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通史的三点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史学论文,三点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为了应对21世纪的到来和挑战，加紧了对20世纪学术研究状况的回顾、总结和反思，以期对21世纪的学术走势有前瞻性的助力，收繁荣学术之效。不少专家学者对中国百年史学的历史和现状、理论与实践、成就与不足等做了有益的分析和评说，在这一总结中，笔者以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给予中国通史更多的关注。因为中国通史涉及时间很长，方面很广，现象复杂，问题很多，在历史学科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抓住它，对推动中国史学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在这里，本文拟从中国通史与史学的学科特征、与史学社会功能、与史书体裁革新三个方面略陈浅见，企望有更多的人从各方面来关心中国通史，促进它、促进史学的全面发展。
一、中国通史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
历史学，即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这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现代学科的最基本特征；中国通史的“通”就是指“发展”、“过程”、“规律性”；“史”就是指人类社会的具体内容；二者差不多完全契合，区别在于抽象与具体。由于世界通史在时间框架下，分地区、分国别的叙述形式，加之其对中国社会影响程度的差异，我们认为中国通史在目前是最能保全和体现历史学学科特征的著作形式。近代以来，历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困扰着史学界，出现了至今未有结果、争议仍将持续下去的局面。一般来讲，历史学始终有不由自主地向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靠拢的倾向，使自身的学科特征日益模糊。这种情况，未必是史学的福音。一个怀疑自己为何物的学科，终将迷失自我。因此，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史学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通史作为一种著作形式最具历史学的学科代表性呢?
通史较断代史、专门史具有时间上贯通古今、内容上全面完整的相对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最具历史学的学科代表性。
通史、断代史与专门史是历史著作主要的三种形式。从研究范围来看，它们涉及的时间各有长短，内容各有多少。通史指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跨越时间较长、甚至是贯通古今、内容全面的史书(这也是本文所论“通史”的基本涵义)。断代史，指以朝代或时代为断限，对社会历史内容做全面或部分叙述的史书。专门史，通常指以社会某一方面的事迹或某一学科的发展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和叙述对象的史书；一般又分为通史型和断代史型两种：前者，如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等；后者，如两汉经济史、唐代政治制度史等。通史相对于断代史而言，时间前后相连，贯通古今，使人们容易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对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总趋势达成贯通性的认识；相对于专门史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内容完整的特点，使人们容易形成对历史的全局和整体的认识。这就是说，通史兼具断代史和专门史的长处，表现出自己的明显优势。
展现历史过程是通史的长处之一。通史把人类社会以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运动发展的具体、复杂和多样性展现出来，有助于我们克服囿于一人一事的狭隘性；有助于我们将历史事件、人物、发展等置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去评判、去定位；有助于我们打通古今、明白现在、预知未来，对藏匿在人类历史活动深层的普遍性规律做出应有的说明。
历史过程体现为通史的“通”字。所谓“通”，不是年份、王朝、时期、阶段的简单拼合，而是中国历史特征、演变线索和发展过程的体现，是前后迭进间异同的体现，是阶段性标志的体现，是融会、贯注史学家对历史整体理解的思想。“‘通史’的要求不在详，不在专，而在‘通’。关于史实的叙述，政治制度的缘革，民族的抟合发展，学术思想的演变，都要一气呵成，从上古一直贯通到现在。要因果分明，头绪衔接。往往一件事，昨日之因成为今日之果，今日之果又成为明日之因；或一果而数因，或一因而数果。在通史中要把这些纵横的脉络，交代清楚。”(注：台湾学者陈致平：《中华通史》第1卷“绪论”，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如何理解“通”标示着史学家历史见解的高下，这使得古往今来的中国史学家对“通”始终是情有独钟。
司马迁将“通古今之变”确定为《史记》的宗旨之一，就是试图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在《史记》中，他采用了“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等方法来记事，以贯彻通古今、重变化的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将历史潮流的演变过程及转折关键清晰地展现在时人和后人的面前。
南宋吕祖谦提出用“统体”和“机括”来认识历史过程的思想，至今仍发人深省。他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天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先识一代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君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注：吕祖谦：《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东莱别集》卷14，四库全书本。)统体指要抓住一时代、一朝代或一君王的主要统治特征，以此作为认识历史的大纲；机括即要着眼于事物转变的初始、关键以及为什么转变。这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高明见解。
近代以来，从“通”出发去探讨历史规律，将历史的综合与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世界范围和潮流中去认识中国等等，都为历史过程增添了新的富有时代特点的内容。范文澜“总结出通史工作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直通’，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是要充分认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象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着。研究者不能只选择某个‘主导’的事物，或持主观武断的态度，而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把上述两个方面，即：‘对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和‘在一定阶段内，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会通’。这些都是范老长期从事通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从事史学研究具有极宝贵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注：田人隆：《范文澜的史学》，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通史“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工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梁启超的“通变新论”，“包含了人类群体大抵都经由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阶段，不断在空间上获得扩展，融合并产生新的更复杂的大型群体，直到全球融合”(注：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绪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明朝一章专设“南洋诸国与华侨”、“西洋人东来”(注：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华东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二节，以确切的史实，反映出中国史必然地、逐步地、无法改变地走进世界历史的总格局，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交流、互相碰撞的局面。历史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过往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通史的“通”，才能将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最终落在实处。但是，通史只有“通”是不够的，还得有“史”，即综合的历史内容。
