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门学科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20世纪西方历史学所追求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果说一门学科的成功，意味着它在满足社会需要上取得了成功，那么新史学的成功是因为它在什么地方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这是20多年来我们在介绍和讨论西方史学时，尚未认真涉及的问题。
笔者认为，20世纪，特别是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的功能大为弱化，一种全新的西方人称之为“理解”的功能则全面兴起。这是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转折，是史学家努力追求史学的有用性，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历史学的产物。如果对这种功能的形成过程和作用视而不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难以把握21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确定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目标。
一 必须使历史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学科
在现代，历史学属于其存在理由需要经常加以论证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研究史学理论的书籍都要讨论历史有什么用处，有的还不惜花很大的篇幅，如托什的《历史学的追求》的第一章就称为“历史的种种用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Longman,1987.）。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家的技艺》是以他的“十分宠爱的小儿子”的这句话开始的：“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感慨地说，“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并表示历史学若不能说明自己有用，他就会感到“特殊的压力”。他还强调指出，“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页。）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非常看重社会效用，那些新史学的大师毕生关注着这个问题。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反复强调：“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21页。）。他又说：“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10页。）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经常重述他的前辈的信念，并信心十足地宣布：“从广义上说，历史学总是承担着重大的社会义务，在我们这个史学肩负着比以往更为必要的职责的时代，新史学如能在教学、科研和传播方面得到所需要的手段，定能不负众望。”（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4页。）巴勒克拉夫正确地总结说：“布洛赫赞同了菲士泰尔·德·库朗热的名言：‘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规程，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这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关键所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64页。）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的西方史学中，我们熟知的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不管是否属于新史学各个流派，都同样重视历史学的社会效用。写下《西方的兴起》的美国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被认为是当代辉格党传统的代表人物，但他对历史的功能的看法与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区别。他说道：做一个历史学家“是一种崇高的、严肃的职业。因为一个集团的成员对于过去事情的了解以及从中得出的信念引导着他们的前程，影响着他们的决定，而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就依赖于这些决定。”（注：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史学理论》1987年1期，98页；麦克尼尔被认为是在辉格党的史学教育传统中成长的，并且他们“关于历史学的职业及其功能的观点看来仍是辉格党的传统”，参见 W.A.McDougall,"Mais ce n'est pas l'histoire!",Some Thoughts on Toynbee,McNeill,and the Rest of Us,in The Joumal ofModern History,Vol.58-1,1986,p.39。）类似的看法在美国历届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中经常出现（注：1949-1988年间的演说已译成中文出版，参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商务印书馆，1963年；《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克罗齐、科林伍德及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也都强烈地主张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开。
20世纪西方的史学家如此看重历史学的社会作用，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大概是因为，从社会背景上看，我们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历史学尚未面临后工业社会对它提出的种种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看，与20多年来我国学者着眼于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关，从而只着重于西方20世纪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忽视了其他方面。这非常典型地表现在片面地认识19世纪史学与20世纪史学的区别（大体上相当于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的区别或实证史学与新史学的区别）。
我们通常是根据卡尔颇有影响的《历史是什么？》一书开头所引的两段话来认识这种区别的：一段来自阿克顿1896年为他负责的《剑桥近代史》向剑桥大学出版部写的一个报告，坚信只要得到“一切情报资料”，就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另一段来自约60年后克拉克为《新编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论，声称过去的知识都是经过人们“加工处理过的”，所以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真实（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1-2页。）。
这两段话能不能作为这两个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呢？不能！它们所表明的主要是这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更具体点讲，是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的区别。如果把它看成是这两个世纪整个历史学的区别，就会妨碍我们认识西方20世纪历史学的精华所在，而且还会让人觉得似乎新史学是不重视史料或轻视历史的真实性的。实际上，年鉴学派提倡全面的历史，正是为了把更多的人类活动遗迹纳入史料的范围，写出更真实的历史。
概括地说，19世纪史学和20世纪史学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一点是对史料的态度，另一点是对历史学的“作用”的理解。这两点中，后者更能说明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性质。
