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儿童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现状的前身，未来是历史的继续。今天我们来讨论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的现状，不得不对过去进行一番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国成人文学所走过的并不是一条宽广平坦的大道，而儿童文学的道路则更加艰难曲折、崎岖不平。我国的儿童文学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解放前的儿童文学作家屈指可数，留下的作品更是微乎其微。全国解放以后，儿童文学曾经出现过一度繁荣，尤其是1955年9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以后，一直沉默的儿童文学活跃了，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如谢力鸣的《云中的道路》、谢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记》、周而复的《西河水的孩子们》、任大星的《刚满十四岁》、王若望的《阿福寻宝记》、陈白尘的《黑旗宋景诗》、胡奇的《五彩路》、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等。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九六○年的“反修学习检查图书运动”、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文艺大批判一茬接一茬。特别是对陈伯吹先生的所谓“童心论”的大批判，其结果将儿童文学的特点、情趣等都批成了资产阶级的产物。折腾来折腾去，把本来就柔弱的儿童文学弄得气息奄奄。
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的繁荣成了昙花一现。一个泱泱大国出现了拥有两亿少年儿童，却只有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两百个儿童文学作者，每年出版两百种儿童读物的尴尬局面。正如贺宜先生在《上海儿童文学选》序言中形容的那样：“儿童文学不是一个沉睡十年的‘睡美人’，而是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一个深中魔法之毒、步履蹒跚的、老态龙钟、口齿不便的瑞普·凡·温克尔了。”悲哉！
“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复苏了。一些绝迹多年的体裁、样式，如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抒情散文、科学文艺等重新出现。一九七八年在庐山举行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以后，有识之士闻风而动，儿童文学再度繁荣。周扬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必须从他们所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及严重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必须从文学教条主义、艺术教条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一讲话大大推动了文艺思想的解放！儿童文学作家们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打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建国后十七年的许多清规戒律，儿童文学呈现出勃勃生机：一九八○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学会成立；一九八二年，全国高等学校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一九八四年六月，文化部在石家庄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一九八五年，文化部又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一九八六年六月，“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势”研讨会在贵州召开，同年十一月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在四川召开；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由文化部少儿司牵头，举办了七个全国性及地区性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并组织了四十多人的儿童文学讲师团……
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不论在创作、出版、理论研究、教学等领域都获得了可喜的收获，成果远远超过了建国头三十年的总和。比如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从七十年代的一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专业少儿出版社由七十年代的两家发展到了二十六家；评论人员由七十年代的几个发展到三百人；儿童文学课占领了绝大多数师范院校的讲坛。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八十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带来了社会思潮与文化背景的嬗变。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儿童文学同样是希望与困难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总的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平均主义极其严重的僵化经济模式。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同样给儿童文学送来了春风。既然八十年代是儿童文学的高起点，我们相信世纪之交的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将会继往开来可望辉煌。
一、改革开放使儿童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一九九四年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繁荣“三大件”的重要指示（即重点抓中长篇小说创作、影视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受到了社会空前的重视。为了促进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国家又启动了“五个一”工程。在党和政府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下，儿童文学又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姹紫嫣红的儿童文学春天真正来到了！
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儿童文学带来了创作的自由。创作自由是文学向多元发展的一个前提。儿童文学在创作中只有充分体现题材、主题、风格、追求、表现角度、表现方法的丰富多彩，才称得上真正的繁荣。儿童文学在创作中只有充分体现多向分流、支脉纵横、流派林立，才称得上真正的昌盛。商品经济给儿童文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经济大潮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风浪波及到儿童文学作家，使每一个作家都经受了考验，儿童文学作家在此期间锻炼了独立的个性。作家的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独立心态将会直接影响儿童文学的创作，创作者的独立个性毫无疑问会作用于儿童文学的发展。
