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自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3)02-0019-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追寻“思想自我”的不懈努力。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理论选择、实践精神的时代创新以及价值诉求的自我超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这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因此，我们尝试着从中国化的思想特质、文化底蕴、实践精神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深入理解和具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自我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特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化之于己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华民族重构思想自我的过程及其结果。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充分理解中华民族蕴含在自身思想文化、时代现实和理想追求中的思想自我。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总是要靠自己来解决，要通过自己思想的自觉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形成思想与实践的自我，走自己的道路、选择自己的方式，解放与发展自己。
“思想自我”不是思想封闭的狭隘概念，而是思想自觉的自我意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应包含这样几层主要涵义：第一，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是思想的主体性，即以己为主，不去一味地依赖、依傍他人。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中国人探索改变社会的梦想为主，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实现自己的追求。第二，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是思想的自觉性，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保有对自身思想的深刻省思与思想解放，不断提升理论的自我意识与思想观念。第三，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是思想的创造性，即当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不仅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的创造性发展之中：在思想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在理论上创造性地确立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观念，在实践上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是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不是单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有两种态度与境界：一是“用”，即“以西为用”、“洋为中用”，把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工具、手段加以运用，如晚清洋务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等说法；二是“化”，即“化之于己”、“合为一体”，把外来文化本土化，使其彻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用”，而更重要的是“化”。换言之，“运用”只是“化”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我们不应该仅从体用关系简单地从运用的意义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化之于“中国”，而不是外在于、独立于“中国”。“化”，是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自觉意识，是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体现。在此意义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断，应该这样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某些具体论断，而是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精神实质。它不仅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创造活动中，体现在共产主义者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第二，“中国的实际”是中国的现实，现实不是直接性的现状描述，而是反思性的、合理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去解释某些实际现象，而是要对中国的现实进行准确而深刻的理解，特别要对中国社会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实践意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真切领会。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机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是要超越那种外在的运用、套用，真正从“化”的意义去理解、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化”是立足自我，把他者内化于己的自我丰富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变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时代的自我和文明的自我，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会所拥有的富有民族性特色、现实性内容和理想性追求的创造性活动。
尽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底蕴却依然存活在中华民族心中，中华民族一直不懈追求自己的“思想自我”。在近代历史上，一批批志士仁人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提出各种主义与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等。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特别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实现了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提升，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所以，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由传统文化底蕴所生成的思想自我及其意义。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主要是指“民族精神的自我”。中华民族可以一直顽强地走下来，并且还要走向未来，实际上所凭借的，不是我们从印度、西洋学习和寻求到的文化，而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民族精神的自我。有了民族精神的自我，我们才会去提升对自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底蕴
真正直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极为熟悉的命题，我们有可能想到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为何是如此这般的图景？之所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一个民族与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之外的某种思想理论相遇并发生“化”之于己的关系时，总是首先要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精神中寻找根据和理由。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与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底蕴。
面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形态、思想体系，中国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重要的根据就在于中华民族拥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尽管这一历史文化迭遭劫难，但仍绵延不断，有其一脉相承之系统。这其中贯注着中国人自己的理想和精神。这种理想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境界，我们把这种理想和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分别代表的是天地的德性——创造性和顺成性。对人而言，就是要效法天地，刚毅进取、博厚柔顺、止于至善。中华民族的这种理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生命态度和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会见到如欧洲那般的宗教战争，反而会看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换言之，中华民族这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使其在历史上能接受与容纳外来文化，自觉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起来，以此来调整、充实本土文化。比如，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印度佛教是第一个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中国人成功地使其本土化，开创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博大包容性态度以及中华文化富有融涵的特性。这种包容的态度、融涵的特性其实就是“化”的精髓。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化”主要就是指化“夷”为“夏”，化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人把印度佛教“化”之于“中国”。这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历史范例与文化经典，也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思想自我。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与中华民族这样的思想传统、文化底蕴密切相关。比如，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其概念术语，一开始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翻译和诠释的，这种情况早在佛教中国化的时候就曾出现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佛典的翻译、传播主要采用“格义”的方法，即运用中国传统的义理来解释佛教的道理，进行文化符号的转换，最终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有学者就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传承的高势位文化，历史上在与境内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多是用译词解读外来文明，并通过这种意译的方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转化为自己文化中的有机部分”[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文本的翻译、术语的转译无疑也是首要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术语，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是意译多于音译，“译词”多于“借词”，而且中国共产党人还根据自己的理论和现实需要创造出了许多新术语、新概念。