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思想论文,弗罗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罗姆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代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权威。他的社会精神分析学说在梦的分析、精神治疗及人格、伦理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集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于一身，且著述甚丰，内容广泛，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对弗罗姆的心理学思想特别是他企图用人本主义调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而实现二者“综合”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基础
对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研究，不能不涉及弗洛伊德和他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弗罗姆的心理学思想在对弗洛伊德心理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罗姆一直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接受过严格的精神分析训练，其心理学思想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非常深刻，他在评价弗洛伊德时曾说：“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潜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注：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因此，弗罗姆在建立自己的理论过程中，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概念，以及心理分析和梦的解析等技术。但他的继承并非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及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意识地吸收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心理学思想，成为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重要成员。
弗罗姆对传统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其一，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心理影响的决定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渗透强烈的生物学倾向，在弗洛伊德眼里，性的本能冲动，既是个体心理的原动力，又是解析变态心理的内在原因，本能冲动几乎贯穿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全部。弗洛伊德认为：“生物的需要主要有两种，即保存个体的生命和连续种族的生命，所以性本能是完成这两项生命活动的自然倾向，而许多表面上似乎与性无关的活动，也都是性本能的表现。”（注：约翰·里克曼著贺明明译《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弗洛伊德虽然也强调社会、家庭、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以及经验，特别是童年经验的作用，但他所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本能的压抑作用，是为了树立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的对立面而涉及的，并非注意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真正作用。弗罗姆把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扩展到社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大层面，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的心理作用放在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从而更加强调精神病因学的社会因素，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社会精神分析学。其二，延伸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潜意识概念是传统精神分析的核心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潜意识既不能通过人的感知直接得到，也不能通过自我观察而捕捉到，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是无时间性的、不合逻辑的。弗罗姆在继承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他指出：“潜意识是社会要求其成员压抑的心理结构。深层潜意识及其解释可以追溯到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潜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奇妙的象征是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注：高觉敷《西方心理学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每个社会都为本社会所有成员建立了共有的社会潜意识，社会通过社会潜意识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感情，执行着对社会成员的压抑，它允许符合社会需要的某些思想感情存留于意识之内，其他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感情则统统排斥于意识之外。因此，个体潜意识主要是由社会潜意识决定的，社会潜意识规范和支配着个人性格，个人言行举止必须适应文化和社会条件的要求。弗罗姆的社会潜意识概念是对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的发展，他把潜意识概念延伸到社会范畴，认为如果社会病态就会创造病态的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其三，引入人本主义观点，调合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弗罗姆赞赏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主义勇气，但同时也看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他试图修正和发展弗洛伊德学说，探索一条调合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之路，而这一条调合之路的基石是人本主义。在弗罗姆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折衷，是建构人类社会理想模式的唯一途径，而折衷是通过人本主义调合实现的。人本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弗罗姆的调合是荒谬的，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的支离破碎，甚至曲解和篡改。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弗罗姆敢于向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挑战，摈弃了弗洛伊德的纯粹生物学模式，意识到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开创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人及社会现象的先河。
二、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脉络
研究弗罗姆的心理学思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于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一条主线：即人在社会中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化的；社会对人的影响在于形成具有社会烙印的人格；改造社会的途径是建构人本主义的“共有制社会主义”。通过这条主线，弗罗姆深入分析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为我们勾勒出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1.人在社会中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化
