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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03-0021-06
以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哲学发展到了现代阶段。本文把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区间的中国哲学称为现代中国哲学。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主要是从“思想演变史”的意义上说的，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与此前的中国哲学相比，确实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开设了哲学系，出现了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并且写出数量可观的哲学专著。除了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之外，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也十分重视哲学研究，并且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同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哲学思潮接轨，进入“综合创新”的阶段。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一改儒、释、道三教竞长争高的态势，代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互动的新格局。
一
现代中国哲学承接着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哲学理论工作者依据自己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理解，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致力于艰苦的“综合创新”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对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他们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清除封建主义的尘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提升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使之与时代精神相容，促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换。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后来则逐渐转向后者。对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他们也高度重视，力求充分地加以借鉴和利用，借以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现代哲学影响较大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和现代实证哲学；二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和实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蒙精神、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等方面。近代理性主义在西方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它高扬启蒙精神，主张把一切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都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推动了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在中国近现代，反对封建主义一直是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启蒙精神，抨击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武库中寻找到了合适的武器。近代理性主义同现代实证科学有紧密的联系，承担着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任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相遇，给严复等人印象最强烈的就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实证科学。他们在介绍实证科学的同时，就把浸透在实证科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来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进一步弘扬了理性主义精神。近代理性主义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在西方的实证哲学思潮那里得到延续，胡适、丁文江、张东荪、金岳霖等人通过引入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承接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的形成同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接受近代理性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们接受了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现代新儒家已突破中国固有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再像传统儒家那样把伦理观当成哲学思考的着眼点，而直接探讨宇宙观、认识论问题。他们依据主体性原则，提出“现在的我”、“本心”、“道德自我”等观念，作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根基。实证派特别重视认识论研究，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强调人心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本位”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辩证地看待“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运用实践的观点对主体性原则作出了正确的说明。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等方面。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到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以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开始抬头，出现了叔本华、尼采等强调意志、贬低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出来，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批判思潮兴起，非理性主义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也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杜威到中国讲学，把法国生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作为“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介绍给他的听众。一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撰文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1921年，《民铎》杂志出版了一期“柏格森专号”，刊载的文章有严既澄著的《柏格森传》、张君劢著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冯友兰著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张东荪著的《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李石岑著的《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梁漱溟著的《唯识家与柏格森》等近20篇文章。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东荪译的柏格森的主要哲学著作《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还被请到中国来讲学。中国实证派对于非理性主义大都表示拒斥，而现代新儒家则表示欢迎，并将这一思潮当作用来阐发儒家价值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备至，称它“迈越古人，独辟蹊径”。他把柏格森哲学同儒家思想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1](P153)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材料。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送来先进的宇宙观和观察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极大地拓展了先进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他们不再把眼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而迈上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大力传播唯物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在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二
现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生价值观念如何树立？
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宣告破产，不能发挥“范围人心”的作用了。于是，如何重新建立人生价值观念体系，便成为思想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曾提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残抱缺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P41)他所说的“最后觉悟”，其实就是价值观念如何重建的问题。现代中国哲学探讨价值重建问题，可以选择的向度主要有三个：一是改造儒家的价值观，使之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二是引入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的价值观；三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并且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现代新儒家选择了第一个向度。他们明确地表示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但无意维护纲常伦理，而是利用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思想资源，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根基，彰显价值理性，论证“道德自我”的本体论意义，诠释儒者人格的现代意涵，确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实证派选择了第二个向度。他们大都推崇科技理性，坚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批判现代新儒家的价值观，曾发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拥护民主政治，向往自由主义的理想人格。在价值观方面，他们的科学主义取向和自由主义取向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价值重建问题上，由于偏重于引进与传播，并没有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找到他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生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第三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看待价值重建问题，强调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强调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作了深刻的论述，至今对于解决价值重建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三大思潮中，最关注价值观念重建问题的，当属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同西洋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它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以直觉为主导的思维方式。他所说的“意欲调和”，指的是心境的自我调适。在进行这种调适的时候，一是不把自己同外物对立起来，放弃一切功利追求的念头，达到人与外物之间的和谐；二是不把自己同他人对立起来，奉行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不让欲望支配自己的心灵，保持平和的心态，使心灵得以净化，达到心境的和谐。这就是梁漱溟对儒家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反求诸己等价值原则所作的现代诠释。
梁漱溟过分突显非理性主义，有违儒家的价值理性主义传统；过分突显非功利主义，不利于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后来的新儒家试图走出梁漱溟的误区。熊十力建构“本心”本体，目的在于证明儒家道德价值的根基性：“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3](P567)正是因为有本心这个价值源头作为担保，人生才不至于产生虚幻不实的失落感，而这正是儒学的精粹之所在：“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3](P348)他批评了宋儒的非功利主义倾向，主张把儒家的内圣学与西方的外王学结合起来，开出新外王。尽管他仍把内圣看成外王的基础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老路，但也反映出他对现代性的企盼。
