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进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奖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2)02-0071-06
全球化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热点之一。学术界在全球化的定义、特征、起源、分期、影响等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并展开讨论。笔者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它孕育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初步形成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漫长时期，扩展于二战之后。它是一个多维的发展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的全球化，其中经济全球化是主要推动力，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产生互动作用。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主权，但同时也使国家的权力超出疆界之外。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仍是各国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本文试图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及其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或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
一
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史实表明，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的经济联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某些全球化的迹象。
第一，国际贸易所到达的地理区域范围已相当广泛，涉及欧亚非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叙述，我们可以勾画出人类早期跨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网络的图景：约公元前三千多年，在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今日的伊拉克），人们已用各种手工业品交换分别来自阿曼、小亚细亚、伊朗和黎巴嫩的铜、银、铅、木材等原材料。[1](P113)埃及、克里特岛、印度河等文明中心出现之后，相互间以及各自与美索不达米亚都有贸易往来。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除了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贸易依然繁忙，陆上贸易也在发展。中国汉代时打通了几条穿越欧亚大陆的商路（其中有著名的“丝绸之路”），罗马帝国与临近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盛，贸易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1](P183～187)公元500～1500年，中国唐宋时期的外贸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伊斯兰教传入非洲，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增加了贸易量。[1](P486)中国学者也认为，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范围相当广泛，中国宋代时已与50～6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元代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海上贸易关系。[2]
第二，国际贸易种类和数量已有一定规模。交换的商品既有原料、制成品，也有动物、奴隶、文化产品（书画）等。中国宋代时进出口货物达400种以上。[2]在西欧，外贸及对外贸易的管理成了许多国家的重要财源。[3](P274)中国南宋时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的收入已占政府税收的1/5。[2]
第三，跨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亦有一定规模。由于贸易、宗教、殖民地扩张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等原因，人口迁移数量增多。据欧洲学者的考证，入侵西班牙的日耳曼人估计有20万；汪达尔人在429年渡海到非洲时，人数是8万。[3](P52)跨国经商的人数也相当可观。中国唐朝时在广州的外商有10万人，扬州也有外商万人以上。[2]
第四，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些国际贸易、金融、海上运输等方面的规则。如中世纪后期在意大利出现的实力雄厚的银行和贸易公司，在欧洲所有重要的经济中心设立永久性分支机构，并发明和使用了汇兑、信贷、银行业务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技术方法。13世纪出现的跨国商业、政治组织汉萨同盟，制定过一些商务规约和制度。在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荷兰建立的具有国际性质的海事法庭和行商法院，根据商人规约、惯例和习惯法审理有关国际案件。[3](P249)
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范围的扩展和全球秩序的形成，那么以上这些迹象说明，此时是经济全球化的孕育时期。
首先，这时的经济贸易交往虽已在欧亚非广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但由于地域辽阔的美洲及大洋洲与欧亚非隔绝，因而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即便是在欧亚非地区，许多地方也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其次，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由于各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信息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落后等因素而难以深入发展，尚未形成体现全球性联系的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市场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经济关系缺乏规范和准则。虽然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已初步形成了国际贸易、金融、运输等方面的一些规约和制度，但这些规约和制度带有区域性、松散性，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了解和参与不多，因而不具有整体意义的约束力。
经济全球化的迹象显露时，从本国利益出发确定对外经济关系，依靠国家力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趋势也开始凸现。一方面，扩张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早已出现。实力强大的国家以自我中心主义支配对外经济交往，常常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护本国的利益，侵犯他国的利益。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到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率领他的军队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他的帝国从波斯湾扩展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产地。[1](P113) 克里特岛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也曾在本国统治集团的支持下进行劫掠和维护其经商活动，建立海外殖民地。另一方面，防守性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不断发展。如设立关卡检查、限制进出境人员和货物，征收关税等。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已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中国古代已出现维护本国利益的对外贸易思想。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所阐述的“轻重思想”中，主张处理诸侯国间的商贸关系时，应对本国的重要物资保持“天下轻（贱）我重（贵）”，使物资不致外流，甚至借以诱使敌国重要物资进口。对本国能大量出口的垄断商品则反其道而行之，即使天下“重”我“轻”。[4](P249)中国西周建国时即建立了管理陆路进出境事务的海关机构——关，春秋时期开始征关税。唐宋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商有诸多方面的优惠和照顾，但仍控制重点物资（如兵器、铁器、铜钱、壮马、蚕丝、金银、丝绸等）的出境，珍异物品（如珍珠、宝石、象牙、犀角等）不许私人买卖，由官府专买专卖，实行春秋特别是汉代以来推行的“禁榷”、“抽买”制度，创立了管理进出境事务并征收关税的海关机构——市舶司。[5](P50)明代拥有继承并扩展唐宋时期规模巨大的海外贸易的先进航海技术和条件，但由于政治安全上的考虑，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
