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权衡：防通胀与扩内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内需论文,权衡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69X(2011)02-0042-07
一、宏观调控的难题：防通胀还是扩内需？
201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政府刚刚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实现宏观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但进入7月份以来，又出现物价过快上涨的严峻局面。特别是以农产品、蔬菜、副产品等为主的食品价格上涨较快，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加。物价的普遍上涨已经反映到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的数据，2010年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7%，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0%①。CPI的持续走高，已经创出两年来的新高，并已经连续四个月创出历史新高。2010年1～11月份，Cn同比上涨3.2%，而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是3%左右。若以3%作为通货膨胀的程度，近期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已经超过了温和通胀的范畴。
图1 2010年1月至11月CPI和食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情况①
面对如此形势，“防通胀”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之一，宏观调控政策适时发生微调。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之一，其取向方面已经出现趋势性的变化，从原来较为宽松的政策过渡到一个比较稳健的政策。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六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8.5%，具体情况参见表1。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密度之强、力度之大，显示其收紧流动性的决心。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分别于2010年10月20日和12月26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2.7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到5.81%。货币政策的变化，已经释放出决策层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信号。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要在201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此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宏观经济调控基调正式确定，货币政策正式转型。
回想一下，就在两年之前，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战略计划，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出台4万亿元的财政投资计划和9.6万亿元的信贷投资以及十大产业振兴政策等一揽子相关政策措施以抗御经济衰退。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实现“V”型复苏，2009年GDP达335353亿元，增长率达到8.7%②。完成“保增长”任务后，就在政府下决心花大力气准备进行“扩内需”的时候，通货膨胀预期不期而至。一时间，“防通胀”似乎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主旋律，“扩内需”似乎要为“防通胀”被迫“让道”。然而，事实上，扩大内需并不是政府为应对短期经济波动而提出的临时性政策。扩大内需是“十一五”规划乃至“十二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的一项长期规划战略。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说，我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还是需求不足，扩大内需是今后很长时间内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核心任务。
二、破解难题：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性
要解决宏观调控中的难题，我们必须对此轮物价上涨的诱因进行解读，只有找到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正确判断未来经济走向，从而确定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奏效。
（一）“防通胀”会成为“扩内需”的绊脚石吗？
作为经济学最常见的一个基本概念，通货膨胀一直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目前广泛认可的是一个描述性解释：通货膨胀是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且明显的上涨。持续的过程到底有多长，理论与政策上都没有统一的明确限定。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应不低于12个月。衡量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很多，如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生产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等。其中，最常用的是CPI。在中国的实践中，CPI是判断物价水平变化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指标。通货膨胀可以区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输入型等多种类型，具体形成原因也颇为复杂。从以上说明中可以看出，一些比较严格或者严肃的学者，更愿意把中国的CPI上升过程称为物价上涨，而不是通货膨胀[1]。所以，笔者也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物价上涨”，并非“通货膨胀”。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宏观环境及内外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不同的见解和观点。笔者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过量的货币供给推动物价上涨。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提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以及其后的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物价水平持续快速上升的背景都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第3季度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甚至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来看，货币供给从2009年第1季度开始增速。此后，无论是M1、还是M2的供应量，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一方面，M1、M2的增长都出现了历史高位；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具体情况参图2。因此，通货的快速增长带来的通胀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一般认为，M1或者M2经由不同机制传导到CPI的表现上，大概需要2～3个季度[1]。正如图3所示，滞后6个月的M1和M2与CPI保持较高的变动一致性。
图2 2009年至2010年M1和M2同比增长情况③
图3 2009年至2010年M1、M2（滞后6个月）和CPI同比增长情况④
第二，此轮物价上涨具有较强的输入型特征。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在低利率已无调整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推出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通过购买长期债券的办法来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自2009年3月19日美国采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美联储又于2010年11月4日，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受回报率低和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这些资金在美国债市股市难有作为，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无疑将制造大量的全球流动性，当然会流向更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因此面临热钱涌入的冲击，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助推资产泡沫，加大通胀压力。
第三，此轮物价上涨也表现出成本推动的特征。从国内因素来看，国内劳动力和服务业等价格趋升，资源环保成本加大，资源性产品价格有待理顺，都会影响通胀预期。过去偏低的劳动工资和能源资源公共产品价格的调整将带来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结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上涨，成本因素导致物价上涨推动通货膨胀。从国际因素来看，由于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在利用本国资源之外，过多地转向了国际市场。美元的持续贬值推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为了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国际风险资本投资的黄金和原油等大宗商品保值，增加了大宗商品需求，导致价格屡创新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当前价格走势与未来趋势分析》的报告指出，因美元币值变动导致原有期货价格涨幅提高了109%，而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旺盛，自然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巨大影响。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加大中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2010年，中国物价上涨是不争的事实，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并渐成行动。但是，此轮物价上涨大部分来自于成本推动和输入压力，不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胀。因此，从中长期看，中国不会发生失控的、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与之相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还是总需求不足。有专家指出，在总需求层次上，仍然看不到明确的自发性增长点，特别是美国再度回归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反映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黯淡前景[2]。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在“防通胀”与“扩内需”之间的适时调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性，“防通胀”政策并不会成为“扩内需”战略的绊脚石。相反，抑制物价进一步的上涨，将有助于扩大内需。一方面，如果物价不断上涨，在收入无法随之上升的情况下，会使作为社会消费主体的居民消费能力萎缩。而且，我国CPI指数中1/3以上都是食品类消费价格，在低收入阶层中这部分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属于刚性需求。因此，基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换来的必定是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不是消费，经济增长方式极为不合理。如果我们继续过去的高增长、高消耗、高进口，那么，在资源和能源进口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国际价格大幅度上涨，也必然推动国内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而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将从需求方面拉动物价大幅度上涨[3]。如果能够创造出以居民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可以减少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抑制国内物价的上涨。基于此，可以看出，只有稳定物价，才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
