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文本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在论文,病例论文,歇斯底里论文,片断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6-0019-05
1940年冬，在中国西部偏僻的黄土高原上，一位中国女作家在一次偶然中获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被日军抢掠、沦为妓女的中国姑娘，因为贞操受损并患上性病，被她的家人和村人不齿与不容，无法在家乡立足。这件事情引发了女作家对这位姑娘命运的深切忧虑，从而创作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这位女作家就是丁玲。丁玲也许没有读过另一个文本，因为那个文本离文学太远，是一个医学病例，在另一个国度，早她40年发表，却被后来的研究者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个文本就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900年对一个歇斯底里精神病症的分析诊治记录——《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以下简称《病例》)。
乍一看，这两个文本似乎互不相涉，既性质不同，又领地各属，没有什么可比性：一个是真实的医学病例，探讨一位奥地利少女朵拉患歇斯底里精神病症的致病之因；一个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讲述一位中国少女贞贞身患性病，为革命利益牺牲女性贞操而又为传统所不容的故事。两个文本关注的对象不同，采用的手段不同，揭示的问题不同，建构的文本属性不同，达到的目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异质文本，怎么能够扯到一起进行比较?但我们透过一“实”(《病例》)一“虚”(《霞村》)两种文本的不同属性，叙述者视角的不同运用，叙述声音的不同展现，似乎又能找到一种异中有同的可比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差异性，发现它们之间隐含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事实，即两个不同属性的文本都分别讲述一位18岁少女因情而困、因情致病的病史故事。《病例》在真实的病例陈述中加入了大量的文学因子，采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方式突出其内容的悬念性，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构成显性医学文本与隐性文学文本的文本间性组合；《霞村》在虚构故事中采用欲明故暗、主人公迟迟不出场的悬念方式，突出贞贞形貌及价值判断在村民眼中与“我”眼中的巨大反差，传递一种政治理念和女性关怀，形成显性政治文本与隐性女性文本的交相纠葛。两个文本站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与性别立场，展现出文本间性力量所构成的丰富内涵与复杂声音。
一、叙述视角与声音
在《病例》中，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始终扮演着两个角色：故事(病例)叙述者和精神分析师。从叙述学角度来说，《病例》是一个后设文本，即建立在朵拉叙述之上的再叙述文本。但在这个后设文本中，我们始终听不到原叙述者，亦即病患主体朵拉的声音，她的原叙述已被叙述者在再叙述中任意曲解和肢离，形成一个充满叙述者自我掌控的男性意志表述。叙述者“我”将朵拉置于他者位置，以男性菲勒斯中心的叙述视角与男性话语，始终控制着对朵拉的凝视和代朵拉的言说。比如“我”同朵拉谈话，看见她随意地拉动身上的时尚小包拉链，作为叙述者兼精神分析师的“我”立刻断定，这是朵拉手淫的表现(“我”认定小包代表子宫，拉拉链的动作代表了潜意识中的自慰诉求)，不管朵拉是否承认，“我”代朵拉肯定“我”的猜测。朵拉的恋父情结、移情K先生、同性恋K夫人的情欲经历，治疗期间对“我”的再度移情的情感线索，还有情节(细节、梦境)的阐释、悬念的设置、人物关系的诠释等等，全在叙述者不容质疑的设想与判定中，而被如此界定、言说的朵拉却始终沉默无声，我们无法听到来自她的声音，她在想什么?她又说了什么?它被言说、被界定的身体与身份，哪些是对她的“误读”?我们只看见她在叙述者兼精神分析师面前，按照他为她预设的轨道，要么乖乖“点头认可”[1](P201)、“承认不讳”[1](P168)，要么“静静听着，看来她被感动了”[1](P202)。即便偶尔地让她以第一人称反应，也即刻被叙述者附加上“她回答说”、“她证实”所替代，呈现叙述者对其话语重构的强力掌控。
