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左翼倾向——兼谈与鲁迅、冯雪峰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代派论文,左翼论文,倾向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施蛰存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代表作家。并没有参加左联，但施蛰存从一开始就有着左翼倾向，并与鲁迅、冯雪峰多次合作与交往，特别是当“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①的时候，施蛰存在受了左翼作家的批评之后转变了。当然，这个转变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左翼潮流的影响，使他不得不转变，内因是他对革命的同情。他所标举的立场是，在“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②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施蛰存在编辑杂志和翻译作品时就有着明显的左翼倾向，而且这种左翼倾向逐渐成为他的自觉行为。
一 施蛰存初步文坛的左翼倾向
“五卅”运动后，全国人民革命运动迅速推向高潮。1925年7月，在共产党支持下，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政府。1926年10月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形势鼓舞着青年人，由戴望舒联系，与施蛰存、杜衡这“文坛三剑客”一起加入了共青团。此时，他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非常兴奋。他们常到白莱尼蒙马浪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会，并接受散发传单的任务。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他们三人在晚上八九点钟一起去散步，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口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施蛰存他们因此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施蛰存于1926年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中断。待到铁路交通恢复，施蛰存来到上海，才知道戴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华，被军阀枪毙。如果当时施蛰存没回松江，也不能幸免。他们三人于是离开上海，施蛰存回到松江，在松江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
在松江，施蛰存认识了同事洪野，洪野本来是一个象征派画家，后来变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画家。洪野的野外写生的对象，不再是小桥流水或疏村茅屋了，他专给浚河的农民，或运输砖瓦的匠人们写照。洪野曾经招施蛰存去看一幅新作，画着一个工头正在机轮旁揪打一个工人。洪野说：“为了要表现我所同情的人物，所以我的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书斋里壁上的装饰品了。”施蛰存欣赏洪野伟大的人格，欣赏洪野在生活上安于淡泊，在艺术上同情民众，注重写实的无产阶级精神。所以在这个中学，由于施蛰存的左翼倾向，他与洪野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洪野因贫困而死，施蛰存写了《画师洪野》，“为了一个友谊，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③
二 施蛰存与冯雪峰的合作与交往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北洋军阀搜捕国共两党人士，戴望舒、杜衡也隐蔽到松江施蛰存家中。戴望舒到北京去认识了冯雪峰，并成为很好的朋友，1928年，冯雪峰来信，说打算回南方，不过有一个窑姐儿，和他相好，愿意跟他走。他也想帮她脱离火坑，可是需要一笔钱替她赎身。冯雪峰希望施蛰存他们能帮助他筹划四百元钱赶快汇去。他们很吃惊，戴望舒说在北京的时候，绝没有听说冯雪峰去逛窑子，怎么忽然有一个窑姐儿？不论有什么疑惑，钱还是要汇的，施蛰存把这几个月在松江联合中学工作的工资全部凑起来寄去了。后来到松江来避难的，只有冯雪峰一人，根本没有什么窑姐儿。冯雪峰为了帮助一批被国民党通缉的革命青年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这是上海文坛三剑客与冯雪峰交往时的一个革命的浪漫故事。冯雪峰来松江后，就加入了施蛰存、戴望舒、杜衡这文坛三剑客的“文学工场”。冯雪峰的到来，对施蛰存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冯雪峰劝勉他们：“我想我们应振作一下，干些有意义的事，弄文学也要弄得和别人不同点。……你们三人的翻译的努力，我实在佩服的。但我希望你们赶快结束旧的，计划新的，计划在人家之前的。”④冯雪峰将戴望舒从颓废消沉中召唤起来，走上一条更健康的文学创作之路。施蛰存也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几个人都喜欢诗，施蛰存喜欢读旧诗，冯雪峰只读外国诗。施蛰存当时读李商隐，一部《玉溪生诗集》常在书桌上，冯雪峰翻也不翻，有时还斜瞥一眼，给一个“无聊”的评语。冯雪峰在松江阅读并翻译苏联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这之前施蛰存已经读过冯雪峰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施蛰存说：“我们认为他是当时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当时，苏联短篇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飞行的奥西普》出现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我们立即去买了来，各人译了几篇，后来都编在水沫书店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⑤施蛰存这时的成绩是模仿着写了描写中国革命的小说《追》和《新教育》，并由现代书局出版了翻译集《俄国小说集》。他与冯雪峰思想上逐渐缩短了距离，应该说是文坛三剑客都向冯雪峰靠拢了。他们向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了为他们出版一个三十二开型的小型新兴文艺同人刊物，刊名为《文学工场》，施蛰存觉得刊名很时髦，很有革命味。《文学工场》创刊号一共有五篇文章，都有着极革命的内容。完全是一部左翼的文学刊物，这五篇文章是：
