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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中国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总人口（54167万人）的10.6%。
在此前后一二百年的世界历史中，城市化进程正作为一个重要标尺，量度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19世纪初，全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左右。到20世纪初，提高到14%以上，80年代达到42%。其中，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展迅猛。目前，发达国家城镇人口的平均比重在80%以上，中国的这一比重为27.6%。
历经曲折终于走上坦途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城市化过程始自小城镇的发展。回顾建国以来的这一过程，是一段历经曲折而后步入坦途的故事。
1950年至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起步阶段；1958年至1965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动荡阶段；1966年至1978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停滞阶段。1979年至今，特别是“八五”计划期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重获土地经营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商品流通十分活跃，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推动着小城镇蓬勃兴起。80年代初，全国的建制镇仅2200个。到1992年底，建制镇已增至14500个，全国各种类型的小城镇已达55000个。
以小城镇的发展为起始的中国城市化过程，在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进入了平坦大道。
异军突起——农村经济的增长点
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小城镇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势头，小城镇上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推动着乡镇企业走上了集中连片的集团化发展之路。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小城镇已成为当今中国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时指出：“农村改革时，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一段富有深意的话，揭示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大批小城镇迅速兴起和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相互关系。
中国大地上的380万个大小村庄，是广大农民世世代代生息劳作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亲情难舍，故土难离。如果能在家门口进工厂做工挣钱，还能兼顾农事，谁愿舍近求远去心理上格格不入的城市当外地工？切近而又切身的利益吸引着大批刚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进入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也在从一开始的村村冒烟逐渐集中到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小城镇上。小城镇依靠自身在农村的区位优势，为企业发展培养着市场网络和服务体系，实际地推动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大批小城镇在“八五”期间相继建设的工业村、工业园，更成为当前2500万个乡镇企业谋求更大发展的首选之地。广东中山小榄镇的固力制锁集团原来分几处摊子，分散经营，发展缓慢。自进入镇上的工业村，扩建了8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企业进入了快车道。1993年产值2亿元，1994年产值4亿元。如今的固力集团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门锁生产企业之一。
小城镇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村经济总量的扩张、地方财政力量的充实和社会事业的进步，都发挥了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从全国来看，乡镇一级的经济生产为农民提供的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50%左右。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的生产建设、社会事业、生活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无不以小城镇凝聚起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在东部沿海地带，小城镇建设已成为扩张经济总量的重要策略，成为中国经济旗舰的大马力推进器。
有容乃大——农业人口的蓄水池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使这个人口第一大国面临着严峻的课题。
据统计，1994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7亿，其中8000万处于流动状态。以后每年以一两千万的速度递增。到本世纪末，达2.7亿。另一组数字是，中国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还有6亿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意味着，无论是被动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是主动追求现代化目标，疏导这势如潮涌的亿万劳动力进入就业，都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使命。
路在何方？都进入城市就业是不现实的。2.7亿剩余劳动力，比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市区的人口总和还多出1亿之巨，何况城市人口也已经膨胀得难受，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已是难题。
乡土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由乡土特点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不能照搬外国，只能根据国情选择可行之路。这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
浙江温州的龙港镇，现在是闻名全国的“第一农民城”。建镇之前的1982年，那里只有7025人。1984年建镇以后，到镇上定居者激增。1990年人口普查时，已达到47925人。1994年，全镇人口总数为13.3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5万人。
广东东莞的清溪镇在珠江三角洲起步较晚，进入90年代才步入大发展时期。短短几年间，只有2.9万原籍人口的清溪，竟然吸纳了13万外地工，昔日的边远穷镇已变成一个现代化城镇。