早期国家的扩张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带来一定程度的人口迁移、异族通婚，开辟新的交通路线和发现新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物品，这为日后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国际交流增添新的内容。但是，武力征战曾使许多城市文明毁灭和许多国家的人口锐减，破坏原有的经济贸易关系。防守性的保护主义最初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如阻止重要物资通过贸易流入敌国，防止侵略。后来，也有限制国内的奢侈消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的企图。但限制过多，闭关自守，导致阻碍本国经济发展和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
二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重大地理发现推动了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使与世界隔绝的美洲和大洋洲同欧亚非有了直接的交往，尤其是此后发生的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国际经济交往具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出现了全球化趋势。
第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地理区域从局部扩展到全球范围，并形成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海外扩张迅速发展，西欧在美洲及其他殖民地发展单一经济，逐步形成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西欧进行工业生产并指挥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体系。[1](P221)这样一种分工模式直到二战前并无改变。
第二，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1720～1913年世界贸易数量指数直线上升，国际贸易指数的上升快于世界工业和农业生产指数的增长。[6](P21)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初叶，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20世纪70和80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这个比例。[7](P37)
第三，国际投资规模扩大，资本的国际联系进一步加强。19世纪后期，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越出国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国垄断组织。跨国公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一定发展。
第四，洲际间的人口迁移规模空前，殖民帝国进行全球范围的人力资源的配置。据统计，1851～1940年自欧洲、亚洲移出的移民数平均每年有数十万，1901～1910年则是其中的高峰期，年均超过100万。[6](P8)此外，自16世纪开始，欧洲国家把大量非洲黑人贩卖到南北美洲的殖民地，以解决当地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的问题。据估计，贩卖非洲奴隶的数额可能有3500～4000万人，后来实际到达目的地的只有1000万人，多数奴隶都死于贩运途中。[1](P223)
第五，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制度在更大范围形成，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17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定、条约、惯例大量出现，它们不仅在当时起到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为后来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时已有数量不少的专业性经济性的国际组织出现。据统计，二战前已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五百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际经济组织。这些组织促进了国际经济活动的发展，并为二战后各个领域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经验和教训。
以上趋势的出现并未使“世界主义”占主导地位，相反，民族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地位上升，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建立经济藩篱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早期国家的疆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明确划分，变动也较为频繁。当时尚无对国家权力和地位相互确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欧洲确定国际经济贸易协定、条约、惯例的主体大多是商务团体和相关的城市，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15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商人和市民阶级力量的发展，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增强，一些思想家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学说，主张建立尊重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准则。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国家主权原则之后，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民族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为主导的。主要表现在：(1)许多国家都实行了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政策和法规，一些国家甚至直接参与组织向海外的移民，进行国际性的人力资源配置。如英国在1847～1872年间通过官方机构选择和帮助了34万“官费移民”。[8](P301) (2)许多国家积极推动并直接参与了国际贸易和海外扩张。16世纪至20世纪前期，不仅传统的民间贸易在发展，国家的参与越来越明显。如葡萄牙、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等欧洲国家曾分别设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地掠夺。各国政府利用东印度公司靠强权和武力打开了东方国家的大门，原先闭关锁国的东方国家不得不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和其他方面的交流。(3)西方国家在海外争夺商业、航海和殖民地霸权的过程中，利用并推动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早在16世纪中期以前，卷入尼德兰战争的西班牙、法国、英国曾向那些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金融家和商业银行家借款，利用国际信贷转移体系在国外支付，以解决海外驻军的费用。[3](P686～502)此后，许多国家由于贸易、公共开支和战争费用增加，都曾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筹集经费，这使得为政府服务的信贷转让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并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
西方强国的海外扩张从各方面加强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以西方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主导，它以牺牲殖民地、附属国及弱国的利益为代价，造成了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因此，西方的海外扩张既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也极大地实现了进行扩张的国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在削弱别国主权的同时，强化了自己的主权。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建立的经济藩篱制约了全球化的进程。16世纪至20世纪前期，防守性的（或说温和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在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认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通常是强国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而处于弱势的国家则采取防守性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这一说法的确可在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佐证。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些历史现象：(1)实力强大的国家不一定推行经济扩张主义政策。