兰克在《1494-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史》（1824年）的前言中，说出后来被视为经典的一句话：“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职能在于评价过去，教育现在的人并有利于未来。本书并不企求如此高的目标：它只希望展现过去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注：F.Stem,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1973,p.57.）这句话表明，兰克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过去的原貌，至于其效用则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新史学则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与之针锋相对。显然，西方20世纪与19世纪历史学的区别，应该从这里来探讨，或者说更根本的区别是在这一点上。至于在前者即对待史料的问题上，两大历史流派虽有区别，但还是有—致之处的。比如，在新史学中，“实证史学方法的一部分技术经验仍然是有效的”。新史学不仅在使用文献资料时继续沿用这种方法，还扩大了实证方法的应用范围：新史学用来研究实证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图像材料、口头资料等等的方法，“与17、18和19世纪所形成的考证史学方法大同小异”（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6-7页。）。
可以说，20世纪的新史学首先强调历史学要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兰克反对启蒙运动追求历史的有用性而牺牲它的真实性，在当时那个时代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年鉴学派则企图把启蒙运动和兰克学派的追求统一起来，既追求有用又追求真实，而且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有用”的内涵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样来看问题，可能会更清楚地理解西方这些先后出现的历史学派或这几个世纪间的历史传统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的新追求——“理解”。
二 新史学所追求的社会作用是“理解”
20世纪西方史学家所强调的史学的社会作用，有其独特的内涵。
一直到19世纪，讲历史学的社会功用，无非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和教化百姓两个方面。但20世纪新史学所主张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不是如此，而是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增进”的手段是用历史知识来促使人们互相“理解”。他强调指出：“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5页。）。
这里的“理解”有特定的含义。总的说来，它要求人们通过了解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不用过于狭隘的眼光做出过于冲动的决定；它还含有相互体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使大家在这个多事的世界上共存的思想。1928年时巴恩斯就说道：新史学“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历史贡献，在于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时代”（注：巴恩斯：《论新史学》，参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205页。）。勒高夫指出：“《年鉴》杂志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让人理解史学的问题所在。它提出历史学的各种问题”。他援引费弗尔的话接着说，“‘（我们）所提出的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3页和“中译本序”，4页。）这些引文中的“理解”两字是我们全面认识新史学所主张的“问题史学”的关键。以往我们似乎认为，史学若是从现实具体问题出发，就有可能歪曲历史事实，搞“影射史学”。大概出于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厌恶，中国的史学家大多至今尚未仔细思考过影射史学与从现突出发研究历史的区别，从而也未能真正认识西方新史学的以下主张和实践：研究历史从现实问题出发，但又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研究；既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但又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具体地说，“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使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或宗教信仰之间的人互相理解，防止或缓和他们之间的重大冲突。在二战中遇害的布洛赫，以历史学象深沉博大的胸怀在德国人的监狱里热烈地写道：“不要以为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孕育着困难，又包含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理解的作用不仅限于此，“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5页。）。
布洛赫所说的大概主要还是限于欧洲各国人民间的理解，但二战后，这一范围可以认为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布罗代尔的话颇有代表性：“世界各个文明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它们长期保持各自的个性；这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每个文明固有的爱好、习惯、气质和本能反映，而这一切唯有历史……方能作出解释”，否则，“那将会出现多少差错和灾难！”（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3-164、163页。）美国历史学象对历史学在这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1992年在“发现”美洲500周年时，《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一组纪念文章，霍克西在这组文章的导言中说：“我们这些文章表明，历史家的努力能够克服以往种种入侵和否定美洲的方式。在发现者和被发现者的对话中可以再次发现美洲。”（注：F.E.Hoxie,"Discovering America:an Introdution",in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Vol.79-3,1992,pp.840,13,17.）托什甚至认为，“在欧洲的历史学中，皇朝的中国和前殖民地的非洲至少有权要求我们给以像对欧洲中世纪或欧洲史上的宗教战争那样的注意”。因为“越出自己的各种假定并站在继承了不同传统的其他民族的位置上思考问题的能力，对有效地处理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p.13,17.）。
历史学在做这种理解的工作时，还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用历史事实向自己的同胞提供一些逆耳的忠言，使他们不要狂热，对冲突采取理智、克制、实事求是和理解他人的态度。布罗代尔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让儿童从上学起就注意这个问题，但每个国家的人民却往往喜欢在镜子里只看自己，不看别人。这个宝贵的认识事实上至今很少成为共同的认识。它要求我们全面考察有关文化的所有重大问题……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必须找到能为所有文明所接受并能尊重各自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共同语言。”（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3-164、163页。）麦克尼尔也主张要不怕得罪自己的同胞做好理解的工作：“历史家作为社会的成员和历史过程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要想受到欢迎，只能迎合周围人们的胃口；而要成为有用的人，则必须同时也讲些不合人们胃口的东西。在前有暗礁、后有旋涡的困境中航行，这就是严肃的历史家的艺术，这种艺术帮助男女历史家所面对的并加以赞美的集团了解更多关于它自身的和其他集团的事情，使之在一个不可靠的、多变的世界上生存繁荣。”（注：参见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98页。）
