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邓拓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片论文,史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拓是个通才，是个博学家。史学研究是他博学的一个方面。学人圈子里曾有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称邓拓是“半个史学家”。对这“半个”二字，我一向耿耿于怀，觉得是一种对邓拓的史学研究估计不足的说法。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我认为，邓拓既是一位优秀文人，又是一位良史，一位优秀的史学家。邓拓的史学成果大致有三：一是专著《中国救荒史》，这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二是史论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其中不少史学观点和证史方法具有开创性、突破性；三是《燕山夜话》中的史学小品，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的开风气之作。
邓拓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素质，能以纯熟的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史实，又能以极富逻辑性和清新流畅的文笔组织史料、阐述史学观点。在史料观上，邓拓更是具有独到、高明的见解。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马恩甚强调研究问题要先充分占有资料，一个史家是否为良史，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是否具有高明的史料观。
一、“万经皆史”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实则“万经皆史”。树立“万经皆史”的观念，对于开掘史源，探究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是极为有益的。邓拓虽然没有直述过“万经皆史”，但实际他是深具“万经皆史”的观念的。这从他的史学著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他的史著中，二十四史、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都是他所利用的史料，真可谓无所不用。一部《中国救荒史》，他利用了从经史子集到报刊杂志的百余种资料；一篇关于北京古海港的小考证，他也征引了《元史》、《明实录》、《帝京景物略》、《涌幢小品》、《海子》诗等多种文献。
邓拓所以具有“万经皆史”观，所以能调动起“万经”供自己治史之用，除了因他具有把握史料特质的识力和渊博的目录学知识以外，他一贯具有“杂家精神”和杂家本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邓拓眼里，“杂”，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高境界。他曾说，古来知名的学者都程度不同的是杂家，孔孟的传世之作内容都杂七杂八包罗万象。在邓拓手中，杂七杂八的材料都能化作有用的史料。从一定程度上说，邓拓的“万经皆史”观可说是他的“杂家精神”的一种体现。
二、“牛溲马勃”自有其用
韩愈《进学解》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疑……”邓拓就认为“牛溲马勃”自有其用。这可以从邓拓利用尺牍和评书等材料证史，以及他对一本古代风水书的评议中看出来。
商人尺牍，一向为喜用“正牌史料”的史家所忽视。邓拓对此却极为重视。他曾利用《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全集》中提供的商人尺牍，证实了清代乾隆年间信用制度已相当发达，汇兑和支票等信用手续已逐渐流行等情况。评书系民间艺人口头创作，虚构成分大，故本无多大史料价值。但邓拓却能“化朽为奇”，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他曾以评书《于公案》参以其他材料，论述了清朝统治者对于京郊门头沟煤矿民窑业主们残暴压迫的情况。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位风水先生写了本名叫《平龙认》的堪舆书，因无人重视而流失国外，后来被一位德国科学家发现。这位科学家用书中材料证明了中国人知道氧气并能够分解它比欧洲人早一千多年。对于这件事，邓拓极为感慨，深为那些看似“牛溲马勃”而实则具有某种价值的材料被人抛弃而惋惜。为此，他评论道：“对于古代的任何一种著作都应该先看看内容，多加以研究，而不应该轻易抹杀它们的科学意义。”（《燕山夜话·〈平龙认〉》）
三、“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为了考证古史，首创了著名的以“纸上之材料”（历史文献）与“地下之材料”（出土文物）互证的“二重证据法”。邓拓治史，除注重历史文献以外，又极重以调查材料（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互证；他将调查材料提高到与历史文献并列的位置，共同作为二大史料来源。邓拓的这种方法，实际也是一种“二重证据法”。
邓拓使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史，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上。他在一份关于这项研究的计划中写道：“这一研究工作所采取的方法是史籍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此件未刊，存邓拓夫人丁一岚处）他使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史的代表作是他的著名论文《从万历到乾隆》。他说：“我准备把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材料，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这表明了他是把“二重证据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
在《从万历到乾隆》这篇论文中，他介绍说，他在京西门头沟煤矿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包括文约登记本、帐单、家谱、诉状、窑图等，还采访了尚健在的老窑主。邓拓利用这些调查材料，论证了许多重要问题，如用煤窑遗址材料参以民窑契约，证明了门头沟在明朝就有许多民窑存在，又用窑主家谱、碑文和采访资料等论证了民窑主与封建官府的冲突。邓拓对北京六必居酱园历史的考证也主要用的是调查材料。他根据调查所得六必居的旧房契等材料，证明了一向被认为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六必居实际是建于清康熙年间。
邓拓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可贵，主要在于其重视调查材料。这种注重调查材料的史料观，既是对司马迁、顾炎武等中国古代优秀史家注重调查访问的学风的继承，又是对这种学风的一个发展。其发展之处在于：一、明确将调查材料升华为与文献材料并列的史源；二、这种“二重证据法”已成为一种条理化了的、自觉的史学方法。
四、史料的“通识”和统计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好比有良田百顷而使愚者经营，终不能致富（《旧唐书·刘子玄传》）。道出了方法、识见对于利用史料的重要性。“通识”是利用史料的一种重要方法，即要有纵向和横向联系的眼光，善于将表面上分散孤立的材料归纳贯串，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邓拓就很有“通识”眼光。民窑契约上的字号，单看本看不出名堂，但邓拓将百余张清乾隆以前的民窑契约上的字号聚拢排列来看，便发现了民窑在这一时期日渐发达的趋势。
统计学方法是与“通识”眼光密切相关的方法。它能使许多分散、枯燥的资料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中就制作了很多统计表格，将分散的资料加以归纳统计，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如书中对于中国灾荒长期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之一的“普遍性”的论证，就是通过制作和征引《各朝代各种灾害频数表》、《各世纪各省水灾统计表》等表格完成的。
五、不尚孤证重足证
邓拓治史，不尚孤证，强调以充足证据下结论。这既是对清代朴学“孤证不为定说”的科学精神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充分占有资料之说及辩证法之“全面观点”的贯彻。有人根据徐一夔《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所描述的钱塘相安里一个富家有杼机四五具、佣工十数人的情形，就认为元朝至正年间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对此，邓拓很不赞成，认为这种以孤证证史的方法不足取。他说：“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从万历到乾隆》）
六、拿来他山之石
邓拓治史，眼界开阔，搜集资料，不限于中土，而是一向重视外国学界关于中国史的资料。他说：“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书籍和报刊上已有的材料，统统看过。”（《燕山夜话·一把小钥匙》其中说到的“外”字，正是他自己搜集资料时注重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救荒史》中，他引述了外国学者关于“灾荒”的定义和西欧学者对中国灾荒史的评论，以及希腊神话中关于“巫术救荒”的故事；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篇论文中，他又征引了清乾隆年间法国天主教神父阿米窝考察中国情形的记载，和马扎尔《中国经济大纲》、莱姆耳《中国的对外贸易》、阿瑟尔·斯密斯《痉挛的中国》等著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拓治史的一些特点：一、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如“万经皆史”、注重调查材料、史料的“通识”、不尚孤证等皆是。二、具有一种闳放通达的气度。这可从“万经皆史”、“牛溲马勃”自有其用、史料的“通识”、拿来他山之石等方面看出。三、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二重证据的互证、不尚孤证重足证、使用统计学方法等都是这种精神和学风的表现。
邓拓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