如在唐宋元明中国力量强盛的时期，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行动。相反，中国对外商以礼相待，文明经商，在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中，实行“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方针。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远航还早半个世纪，其船队规模及装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来利用这种优势进行海外扩张，却限制海外事业的发展。明末清初时这方面的限制已很明显。1603年，在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大屠杀时，中国官方非但不予声援，反而谴责所有的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关心。皇帝分别于1712年和1729年下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规定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返回。[1](P78)中国强盛时却在国际交往方面自我限制，尤其是明代后实行海禁和闭关政策，这可以解释为当时的中国虽然经济总量规模大并拥有一些先进技术，但其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缺乏向海外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和基础，同时也说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非纯粹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思想观念、政治决策和其他非经济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制约作用。(2)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时，也采取防守性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曾对欧洲国家的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实际上兼有民族经济的扩张和保护二重性。一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在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并取代其主导地位的。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时期很短暂，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也并非弱国特有的现象。如英国在它进行工业革命的后期，已在世界生产、贸易、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但它长期保留传统的经济藩篱。据统计，英在1796～1845年中的大多数年份关税率是30～35%，其中1820～1835年间曾出现增高，最高的年份达65%。[6](P131)英国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取消许多进口货物的关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后，欧洲国家响应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有保留地开放门户时间并不长。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欧洲主要国家又陆续回到保护主义时代。1879年5月2日俾斯麦发表演说呼吁加强保护主义。他指出，广开门户使德国全部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的经济地位蒙受损失。采取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正在繁荣起来，采取自由主义的各国正在衰落。[6](P158)他指的正在繁荣的国家显然主要是美国。美国建国后不久即推行联邦财长汉密尔顿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通过一系列关税立法扶植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1880年美在生产方面已同英国平分秋色，此后便开始超过英国。但在其实力增强后也并未拆除传统的经济藩篱。第23任总统哈里森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高关税率，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入美国内倾销，1890年颁布麦金利法案，使关税率高于美建国初期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带有传统的烙印，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就内容来说，早期经济民族主义的扩张或防守的重点是与国家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土、战略物资以及统治阶级需求的奢侈品。这一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承袭传统，还重视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加强，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民生日用品的发展和技术优势。就手段而言，这一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以武力扩张、禁运和关税壁垒等传统形式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如采用数量限制、外贸国家垄断制、出口奖励、反补贴、反倾销、最惠国待遇、以积极财政金融政策拉动经济、促进企业联合建立卡特尔网等保护手段。从维护的主体看，弱国大多采用传统的防守性手段，有些在西方国家的强权和武力面前丧失了保护能力。如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其丧失了海关和对外贸易自主权，被迫与西方列强进行不平等贸易。当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传统的扩张或防守性的保护措施，还推出许多新的保护手段。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各国普遍求助于保护主义，英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大多数时期实行高关税政策，同时分别与一些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互惠条约，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在其多次修订的国内法中增添了补贴和反补贴、反倾销、反避税、专利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保护手段的多样化是由西方强国推动的。
三
二战以来，生产、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国际联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扩展和深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强劲，其内容和形式也更丰富和复杂。
第一，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多样化不断发展。殖民时代形成的垂直分工依然存在，但水平型分工和混合型分工发展很快。旧的分工模式受到冲击：一方面，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使其成为世界农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另一方面，少数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工业制成品甚至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场地。
第二，国际贸易网络更为密集，出口商品结构水平明显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前，初级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60年代以后，工业产品出口比重超过初级产品，此后比重不断加大。1996年世界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占78%，其中高技术产品比重已达22%。[9](P229)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商品流转周期大大缩短。此外，贸易的传统保护手段——关税的水平大幅度下降，一些非关税壁垒也受到削弱。各国普通消费者比过去更容易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多彩的商品。