(2)不要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理解和评判另一种文化。入江昭说：“费正清曾强调指出，我们大家是多么‘束缚于文化’。最近，有一部研究费正清的著作表明，尽管他在步入学术生涯时对某些原则和价值的普遍适用性深信不疑，但他的疑虑却与日俱增，例如他越来越怀疑能否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过程。因此，作者提醒人们，不要去维护美国思想统治论。”（注：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化》，参见《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540页。）在这里，重要的是了解历史变迁，接受历史的教训和世界发展现实。1993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题名为《航行》，他历述了哥伦布、郑和等种种航行，讲述了自己两次来中国和去世界其他地方的感受，指出从历史上看，各国或各种文化的强弱不是永远不变的，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正在衰落，美国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注：F.Wakeman,Jr.,"Voyages",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8-1,1993.）。
2.在国内各阶层民众或各利益集团间实现互相理解，使大家知道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方面，关键是上层阶级必须抛弃长期以来的偏见，真正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和追求。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史学家提出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最能体现这种主张。80年代上半叶，蒂利这样讲到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从事欧洲社会史的学者们，基本上消除了一般史学的谎言。这种一般史学把大众描绘成无感情的、非理性的、愚蠢的群体。”（注：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参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296页。）
3.如实地理解过去。不仅不能用一种价值观去衡量其他的价值观，也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价值观。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不仅是为了继承传统的需要，而且也是对现在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的延伸，因为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会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吸取经验，并促使我们对现在的事物也采取理解态度。一个民族往往不恰当地解释历史，制造出各种神话来神化自己的过去。在当代，这种神话蕴含极大的危险性。托什认为破除这种神话历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他说：历史学家的“作用像一个‘专门摘除白内障的眼外科专家’”，并指出，“通过考察形成其他社会的意识的种种神话，历史家可以做出积极贡献”（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17.）。
可见，理解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互相了解，接着是互相体谅。让人们互相了解，然后又说服他们互相体谅，这就是当代历史学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史学或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称之为“理解型”史学。
三 新的历史观需要新的研究方法
对史学作用的新认识，使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几乎在所有主要历史观点上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
1.从英雄史观转向非英雄史观，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那些英雄或高踞于普通人之上的政治家，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或最稳定的东西，如地理环境、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心态等。
2.从绝对的单线的进步观转向相对的、多线的进步观。所谓绝对的单线的进步观，习称“辉格党传统”，即着重于政治史和法制史研究，“强调政治和立宪，以‘如实’叙述历史为基础”，坚信“历史合理地向着自由资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的社会准则和机构制度进步”（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171页。）。在新史学那里，这些观点基本上被抛弃了，进步是相对的，人类的发展是多元多线的。换言之，应该给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以一定的地位。
对这种放弃绝对的进步观的做法，我们曾认为是资产阶级走向没落的反映，一些人至今仍持有这种看法，这大半是因为处在热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我们对进步的负面效应还缺乏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对当时的西方历史家来说，只有抛弃它才有可能抛弃19世纪的辉格党史观，并为以下第三方面的发展提供可能性。
3.从只承认西方文明的进步性，转向承认人类文明具有多种含义，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理性；由于进步与否是相对的，所以每种文明都曾对人类做出过贡献。
4.注重历史前后过程的联系，特别注重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不像19世纪的史学家那样强调斗争和决裂，而是在讲决裂时也强调联系和继承。这种强调不是否定文艺复兴等等的进步性，而是勾画出它们与中世纪的真实关系，使人们不再有文艺复兴凭空产生的感觉。大体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世纪与古典古代的联系。如弗里德里希·冯贝佐尔德(Bezold)写了《古代神祇在中世纪人文主义中的生命力》（1922年），F.施奈德(Schneider)写了《罗马和中世纪的罗马理想》(1926年）。
强调各个历史时期的联系，极大地影响了西方20世纪的学术思想，比如强调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联系，“对任何中世纪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和演变的观念都是关键性的”（注：W.K.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Five Centuriesof Interpretation,Massachusettes,1948,Preface,p.10.）。但对这种强调联系的认识有概念化倾向，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这样评价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历史家由于害怕革命，故意贬低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甚至鼓吹庸俗进化论的观点，硬说社会发展完全是演变的过程，而否认历史上有过革命性的变革……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堕落的程度。”（注：参见齐思和为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商务印书馆， 1983年。）这种评价有其合理成分，但存在片面性。因为从“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注：鲁滨逊：《新史学》，107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史学也发生了从强调革命性变革的作用到寻求联系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深入而引起历史研究深入的表现。道理很简单，一场革命性变革并不能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许多东西是在革命性变革过去很长时期后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大量的东西则经过各种形式的变化后作为宝贵的民族传统继承下来。