当然，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一些概念术语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直接引进的，而这些日本学者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以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时就不可避免地利用儒家文化的思想资源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因为同属儒家文化圈，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概念的翻译，其中有很多术语一直沿用至今，比如阶级、革命、人民、解放、社会主义等[2]105-247。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顺利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符号在中国的转换。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引进、翻译，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这本身也说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且这还影响了他们优先选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这样看来，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民族自己的特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及修身观念、伦理品格等思想文化传统，都被融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中国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心理动力。具体说来，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很快接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于之前西方思想理论的引入，特别是进化论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接引马克思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儒生出身，儒学的无神论、唯物论、实用理性精神和非宗教的传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接引西方科学、进而毫无障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动力”[3]。
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文化底蕴，就有什么样的意识、理想和追求。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地包容、融摄其他文化。在接受、传播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势必也要走一条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中国人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蕴含着某种文化自觉、精神自觉。而中国人之所以能有这样一种中国化的诉求，主要还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历史传统、文化底蕴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思想自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世界各国与各民族的具体化历程蕴涵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苏联及其“苏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更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通俗化，但又导致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程式化甚至教条化理解的倾向。与之相联系的则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导致的教条主义的盛行和哲学为政治服务体制的进一步畸形的发展和确立”[4]293。也就是说，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助长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以及高度集权的体制。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教条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苏联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也没有对苏联当时的实践、现实给予及时的回应和关照。尽管苏联也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最终还是陨落了。对于苏联的解体，学者们曾经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也有人强调苏联解体源于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自下而上的反对；还有人认为苏联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党—国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5]3-8。从各自的视角来看，这些观点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则可以认为苏联的解体与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一定关联。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被“用”于苏联，并没有“化”入苏联，并没有和苏联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问题形成真实的互动，实现对整个苏联社会有效而持久的整合。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融入本国实际，还没有和俄罗斯的文化真正结合起来，更没有获得俄罗斯人的自觉理解，没有完全实现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总之，面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人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我。相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上，真正获得了属于我们民族的思想自我，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以及自觉地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精神
既然我们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传统如此悠久，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求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呢？思考与回答这个真实而重要的问题，需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与思维。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一股“睁眼看世界”、反思传统文化的潮流。自此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打倒孔家店”的声音此起彼伏，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已不足以有效整合当时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遭到极大的削弱、消解，中华民族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所生发的“文化自我”一度动摇与失落。此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不可谓不多，为什么独有马克思主义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在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恰好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特质有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主要是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遇到的民族性危机、时代性问题，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本身又无力应对和解决这些现实性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与同时解决自身的问题、弥补自身文化的缺陷、丰富与提升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看似是通过翻译与编撰佛典、讲习经义和判教立宗等实现的，但其背后的动力还是源于中国人当时的现实问题与自身的精神需要。具体说来，印度佛教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体系缺少足以面对当时社会动荡与人生困境等生存危机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力量，而佛教恰恰能为缓解这些危机提供终极关怀和心灵慰藉的神圣性文化精神。当时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人心厌乱思安，如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隋唐之后的“五代之乱”，此时的社会秩序趋近于崩溃，原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失去效力，而佛教恰好能满足中华民族当时的精神需要。“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像佛教那样勾画出来的人格神，以及建立在人格神基础上的偶像崇拜可以寄予幻想。对于人们面临的诸多苦难和人生的种种困惑，既缺乏系统的解释，更没有深刻的理论探讨。关于人生的本质和人的本原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思想领域里，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然而对这类问题的关切，恰巧是佛教的长项。”[6]25佛教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思想理论——业报轮回、菩萨崇拜等，对中国后来的民间信仰，如善恶报应、观音信仰、冥界信仰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兴盛也激起了儒家的觉醒，周张程朱之理学实亦受益于佛教，其所言说的心性理气无不受佛教的影响。