第三，国际投资总量规模的增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前所未有。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额每日达上万亿美元，是实物贸易量的数十倍。信息技术发展使国际金融交易可在瞬间完成，同时也使金融危机有可能迅速在世界蔓延。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后很快波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第四，跨国公司数量剧增，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有数万家，在全球的分支机构有数十万家。一些大公司的预算超过某些国家的GNP。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的范围越来越大。如西门子公司在世界六大洲有四百多个生产场地，公司有38万工作人员，其中17万人在国外工作。[10](P72)跨国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常常采用各种手段促使东道国放松对生产、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管制，阻止对其不利的政策出台，从而削弱了一些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五，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逐步形成。二战以来，涉及货物买卖、技术转让、国际贸易管理、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税收等广泛领域的国际协定、公约、法规、惯例大量出现，还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大量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转，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及国际经济冲突的调解。目前世界上已有各类国际组织数万个，其中经济性技术性的组织占相当大的比例。虽然现有的国际经济法规制度与国际经济旧秩序密切相关，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但非西方国家的意愿也得到某些体现。
二战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以为，从整体上看，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超过以往的历史时期已是客观趋势，但对此也不应估计过高。与过去相比，经济全球化某些方面并无明显变化。如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不平衡状态与一百多年前相似。20世纪初期以前，国际贸易、投资的重点是在欧洲北美，今天也仍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有几十个）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边缘国家”或“第四世界”。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如贸易和资本流通规模、金融的开放度等，并未超过20世纪初期的水平。部分发达国家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世纪90年代还低于20世纪初期。[11](P57～89)
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考察，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看到，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关系一定程度的整合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同在。民族国家依然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双重角色，只是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方式有所变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西方发达国家从过去靠强权和武力拆除弱国的经济藩篱，变为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进行经济扩张。它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以及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支配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或减少经济方面的保护政策和措施。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以及强强联合，在提升它们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推动了全球的经济联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过去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强大的经济攻势面前只是被动防守，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集团认为，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并非任何时候都产生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的零和结局，有时也会出现双赢的结果，因而应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他们推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并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各种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并设法减少可能付出的代价。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限制者，战后各民族国家推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经济保护主义。当代的经济保护主义的发展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国家干预和保护经济的内容较之过去范围更广。有关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体现国家实力地位并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命安全的自然环境，等等，都在保护之列。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保护的重点，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因就业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困难而保护毒品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反毒潮流相悖逆。如1992年玻利维亚总统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5届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请求该组织重新调查古柯的医学和营养价值，使之合法化。[12](P173)又如一些发达国家为避免社会动荡而违反市场原则，出面解救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政府接管了各类即将解体的金融机构数千亿美元的私有财产。[13]P(7～8)从保护内容的发展趋势看，高科技产业以及有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愈来愈受到重视。
其次，各国的保护手段更多样更复杂。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继续保留一定的关税和战前建立的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增添了许多新的保护手段，如技术、卫生、环保等手段陆续出台。二是直接、公开的手段与间接、隐蔽的手段相结合。传统的关税和战前建立的大多数非关税壁垒是直接公开的手段，战后较多使用的诸如对某些行业的贷款担保、高科技产业开发中政府科研合同的支持、技术支持、政府采购的倾向、投资导向、财政税收政策的倾斜等等，即是间接的隐蔽的手段。后者的使用越来越多见。战后许多发达国家都曾使用直接和间接的手段扶持一些重要产业。如欧洲空中客车计划的发展除了得到有关国家政府的直接的财政资助、政府合同，还享受减税、免偿债务和贷款担保等，使其在亏损时仍能继续研制新机型，并开发出一系列具有竞争力的飞机。美国的商用飞机的发展也曾得到类似欧洲空中客车那样的政府资助和扶持。[14](P238～242)三是集体协作与独立自卫相结合。前者是通过地区集团的合作和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调来实现的集体保护主义；后者是一国主要依据本国法律制度并参照有关国际条约采取保护行动的单边主义。随着地区性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许多国家采用集体保护主义手段。也有些国家是单边和多边双管齐下，或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手段。
再次，许多国家的保护实践与理论原则相脱离。有些是表现为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中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仍以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这种状况大多出现在发达国家；有些则表现为不遵守参与签订的国际条约的有关原则和规定，这在各类国家都曾出现过。
最后，发达国家在保护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仍有对传统的继承，但其重点已经转移。保护内容更重视体现国家实力地位并能带动其他产业水平提高的高科技产业，以及关系到人们生存质量的环境安全问题，更多地使用间接、隐蔽的手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保护的政策和措施较多地沿袭传统，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仍会以各种方式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制定内外政策时不应忽略的问题。
鸣谢 本文吸收了邓崇清教授的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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