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化是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个体化的理解建立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考察的基础之上。其个体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逃避自由》（1942年）一书中。
弗罗姆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但又有别于其他动物。动物在有机界的发展进化中，经历着个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加强，在人的发展中达到了顶峰；人的个体化的过程则是在社会环境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实现的。日益发展的个体化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就是日益增加的孤独。人的自由的发展过程具有辩证性，“一方面，这是一个力量，一个个体化和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发展的过程，人的理性力量日益增长的过程，与他人的团结日益加强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个体化的日益发展，意味着孤立及不安全的日益发展，从而对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也增大了”（注：弗罗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化导致了人的孤立、无助、不安全及微不足道的感觉日益发展，从而对自己生活及生命的意义、自身价值的疑惑也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日益发展的个体化必然导致两种结果，即“屈从”和“自发性活动”，这两种结果都是摆脱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的“逃避”的方式。“自发性活动是逃避方法之一，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感、感性和理性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屈从是另一条逃避的方向，向后倒退，放弃自由，通过填平自我与世界之间已形成的鸿沟来克服孤独感”（注：弗罗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弗罗姆认为，个体“逃避”的目的，在于消除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差距，消除现代生活中困扰自己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个人放弃个人的自我，成为隶属于外物的机械适应和麻木不仁的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孤独，不会有不安全感。弗罗姆为我们推导出个体化过程所导致的心理后果，是个体不可避免的孤独感的产生，使个体处于自由——责任与逃避——安全的两难境地，并把解除困境的动力寄托在个体潜意识的机制。弗罗姆在揭示个体发展与社会因素关系的同时，更强调社会给个体带来严重冲突所导致的种种不适应，“逃避”是个体求得虚假“安全状态”的无奈选择。
2.社会对人的影响在于形成具有社会性格的人格
弗罗姆把人格视为气质与性格的整合。气质因受先天遗传的影响，不可改变，性格因受社会的影响，必然构成人格的核心部分。弗罗姆把人的性格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个人性格，另一部分为社会性格。社会性格是“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作为这一团体具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注：弗罗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性格体现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的客观需求被个人的社会性格所内化，同时社会条件以社会性格为媒介，影响个人的意识形态，变化的社会条件导致了社会性格的变化。因此，人的性格主要由他的社会性格那一部分所决定，在此基础上才表现出个人性格在行为上的差异。弗罗姆倾向于一定的社会性格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的适应，这种并非被动地适应使社会性格成为社会条件的产物。正如卢文格所言：“弗洛姆主要关心社会性格，即在不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结构。这种关心导致他强调社会和经济对性格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他决定因素。”（注：简·卢文格著韦子木译《自我的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弗罗姆企图用他建构的社会性格概念去解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甚至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弗罗姆认为，性格特征是行为的基础，许多性格特征构成各种性格类型，而在人的性格中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类型，则称之为“倾向性”，它是性格的核心，“是一个人的普遍态度或观点，包括了对世界中的人们、物体或事件的反映以及对自我的理智、情感和感觉的反应，可说是包括了人生的一切方面”（注：高觉敷《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弗罗姆把性格类型分为两大类，即非生产倾向性和生产倾向性。非生产倾向性是“不健康的、病态的”；生产倾向性是“健康的”，它是人对自己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对自己固有的“权力”的使用。弗罗姆以四种非生产倾向性和生产倾向性以及晚年提出的恋尸狂、恋生狂倾向性构筑其人格理论的性格类型学。性格类型的划分，并没有纯粹的形式，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取决于体现在个人身上的消极和积极的性格的比例。对于心理健康的评定，弗罗姆强调以社会为参照，社会结构的性质是助于或妨碍人的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要使人的性格具有生产倾向性，唯一的方法是使人生活在没有疾病的健康的社会之中，生活在一个可以促进生产性的社会之中。人格被弗罗姆赋予了崭新的社会特性，并被打上了明显社会性格及性格类型的烙印。既然性格是社会和经济的产物，那么完善性格的根本在于完善社会，弗罗姆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
3.改造社会的途径是建构人本主义的“共有制社会主义”
关于人的存在、本性、异化与自由的理论是弗罗姆社会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也是其社会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人本主义特点的内容。弗罗姆想通过改变人的心理来改变病态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把非理性的社会变成理性的社会。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1955年）一书中谈到社会主义是唯一建设性的社会，并在《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1963年）一书中，宣称他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综合”起来，形成其人本主义的调合论，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人本主义的“共有制社会主义”。