《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
苏汶（杜衡）译
《革命于知识阶级》
画室（冯雪峰）
《追》 安华（施蛰存拟苏联式革命小说）
《断指》 江近思（即戴望舒。断指是革命烈士的断指）
《莫斯科的五月祭》
画室（冯雪峰）译
《文学工场》这个完完全全的左翼刊物，光华书局把刊物的纸型都做好了，但老板看了内容，说是太“左倾”了，不敢出版。未出版的《文学工场》的最后一页，还刊登了第二期的要目预告：
《黑寡妇街》（小说）苏汶
《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
画室译
《文学的现阶段》周星予
《放火的人们》（诗）江近思
《寓言》安华
《最近的戈理基》昇曙梦
《戈理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
绥拉菲莫维支
这一期的内容更加证实了《文学工场》是一个左翼文学刊物了。
冯雪峰在松江住了半年多，施蛰存从此与冯雪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冯雪峰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施蛰存，施蛰存认为：“冯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⑥
后来，冯雪峰、施蛰存和戴望舒到上海与刘呐鸥一起组织了水沫社，开“第一线书店”，办半月刊《无轨列车》。《无轨列车》印出了《文学工场》未印出的大部分革命的作品，冯雪峰的那篇《论革命和知识阶级》在此刊登。《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业。之后，他们又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挂出了“水沫书店”的招牌，不开店，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水沫书店”出版了冯雪峰翻译的苏联诗歌《流冰》，冯雪峰还送来柔石的《三姊妹》，胡也频的《往何处去？》。当时，冯雪峰正在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在冯雪峰的影响下，大家都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施蛰存说：“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种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⑦施蛰存请冯雪峰去征询鲁迅的意见，于是，鲁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和编辑。“水沫书店”还办了一个《新文艺》月刊，也以左翼的姿态出现，后来因国民党的严查而停刊。
1952年，冯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曾写信邀请施蛰存去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施蛰存因为自己更适合当教师，就复信婉谢了。施蛰存说：“雪峰对我们始终保持友谊，也始终在回护我们，我也很感激他。……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⑧
三 施蛰存与鲁迅的合作与交往
关于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计划，鲁迅非常赞成，在鲁迅的指导下，拟定了12种丛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在这12种丛书里，鲁迅担任了其中4种。鲁迅译的卢那卡尔斯基著的《文艺与批评》是第5种。排印的时候，鲁迅要加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施蛰存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鲁迅不满意，鲁迅自己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施蛰存尊重鲁迅的意见，去做了一张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鲁迅看，鲁迅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做三色铜版的技术都不高明，反反复复好几次，都不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这是当年上海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从这件事，一方面，看出鲁迅对艺术的认真态度，一方面也看出施蛰存对鲁迅的尊重和友好。
1932年，日本侵略战争使施蛰存他们办的第三个书店“东华书店”也停业了，施蛰存闲居松江小楼，百无聊赖。同年3月，张静庐加入现代书局，张静庐在当时各种刊物都停刊的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邀请施蛰存任主编。因为施蛰存在文艺界有一定影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施蛰存决定将《现代》办成一个非同人刊物，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⑨“无适无莫，即不偏不颇。”⑩施蛰存说的“不偏不颇”并不确实，施蛰存是有偏颇的，施蛰存多次写信给鲁迅约稿，鲁迅都给予了答复。《现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论“第三种人”》、《为了忘却的记念》、《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关于翻译》、《小品文的危机》，鲁迅译德国毗哈的《海纳与革命》。