以上各种变化渗透在20世纪（主要是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大部分重要的历史著作中，所以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具有“翻案”性质，深刻地改变了19世纪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史学的目的改变了，主要的历史观点发生相当彻底的变化，研究方法当然也需要相应发生变化。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20世纪西方新史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对习惯于传统思维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方法可能闻所未闻：
1.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不是靠罗列历史资料，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历史，通过创造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认识真正的过去，以便使历史有助于当今的人们。巴勒克拉夫引述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话说道：“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布洛赫写道：‘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试图通过努力重组残篇断片，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常规的历史学便是在这样的幻想中失足的。同科学家的工作完全一样，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布洛赫毫不妥协地坚持，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的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力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6页。）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史学”的基本主张，即从当前的重大问题出发来研究历史，从历史上寻找当代重大问题的答案和线索。
2.扩大研究视野，研究总体史，这是结合现实问题来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总体史及其他研究技巧，是后生的东西。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伏维（弗）尔强调指出：“首先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其次是史学研究方法和技巧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正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导致新资料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在长时段中可组织成系列的新书面资料的发现，是对以前显得毫无意义的大量沉睡着的无名文献进行重新估价的成果，但这些资料的发现既是重要的，又是有局限的”。这时，“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些资料来代替，这些资料的性质本身已要求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书面资料在这些资料面前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考古学，在历史人种学范围内的图像资料、甚至口头调查等则开始走红。”（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35、147页。）这里说明了“理解型”史学的必然结果——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全部活动领域。
研究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意味着一方面它要研究一国或一地区在某一时段内人们的全部活动，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世界上所有人类的历史。早在1936年，荷兰的历史家赫伊津加就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注：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42－243页。）。在其后的新史学的发展中，这两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主要成就是在第一方面。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可以理解。
3.研究对象改变了，再像以前那样只用叙述的办法来写历史已经不够了，要使众多杂乱无章的材料有一定的头绪，就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分析的或结构的方法由此兴起。下面一段话说明了这一转变过程：“一方面，历史不再专门叙述权贵的轶事了，历史成了迄今为止被御用史学家认为没有历史可言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另一方面，史学家的专业研究对象包括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现象。这样，史学家的注意力就必然从个体转移到集体，从政治史转移到社会史。从叙述转移到分析，从对单个原因的说明转移到对多方面原因的说明。”（注：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40页。）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最早提出来的是“分析”的概念。布洛赫曾这样发问道：“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他主张的分析过程是这样的：先是“给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找出相似之处，以便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进行“分析”、“抽象”，最后进行重组。“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更确切地说，它是分析的继续和最终的完善”（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1、106-113页。）。布洛赫本人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比较分析的代表作。
到布罗代尔时，“分析”演变成了“结构”。布罗代尔于1958年发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使“结构的研究成了今后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注：B.Guy,Les écoles historiques,Seuil Press,1983,p.267.）。分析与结构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析”指对一个或几个体系内的那些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进行比较和说明，而“结构”则指那些决定历史发展的变化缓慢、比较稳定的体系。简言之，分析中已包含着结构的思想，它要求说明那些决定结构性质的东西；而认识结构时则需要使用分析的手段。当然，年鉴学派从强调“分析”转而强调“结构”，是因为后者能更明确地表明他们的主张。在布罗代尔那里，“结构”就是“长时段”。他说道：“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1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社会动力的研究，至少是对群众所起社会动力作用的研究……就让位于对结构的研究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史学家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41页。）。
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受哲学思潮的影响，所以，这里讲的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一定的哲学思想（分析哲学）支配下的产物。随着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这些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主张历史的功能是更好地“理解”。里查德·J·埃文斯说：那些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写成的历史著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范围，很好地超越了社会史的各种局限。对群众心态的研究，对记忆、纪念和庆祝的研究，对权力和权威的文化方面的研究，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和微观政治以及许多其他题材的研究已极大地增加了历史知识。后现代主义模式文化史的成就不仅仅是附加了一些东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政治和社会史许多领域的理解重新进行定位。”（注：R.J.Evans,In Defense of History,New York,1999,p.158.）这当然是就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方面而说的，但已可以看出，从历史研究的目标上看，后现代主义是新史学的一种发展。