回顾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史，不难分析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的真正起因，乃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有传统、有自信，但是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解决所面临的民族生死存亡问题，而是需要向西方寻求与学习。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主要表现为器物的学习、制度的学习，新文化运动之后则是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上的学习。在当时诸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中，中国人根据自己所遭遇的现实问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和”[7]238。简而言之，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必须是综合的、有力的和新创的。其中，对有力量的、给人以激励的哲学的需要最为急切。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哲学、新思想的一种期盼。中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应付危难、变革现实的思想理论。“近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一是民族解放，二是社会改造。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顺利解决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的实际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8]334在当时的诸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革命的精神引起了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相信，运用马克思的学说能够科学剖析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并提出中国道路问题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还能够有效迎合当时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使之合理地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传统的价值与制度交付给社会的上层建筑，并预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取代旧的经济结构时，传统的价值与制度就会‘自然地’灭亡。”[9]26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就是要以实践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制度、社会的形态，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的制度、社会的形态达到历史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这一目标的达成可直接诉诸实践。总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使当时的国人能够合情合理地解释过去、面对传统，并为社会改造、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革命的实例，从而进一步确证了自己的信念，并在后来的现实政治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现实政治中，马克思主义从思想理论转向行动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它的落脚点、基点却在现实当中，集中体现在政治、军事的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在革命战争早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指示。尽管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支持和帮助，但共产国际又完全不顾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致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头脑，根据自己所面对的革命斗争问题，以思想自我的实践精神实现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选择与道路选择。这其中的经典之作是“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与实践。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一度陷入曲折与困境。出现这种情势主要是因为当时实践的脚步落后于历史的进程，实践精神严重丧失“思想自我”，在理论与实践上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未能考虑党执政以后阶级、阶层变化的国情，照搬苏联的经验与模式，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以致造成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扭转了实践精神，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何种实践精神理性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极易引起经济与社会动荡不安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境遇，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契机。面对当代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求实创新的实践精神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富有中国智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曲折与成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精神得到了历史的确证，即中华民族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形成属于自己的实践精神，并且以此为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不断改变与发展自己。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是体现着自觉追求的价值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同时又是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内含着上述三重维度或属性。这样的价值诉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中追求与实现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实生存危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极富个性的探索，他们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心中所想的是如何解决外敌入侵、国家统一等现实性问题，革命与战争成了当时实践的主题。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造工作的实效与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之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中国社会的价值诉求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致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极大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阶段经历的曲折，主要在于当时“思想自我”缺席，价值取向错位。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改革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诉求的实践主题。其中，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以及每个个人的发展与幸福的梦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诉求的重要里程碑。“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20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关照这种现实的需要，与时俱进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实理论化和理论现实化的双向互动的价值诉求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内在的逻辑表达了当代中华民族新的价值诉求。
与上述情势相一致，中国学术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具体表现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及其中国化的当代价值。这30余年思想观念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对苏联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反思，由此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精神实质与价值诉求，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理论形态。以学术的方式研究与探索融通“中、西、马”，创造并拥有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理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人共识的价值诉求。可以说，更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是重新建构思想自我、恢复理论自信的学术努力。
当代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诉求已从民族解放转向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社会和谐，一步步走向人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与新境界。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诉求的理想境界，就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其思想信念、行动准则和内心的精神信仰。这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一种“人生观方面的中国化”，“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11]343，是一种对做人的原则、价值和境界的追求。由此将促进我们更加自觉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只有源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理念才能让人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与亲近。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领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自觉。这也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所拥有的执政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新的境界。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确立自己的思想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外在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当然，这个自我观念、自觉意识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涵容自己民族的思想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在应对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自我。有了思想自我，才能有理论上、制度上和道路上的自觉、自信。自我是自觉、自信的前提，没有自我，就没有真正的自觉和自信。自信是与他信相对应的，自觉是与盲从相对应的，自我是与没有自我、丧失自我相对应的。
收稿日期：201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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