1932年11月23日至28日，鲁迅回北平省亲，在北京各大学进行了演讲，这就是所谓“北平五讲”。施蛰存得到鲁迅要回北京的消息后，就想方设法在11月中旬托北京的朋友一定在鲁迅回北平省亲期间能拍得鲁迅在北京演讲的照片，施蛰存果然得到有关这次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一张照片是鲁迅在女师大操场的演讲，一张是鲁迅在北师大操场的演讲，剪报是一段登载在《世界日报》上的文章《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施蛰存得到这些照片资料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鲁迅在北京师大的演讲题目就是《再论“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中可能也包括了施蛰存在里面，但施蛰存仍为获得这些资料而欣喜。施蛰存特地在《现代》第2卷第4期的《文艺画报》中，开辟了一个专栏：“鲁迅在北平”，三件图片占一页。施蛰存在《现代》登出的“鲁迅在北平”专栏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3年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上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五位青年被害之后，鲁迅曾在愤怒和悲痛的情绪中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在当年4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在那篇文章里，鲁迅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没有提起5位青年作家的姓名。在这个两周年的纪念日，鲁迅终于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而爆发了，正如鲁迅自己说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这些字。”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5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说出了他们被害的地点和时间，还说出了他们被害的实况。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透露的。鲁迅在2月8日就写好了文章，因为文章结尾处写了“二月七—八日”，但这篇文章送到施蛰存手中时已是2月20日以后。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写好后，在另外两个杂志的编辑部里搁了好几天，别的编辑都不敢用，最后才转到施蛰存手里。虽然当时形势很紧张，国民党查得很严，但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11)而决定发表。施蛰存还向鲁迅要了一张柔石的照片和一张柔石的手迹，又特意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刊登在这期的《文艺画报》上。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4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6期。施蛰存还在2月28日写的《社中日记》里交代：“鲁迅先生的纪念柔石的文章，应该是编在第5期上的，但因为稿子送来时，第5期稿已全部排讫，只得迟到今天。稍微失去了一点时间性了。”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下，在别的刊物不敢刊发的背景下，施蛰存的行为是当刮目相看的。没有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热爱，没有对鲁迅先生思想感情的认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虽然施蛰存与鲁迅曾有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但施蛰存对鲁迅的人品和精神是钦佩的，鲁迅在施蛰存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1946年《文艺春秋》杂志社给施蛰存出了一个题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要他做一个假设的答案。施蛰存回答说：
我说，这个问题并不聪明。
这个时候，鲁迅还会活着？
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幸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1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蛰存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即使当时没死，也会在抗战期间死去；鲁迅即使没有病死，也会被敌人杀死，闻一多就是一个例子。闻一多是斗士，鲁迅更是斗士，是“一个都不宽恕”的斗士，“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幸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施蛰存对鲁迅最高的评价和最深入的理解。
四 施蛰存在《现代》的左翼行为
施蛰存主编《现代》时的态度，正如他自己说的：“《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13)
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几乎都在《现代》发表过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钱杏邨、叶紫、周扬、夏衍、洪深、丁玲、何其芳、张天翼、艾青、彭家煌、臧克家、楼适夷、袁牧之等。有影响的文章除鲁迅的以外，还有茅盾的《故乡杂记》、《内河小火轮》、《半个月的印象》、《春蚕》、《徐志摩论》、《关于文学研究会》、《当铺前》；另外，适夷有《战地的一日》、《死》、《萧和巴比塞》、《悲怆的矜夸》，周起应有《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郭沫若的《离沪之前》，洪深的《香稻米》，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丁玲的《奔》，钱杏邨的《关于〈母亲〉》等等，本人统计，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占有近半数。《现代》在文坛一片沉寂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
除了左翼作家的作品外，《现代》还及时地刊发左翼文坛信息，为左翼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各报刊都保持沉默的情况下，施蛰存率先在《现代》3卷2期的《编者缀语》中报道了这一消息：“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同时，《现代》还发表了戴望舒写的《法国通信》，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得到昂德列·纪德的参加，法国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会，而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在文章里，戴望舒详细地叙述了法国对法西斯谛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目的是“指桑骂槐”地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施蛰存还在《社中谈座》的《编者缀语》中特别提醒读者：“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意本期的《法国通信》。”