（二）扩大内需必须长期坚持且任重而道远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要抛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不稳定的、脆弱的、外生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外部因素一旦变化，国内经济将受重创。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出口的巨幅下降在内需无法弥补上的情况下导致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因此，通过外需市场消化大量过剩产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扩大内需将成为成功转型的关键，只有巨大的内需才能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投资和消费是国内需求的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者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研究经验表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中，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1.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GDP增长0.44个百分点[4]。然而，在我国却出现相反的情况，内需中呈现“高投资、低消费”的局面，并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消费驱动为辅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投资带动的，这种高投资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来支撑的，因而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投资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依靠投资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也不能长期存在。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较来看，在1999～2008年期间，总体上投资率在上升而消费率在下降，投资率2008年比1999年高出6.1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率10年累计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远远高于投资率的上升幅度；同时，10年内政府消费率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达10.6个百分点，后者的累计降幅占最终消费率总累计降幅的86.2%⑤，这说明最终消费率大幅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引起的。居民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问题的实质，内需不足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高投资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居民消费一时难有大的起色，扩大内需任重而道远。
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
中国的问题往往复杂于内部和外部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内部结构差异很大，同时又经历着巨大的转型[5]。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迎来了新的挑战，二者需要在“防通胀”和“扩内需”之间进行权衡，将扩大内需和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可以预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是否得当、配合是否合理、协调机制是否健全，将直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
（一）关于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一国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保持物价稳定、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应是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基础性条件。因为，只有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促进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政策，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结余的规模和方向，间接引导市场价格，从而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运用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改变市场利率，直接解决由货币超发所引起的通胀问题，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总量，是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的最优手段。面对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增加，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将过高的物价降下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应该注意，稳定物价只是一个短期目标，并非长期目标。因为过度限制物价有可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下滑，导致经济的“硬着陆”，这是宏观调控应力求避免的。
（二）关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毋庸置疑，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要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也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目标。经过近十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国政府对利用财政政策实施紧缩或扩张的反周期操作，已经了然于心。尤其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利用其乘数效应刺激需求扩大和经济复苏，在多次宏观调控中都得到了实际运用。通过政策的有效调控，1998～2009年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这12年里，GDP增长率分别为7.8%、7.6%、8.4%、8.3%、9.1%、10%、10.1%、10.4%、11.6%、13%、8%和8.7%⑥，始终保持在7%以上。事实上，早在“六五”规划时期，我国就提出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后来是7%，现在是8%[3]。但是，无论是从国内资源还是全球资源供给以及与全球的关系处理来说，我国都不可能继续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实行长期的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应容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降低。这既不妨碍我国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又可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缓解资源、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紧张局面，从而对物价过快上涨起到釜底抽薪之效。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一旦降温后，高增长格局下掩盖的诸多不良后果就将显现，特别是“低消费、高投资”的格局，这样的增长格局不可持续。因此，如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的增长，才是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这就涉及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
（三）关于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带动的增长，并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如果内需不足，居民消费能力低下，且结构出现不协调，消费和投资比例严重失衡，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消费和投资均衡发展，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就前期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目标实现而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需求低迷时，“保增长”实际上被当作首要任务并基本实现，而“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扩内需”的目标一直被延滞。然而，从长期看，我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如果中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一直放在“反周期”的经济波动管理上，基本格局不变，经济的持续增长可能会乏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内需，扩大内需的政策更要对国内需求结构进行调整。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达到两个目标：一是，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一旦成功找到投资和消费的结合点，中国经济将进入平稳增长轨道。二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民富”才能“国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将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巨大的居民消费才能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四、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选择
总需求管理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倾向，可以是两种基本选择，或者紧缩（如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或者扩张（如以扩大内需为首要目标）[6]。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不能单靠一种政策去解决，特别是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单独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将无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如果单独使用一种宏观调控政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一定的问题。作为宏观调控的载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应优化选择，分清主次。
（一）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
