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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启蒙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最早开始于意大利而后又在西欧各国深入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它把获得理性生活、争取自由平等、追求人的尊严和权利视为崇高的价值，实质就是对人的理性的高度弘扬，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与现代化转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不渗透着科学理性和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传播科学理性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一次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强调以人为本，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理性和谐，是对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启蒙的反思和纠偏，是对追求人的理性活动的否定之否定。这都说明启蒙精神已经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成果积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了。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启蒙运动的创新。
一、启蒙运动的世界历史追溯
“启蒙运动开启了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1] 人类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是指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它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等等，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就特别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运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并把这一科学理性精神向法国人民进行了灌输和启蒙，而其渊源则可追溯到14-16世纪最早开始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而后又在西欧各国深入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中世纪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精神文化受到宗教严重压制的时期。但是中世纪的宗教与原始宗教不同，信仰进入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不论是上帝或是真主都具有精神的纯粹性，而不是对现实之物如火、太阳、动物的简单神化，理性的地位在宗教内得到不断增强。德国的马丁·路德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提出的“因信称义”的神学理论，让人们可以不经过教会而直接接近上帝，进一步唤起了人的主体意识，而这些主体意识无不归属于人的理性。同时，中世纪后期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理性也不断地拓宽其发展道路。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城市在与国王和领主的斗争中取得了自治权，树立了理性化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改革、政治权利运动同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浪潮当属宣扬人文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先是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宇宙观，稍后，欧洲进入了理性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全面开花的启蒙时期，“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不仅发现了自然，而且发现了人、人体和人性之美”，[2] 在但丁、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高度赞美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唤起人们对自身的关切，鼓励人们不断追求现世幸福。当然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不是一句空话，它离不开物质基础，突显了发展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而发展生产又必须依靠科技理性。因此，用理性审视一切事物便构成了世界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像恩格斯评价启蒙思想家们时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3] 他们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是人性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主张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1789年问世的“人权宣言”就表明了建立理性与正义王国的主张，不仅为法国的科技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推动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
虽然启蒙运动是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旨在培养具有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人，目的是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社会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就历史渊源而言，理性是西方的产物，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思想启蒙也就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产物。
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哲学上始于康德。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阐述。”[4] 赵敦华教授认为：“法国大革命震撼了世界，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哲学上反映它的精神，这场大革命就失败了。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它做出的反应是痛心疾首地揭露和批判，反思它的负面影响和教训，此时哲学界被一股保守的、复辟的思潮所笼罩。但是，政治上保守的德国，却出现了积极反映和总结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哲学。”[5] 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性质同样表现在对人和人的理性的高度肯定上。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并把人作为自然的立法者，把一切都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开始于康德的哲学革命经过费希特、谢林最后在黑格尔那里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庞大的以理性作为最高主宰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整个世界就是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而所谓绝对精神，又是指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人的自我意识能动发展的最后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是用科学理性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全部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的科学说明。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绝对精神所固有的属性，它的展现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理性为物质存在所固有，它表现为物质的自我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物质存在及其合乎理性的运动规律的反映。尤其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极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表现出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切。可见，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启蒙精神，已经作为先进的文化成果积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破除封建迷信，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树立科学理性的权威，即实现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现代化的实现。
二、启蒙运动的中国化历程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入了新阶段。其实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革命，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就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为了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要求而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结果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同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适应历史需要向封建文化发起的第一次有力冲击，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大量西方思想通过“五四”运动传入中国，它们对个人尊严和幸福的肯定，对自由、民主、科学的呼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随即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启蒙的历史变迁，从此以强调科学理性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启蒙精神便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成果积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正、反对立倾向：一种是借助于科学理性论证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从而说明自己事业的必胜性，更多地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一面；另一种又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不得不更多地倚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高扬人的主体性。正因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中国化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两次启蒙。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科学理性启蒙。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统一的理论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没有写过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哲学著作，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发展及其中国化变得十分复杂。任何理论的历史发展都是后人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其创始人思想的选择与运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在不同阶段也互有差别，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少数受西方影响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国内的政治危机完成的，政治变革走在了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转变的前面。虽然封建王朝已被推翻，但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强大的资产阶级，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仍然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支配。冲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是中国社会的急需，封建王朝被推翻又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它不仅是一次爱国运动，也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李大钊认为“五四”所代表的精神，是反抗强权的自由精神，其口号就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胡适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如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指出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6] 就历史意义而言，“五四”运动是一场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一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西方的思想理论如人本思想、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蜂拥而入，尽管它们互有不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共同点都是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产物，都肯定人的价值，多数理论都弘扬科学理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其中一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重在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性、必然性和可知性，恰好可以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这种需要，这些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突出强调科学理性的体系，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不够，以至于不少人批评它是机械唯物主义。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有一点则无论如何不能否认：正是这一体系向几千年来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灌输了科学理性，它的传播是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个事实就够了：1949年以后，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接受科学理性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传播科学理性而言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曾经一度成为中国人思想启蒙的重要阻碍。这是因为，一旦科学理性脱离了人，把它不是作为人的理性，而是作为在人之外甚至是在人之上的一种存在来看，它就会成为对人性的扼杀，走到启蒙的反面。黑格尔哲学便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把脱离实际的空想冠以客观规律的名义作为历史必然趋势强迫中国人去接受时，情况也是如此。脱离了人的唯物主义可能因为敌视人而成为宗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文化大革命后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主体性启蒙。