本期的画报栏还登有纪德在法国革命作家同盟演讲的照片。目的是希望读者将德国法西斯谛与中国的法西斯相对照、相联系，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现代》3卷3期，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刊登了丁玲的照片，以及丁玲母亲和儿子的照片。并继续告诉读者“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以失踪闻，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3卷4期的《社中谈座》里刊了一封关于丁玲问题的读者来信和编者的回信，回信介绍了丁玲的生平，并特别谈到：“一九二九，她和也频同赴山东教书；一年后，来上海，同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前进的作家，也频且以身殉。自也频故世后，丁玲思想日益左倾，工作颇为努力，截至本年六月，乃以失踪闻。”
外国进步作家来上海，施蛰存也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如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现代》迅速作出反应，给予宣传。首先在《现代》2卷5期上刊发了萧伯纳的一个剧本《安娜珍丝加》和赵家璧写的《萧伯纳》，表示了对萧伯纳的欢迎，在这之前，《现代》创刊号的《艺文情报》栏目就有《萧伯纳近闻二则》，报道萧伯纳的南非之行。《现代》1卷3期发表了凌昌吉的《萧伯纳在莫斯科》。萧伯纳到上海后，施蛰存立即找《申报》馆的摄影记者李尊庸，约定他供应萧伯纳在上海活动的全部照片，后来这组照片刊登在《现代》的2卷6期。萧伯纳之行最后用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做结束，刊在《现代》3卷6期。同期刊登了萧参翻译的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价，这篇文章是鲁迅转来的。施蛰存认为，这个萧参可能是瞿秋白的笔名，因为当时瞿秋白住在鲁迅家里。
《现代》欢迎外国进步作家还有一次较大的动作，是法国著名作家伐扬·古久列来上海。施蛰存在《现代》1卷3期译载过他的小说《下宿处》。伐扬·古久列1933年10月2日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施蛰存10月2日下午就打电话到伐扬·古久列的住处伟达饭店，要求访问。10月3日上午9点，施蛰存就和杜衡去伟达饭店访问伐扬·古久列，施蛰存送了三本《现代》杂志给伐扬·古久列，一本是1932年7月号，登有古久列一篇小说《下宿处》的译文和介绍。一本是1933年6月号，其中有戴望舒的《法国通信》，文中提到过古久列。一本是新出版的9月号，这一期的图版中有古久列的大幅照片。施蛰存还要求伐扬·古久列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伐扬·古久列写了《告中国知识阶级》。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第四卷第一期《现代》上，文章有着鲜明的左翼内容：
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徒及国外的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重新走上文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施蛰存使《现代》成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这在当时绝大多数刊物停刊的情况下，客观上为左翼文学的出版和发表，提供了一个公开的阵地。也使施蛰存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了不可低估的地位。
施蛰存以其特殊身份在他创办的书店和杂志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版革命书籍，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为革命文学的发展尽了力量。施蛰存的行为，表现出他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他的政治倾向。施蛰存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他在思想上与左翼作家是相知相通的。他与冯雪峰的深厚友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施蛰存说：“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14)大多数人认为施蛰存是没有左翼倾向的，认为他的左翼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以为他是左翼作家的朋友和同路人，虽然他在艺术上追求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派，但他在思想上同情革命，他的左翼行为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我们从他大量的翻译作品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关于这个内容我将有专文论述。
注释：
①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②(13)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80、174页。
③施蛰存：《画师洪野》，《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24页。
④《冯雪峰致戴望舒信》，选自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⑥⑧(14)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迹》，第125页、129、130、129页。
⑦(11)施蛰存：《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沙上的脚迹》，第110页。
⑨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第26页。
⑩施蛰存：《浮生杂咏·六十二》，《沙上的脚迹》，第213页。
(12)施蛰存：《也必然已经死了》，《北山散文集》（一），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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