龙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就近吸收，清溪则主要是远距离吸纳。殊途同归的结果，是数倍于当地原有人口的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从农业转入工业、商业。这样的吸纳能力，在大中城市难以想象。
正是由于千万个类似龙港、清溪的小城镇在兴起，铺天盖地的民工潮才没有酿成大乱，而是像水入海绵一样进入了千万个小城镇。从1985年到1994年，全国的小城镇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4亿人，成了海纳百川的农业人口蓄水池。这个池子的潜力还有多大？也许可以算这么一笔帐：在全国5.5万个小城镇中，姑且只考虑1.5万个建制镇，暂以每镇吸收2万农业人口，合起来就是3亿人。更应看到的是，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建设者，小城镇正象千万所大学校，两者相结合，正在造就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浩荡大军。
遂生乐业——农民父兄的安乐园
走出家门的农民，带着世世代代向往城市文明的历史渴望，走向远远近近的小城镇，走出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路子。他们以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从旧的宅院走向新型社区。温州一个大型专业市场门前“百业振兴；四海升平”的对联，表达着亿万农民的追求。“百业振兴”还可理解为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祈愿，“四海升平”则趋向于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理想了。
中国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从不空想。一旦具备可能，他们就要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一砖一瓦的现实创造，哪怕付出代价。
河南临颍窝城乡的城镇化建设奠基之时，主街道的拆迁涉及到580间房屋的农户，没有一户成为障碍。一位叫孟保民的农民含泪拆掉家中10余间房，并说：“我是为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十几年来，中国农民成了小城镇建设的投资主体，每年农民自筹建设资金都在1000亿元以上。以住宅建设为例，每年的建设总量都保持在6亿平方米的水平。从1979年到1994年，全国农村新建住宅97亿平方米。“八五”期间，农村住宅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档次提高。住宅的内部设施日益配套，功能日趋合理，装修日见考究。一批设计新颖、功能齐全的新型小康住宅相继建起。到1994年底，全国农村户均建筑面积达83.40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达16—43平方米，楼房在新建住宅中的比例超过50%，约有1亿户农民喜迁新居。
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兴建，也在提高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八五”期间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最快的时期。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乡村道路289万公里，村镇之间的高级和次高级公路，从1990年的5.3万公里增加到1994年的37万公里。建成自来水厂21040个，铺设供水管道169549公里，受益人口为2.92亿。在不少小城镇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中心等公共设施。环境保护也融入了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并在逐步实施。如今，众多小城镇居民的衣食之富足、生活之方便、社区之文明、邻里之和睦、社会之安定、环境之优美，已非大中城市的居民所能比。遂生乐业已是这些小城镇居民人人都可享受、天天都在享受的美好现实。
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不光恩泽当地居民，而且惠及天下，大中城市的居民也广受其益。丰盛而新鲜的粮油蛋奶、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经过千万个小城镇的种植、养殖、集散，在进入乡村农户的同时，也进入了大中城市的农贸市场和居民家庭。小城镇不光自己富足安康，还把大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滋润得香气四溢，这其中也许可以品味出更深一层的意义吧。
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八五”期间小城镇的如日中天，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模式正在得到历史性的确认和卓有成效的实践。成就是激动人心的。但问题也在叩击心弦。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幅员，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然面临地区间不平衡的问题，小城镇发展亦不例外。东部地区的小城镇比较集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相对稀疏，这使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西部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东西部的城镇密度之差达10倍之多。在这种差距中，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90%集中在西部。东部小城镇居民丰衣足食之际，西部还有几千万同胞不得温饱。这使我们每当前瞻共同富裕的小康目标时，都倍感任重道远。
对于东西部这种发展差距，中央政府正予以足够的关注。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的问题被提到了突出位置上，被作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缩小东西部之间差距，从提出任务到成为现实需要做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通过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人口转移，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此而言，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今年开始实施的“九五”计划，在强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时，也就包含了推动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具体内容，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可以相信，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国家建设部为加快小城镇建设而实施的“625工程”（即以6县2地区和500个小城镇为试点推进建设步伐），将有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由东快西慢而趋向东西平衡，从而形成整体推进的理想局面。
（港《紫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