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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选刊》创刊于1980年10月，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多年来，《小说选刊》对于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刊选标准以及在这个标准下推出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自选刊创刊以来，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几乎没有人没在《小说选刊》上被刊选过作品。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也因《小说选刊》的推介而一举成名，从而成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力量。因此，《小说选刊》所遵循的艺术尺度和对艺术尊严的维护，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健康倾向。在红尘滚滚的时代，它也难免受到世风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它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块艺术的绿洲和文学的精神高地。它拥有的读者的质量和数量，证实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选刊》所坚持和维护的一切，从某个方面代表了中国作家在可能的情况下所坚持的文学的最高正义，我们应该向这本刊物表达我们应有的尊重。
现在，选刊要开设一个“季评”栏目，希望能听取批评界对刊物倾向和刊选作品的意见，这种谦虚的行为和试图借助各方面力量推动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开放性意图，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为能够更准确地评价选刊的作品，有必要对当下小说创作的形势和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检讨和辩论。
一、如何评价当下的小说创作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整体否定和具体肯定这个悖论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到处可以听到对文学的不满和指责，文学的末日似乎已经来临；但在大小传媒上，对具体作品的肯定却如鲜花遍地盛开，我们仿佛又处在一个文学盛世。这两种判断究竟哪一种更真实、那一种更接近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显然已经构成了小说评价的困惑和隐痛。最近，我读到了韩少功发表在2004年《小说选刊》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个性》。在这篇千字短文中，韩少功对当下小说创作做了如下评价：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韩少功对当下小说创作形势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这个裁判所式的宣判，在各种媒体和文学会议上几乎耳熟能详。似乎文学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文学成了万恶之源，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不堪的场景，谁都可以向它吐口水或表示厌恶……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一方面，我认为韩少功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如果他指的是那些毫不掩饰的利益诉求、以电视剧的方式专门迎合某种趣味并借此走向消费领域的小说作品，我是同意的。确实有大量的小说，将滥俗的电视剧式的场景和人物移植于平面写作中，都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白领、官员、小姐、妓女、床上行为、歌厅舞厅、宾馆酒吧、海滨浴场等是常见的人物和场景。但是韩少功批评的情况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全部，尤其不是代表当下小说创作主流和艺术水准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在韩少功的批评中，隐含了一种强烈的文学理想化要求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比如他列举了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现代小说大师，认为和这些大师相比，当下的小说既没有像样的人物也没有鲜明的个性。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就在于，对于已经成为文学遗产的过去，当代作家能够重临那个梦境般的辉煌吗?历史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这些大师的天才创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文学历史的经典化叙事，当下的小说创作还没有机会获得。在鲁迅的时代，也同样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等世情甚至滥情的小说，即便在左翼作家那里，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和国家民族的叙事相关。如果韩少功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现代文学是否也可以叙述成一种肉欲横流的历史。但因为有了鲁迅等现代小说大师，那个时代就足以引起我们永久的光荣。不同的历史处境产生不同的文学，在当下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在小说受到其他高科技制作的消费形式巨大冲击的时代，在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有多种可能的时代，就当下中国优秀的小说创作而言已经难能可贵。小说创作的状况需要具体的探讨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抱怨。仅就《小说选刊》刊发的作品而言，韩少功的批评也是缺乏针对性的“批评的空转”。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二十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拯救小说日益衰落的现实和未来。就现代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伤逝》还是《林家铺子》，无论是《边城》还是《金锁记》，无论是着眼于社会问题还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小说创作确实遭遇了难以预料的困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小说这种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仅仅来自作家关注问题的视角。即便作家都选择了康德意义上的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和关心，它能够解决接受者的兴趣和传播媒体的选择吗?