历史内容的综合性是通史的另一优势。通史在本质上是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内容等众多学科的大综合。它的内容和基本方法来源于这些学科，又跳出和高于这些学科，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事真、意新、文美、具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特色的概括和升华。正是这一大综合，较好地体现出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所特有的恢弘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和理智的思考，体现出历史学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梁启超较早地计划运用近代史学思想来综合叙述中国历史。他的通史构想：一、政治之部——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阶级篇、政制组织篇上(中央)、政制组织篇下(地方)、政权运用篇、法律篇、财政篇、军政篇、藩属篇、国际篇、清议及政党篇。二、文化之部——语言文字篇、宗教篇、学术思想篇(上、中、下)、文学篇(上、中、下——文、诗、词、曲本、小说)、美术篇(上、中、下——绘画、书法、雕刻、髹治、陶瓷、建筑)、音乐剧曲篇、图籍篇、教育篇。三、社会及生计之部——家族篇、阶级篇、乡村都会篇、礼俗篇、城郭宫室篇、田制篇、农事篇、物产篇、虞衡篇、工业篇、商业篇、货币篇、通运篇。(注：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附录《原拟中国通史目录》，《饮冰室文集》四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个目录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今天来看也是很广泛的。以后主张通史者，尽管时有侧重和增删，但万变不离“综合”之宗，只是内容日臻完整、完善和合理。
可以说，这种综合是通史的规定性内容，无论通史的篇幅大小、内容多少，内容的全面总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受到时代的、认识的、理论的、材料的、篇幅的诸因素影响，通史的综合是不完全的，并且永远不可能完全。但是，追求完全综合始终是最高理想。
通史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合而为一，充分展现出诸种成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使之保全和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这是历史学区别和独立于其他现代学科的根本所在，保证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学科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并将永存下去。
通史与历史学二词的释义如此相近，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同一内涵的两个不同的词。这就使通史必然牵涉到众多的重要历史和史学理论、方法、实践问题，成为历史学的领头羊。白寿彝因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的需要，在1981年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史的12个方面和346个问题。(注：田人隆：《范文澜的史学》，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182页。)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推动了学术界(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文学等)对相关领域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而且对发展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提高中国通史的编撰水平，有重大意义。抓住中国通史，带动史学全面发展，绝不是一句虚语。
二、中国通史与史学社会功能
史学是一门积极参与、介入，关怀人生、社会的学科。中国通史是力图通过历史过程和综合内容的结合来有效地反映和叙述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总体面貌的最佳著作形式之一，与史学社会功能息息相关。
史学社会功能，指的是史学所应发挥的有利社会作用。自有史学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表述就十分多样。这里，我们只是从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影响来说，中国通史相较其他史书类型、尤其是断代史和专门史能更好、更易、更全面地发挥史学社会功能而言。通史具有贯通古今、内容全面的相对优势。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与社会时代联系最为直接紧密的历史著作形式之一。以下我们从社会的需要、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通史产生的广泛影响等三个方面对通史与史学社会功能的关系略加申说。
第一，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要求是中国通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根本原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日益深重。如何使古老落后的中国有所革新自强，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是时代的强音和民族的要求。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形势，使历来具有爱国忧国传统的史学家们更加看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长期性，促使他们不得不从更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编撰中国通史成为许多学人的首选。一批知名学人相继提出了中国通史的编撰构想，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撰著。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六。)、《原拟中国通史目录》，1922年他又写了《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注：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文集》三十八。)；章太炎的中国通史构想(注：章太炎：《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全集》(三)，《訄书》(重订本)五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都充分地表达了对中国通史的历史观点、具体内容、编纂体例等的近代学理思想。夏曾佑在1902—1906年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以进化论为指导，按照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叙述历史，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成为中国通史编撰取得的较早硕果之一。其他如柳诒徵著《历代史略》、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去回答了最紧迫的社会问题。钱穆“一生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史学，寻找到使中国靠自己内部的‘生力’不亡，特别是‘精神’(历史命脉)不亡的根据。一部《国史大纲》就是他用心血凝成的史学‘救亡曲’”。(注：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60页。)吕振羽因1940年政治形势险恶，编撰《简明中国通史》，“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1949年以后，中国通史的编撰更是史学界的大事之一。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了《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白寿彝任主编和总主编撰成了《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等等。这些通史著作的构想和编撰都是对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的呼应，既为社会看好，又为学界所重。