四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为什么要追求“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历史家要倡导新史学，追求“理解型”史学？通常的答案是：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如普选制的推行及人民地位的提高，世界大战动摇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乐观信念，此外第三世界的兴起等，都促使西方人重新思考英雄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哲学认识论的变化，即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这样回答显然过于简单，我们认为，全面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历史家痛感历史学存在着严重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20世纪初到该世纪中叶，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动摇着这门学科的根基，像梦魇一样压在西方史学家的胸口。本文开头所引马克·布洛赫的话和托什在《历史学的追求》中的做法（用一整章来讨论历史的用处），都说明了这一点。60年代初，卡尔还在批驳“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说法（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70页。）。
正是这种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使西方的历史家们致力于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布洛赫说：“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历史包罗万象，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1页。）在这里，对学科生存问题的焦虑几乎达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
历史家痛感历史学存在严重问题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主流的历史学严重脱离实际。这种脱离实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要由两种因素的结合所造成。一种是实证主义史学着眼于恢复过去或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历史观，他们“缺乏目的感和方向感，仅仅在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另一种是肇始于德国的历史主义的强烈影响。历史主义本来是为反对实证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而产生的，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区别。但它在提出历史学的独特性，主张历史认识无法做到纯客观而必然要带上个人的主观因素时，却走向了极端，认为真实的、普遍的历史是无法认识的，历史只能研究那些独特的、个别的东西。其结果是把历史学进一步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研究。历史学严重脱离实际，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两次大战）而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的态度，使许多历史学家十分痛心。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人们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历程时，都不会否认历史主义由于排除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对象而给历史学的学术水平带来的严重危害。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5、20、21页。）
上述解释无疑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把我们的讨论引向深入：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会变得如此突出，为什么大体在这同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变得严重脱离实际？仅仅哲学的变化或历史家的爱好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吗？不，这首先应归因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或尚未提高到理论层次上来认识的问题。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史学一直是显学，但工业化造成了它的生存危机。工业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使历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即使它拥有相当精确的研究手段。但它也从两个方面削弱了历史学的生存基础：(1)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一定程度上肢解了历史学；(2)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历史学向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的传统功能大为衰退。20世纪初，鲁滨逊就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现代，是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们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认为，历史的作用主要不是“给我们提供行动的先例”，而是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现状”（注：鲁滨逊：《新史学》，15、17页。）。简言之，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提供统治经验转到有助于人们“理解现状”。这种转变，发生在现代社会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以评价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学，首先必须注意它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就20世纪西方历史学而言，必须对这时期西方社会大体处在什么演变阶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依据我们的观察，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即大约从工业化启动到福利国家建成，历史学的起伏过程有其本身的规律性。哲学认识论的变化虽然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大，但决定它兴衰的主要是社会力量。
经济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期一般是这样的：19世纪是西方工业化的时代，19世纪末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二战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承认，我国的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相当混乱，还常常有意无意地持有一种把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看成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见解，这么一种历史定位是无法真正把握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精髓的。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这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工业化时期；(2)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建立工业社会的秩序；(3)从20世纪中期开始，是后工业化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一致，历史学也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1)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因为工业化为它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它既能继续向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19世纪的发展速度现在看来是相对缓慢的），又能充分满足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日益猖獗的民族主义的需要；(2)历史学渐渐出现麻烦并日趋严重，一些人开始提出新的目标，努力为之奋斗；(3)新的追求成为主导性的历史思想，渗透到各种历史著作中。