冯友兰从新理学的形上学出发，把“真际大全”视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根据。“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4](57)所谓“境界”是指人对于真际大全的体认程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精神状态。冯友兰把人生中所有的境界由低而高分为四种类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冯友兰通过分析四种人生境界设定了自由、自觉两个价值目标。他倡导尽心知性——尽伦尽职的道德原则，检讨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人生观的局限性，突出“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主导意识，以求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回应，重新确立人生的意义及其归宿。
依据新心学，贺麟提出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等三条改铸儒学的原则，以开发的心态看待儒家传统、看待西方文化、看待工商文明、看待民主政治、看待人际关系、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他努力淡化儒学的专制色彩，突显其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旧范式，适应了现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转换的大趋势。他构想的儒者人格观念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旧观念相比，无疑是个进步。贺麟在承接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同时，一方面注意到天理与人欲的协调，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力图对儒学加以改铸发挥，移入现代中国社会。他所设想的儒者人格在中国没有变为现实，但他提出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仍可引为借鉴。
三
现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二是：科学知识如何获取？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为了真正把“赛先生”请到中国来，现代中国哲学特别关注科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特别重视认识论研究。传统的中国哲学比较关注人生问题，不大注重认识论问题。即便涉及认识论问题，也是同心性修养结合在一起的，关心“价值的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而对“事实的知识”如何获得并不关心。在儒学中，“价值的知识”被称为“大体之知”、“天德良知”；而“事实的知识”被称为“小体之知”、“见闻之知”。高扬“价值的知识”而贬抑“事实的知识”，可以说是儒学的传统之一。现代新儒家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也都把眼光注意到“价值的知识”上，对于科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相连接的惟一纽带，是认识的动力、基础和来源，是认识的目的、归宿和检验标准。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旧式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有限趋于无限的发展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专门讨论“科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但他们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实证派大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们崇拜科技理性，倡导科学精神，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科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上，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胡适坚信“有用就是真理”，举起实用主义的旗帜。他明确表示认同工具理性，对于现代中国人转变关于知识的看法，具有推动作用。他要求人们多有几分务实的精神，摒弃那种坐而论道、游谈无根的坏风气。他把人们的目光从理想引向现实，不再沉湎于理想主义的空谈。胡适所说的“有用”，很大程度上是指科学知识的有用性，因而他的真理观同五四时期高扬科学的呼声也是一致的。他把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把问题看作思维的起点，把假设看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将效果作为证明的凭据。胡适的表述比杜威更为简洁，因而也更容易被国人所了解。
尽管胡适是中国第一个表示认同实证论的哲学家，但他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比较强调经验的行为意义，不太关注经验的认识论意义，因而没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充分展开实证原则。与胡适同时代的科学哲学家丁文江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比较关注经验的认识论意义，通过引入马赫主义，阐发了唯觉主义观点，并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担当科学派的主将。可是，按照唯觉主义的思路却无法解决这个难题：知识固然来自感觉，可感觉到的东西都是特殊的，而科学知识却是一般的；那么，如何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中国现代哲学家接受丁文江的理论思维教训，在认识论研究中另辟蹊径。
张东荪反对用一元论或二元论说明认识过程，他分析说：“经验论以感觉为起点，由感觉而推到内界，由内界推到外界。实在论以外界为起点，由外界而推到感觉，由感觉再推到内界。唯心论以格式与设准为起点，由此而推过去依然可以转一周为止。总之，他们都想把这个圈子改为直线，于是乃有两端。而在我看来，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圈子；就不能有所还元。我以为在根本上是五种互相独立的。由感觉不能知外物；由格式不能知感觉；由设准不能知格式；由概念不能知设准。这便是我的主张所以与历来认识论上各种学说不同之故。他们的学说可以名之曰认识论上一元论或认识论上的两元论，而我此说则当名之曰认识论上的多元论”。[5](P112)他提出多元主义的认识论，一方面用先验论补充经验论，另一方面又用经验论限制先验论，试图解决唯觉主义面临的难题。
金岳霖沿着客观主义路线，借鉴新实在论的思路，确认外物的客观存在、意念的双重作用、思议原则和归纳原则的理论担保、真理的定义与标准，纠正了实证论的唯觉主义、归纳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向。关于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知识的可靠性与真理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他提出一整套有特色的观点，建立了一个结构严谨、精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他的《知识论》以理论分析见长，正如冯友兰评论的那样，“可以算作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业著作”。[6]金岳霖是中国分析学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众所周知，认识论并不为中国传统哲学所重视，金岳霖在这一领域潜心钻研，笔耕不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
现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三是：中国社会如何改造？
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正值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苦难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动时期。“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全民族最关切的问题，自然也是哲学理论工作者最关切的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活动紧紧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各种角度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现代新儒家幻想以学术救国、以文化救国，使业已破产的中国社会得以重建。他们中间有人办学，有人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希望以自己的学说影响社会，可惜事与愿违、收效甚微。中国实证派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言论救国，他们呼吁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少数人”担负起社会责任，办政论刊物，鼓吹人权，组织社团，提出自由主义主张，要求走“第三条道路”，在现实中也屡屡碰壁。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
以往哲学以解释世界为宗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指导社会实践，乃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立了现代中国的新哲学。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及成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的国情，观察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进而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发展方向。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李大钊首先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了初步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大家庭制度构成“二千年来的社会的基础构造”，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则是这一基础的“表层构造”。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原来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于是，“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他从唯物史观中找到批判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制度的锐利武器，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到新的水平，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李大钊还依据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伟大作用的原理，把人民群众看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因为一切反动派“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7](P330)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长期为找不到革命的动力而苦恼，他曾寄希望于军阀，然而军阀一个个地都背叛了他。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主干”，“能彻底革命”；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徘徊犹豫”的同盟者；地主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革命党”。他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8](P71)他的这些论述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历史教训，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指导，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毛泽东写了哲学论著《反对本本主义》。他特别强调“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大力倡导“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成熟。毛泽东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了科学的预测，写出《论持久战》一文。抗日战争的实际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化的标志。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找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思想，找到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实证哲学等三大思潮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代新儒家侧重探讨第一个问题，实证哲学侧重探讨第二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侧重探讨第三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指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
［收稿日期］200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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