“声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2](P19)。作为叙述者的精神分析师(也即弗洛伊德本人)与朵拉一系列对话的目的，是要把朵拉的性意识放置在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里进行阐释，他要朵拉承认：(一)她被父亲吸引，但是被压抑，因此好像被K先生所吸引；(二)她被K先生所吸引源自于对父亲性欲望的抑制，所以也必须压抑这个吸引；(三)她那不被满足的性欲望，需要通过如咳嗽、偏头痛、阑尾炎、跛足等身体病症找到宣泄的出口；(四)她的手淫则反映了她对性交的恐惧和退缩；(五)她隐藏了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性欲望，她向这位医生移情。弗洛伊德也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建构他的医学文本，所以无论朵拉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是他在替朵拉言说，代朵拉判断，都可轻而易举地将之纳入他的男性菲勒斯中心框架内，呈现男性话语的语霸权和掌控权。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当男性自信于能触及一个‘解释’现实情状和他与他者间关系的论述时，女性却感到跟那样的论述的疏离。发现它无法处理/阐释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现实情状。女性到目前为止一直被排除于历史之外，因为那个论述并不是她们的。只有女性开始问问题，她们才能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历史，然后才有她们自己的论述。”[3](P219)
朵拉在这个病例文本的建构中是沉默无声的他者，被言说、被界定，完全不具有主体身份。但她最终没有“臣服”于弗洛伊德的建构与言说，采取了她惟一能够反抗的方式——拒绝继续治疗，永远“出走”于弗洛伊德的治疗室，腰斩了叙事者兼精神分析师的精心设计和洋洋宏论，弃惆怅的弗洛伊德而去，从而使弗洛伊德的后设叙事难以“圆满”完结，使之成为无法弥合的分析“片断”——《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于是永远地成为了零散的碎片。“许多妇女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把被塑造的、或者社会建构的女性声音与她们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区分开来，而且妇女是能够听出不同的。”[2](P20)被迫沉默的朵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以“出走”的方式表达了被置于边缘位置的“他者”反抗，她的“出走”在此刻具有了无声胜有声的行为力量。
《霞村》在叙事视角上与《病例》不同。《病例》始终以精神分析师兼叙述者的男性视角(一重视角一种声音)观察、言说、界定朵拉，是一种典型的男权叙述。而《霞村》存在着至少三重视角三种声音：叙述者“我”看贞贞、村民看贞贞、贞贞看贞贞。这些不同视角下发出的不同声音，相互冲击，互相缠绕，但并未在预期中随着“故事”的发展合流为一种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信息，而是交织着不同利益需求下的不同价值判定、不同性别视角下的不同声音。
“我”看贞贞。叙述者“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贞贞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勇跳“火坑”作日军妓女、为“我方”刺探军情的大义之举的充分肯定，演绎的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女性身体)的政治理念的男性话语。但作为女性叙述者身份的“我”，又对贞贞失贞、贞贞遭遇村人漫骂鄙夷的现实处境充满同情与忧虑。“我”看到的贞贞，完全不是村人描述的那样“烂掉了鼻子”的跛子，而是“一点病症也没有，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一双眼睛“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4](P426)。但“我”又无法回避的是贞贞失贞而遭村人非议、并患有严重性病的严峻事实。“我”眼中贞贞的美丽健康外表，寓示着“我”对贞贞献身革命的精神价值肯定，而“我”所忧虑的贞贞“内疾”(性病)与贞操受损，又是无法用革命理念抹平的女性心灵伤痛的私人体验。“我”的视角是双重的：既有男权政治肯定贞贞为革命利益“牺牲”自己的男性视角，即政治标准；又有作为女性对女性贞操受损无法释怀的女性关怀及道德质疑的女性视角。“我”的声音也因此陷入了这样的悖论：相对于崇高的革命利益，女性贞洁的丧失算不了什么；相反，女性贞洁的丧失又是个严重的问题，它会遭致人们的侮辱与蔑视，会失去女人的立身之本。“我”的肯定与“我”的焦虑也因此赋予了《霞村》超越政治意图的丰富性，从革命理念下凸显出丁玲的女性主义立场。
