天皇总揽政务、祭祀和外交大权。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以效忠天皇为己任，兵权独立于政府，直属于大元帅天皇。1885年12月，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近代天皇制正式确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裁可法律”，“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通过宪法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规定：“一切道德生活必须统一在战时为天皇英勇奋战和永远保卫皇运”上。
第二，军国主义旗手把持政权。幕府时代，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士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持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大权，构成幕府的政权支柱。明治以来，各级权力机构依然主要拿握在武士手中。据统计，1871年中央官厅9省87％的官吏是士族；至1880年，士族官吏仍占中央、地方官吏总数的74％。[14] 1876—1886年，在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士族88人，平民1人。明治政府的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15名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5] 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明治和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元帅东乡平八郎，明治中期和大正时代位于日本政界最上层的9位元老政治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毅、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望公寺，除西园望公寺出身于公卿外，其余全是武士。他们先是作为元勋担任首相轮流执政，继之又作为元老参与政治，“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16] 从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至1918年，先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伊田博文（任职2686天）、黑田清隆（任职543天）、山县有朋（任职1160天）、松方正义（任职915天）、大隈重信（任职1028天）、西园望公寺（1373天）、桂太郎（任职2855天）、山本权兵卫（420天）、寺内正毅（任职713天）9位首相中[17] 伊藤、黑田、山县、松方、大隈、山本、桂、寺内8人是武士。这些骨子里都渗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军国旗手，无一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狂热制定者、推行者。
第三，军部至上，军阀集团恣意操纵内阁、左右国政。军国主义者执掌权柄的国家体制，军阀集团控制政府，左右国家大政方针，主宰国家发展方向。武家社会以武力扩张为基本国策，军阀当权，统治机构军事化。为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明治政府在强兵的同时，迅速建立起突出军部、军部高于内阁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1878年，移植德国军制，将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设置新的参谋本部，行使作战用兵军令，迈出了统帅权独立的第一步。19世纪70年代末，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简称军部）正式形成。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和监军本部长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总揽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直接向天皇负责，为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的特殊地位披上合法外衣。1893年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同年，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1900年，山县内阁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进一步加强军部的独立性，为军部左右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帅权的独立和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使军阀发挥出高于内阁的巨大权力。[4] 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控制军部中枢、左右政局的军人集团——军阀势力迅速膨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军部高于内阁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最终确立。与此同时，军阀制度也完全形成，并且开始了军阀集团恣意操纵内阁、左右国政的历史。从1885年成立内阁开始，军阀担任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日渐司空见惯。军国主义越是强烈，军阀担任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越普遍。军阀把持国家机器，对内全面推进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军国主义化，对外疯狂推行以军事侵略为基本手段的强兵富国路线。
第四、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日本武士一直怀有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和实现“武国”的理念，武士阶级的著名思想家和时代精英本居宣长、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会泽正志斋）、吉田松荫、福泽谕吉，纷纷提出征服世界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扩张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1868年，明治政府赤裸裸地明确表示了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狂妄野心。1880年，确立“强兵富国”的基本国策。1890年12月，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公开抛出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谬论，即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狂妄声称要以武力拓展主权线、开发利益线，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不言而喻，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的必然结果，就是将侵略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发动霸占朝鲜、侵略中国的扩张战争。
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和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是海洋国家和海洋骑马民族。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的完成，几乎都与海外掠夺、殖民侵略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晚于欧美列强，加之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储备不足，对原料和市场的渴求比欧美列强更加炽热、紧迫。于是，与地理环境、民族特性相吻合，历史悠久、世代传承下来的军国主义“扩张补偿”传统，驱使日本迅速走上“强兵富国”、军事掠夺的现代化道路，赤裸裸地以军事侵略弥补资源短缺、原料不足和开拓海外市场。1880年，确立“强兵”和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1890年，“强兵富国”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公开出台，明确表示要以军事侵略谋求日本人的最高利益。1894—1895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疯狂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在明治维新40年后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更加疯狂的侵略战争，进一步武力拓展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全面继承、发展和巩固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传统，从而使近代日本一开始就走上了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特点，一是比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更加依军国主义，以军事掠夺弥补生存环境之不足，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18] 二是通过武士道“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统一国民思想，激发国民的战争意识，广泛动员和组织军国主义势力，使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和行动。军国主义成为官民共识和行动的国家，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同样找不到第二国。三是以军国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短短50年就为自己赢得了超常规的工业化的成就，将落后和沉沦强加给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通过军国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世界史上，日本最为典型。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日本带来的近代化成就，令日本国民为之陶醉，认为侵略“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更加疯狂，将侵略战争视为一本万利的最佳选择。于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日本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对亚洲人民、对世界和平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收稿日期：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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