在弗罗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有着“共同的基础”，这种“共同的基础”就是他们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他称“怀疑、真理的力量和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指导原则和动力”。并称“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注：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全面阐明完整的、尚未异化的人的理想，正是这一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重新把人摆在中心地位，弗洛伊德在其潜意识概念中也充分体现出人性的一面。在关于人及其本质的概念问题上，弗罗姆认为，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有病态的人和健康的人的思想，其中“被扭曲了的人”和“异化了的人”便是精神病理学上的主要表现，而马克思所说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和独立的人则是精神健康的主要表现，并指出异化的概念是马克思探讨精神病理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异化概念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移情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论及人的动机和社会的无意识，弗罗姆把马克思的“经济因素”看成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动机，即经济利益的动机，把“历史发展的逻辑”视为社会潜意识而与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互相排斥，弗洛伊德的学说以某种方式就可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并反映在人们的那些被压抑的领域。两种学说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把人的存在及其意识看成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把社会看成通过对人的内在的生理和生物机制的压抑来影响人的存在。弗洛伊德相信人可以克服压抑，而不需要社会变革；马克思则认为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依照弗罗姆的观点社会变革应该等同于心理革命，而无需社会制度和体系的变化。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弗罗姆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研究简单看成是各自对社会和个人进行的研究，在他的眼中，马克思的研究注重宏观的、社会的、经济的层面及阶级分析，而弗洛伊德的研究注重微观的、个人的、生理的层面及心理分析。他根据其对人及人性的人本主义观点阐述和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目标，以及人的本质及异化一系列问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及阶级分析的观点，企图以一场心理革命来取代社会革命，而最终建构一个他所理想的人本主义的“共有制社会主义”。弗罗姆的论点：“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把共产主义视为人本主义的最终目标并等同于人本主义，把人本主义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认为“一场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会实现西方和东方的人本主义原则和目标”（注：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的手段及方法。弗罗姆还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及人性的坠落归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认为社会的阴暗源于社会进步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而要根治这些弊端，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即呼唤一场人性的心理革命。弗罗姆天真地以为，不正视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根本矛盾，不进行社会的彻底变革就能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也正是弗罗姆的人本主义调合论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局限
弗罗姆的社会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学者把弗罗姆列入现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行列，这主要是他的主要论点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精神相一致。与其说弗罗姆注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对人的精神影响，不如说他更注重人及人性本身，更关注人的需要和情感。他的主要论点与人本主义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其次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演变为彻底的人本主义者，人本主义的精神影响着他，使他把这种思想动用到他的社会精神分析学说中，以形成他的“以辩证法和人本主义为指导的精神分析”，即谋求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正如弗罗姆所说：“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注：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然而，这种“综合”显然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首先在于他所标榜的“综合”，是“受辩证法和人本主义指导的精神分析”，看似辩证唯物论，实则唯心论。比起弗洛伊德来，弗罗姆进步的地方在于跳出了“本能论”的圈圈，以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大背景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但建构理论的基本概念如潜意识等，仍然沿袭弗洛伊德的老套路，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生物学的倾向，因而只会走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其次，是弗罗姆的学说中提出了一切形式的异化实质上是人性的异化，他把人性异化与劳动异化联系起来理解人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问题，但他没有深入到阶级进行分析，他看到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对抗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否认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从而否定了人性异化的经济根源、阶级根源，进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弗罗姆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而达到医治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把导致这种病态的原因归结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否定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鼓吹社会倒退，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评论，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弗罗姆的学说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的理论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及闪光点，比起其他社会精神分析学者来，弗罗姆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上，一定程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他对于西方世界那种物质丰富而精神痛苦的反思，对于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当代人的心理影响的深刻阐述，为我们深入了解心理现象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时，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必须分析一切理论建筑的根基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揭示其理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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