第二，通史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通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向社会传布科学的充满人类智慧的历史知识，有效地缩短历史与社会的距离。这是社会时代与通史的一种约定俗成，若对此置之不理，通史乃至史学的前途就不大好言。“历史学的最后目的，还是在通史——无论断代的或贯通古今的，通史的最大功用，要在能与整个民族的心灵发生关系。”(注：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历史研究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即在大量材料的内在联系中去探求一个时期社会的特点，弄清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治乱盛衰的道理，考察时代嬗变的轨迹和法则，以求得对当今社会的有益教训，以帮助推动时代前进，这些应是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工作。”(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22页。)正是这一思想的驱使，范文澜在30年时间内倾全力于中国通史的编撰。为什么说通史的“经世致用”是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之一呢?这有如下两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
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文献的整理、专门史和断代史的研究等都是为打牢和打好通史基础而做的准备工作。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为炊之米。全面详细地占有资料，然后进入学术研究阶段，即分门别类地对历史内容进行——或古或今、或中或外、或考证或阐释、或贯通综合或断代局部、或抽象或具体、或理论或实际的——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学术成果：如历史论文、资料汇编或学术专著等。“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注：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6页。)可是，这类学术成果直接面向公众的机会和范围始终有限，尽管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最重要途径和结晶。它在未转化为一般历史知识、为多数人所知晓之前，始终囿于史学界，社会作用有限；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学术价值。整理文献固然重要，而更重要工作“还在于从繁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经过剪裁熔铸，编述为内容丰富的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使人们能在节省了精力时间的条件下，从这里面看到比较全面的祖国历史”(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63页。)。专门史、断代史最终还是通史的基础性研究。“今日写中国通史的困难问题，一在客观条件不具，即专题研究的基础还不深厚。”(注：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540页。)无论是小规模的问题或专题研究，还是在此基础上做成的专门史和断代史等，可以说，都是通史编撰内容的丰富和时间的延伸。比如，近代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促使“通史编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开始写中国通史的作法已为史界普遍接受”。“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70万年左右……中国的可信的历史大大向前延伸。”(注：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类似实例，不烦多举。从历史整体和历史过程的观点出发，专门史和断代史终究囿于片断，其成果要为通史所吸收和转化，透过通史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当然，没有资料，没有文献整理，没有专门史和断代史等为基础，通史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治学取向应当是专精与广博兼顾，兼顾当中又有所侧重。史学家的任何个人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却是不可取的。1928—1950年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力倡“史料即史学”。不过这一思想一旦跳出“客观性”的魔瓶，负面影响立即显现。他曾撰文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见《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他强调历史研究的“专”与“深”，忽视“史观”和通史，认为通史不会给历史增加新的知识。钱穆就说：傅斯年似主先修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又说史语所的青年学者抱怨傅斯年只准他的属下进行某一朝代的研究，不许上窥下涉。胡适给吴晗的信强调治史不是要他写一部明史，而是要他整理明代史料。(注：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这种治学取向还影响到后来的台湾史学界。“60年代初，史语所曾拟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即结合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资料，集中一批著名学者，编一部《中国古代史》。……于1963年开始实施，但迟迟不见出版。”(注：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这种“九龙治水，各管一滩”的治学取向使历史研究局限于相对狭小的范围，历史支离破碎，在所难免；只拉车不看路，何来终极目标。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史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他们反复强调历史综合和历史之“通”的重要性，明确主张编撰中国通史，提出“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梁启超、章太炎都明确主张应重视通史，吕思勉、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更是身体力行。他们的着眼点都在通史更能直接面向社会，都在通史有“吸纳百川”之效，能使史料的全面搜集和小心考证、历史文献的整理、历史专题的研究，以至断代史、专门史的写作等都能因通史的编撰而适得其所，找到最后的归宿而得到升华，达成通史“经世致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通史有助于我们摆脱笼统地讲史学社会功能而又难以讲清的尴尬，因为史学社会功能总是要通过历史著作或其他的一些形式来实现的。
第三，通史作为社会要求和史学终极目标之一的交汇点，社会影响广泛也就在情理之中。