这里所说的“建立工业社会的秩序”的概念，是为了分析方便而提出来的，它所基于的事实十分平常：工业化基本完成不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真正建立，因为西方的工业化过程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各个国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工业化是不巩固的，只有在（至少是部分）解决或缓和了这些冲突与矛盾，把这些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才能说建立在工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已真正建立起来。
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造成的种种严重冲突，我们通常称之为三大矛盾。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正属于解决或缓和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时期。联合国的建立，福利国家的建立及第三世界非殖民化，可以说是各种冲突缓和下来或者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三大标志。西方历史学的大转折点与这三大标志大体上同时出现，即在20世纪中期。这意味着，只有到20世纪中期，促使历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条件才基本成熟。这些变化是：
1.服务对象发生重大变化，从着重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到有相当一部分精力为民众服务。这是因为工业社会建立后，普通人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大为频繁和复杂化，无论是从增加文化涵养还是掌握经营和社交经验的角度，都使他们感到需要了解一定的历史知识。
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与过去的联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几乎被完全割断后会使人产生怀旧感，现代社会的迅速变化会使人产生了解过去的愿望，以求得某种联系感和安定感。勒高夫说：“在我们这个集体记忆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面对着历史的加速发展，任何人都想摆脱成为过去的孤儿、没有根基的人这种苦恼，所有人都热衷于寻求自己的身份，到处都在清点和保护历史遗产，为了过去和未来而建立信息库；惊惶失措的人们试图把握看来正从他们手中逃遁的历史；在这里，新史学比任何其他的史学都能给人们带来信息和回答。”（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34页。）孚雷也把人们对心态史的偏好归之于人们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因迅速的经济发展强行扯断了他们与过去的联系而产生。美国有学者就此评价说：“孚雷对当前心态史研究趋势的评论，完全可以更一般地把它扩大应用于评价整个年鉴学派”（注：L.Hunt,"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of the Annales Paradigm",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1986,p.215.）。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这也完全可以扩大应用于评价整个西方的新史学。这里讲的是历史学特有的一种作用：满足人们心理上寻根的需求。“根”意味着一个人与其他人或与一种传统或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能给人带来安定感。
工业化使历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削弱了，但它通过为广大民众服务而得到了弥补。不过这种“削弱”和“弥补”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过程。其复杂性在于：(1)在服务对象转变的过程中，历史学一度迷失了方向。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历史学变得十分迷惘，因为旧的服务对象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新的服务对象对自己的需求还不迫切，因为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此外更重要的是，一次大战后狂热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失去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谁都不太关心历史。(2)普通民众所喜欢的历史知识，主要不是统治经验，而是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东西，这需要历史家们改变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可见，布洛赫和费弗尔等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眼光敏锐、对当时历史学的问题和前途洞察入微，较早做好了理论思想准备并进行了示范性的工作。当20世纪中期历史学大转变的条件成熟时，布罗代尔及欧美的一批史学家顺应时势，有声有色地及时完成了这一重要转变。
2.工业社会秩序的建立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统治方式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也要发生重大变化，这同样要求历史学改变研究对象和方法。前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比较简单，工业化过程使国家管理变得异常复杂，统治阶级仅仅了解一点以往的政治统治经验已远远不够了。就历史的角度讲，资产阶级不仅需要了解一些过去的统治经验，还需要了解一些过去的经济、社会及民众性精神活动方面更为广泛的知识。此外，由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而且这种交往至少表面上都是平等地进行的，所以统治者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当然，这种需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就已出现，但在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拥有绝对支配地位，西方各国间由于民族主义猖獗而相互间虎视眈眈，其国内的民主化过程又正在缓慢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需要是不强烈的。只有在上述三大标志出现后，情况才真正得到改变。
3.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环境包括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历史学家要秉笔直书其实很难，即使个别人做得到，也无法形成潮流。在劳资严重对立的19世纪要研究工人运动史，或工人的生活史或心态史会很困难。一次大战前，饶勒斯反对战争，沙文主义者就把他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如实地展开德、法两国关系史的研究！只是在二战后，才真正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宽容的环境，使历史学家得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以上三方面条件的成熟就造成了“理解型”史学的兴起，其功能就是满足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对理解社会、理解他人、理解过去、理解其他民族或其他文化的需要。