小说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不令人感到鼓舞，的确是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是，小说这种叙事文学辉煌时代的终结，是凭作家的努力无法改变的。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能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的衰落又使得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永久的存活。今天的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深怀感伤和忧虑。
在我看来，把小说的衰落仅仅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也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肤浅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创作的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账目大多来自稿酬；巴金甚至解放后也未领取工资。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极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人格力量的关系。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只是陈寅恪、顾准以及民间已经作古的思想家。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问题才是当代小说最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初步格局的形成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提供“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解构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分流了阅读人群。在我看来，人格力量的缺失和现代传媒的发展，是现代小说不断走向衰微的内、外部原因和条件。
即便如此，我认为，就当下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而言，对它乐观的评价仍然是可以给出的。我的阅读经验是，除了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等包括韩少功在内的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仍有好作品不断发表之外，毕飞宇、李冯、鬼子、东西、徐坤、麦家、吴玄、红柯、艾伟、北北、须一瓜、叶弥、邵丽、朱日亮、齐铁民、陈希我、陈应松、欧阳黔森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仍然不在韩少功的评价之内。这些作家的小说不能说没有参与当下历史处境中的公共事务，不能说他们的“个人性”已经成为“普遍性”。韩少功的判断如果不是武断的话，至少是对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情况缺乏太多的了解。或者说，即便他有所了解，却把小说的整体形势描绘成了那样，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我为当下小说创作做如上辩护，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小说创作的状况无条件地认同。恰恰相反，我是希望能够面对小说创作的具体问题，并且能够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横扫一切。还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说中国的小说创作已经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满意，近些年来某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反映也不断降温，文学界过去普遍认同的西方大师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国的当代小说?大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试图通过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也已成为过去。文学在这个时代尚可占有一席之地已实属不易。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我的批评立场越来越犹豫不决，是因为我手执两端莫衷一是，我还难以判断究竟哪种小说或它的未来更有出路。但是，看了韩少功的文章之后，我认为需要捍卫当下的小说形势，捍卫当下小说高端的艺术成果和他们的倾向，以解脱我们对小说总体评价的困惑和隐痛。
二、2004：小说创作的心理和情感隐痛
如上所述，我总体上肯定当下小说的成就和倾向，还来自我切近的阅读。当我集中读了《小说选刊》2004年已经出版的三期五卷作品(含下半月号)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应该说，这些小说确实不再关注高端的意识形态风云，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似乎也失去了兴趣。这一现象与国际冷战结束和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有关，也与当代作家对小说功能的时代性理解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不再承担“公共事务重荷”。不同的是，小说在这个时代不可能都像《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等纪实性作品那样直接面对或参与社会问题，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