商品经济在出版业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竞争机制。出版社要谋求出路，必须要从提高质量、拓宽题材、争取读者入手，竭尽才智去创新。作家也不得不摒弃陈旧的套数，从观念上蜕变。他们不仅要植根于生活，而且要去研究中国当代儿童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心理，并致力于作品的美学升华。在如今商品经济的竞争大潮中，出版行业中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力量大大削弱，才干真正找到了纵横驰骋的疆场，因此为出版和创作新人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由于改革开放，西方儿童文学的思潮也涌进了中国的国门，直接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给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吸收新鲜东西的机会。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和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沟通找到了途径。也为中国儿童文学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总体进程架起了桥梁。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加主动，同时也更加合理。这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是极有益的。
二、“儿童文学”，一个永恒的存在
人类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生活并使自己的种族得以保存的。然而即使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也仍然不可能使自己从“自然死亡”中解脱。死亡仍然构成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自古以来，人类曾企图通过宗教幻想，来摆脱对死亡的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其它生物相同的摆脱死亡恐惧的方法，那就是以相异的个体来保存自己，即繁衍后代。孩子这一存在，对于个人来说是变换形态的自我，对于人类来说，则是种族的继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后代如果不能健康成长，人类本身就难以保存。所以说，培养教育好下一代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必须靠家庭与社会来完成。为孩子们而创作的儿童文学，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鲁迅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呼吁：“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的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1 〕这一呼吁和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多么吻合。这一吻合不是偶然的，而是伟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对下一代的期盼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给我们社会注入了活力，也使新一代面对着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复杂多样的环境。假如说我们过去仅仅从一般教育的意义上来认识儿童文学，那么今天，我们就应该提高到铸造民族魂的高度来认识儿童文学。面对世界性挑战，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一代适应时代发展，富有创造性精神的人，儿童文学起着不可低估的催化作用。这是历史赋予儿童文学的崇高使命。因而，儿童文学不会在经济大潮中淹没，只会被进一步推进繁荣境地。
作为人类延续的本能需要，成人把自己的自我强烈地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在社会生活中，成年人想要扩展自我，常常通过孩子得以实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一种精神投射。这种投射，凝聚着经验的诉说、希望的寄托、智慧的开发。而孩子们呢？他们渴望通过文学阅读走向成熟、走向未知。这正是儿童文学最内在的双向形态。它的这一交互作用结构，使儿童文学创作和接受这两代性主体自我得以最大可能地释放出来。
成人的自我期望着在“孩子”身上投射而得以重生，这种重生感促进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昌盛，因为这种成人重生投射，给儿童文学提供了厚重的背景。
在现代独生子女7人核心的家庭结构中（即孩子、父母、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孩子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孩子们的父母一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长大的，无疑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反思型。孩子的父母的父母们由于自己的子女经受了磨难，失去了很多学习成材的机会，有着很深的忧患意识，因此孩子的父母及爷爷奶奶都迫切地希望扩展孩子们的精神空间和适应能力。渴望孩子们在信息社会中尽快成熟，不惜血本给孩子智力投资。
由于独生子女处于众星捧月的地位，引出了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比如他们依赖性强、心理承受力差、缺乏危机感、不懂得爱别人。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他们的价值取向又有了很大转变。他们想积极参与竞争可又缺乏毅力，他们愿意独立可又受到家长的牵掣。因此这一代孩子的总体特征是：创造的欲望和享受的欲望同样强烈，思想活跃又极不稳定，早熟而又单纯。家长对他们的表现往往束手无策，陷入难以对付的窘境。可他们又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只好寄希望于学校和书籍，故而社会上出现了择校上学政府屡禁不止的情况，出版行业艰难而少儿图书大爱青睐的现象。
历史证明，一本好书确实可以成为孩子战胜困难的力量。比如新疆少先队员努尔古丽就是因为读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故事，才勇于和暴风雪进行搏斗保住了集体的羊群。一本好书也的确决定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不少伟人的故事早已作过印证！现在的少年儿童并不是生活在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心世界，而是处于一个充满压抑焦虑感的困惑之中。为孩子们提供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是当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走向。过去的少年儿童所看重的学习是以课堂书本知识为主，如今少年儿童所看重的学习已演变成为广泛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这也是创作题材拓宽的走向。市场的需要和创作的走向如此默契！经济学的原理是一切经济行为都要符合市场规律，既然少儿图书拥有广阔的市场，儿童文学的的创作怎么会不兴旺发达？
因此，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将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将成为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文学！它将是更加富有人生感的文学！它将更是带哲理性的文学！
儿童文学，一个永恒的存在！
三、创作主体走出了困惑