上述分析表明，传统的历史学在工业化时期虽可以有很大发展，但其服务对象依然主要是一小部分统治精英；在建立工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服务对象模糊起来的问题；只有到了这种秩序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期，历史学的大转变才成为它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转变过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充满阵痛的，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躲进象牙之塔，远离现实搞“学问”。然而，要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只能靠历史学家自己，历史学只有实现一番革新后才能重新使自己在众多的学科中享有一席之地。不过，当客观的或社会的转变过程尚未完成时，只有少数史学家会这样做。这就是新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但到中期才形成普遍性潮流的原因。
五 “理解型”史学的成败得失
“理解型”史学或新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里不仅指其形成了总体史观及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历史学保持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地位。伍德沃德1969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年度演说中，专门论证了历史学命运的变迁和它所取得的成就：“20年来……某些福分是广大学术界共享的，如大学教授的地位已普遍提高，人文学科的威望已经恢复……还有些条件是职业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其中包括摆脱了以往低人一等之感。一种自卑感来自对历史知识的有效性产生的种种怀疑；另一种自卑感来自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它们造成的不安全感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的脑际。但二次大战后，由于对历史知识的有效性粗略地达成了一致，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也恢复了信心。”卡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的书虽还没有这样乐观，但他要求历史家要有“更大的信心”。这种摆脱自卑感，获得自信的说法我们还可在不同类型的史著中看到。这些论述告诉了我们，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家为什么那样锲而不舍地从事历史学的革新（注：《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152-153页；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91页；勒高夫等著《新史学》，152、167页；J.Tosh,ThePursuit of History,p.192。）。
新史学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如果我们正视它还存在的某些问题，它的追求与实际成就间的差距，或许有助于了解21世纪史学发展的趋势。
新史学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结构与人”的矛盾。新史学的主观目的是使历史为当今人类服务，但它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及热衷于长时段研究的结果，是“正在活动着的、做出各种决定的、及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个个体消失了”（注：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aeval & Modern,Chicaco andLondon,1983,p.374.）。他们所说的人是一些“复数的人”（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勤韦尔：《新史学》，3页。），往往缺乏鲜明的个性，因为这些人都生活在变化极其缓慢的“结构”里。政治史、“事件史”、人物传记一度被贬到很低的地位，而它们却是最能生气勃勃地体现人（个人）的追求的史著形式。
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纠正，80年代出现了政治史、事件史、叙述史的回归。但这种回归是否解决了历史学中“结构与人”的矛盾？看来未必。因为60年代热衷于结构主义和80年代出现的“主体的回归”，都不单纯是历史学一家的事情，而是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结构主义在60年代几乎对所有的人文科学都表现出一种真正的魅力”（注：B.Guy,Lesécoles historiques,p.263.）。勒高夫说道：“可以说，近50年来不论史学家的趋向有何差异，整体上的历史编纂学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评估，即推动历史向前的是一些抽象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而人为这些力量所摆布，乃是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索亦如是。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规律存在着，人的能力所及充其量是试图运用这些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推动社会向前的，是社会本身。哲学家——不论属黑格尔学派还是属存在主义学派——也曾认为：人，是被历史操纵的。然而，现今在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主体的回归。哲学家认为，是人思考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是人产生社会；经济学家走得尚不甚远，但越来越认为，可能并没有什么经济规律，而是存在着一种人加于经济的行为。史学家——我相信他们也稍有耽搁——认为，人至少部分地是历史的主体”。对于这样一种趋势，勒高夫声称，“它殊难领会并在诸多层面超出本人的学识范围”。他还说，“我觉得史学家应当更好地研究主张人是历史的主体的科学依据”（注：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1期，127-128页。）。这种意见是深刻的，但也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大师对这种“主体的回归”缺乏思想准备。
就历史学来说，“主体的回归”包括两方面的问题：(1)重新重视政治史等等，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也是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追随者们正在做的；但重新重视政治史，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已解决了人与结构的矛盾。正如布雷塞切所说：一方面是“种种结构的影响和超出个体所能控制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引导下的各个个体负责任的行动及本质上是内心确信的选择”；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困难是，“逻辑似乎排除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但人类生活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注：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aeval & Modern,p.410.）。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这似乎是一个不困难的问题；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真正解决。当我们强调前者时，后者似乎不见了，反之亦然。(2)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怎样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这里涉及的是历史学家和史料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但在世界性的从重视结构到重视主体的学术背景下重新提出来则包含特殊的意义。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历史学家们的努力，又有赖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密切追踪它们的进展。
2.新史学没有解决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它所主张的“理解”的基础是什么？说历史的任务在于使人们互相理解，但不同的民族和制度下的人们有不同的信仰或不同的世界观，他们之间如何做到互相理解？