村民看贞贞。村民是一群浸染在传统文化酱缸中的无知盲众，他们完全站在传统道德观上看待女性贞操——女人的身体属于男性私有，失去贞操必然失去在男权社会中安身立命之根本，必然要受到整个社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杀人集团”的集体惩戒，并被视为不祥和淫荡的象征而遭到唾弃。从某个角度说，他们是贞贞“献身”行为的直接受益者，但他们无法理会这些。传统道德的有色镜，使他们眼中的贞贞连模样都异常丑陋：“病得连鼻子都没有了”、“走路一跛一跛的”。男人骂她是“缺德的婆娘”、“比破鞋还不如”；女人也“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4](P429)。霞村的男人女人对贞贞的“阅读”视角，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失贞女性的道德讨伐。
而贞贞又是怎样看自己的呢?《霞村》没有让贞贞沉默失声(就这点而言，她比《病例》中的朵拉幸运多了)。贞贞为了革命利益“牺牲”了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贞操，“这样的奉献精神，真叫千百男儿无地自容”[5](P173)，应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歌颂所肯定，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打上男权道德印章的女性身体却无法见容她的失贞之身，这个失贞之身从革命的外衣下凸现出来，使贞贞的革命义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反而遭致道德的谴责。“透过贞贞的痛苦经历，《霞村》点出了她的压力原来来自于‘敌’、‘我’双方：而掩藏在爱国爱党旗帜下的，是她甘对自身肉体的无尽忽视与摧毁”[5](P174)。因此贞贞看自己，具有了三重内涵：(一)为革命“牺牲”自我，她觉得光荣而坦然。尽管村人异样的眼光、道德的诋毁像一飕飕利箭射得她浑身是伤，无法在霞村立足，但贞贞毕竟还有革命信念为她的“牺牲”给出依据：当“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4](P427)。此时的贞贞，以男权政治的眼光对待“小我”的身体和“大我”的革命。(二)但女性贞操丧失这一本源性经验，又使贞贞无法用革命理念说服自己，摆脱不了用传统的贞操观来衡定、打亮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有了缺憾，就不再想有福气”，从而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此时的贞贞，以男权道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失贞之身。(三)既认同传统又反抗传统。贞贞无法释怀的贞操受损的“缺憾”感，表明她仍然走不出传统窠臼。对于这个被视为“破鞋”的女人，自然没有权力享用男权社会施舍给女人的人妻“福气”。夏大宝的求婚，本是贞贞寻住救命稻草获得出嫁的机会，正如村人所说，“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也只有夏大宝这样的傻孩子才会娶她”，但贞贞拒绝了。她的拒绝，不仅源于贞操被毁的“不配”(夏大宝)心理，更重要的是源于她的反抗意识——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也不怜悯任何人。对于夏大宝的痴心，对于苦劝的父母，对于村人鄙薄的眼神，“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像一个复仇的女神”[4](P430)。此时的贞贞，在霞村人鄙薄的凝视中采取了反凝视对抗，她用“狰狞的眼睛”狠狠地回敬着把她视为“破鞋”的霞村盲众，以丝毫不妥协的对立姿态，“像一个复仇女神”，反抗男权传统所能给予她的最好归宿——人妻位置，弃霞村世界不顾，独自到远方去开辟新的生活。贞贞的“出走”，具有女性主义的叛逆色彩。
18岁的中国贞贞和异国朵拉，在经历了各自的伤痛之后，都采取了与男权社会不妥协、不合作的对立态度，最终选择了出走、选择了反抗。
二、文本间性与文本设计
在阅读中我们发现，《病例》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文本共存的特性：显性的精神病理学文本和隐性的文学文本，前者以不容置疑的医学权威口吻统摄遮蔽后者，通过叙述者兼精神分析师对病例的“后设”叙述与阐释解读来确立其权威性与真理性。但由于异质文本之间存在着的文本间性(即不同文本间的矛盾与对立)，《病例》充满了矛盾对抗，显性的精神病理学文本统治和压抑着隐性的文学文本，而隐性文学文本又绝非沉默不语，它时时体现出对显性精神病理学文本的颠覆与反抗。