“文化大革命”是唯意志论疯狂肆虐的十年，革命意志、权利意志决定一切，这种离开客观物质因素的制约，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理论失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毋庸赘言。基于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需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大地上掀起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用实践来解释现实世界一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7] 完全肯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导作用，实践观点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辨证综合以及根本超越。其结果就是高举人的主体性旗帜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新理论的出现完全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实践对哲学理论产生的新要求推动的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思想已经从文化大革命所受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正在使科学理性具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思想启蒙看做是正题的话，那么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研究便是思想启蒙的反题。
就历史意义而言，实践唯物主义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人们以往那种二元对立“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由此形成了实践的动态思维模式，认识到大量事物都处在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把人们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满足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反思和纠偏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践踏，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对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研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人们从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重新解释，淡化了政治对哲学研究的影响，强调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精神”状况、实质和未来可能走向的理性寻索。实践唯物主义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充分肯定了每一个人追求现世幸福的正当权利，而且在实践中推进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完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伟大推动力。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关注人的生存境遇，而且关怀人的未来发展，这种关怀正在于以理性的方式构建引导人们活动的核心价值体系，所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本身就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思想启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得到高度肯定，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向人本启蒙思想的回归，是新世纪、新阶段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化和发展，追求以人为本的和谐理性是处在全球化情境下具有鲜明而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启蒙的强势呈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启蒙的合题——否定之否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启蒙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定位，对于反思和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不和谐音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启蒙的创新
20世纪末期，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科技理性的泛滥和对人的不断扩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即生活世界的不断技术化，使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几乎无孔不入地技术化、工具化和规范化，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置于由技术、管理规范的控制和监督中（哈贝马斯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体制转轨和迅速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也触动了原有的既定利益格局而引起社会冲突，总之，科技理性破坏了人际交往正常的和谐状态，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等等。在物质财富猛增的同时，造成了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丧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日益严重，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催生了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并以此来摆脱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为人类文明的跃迁提供了思想启蒙，这是新世纪以中国思想界为代表的全球社会对宇宙大道之深彻的集体性体悟和自觉探索，它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创新，是中国社会以充分的自信融入世界思想界并与其展开平等、有效对话的标志。
人类思想启蒙史的逻辑演进表明，每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阶段，客观上都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当时存在境况、足以引领和主导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理论和学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无论从什么意义上都可以说，作为新世纪思想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事件，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完全具备了这样一种理论资质，堪称中国社会贡献给人类的全新生存智慧的符号表达，不论是对当今世界脉搏的准确把握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整体认知，都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它强调以人为本，高举和谐发展的大旗，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重视人文终极关怀，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呵护人的精神家园，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社会，在人的思想深处确立和谐思维，用和谐思维来思考问题、处理事物，不要陷在不相容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和谐理性是中国特色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化和创新。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强调了以人为本、高扬个人自主性这种启蒙思想的进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层、主体多元、贫富分化、利益格局失衡、社会冲突加剧等现象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显然不能都归结为经济不发达。其中有两个更为深层的原因：一是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二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以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作为联系的纽带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理性和谐关系，自然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合理根据和理性规范，它将对人类进行新的思想启蒙，抛弃人们企图通过科技理性的无限增长而使自身达到完满完善的独断狂想，校正人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疯狂征服自然、企图成为宇宙全知全能的主人的有害实践活动，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沿着不断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的渠道前行，不断向着有限的和开放的历史目标推进。
第一，和谐理性追求的是人本理性。和谐社会着眼于人文价值理性的实践性建构，是一种民族性“社会理性”观的探索和尝试，它追求的不是“科技理性”，也不是单纯的“价值理性”，而是一种超越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题——和谐理性，其实质是遵循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的原则，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中国文化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而做出的时代选择与调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实际起点是人，它要求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始终坚持人本取向，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包括全体人民、社会各个阶层。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怀人、爱护人、解放人、塑造人，而且还要重视人的生命、安全和幸福等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把理性的生活、争取自由平等、追求人的尊严和权利视为崇高的价值目标。
第二，和谐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超越。追求和谐理性并不意味着不要科技理性，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急需确立科学理性精神，以科学理性的原则对待社会公共领域里非科学的如人情关系等等。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理性精神要求通过可供选择的达到预期目的的技术和方法、投入和产出进行精细的理性计算，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政治上理性精神要求反对人治，追求法治的严格化，法治恰恰是与人情关系对立的，而与理性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制度、秩序和规范相一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上理性精神要求实事求是，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以获得真知，科学理性精神实质就是要透过现象抓本质，就是要在那些看似无序的对象中去找到其固有的法则，就是要揭示事物内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和谐理性追求的是多元和谐的结果，它可以包容个性差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合作、共赢，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不同的音符才能产生美妙动听的音乐，不同的调料才能做成可口的美味佳肴，不同的颜色才能构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和谐的真谛就在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合理控制。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启蒙的历史变迁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更倾向于科学理性的正题启蒙。但是科学理性一旦脱离了人，把它不是作为人的理性，而是作为在人之外甚至是在人之上的一种存在来看，它就会成为对人性的扼杀，走到启蒙的反面。“文化大革命”中以客观规律的名义把脱离实际的空想作为历史必然趋势强迫中国人去接受时，情况就是如此。而作为反思和纠偏“文化大革命”中唯意志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无疑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启蒙的反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迫切需要回归人的理性的和谐启蒙。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以上正题和反题基础上创新出来的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合题，形式上完全符合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过程，内容上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启蒙的对立统一。当下和谐理性正在成为人们用以评判社会文明品质高下的重要尺度，它使人发现了物性之外的精神信仰和美好感情对于赢得人性光明所具有的启蒙意义，并因此而将人性和人格整体升华。作为思想启蒙合题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力图实现的，是一种新的价值理性的重建，是向一种久违了的人性固有的本真面目的辨证回归，投射出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和价值关切，它充当着一种引领身处迷茫中的当代世界走出问题和困境的生存向导。
注：本文是2006年宁波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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