西方史学家讨论了这个问题，却不十分令人信服。他们认为，“理解”的基础是共同的人性。如布洛赫说，人类功能是多样性的，但“人类良心”是“一致”的。他问道：“在所有的宗教情绪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一点吗？”（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5、107页。）麦克尼尔也说：“全人类具有共性，历史学家可望深刻地理解它”。这种理解是通过把史料排列成一定的模式来进行的。但不是任何乱七八糟的“模式”都能用来理解历史：“历史学家所从事的这种模式识别是人类智力的杰作。它是由筛选不断涌入我们意识中来的全部刺激物而取得的。只有丢掉某些事情，把它们视如幕后杂音而不顾，才能把特定情况下最重要的东西识别出来，适宜的行动继之而出。这是人类掌握自然以及掌握人类自己的能力的最大奥秘。模式识别是自然科学家从事的事情；它也是历史学家始终从事的事情，不管他们对此理解与否。”（注：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95、91页。）
至于做到相互理解的具体办法，除了前面已讲过的用历史事实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一些逆耳的忠言，不要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理解和评判另一种文化之外，还有冷静地思考，寄希望于让时间来证明。1950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莫里逊在年度演说中主张：历史学家“在他达到‘完全按照事实’描绘事件的最主要目的以后，他的重要任务便是去理解个人与集团（即使是他自己所憎恶的也不能例外）的动机和目的，并且指出历史人物与运动（即使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也包括在内）的功过得失。一句话，他必须保持平衡。”他还说：“史学界需要的是既勇敢又诚实并且具有平衡感的男男女女。”（注：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0、278页。）过去，我们称这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几十年后，当冷战的阴云消散时，已经开放得多的麦克尼尔先是讲“伟大的历史学家对这些难题的处理办法，总是把他们的同情扩大到本集团狭隘范围以外的人”，但接着他承认，“然而在我看来是明智的、真实的东西，其他人看来仍是不相干的、模糊的。只有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可能使我的思想和我的批评者的思想一同过时。”（注：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95、97页。）这种方法在大多数人都情绪激昂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不过麦克尼尔的这段话已经承认：尽管存在共同的人性，但真正要做到相互理解其实很难。在总体史上走得最远的布罗代尔在讲到如何对待移民时呼吁人们“容忍，更多的容忍”，但他又把“同化”作为“无痛苦的移民”的最高标准（注：S.L.Kaplan,Long-Run Lamentations:Braudel on France,in The Joumal ofModem History,Vol.63-2,1991,p.353.）。这个见解意味深长：历史学家总是面对民族或文化划分的事实，他知道其他的居民像他们一样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信仰。
总之，讲理解，并不是说西方的历史学家放弃了自由主义理想，但20世纪的冲突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民主需要通过理解的手段来维持。有人这样说道：“关于不正确的过去的故事及对人类差异的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认识，既很难导致一个自由民主的乌托邦的成功，也无法使它维持下去”（注：Geoffrey Roberts,"Postmodemism Versus the Standpoint of Action",inHistory and Theory,Vol.36-2,1997,p.259.）。二战以来西方人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我们强调西方20世纪史学家的信念仍是自由主义时，不能抹杀20世纪自由主义与19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否则就无法理解新史学。但从各阶层人民间及世界各国人民间真正做到相互理解来看，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来看，这点变化还是远远不够。从当前的情况看，危险性在于：战后的和平一定程度上是靠经受战争的人们对战争的恐怖和厌恶来维持的，而一当未经历战争的一代人主宰各国政府时，由于对“理解”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认识及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世界和平的纽带会显出脆弱性。追踪西方史学家在对“理解”的认识上如何变化，是我们预测他们的史学发展趋势必不可少的工作。
3.新史学在社会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总体史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真正的总体史著作可以说还没有或非常少。尽管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他的榜样并未在法国史学家中引出许多类似的著作（注：L.亨特：《近20年的法国史学：年鉴范式的兴衰》，《当代史杂志》1986年2期，212页。）。这里面除了总体史本身固有的难度外，主要还由于这些文学家们的研究和表述的方法本身也存在各种各样技术性的问题。比如，三个时段或几个层次的划分及使用了太多的数字等等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变得很枯燥，同时还使历史发展的动因变得模糊不清。有人这样评述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布罗代尔在撰写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名著时，把它分为三个层次，似乎认为各个部分会自然而然地相互交融。但事实上，只有当他背离本人的抽象结构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该书的结构与历史学相悖，因而使历史变得索然无味。史学的精髓和兴味，恰恰在于人类生存的各种基本条件同日常问题之间有着积极的和持续不断的联系，前者为人类的生存规定了界限，后者则是人们自觉参与斗争的东西。史学的目标不是要用某种时间标准来区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而是要用不断演变的情节来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注：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参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392页。）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年鉴学派自己也承认：“将各体系编制成序列时呈现的历时性现象，致使时期差异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是新史学的症结所在。”（注：参见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44页。）这里的意思是说，年鉴学派的大师们原来以为通过研究各种系列史，可以把它们组合成总体史，但后来发现各系列史的时间参差不齐，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总体史的想法产生于人们不满于历史被分割成政治、经济、社会、心智等几大块，因为人类的活动本来是统一的。但现有的理论还无法写出总体史：由于范围的扩大、资料的极大增加及题材专门化的压力，历史研究“需要更大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便“把握特定时期人类经历的每个方面的内在联系”。“若没有某种人类经历的各组成成分是如何结合成整体的观念，即某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论，总体史是无法达到的。现有的大部分这一类观念基本上都是按照物理世界的模式类推出来，各种各样的设想都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一种装置和一种结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129.）显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西方史学家在21世纪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吗？看来困难不少。当然，他们有可能解决部分问题，从而再次把历史学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