综观近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是为了减缓通胀压力、流动性过剩等矛盾。就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而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当局最为看重的常规工具，但这多少是无奈的选择。2007年至2008年间，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很大，央行共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上调了8.5个百分点；2010年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后达到了18.5%的历史最高水平。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其运用效果是一次性的，在操作上缺乏灵活性。当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乘数时，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很难准确把握货币乘数，因此对准备金率的变动效果也就较难把握。商业银行可以在保持货币与信贷投放力度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超额储备率来应对，使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明显；再加上存款准备金威力巨大，若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商业银行无所适从，所以各国货币当局在运用时一般都很谨慎。在西方成熟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大大降低，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其央行甚至已完全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反观我国的情况却是，频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汇率政策将比利率政策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这是基于以下的判断，利率是一把双刃剑，实际上使货币政策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央行频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压力的话，那么，在完成“物价稳定”这一目标的同时，有可能对其他政策目标造成伤害。提高利率与发达国家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减息的政策相悖。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当前中国进一步向常态回归的货币政策是矛盾的，该政策或将抵消中国的加息效应，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无法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持续加息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加息会抑制潜在的消费和投资，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是鼓励消费，增加内需，因此持续加息会与政策预期相悖，扩大内需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是说，利率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起不到多少作用，甚至形成逆向调节，短期调控目标将与中长期调控目标产生矛盾。
而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对于稳定物价、扩大内需，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稳定物价。当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时，出口受到影响，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会转向国内市场，这相当于增加了供给，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就能够相对低价地进口更多的商品，从而减轻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二是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为冲销外汇而被动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减少，这样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三是减少进出口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缓解经济外部失衡问题。四是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会迫使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厂商或者退出，或者提高生产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这些都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出台后，在推动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同时，也将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了避免“热钱”更多的流入，其升值的速度，每年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则情况就不会太严重。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选择
决策层对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定调依然是“积极”，这意味着，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结构调节特征将更加明显，将赋予宏观经济运行更加强烈的质量优化前景。事实上，从近期财政政策的调控来看，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投资需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甚至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但更重要的消费需求却依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在传统的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成效有限的情况下，宏观调控重点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转变才是明智之举。
1.规范政府投资范围
2009年，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4万亿元的财政投资计划。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实际上，我国本次调控政策主要靠政府投资，靠大量的货币投入拉动经济。但消费拉动、企业活力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有效地解决。4万亿的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理论证明，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效益低下，最终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的适度转变。既然中国经济的矛盾是产能过剩与消费需求乏力，那么从长远看正确的做法自然是增加消费能力，抑制过剩的产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产生大量投资品的购买需求，获得暂时的经济增长。财政资金投向要从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向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转移，更多地将资金用在解决社会矛盾、支持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引导和促进社会消费的增长，改进原来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政府投资资金使用必须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目标。
2.继续增加“民生”支出
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看，一般可以分为以行政管理支出和国防支出为主的维持性支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性支出，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为主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社会性支出。就总体而言，我国的维持性支出所占比重偏高，而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偏低，真正体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性质的财政支出安排明显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所以，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增加的根本保证。从扩大消费需求角度来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核心内容应是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为重点，把稀缺的公共财政资源优先用于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向“归位”转变，以政府供给为主的模式来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减轻居民未来预期消费支出的压力，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从根本上改变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的状况，体现财政社会性支出的公平性，发挥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宏观经济乘数效应，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3.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以具有收入调节功能的税收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约为28%，发展中国家约为11%，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约为15%，而中国2006年这一数据才达到7%[7]。同时，我国没有开征规范的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作为收入分配调节唯一税种的个人所得税，我国目前实行分类征收模式，即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这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所缴的税与收入状况不相称。这样，既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也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原则。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税基宽，可以达到调节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目的，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合理的税制模式，是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改善国民收入结构的基本前提。因此，加快个人所得税税制向分类与综合制相结合的转变，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制中的地位，既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也有利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月度数据
②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③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调查统计司／统计数据
④数据来源：M1和M2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调查统计司／统计数据；CP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月度数据
⑤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年度数据
⑥数据来源：1998～2008年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来自《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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