作为精神病理学诊治记录的《病例》，确实属于医学文本范畴，具有让读者不敢怀疑的权威性与真实性。作者在《病例》导言中明确告知：这位病患者实有其人，不住在维也纳；为了避免因《病例》的发表可能带给她的麻烦，隐去了真实姓名，顺手改用“朵拉”一名；并在她终止治疗的四年后，“才把这个病例刊载在科技方面的专刊上以避免外行人品头论足”[1](P106)。作者如此郑重的声明与解释，可见他极为重视、十分强调《病例》的真实性和慎重性。但事与愿违，我们在阅读中却发现《病例》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在专业超然的表象下，读者可立即感知分析师复杂的情绪网路”，“读起来像浪漫言情小说，因为它里面有爱情、有奸情、有亲情；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医生、病人间的暧昧移情；还有如意识流般超写实的梦境描写。”[6](P76)它像侦探小说，朵拉拒绝K先生求婚的真实原因(K先生滥情，除了向朵拉求婚，还向他的家庭女教师求欢)，作者一直秘而不宣，故意将其延至文本最后才予揭示，而这个谜底的谜面“湖畔遭遇”(K先生求婚被拒)却从一开始就被叙述者大肆渲染并步步设伏，制造出许多疑团，引领读者步步追踪，寻求事情的真相。整个叙述过程“有如侦探小说或电影脚本般耐人寻味的情节”[6](P76)。
《病例》中，弗洛伊德精妙绝伦的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和他对精神分析学的信仰与坚持，绺结出紧张而耐人寻味的关系：现代叙事技巧瓦解了《病例》的科学可信度，却提高了《病例》的文学可读性。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为他的《病例》可信度与真实性提供人格担保，也不免流露出对他人不以为然的阅读担心。他说：“我知道，至少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医生，选择这样个案史来阅读，并不把它当成对精神病理学的贡献，而把它当作是本私下消遣的真人真事小说”[1](P107)。为了弥补歇斯底里症患者朵拉无法完整表述、讲清真相所产生的遗漏、零碎等不连贯性，弗洛伊德充分发挥了他创造性的想象才能与阐释才能，制造出扑朔迷离的悬念叙事风格：“在朵拉个案中，弗洛伊德以分析师和叙述者的口吻和姿态出现，然而他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常为了追求、发展其心理分析理论，刻意曲解、扭曲诠释的方向”[6](P77)，因而使被显性精神病理学文本所压抑遮蔽的隐性文学文本得到了突破与反抗的机会，显示出文学文本悬念设疑、扑朔迷离、情感纠葛、梦境纷呈的文学特性，从而产生文学文本颠覆精神病理学文本的张力与效果，让医学文本的权威性、真实性在文学文本虚构性、想象性的较量中大打了折扣。
《霞村》与《病例》一样，也存在着文本间性问题，即政治文本与女性文本共存：政治文本是显性文本，女性文本是隐性文本；政治文本统治压抑女性文本，女性文本又反抗颠覆政治文本。
《霞村》本意是张扬、塑造贞贞为“大我”弃“小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形象，“我”对贞贞的激赏源于她服从革命利益、“勇跳火坑”的英雄行为，“我”传递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因为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一切服从于民族战争也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倡扬的主旋律。贞贞的壮举，正是切合了民族与时代的要求。在这点上，《霞村》是丁玲建构的一个政治文本。但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她对被革命所“使用”又被革命所忽视的贞贞身体，在革命外衣下凸现的事实难以回避，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
因此，《霞村》交织着显性政治文本与隐性女性文本摩擦相冲的对立矛盾：贞贞在“我”的革命理念价值评判中是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国的圣女贞德，却在以村人为代表的男权道德天平上是一个“比破鞋还不如”的“缺德婆娘”。尽管两者都代表了男权社会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对贞贞“这一个”做出的价值判断，但前者的肯定显然难抵后者对贞贞的杀伤力，使为革命牺牲贞操的贞贞无法见容于传统的道德陈见。贞贞形象的实际被压抑(女性文本)构成了对“张扬”贞贞形象这一作者本意(政治文本)的颠覆与反抗，于是丁玲又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女性文本反抗颠覆政治文本的内在张力。