几十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一直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而忽视了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商品经济的冲击，打破了少年儿童对经济的冷淡，他们把对社会的贡献和自己必须获得的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当作去作贡献的动力。商品经济的竞争又强化了少年儿童的民主意识，要求平等变成孩子们的愿望。商品经济熏陶了新的一代，儿童文学受到了读者对象的挑战，读者对于儿童文学有了新的要求：
其一，不再满足于写自己。过去的儿童文学都是把视野局限在儿童本身的具体生活空间，忽略了儿童的精神空间，而现在的孩子则是想把自己放到社会、自然的背景中去寻找新奇、发现美。孩子们对精神空间的需求，要求儿童文学作家不是把眼光局限在儿童本身的状态上，而是采取一种未来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儿童”。把追求“儿童”的未来表现作为自己的审美价值追求。
其二，不再满足于编造故事。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少年儿童都盼望自己有创造力，他们希望从阅读中得到启迪，因此不再满足于编造故事情节的作品，而是追求作品的象征意义和空灵感。少年儿童的阅读定势往往期待着发生心理转换，犹如进入一个未知的精神世界。只有具有象征意义和言犹未尽的空灵感，才能让小读者充分地思考。昔日惯于粉饰与过滤生活的编造故事的儿童文学已受到小读者的冷遇。商品经济传输给现实的斑驳复杂，儿童文学不应以封闭的心态去阻隔孩子与社会的联系，而应该把纷繁变幻的世界展现在小读者面前，让他们去作出评判，作出是非爱憎抉择，那才是他们所欢迎的。
其三，追求陌生化。现实生活折射到想象的世界中去，想象的世界对孩子来说是新奇的，因为它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寓言、童话、神话传说、动物题材小说、科幻等等大受孩子们的喜欢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个超越题材的意蕴。想象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象征，非人的形象中赋予了许多人性的内容，成为人类世界的一面镜子。这满足了小读者好奇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米老鼠、唐老鸭、阿童木、一休的输入，我们的孩子对于以“狼外婆”、“狐狸与乌鸦”方式结构的故事乏味了！他们更需要贴近现实和预示未来的东西。他们追求陌生而厌烦似曾相识。
基于孩子们的以上心态，我们认为引导和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传递信息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任。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儿童文学对来势凶猛的经济浪潮缺乏思想准备，对孩子们观念的改变措手不及，因此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曾一度陷入困惑和忧虑。经过经济大潮几番冲击，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已走向成熟，不再浮躁。他们经过痛苦抉择，找到了创作主体（作家）与接受主体（少年儿童）之间沟通的媒介——作品的象征与空灵。以往那种创作中灌输性、防范性的旧观念得到了更新。好的作品不断产生，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与《女生贾梅》，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了长足、开拓性的进展，但研究这些作品的理论专著却寥若晨星。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真知灼见，他们认识到理论的贫乏，最终将导致创作的衰微。于是一九八七年在湖北神农架召开了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会议上确定出版一套“儿童文学新论”丛书。这套丛书要求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尽可能汲取中外儿童文学及其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探讨与争鸣。这套丛书大部分研究都是拓荒性的。一九九○年汤瑞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孙建江的《童话艺术空间论》、斑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出版；一九九一年王泉根的《儿童文学审美指令》出版；一九九三年彭斯远的《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和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叙事式论》出版；一九九五年方卫平的《儿童文学接受之维》出版。
这些理论专著的出版正如叶君健先生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对推动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据我读到的还有以下理论著作：一九九一年由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辞典》；一九九三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一九九四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实诚的《儿童文学美学》。可见儿童文学理论已走出贫乏的怪圈。理论研究的活跃必定给创作输入新鲜的血液。这一良性循环使儿童文学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在这里强调接受主体的重要性，并不是否认创作主体的主动性。我们经常在儿童文学的创作研讨中运用两位著名作家的名言，一位是高尔基的：“儿童的精神食粮的选择应该极为小心谨慎。父辈的罪过和错误儿童是没有责任的，因而不应当把那些能够向小读者灌输对人生抱消极态度的读物放在首要地位，而应当把那引进能够在儿童心目中提高人的价值的读物放在首位。真实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不能和盘托出，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毁掉儿童。”〔2 〕另一位是茅盾的：“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喂奶，该搭点细粮时就搭点细粮，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开头就硬塞高梁饼子。”〔3〕高尔基强调的是儿童文学在题材领域上应该有禁区， 茅盾强调的是儿童文学的创作要有针对性。我们认为禁区和针对性是辩证的统一。“和盘托出”是不加分析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我们要摒弃，应遵循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针对性就是对孩子精神上的投射与补偿，是儿童在心灵上对文学的一种重要追求。只要把握好“小心谨慎”及针对性的尺度，儿童文学就会面对儿童心理的异变，对现实作出更多、更准确的观照。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健全而富于生命活力的商品经济，始终包含着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两个基本环节。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会借商品经济的东风继续发展。我们深信，九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不会从繁复回到单调。只要经过作家、出版界、理论家的携手努力，依靠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儿童文学一定会继往开来、创造辉煌！
注释：
〔1〕转引自蒋风《儿童文学教程》第四章，希望出版社，1993。
〔2〕〔3〕转引自斑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第二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