通史通古今，内容全，使每一个读者都会从中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受益，十分有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编撰风气旺盛，成为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历史著作形式之一。因此，它受到史学家的高度关注。通史是否面向大众，是事关著史旨趣和基本态度的重要问题。范文澜一贯坚持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自觉地以历史著作教育大众，帮助“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田人隆：《范文澜的史学》，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174页。)。“探求历史史实的真相，普及民众的历史知识，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之一。”(注：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注：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搞历史最大任务是写历史书。作专门论文不是治史的最大目的，而是为写历史书创造条件。写历史书，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让我们把所理解的历史方面各种研究结论，传达给群众，使更多的读者能读到我们的书，能发生更多的作用。因此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作品，是让更多的人看，还是只给少数人看。”(注：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7—388页。)在这一意义上，通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而作。
尽管有了明确的认识，但在如何使通史更具时代感，更能贴近社会和大众的问题上仍是颇费斟酌之事。1941年，吴玉章提出，中国通史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简单明了的，只说出研究的结论而不把一切研究的辩论放在里面。目的是在为初学的人大概知道中国历史的发展概略。应扼要而不繁杂，篇幅不宜多。一种是比较详细的，能更深刻地表现时代更具体的内容，引证的史实更多。这是为中等以上学校用的教本而作。还有一种是为历史研究而作，内容可以丰富一些，各种辩论可以多收一些，使旧材料不至遗漏。”(注：吴玉章：《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43页。)“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注：钱穆：《如何研究通史》，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正是本着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百年来，许多学人不懈追求，针对不同读者的需要，努力钻研，编写出各种类型的中国通史著作，总数估计不下百部。其中，有不少更是发行数量大、流传地区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体现出影响社会的较大优势。
周谷城《中国通史》从1939年出版到1982年，已印行17次。(注：周谷城：《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注①。)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92年已印行18版。(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编辑部“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从1948年全书出版，至1959年间印行约四十万册左右。(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三人执笔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自1956年出版，甚为流行，被译为德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在国外大量发行，还被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发行。(注：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自问世以来，多次再版重印，总印数达数百万册，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251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印数已近百万，有英、法、德、日、西班牙、蒙古、罗马尼亚和南韩文字译本。“在发行英文版后，又立即被国外一些大学用作讲授中国通史的教材。《中国通史纲要》在国内外获得欢迎和重视的事实，证明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注：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1987年，白寿彝又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纲要续编》，本书亦有英、德、西班牙、朝鲜文译本。(注：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276页。)由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以来，社会反响强烈、读者反映良好，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产生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
史学必须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等，并回应之。百年通史编撰实践表明，通史是史学发挥有利社会作用最具优势的史书形式之一。对这一问题是否有清醒认识，决定着中国史学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史学社会功能呢?史书体裁的革新因此而有了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说，百年来史书体裁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并围绕史学社会功能而展开的。
三、中国通史与史书体裁的革新
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历史内容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和编年体共同存在的缺陷，就是所记历史事实分散杂陈，造成读者把握一事全貌的困难。为弥补二体的不足，纪事本末体采用了“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记事相对完整的作用，而其缺点则在难以说明同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传统史体无论从内容、体裁、语言到笔法等都难以适应近代中国的巨变和社会内容的极度扩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猛烈批判，首先就是从“纪传体”发难的。钱穆提出“中国旧史体例已不能守”的理由有三：“人才众起，列传一体势难网罗，此一也。事态复杂，端绪繁，曲折多，马班之书与志，杜佑之通典，郑樵之二十略，皆难详尽，此二也。已无朝代之更迭，写史何始何终，此三矣。”(注：钱穆：《略论中国史学》，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史体的革新已迫在眉睫。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节体传入中国，史书编撰采用章节体，获得了成功。章节体具有按时间顺序，依章节编排，因事立题，分篇综论的优点。不过，它运用于通史，“不仅把本国史吃香肠似的按朝代切开，而且把每一朝代的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分开，把社会的这一部门与那一部门分开，使本国历史的有机性、整体性遭到支解，变成枯燥无味的零零碎碎的史料排列，或偶然现象的堆积。这种历史的叙述，只能作为历史资料中的不完全的目录或索引，是很明显的。”(注：尚钺：《关于编写与讲授本国史的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章节体与通史的综合贯通的要求存在明显的距离，至今，仍未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怎样编写一部足以总结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伟大国家的历史，通史要记载的东西实在太多，史书体裁必须进一步革新，否则难以胜任。如何革新呢?归结起来，就是通史既能涵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又能增进历史内容之间的联系；以收内容众多而不杂乱，分门别类而又熔铸一体之效；最终使历史过程与历史的综合内容融为一体。