在叙事结构上，《霞村》与《朵拉》也有相似性：有着侦探小说设悬念、打埋伏、层层递进、最后解秘的叙述方式。
作为体现明显政治意图的文学文本，如果以常规的叙述模式，《霞村》大体会把贞贞牺牲贞操、患上性病的缘由及经历作为故事开头，歌颂其爱国精神。但丁玲没有这样做，她用一种制造悬念的方式结构故事：漆黑的晚上，灯光昏暗的院落，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情”。“我”不知就里，也挤进人群，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猜测着“是谁家娶了新娘子，还是抓到了俘虏兵?”村人都诡秘地摇摇头，一脸怪异，却没有人回答我的狐疑，脸上露出“神秘的神气”。丁玲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化不开的谜团不予解谜。随着叙述的进展，“我”始终没有见着那位让村民们频频议论的主人公，却听了一脑子关于她的外貌描述和道德非议：“病得连鼻子都没有了”，“走路一跛一跛的”；“向来风风雪雪的，早前在街上浪来浪去”，是“缺德的婆娘”、“比破鞋还不如”等等。文本叙述已过一半，“我”才终于见着贞贞，发现“她脸色红润，声音清晰”，眼神坦然明亮，动作敏捷伶俐，有着少女的羞涩与好奇，她的失贞与性病，也是为了民族战争需要，受“我方”指派舍“小我”顾大局的英雄壮举。这一切都与文本前半部叙事中村人的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而且，作者把贞贞的每次“出场”，都设置在晚上(黑夜所象征的压抑、诡秘、凶险等恐怖意蕴，暗示着贞贞的现实处境)，都不断引起村人窥视、猜测、非议的兴趣。这种很有侦探小说结构特点与神秘氛围的叙事方式，并非仅仅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好奇心，而是作者“别有用心”的匠心独运。作者的深意在于，以叙事的先后顺序，来证明村民对贞贞的道德判断低于“我”对贞贞的革命判断。也就是说，小说试图构造“村民/我”(群众/革命者)的等级关系，即前者低于后者的二元对立。通过铺垫村民眼中的贞贞，使读者对于村民反响这一现象予以高度重视，而“我”眼中的贞贞和对贞贞的“解读”，则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贞贞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质，使“我”的本质叙事与村民的现象叙事形成鲜明反差，从而凸显文本的政治理念功能。因此，“丁玲的叙事顺序符合了某种传统的叙述模式，即按照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叙事顺序展开叙述，同时也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模式。”[7]丁玲试图通过村民对贞贞道德诟病的现象叙事反思中国盲众愚昧偏执的国民劣根性，揭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本质叙事。
弗洛伊德站在男性立场和男性视角来观察、凝视、言说他的主人公朵拉。朵拉在整个叙述中是沉默无声的他者，完全听凭弗洛伊德菲勒斯中心论的强力阐释。丁玲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既肯定革命高于一切的利益诉求，又对以革命名义忽视女性身体的主流意识产生质疑，让处在革命需要与传统道德夹缝中的贞贞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她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无论是朵拉的沉默还是贞贞的执拗，她们最终都选择了反抗被界定、被言说、被凝视的男权掌控，选择了不配合的出走之路。两个文本都不是单一的纯医学或纯文学文本，每个文本中都存在着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或者属性不同、或者意图不同的异质文本套用，形成文本间性的冲突张力。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病例》是为了调动读者阅读兴趣，在医学文本的基础上揉进文学文本扑朔迷离的叙事性；而《霞村》则意在建立一种村民/“我”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等级关系，即村民对贞贞道德诋毁的现象叙事低于“我”对贞贞献身革命的本质叙事。从而使我们在阅读《病例》与《霞村》这两个出自不同性别、来自不同国度、发表时间相距40年、属于不同文本范畴的异质文本的时候，就会有趣地发现它们如许多的异中有同的可比性。
收稿日期：20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