百年来，不少史学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努力。章太炎为了贯彻“明古今进化之轨”的新思想。他的“中国通史”结构：一是《典》，记制度；二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纪》，四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五是《表》，其中《帝王表》和《师相表》以省《考纪》、《别录》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统系”，《方舆表》和《职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难理”之弊。(注：章太炎：《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全集》(三)《訄书》(重订本)五十九。)这无疑是中国通史的一种全新构想，体现出的历史综合思想代表了史体变革的一种方向。当代不少史学家都力图对史体进行变革，他们尝试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的“纪年”、“表”、“传”等形式与章节体结合起来，收到了增添史书的容量、增进历史内容的联系和扩大社会反映面的良好效果。这表明史体变革是全方位的和紧迫的。
受本文论题限制，我们在此只能就张舜徽、白寿彝二先生的成功范例略做说明。
张舜徽认为，过往的通史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内容缺陷：“只有帝王将相，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他力图“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出一部适用于工人、农民及一般干部阅览的浅明通史，以节省读者的精力时间，于平易处取得应有的历史知识”。因此，他撰写的《中华人民通史》就是要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加进新的内容，创立新的体例。这一新的体例，主要有这样三点表现。首先，由六个部分组成：《地理编》：叙述中华民族生活活动所在地的多方面的情况，其内容的丰富在中国通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社会编》：简明地叙述了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演变历程。“将历代蝉联相贯的次第以及治乱兴衰的大事，总括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列入《社会编》，看成是历史上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现象，摆在一边，藉以打破旧的正统观念。”《创造编》：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创造，叙述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除了有关生产生活外，有赋税、货币、职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还有保健、医药、民间实用工艺、文字、文学等内容，篇幅尤大，在全编274页中占去239页，而只用了35页去记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代表人物。《制度编》：对于历代土地、刑法等各方面，详其制度沿革，有系统地加以介绍。《学艺编》：分为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共十门。《人物编》：择取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深远的各方面优秀人物，各为立传，以考见其行事和贡献，作为后人成事立业的借鉴。其次，“它既不是供学校教学用，可以不分章节，只标大题、小题，顺叙而下。”第三，为使六个部分既适得其所，又能有所联系，作者均在每“编”开始处有一简单的说明，指出设立的缘由。(注：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目录”。)这一体例及具体处理手法从“普及历史”角度看，还是很有创意的。
白寿彝是20世纪中后期有多方面学术建树的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精深造诣，使他在史体变革方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明晰的、科学的主体意识，由他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他近半个世纪钻研和革新史体的两大理论支点：一是通史要用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相结合的“立体的写法”来写；二是要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1946年9月，他就提出：“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史书的内容和形式要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注：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4页。)这一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深入、完善、成熟，而最终发展形成为“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新综合体”(注：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对此概括说：“包含着史论、编年、纪事本末、典制、传记等多种体裁，故谓之‘综合体’。”“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纪传体那样的旧综合体”，又称为“新综合体”。)。
《中国通史》的基本宗旨是牢牢把握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史这个总趋势。第一卷“导论”是全书的总纲，阐发了全书的指导思想、撰述目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表达了对有关历史科学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基本见解，论述了本书对史体的新探索及其特征等。第二卷“远古”部分，依据考古资料叙述了原始社会的发展。本书结合当代学术水平，吸取我国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对通史体裁作了全新的探索。第三卷以后各卷都分为四编：甲编序说，包括对这一断代的基本史料阐述，当代研究成果和编写要旨；乙编综述，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发展状况的整体论述，给读者勾画出一个本时期的大致轮廓；丙编典志，是对该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及学术、礼俗的专题论述，着重侧面的剖析；丁编传记，是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中的历史人物群像的描画，包括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人物群像。通过各时期特定的历史人物反映出各时代的历史特点，以求比较恰当地处理通史编撰中的点与面的关系，加强对历史主体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少见或不见人物的通病，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深度都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通史编撰实践的一大创获。(注：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276—277页。)白史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配合起来，尝试性地打破了以往章节体通史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成的模式；改善了通史各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史书反映历史丰富性，反映历史内部联系和发展进程，反映历史规律性的能力。这些必将进一步促进通史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对“新综合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极需“上下求索”。
只有对中国通史与历史学学科特征的紧密关联度有明确的认识，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将历史过程和历史综合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以发挥有利于社会的责任感来警醒自己，才能对史体做持之以恒的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真正夯实史学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才能用更多的既有广泛适应性，又有明确针对性，质文俱佳，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通史来回应社会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