即便如此，当看到北北的《转身离去》、须一瓜的《第三棵树是和平》、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孙春平的《说是高官》等作品后，同样能够感到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这些虚构故事的背后，或是一种彻骨的悲凉，或是一种心理的隐痛，但都和我们经历的历史和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联。北北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她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她总是试图通过故事来状写人的心灵之苦，并力图将其写到极致。《转身离去》叙述的是一个志愿军遗孀芹菜卑微又艰难的一生。短暂的新婚既没有浪漫也没有激情，甚至丈夫参加志愿军临行前都没有回头看上她一眼。这个被命名为“芹菜”的女性，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微不足道，孤苦伶仃半个世纪，她不仅没有物质生活可言，精神生活同样匮乏得一无所有。她要面对动员拆迁的说服者，面对没有任何指望和没有明天的生活，她心如古井又浑然不觉。假如丈夫临行前看上她一眼，可能她一辈子会有某种东西在信守，即便是守着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芹菜的精神世界也不至如此寂寞和贫瘠；假如社会对一个烈士的遗孀有些许关爱或怜惜，芹菜的命运也不至如此惨不忍睹。因此，“转身离去”，既是对丈夫无情无义的批判，也是对社会世道人心的某种隐喻。
须一瓜的小说一贯地复杂，她的小说必须用心阅读，假如错过她对细节的精心雕刻，阅读过程将会全面崩溃，或者说，遗失一个具体的细节，阅读已经断裂。另一方面，须一瓜的小说还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她对人与人之间的难以理解、沟通和人心的内在冷漠麻木，有持久的关注和描摹。《第三棵树是和平》同样是一篇扑朔迷离的小说，它有精密的细节构成的内在逻辑。犯罪嫌疑人发廊妹孙素宝的杀夫案似乎无可质疑，她年轻漂亮却无比残忍，她的杀夫与众不同，她肢解了丈夫，而且每个切口都整齐得一丝不苟，就像精心完成的一个解剖作业。法官对这样一个女人的不同情顺理成章。但年轻的法官戴诺却在办案过程中的细微处发现了疑点，这个备受摧残的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她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她没有尊严，即便在丈夫那里她也受尽凌辱。丈夫被杀后她被理所当然地指认为杀人凶手。但通过一个具体的细节，法官发现了真正的案情。小说虽然以一个女性的不幸展开故事，但它却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小说。它是一个有关正义、道德、良知和捍卫人的尊严的作品。对人与人之间缺乏怜悯、同情和走进别人内心的起码愿望，作家表达了她挥之不去的隐忧。
老作家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有趣的是原发于一家散文杂志，《小说选刊》将其钩沉作为小说发表，可见编辑的良苦用心。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许多作家都写过狗。八十年代有一篇《远村》，是写人不如狗的故事：人的情爱生活如履薄冰压抑而沉重，而狗却可以自由地往来于两个村庄与伴侣频频相会。《一条悲哀的狗》以沦为“狗”的人的视角写人一样的狗。这也是一个在特殊年代里人不如狗的故事。那个名为“长毛”的狗有户口有粮食定量，曾威风八面地演过电影咬死过公狼。和这样的狗生活在一个世界，沦为“狗”的人会有怎样的悲凉心境?但狗还是没有人残忍，当“长毛”被屠杀后狗皮撑开时，作者也有一种死过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对人的残忍的恐惧，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的创伤。
这些小说的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案件、腐败、环境污染、下岗待业、资源匮乏、全球一体化，它同样也包括世道人心以及人的心理环境。上述小说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反映在人的心理和情感的隐痛上，或者说是由历史和现实问题造成的人的心理和情感隐痛。《小说选刊》还有一种是在道德情感范畴展开人物和故事的小说，而且是大量刊选的。在社会变革时代，由于人的欲望的膨胀所造成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已经构成了重要的社会现象，也确实存在将这种现象以具象刺激的方式书写的小说，这些小说热衷于浅薄的调情和肉体搏斗，这就是韩少功所批判的那种小说。但在《小说选刊》上刊选的作品，像叶弥的《小女人》、艾伟的《小卖店》、潘向黎的《白水青菜》、陈希我的《又见小芳》、刘庆邦的《双炮》、荆歌的《前妻》等，这些小说是以艺术的方式讨论当下生活，在揭示道德、情感、伦理关系日见困顿和危机的同时，也以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倾向和立场。
曾听到几位批评家朋友对叶弥《小女人》的赞赏。这个小说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触目惊心的描写，但这个小说似乎有一种力量，一种举重若轻的力量。主人公凤毛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在人海里难以辨认的曾是女工的下岗女工。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处事方式，在岗时凤毛有很好的感觉，甚至敢于和丈夫提出离婚，离婚后凤毛仍有“单位”，还是一个“公家人”。但凤毛很快下了岗，下岗后的凤毛在精神上完全失去了依托，她顿时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凤毛的无助和内心虚弱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通篇流淌的是像梅雨般长久浸泡出的阴郁和沉重，小说有足够的叙事耐心，凤毛在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她的危机、寂寞和无奈，这个“小女人”太没有力量在小说叙述中张显出一种艺术的力量。叶弥也写到男女床笫之事，但那些点到为止隔靴搔痒的描写并不是张扬男女之间的性事，而是为了凸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最后凤毛的归宿仍没有解决，这个“小女人”的命运却让人久久不能释然。
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可以说是一篇平淡无奇的小说。故事的中心就是一罐慢火耐心煨出的汤。围绕着一罐汤，一男两女却演出了一场爱情的悲喜剧。丈夫最欣赏的就是妻子能炖出一罐与众不同的色味俱佳的汤，这是在最好的汤馆也喝不到的汤。更重要的是丈夫在喝汤时妻子在身旁构成的温馨、美好和幸福的家庭气息。但丈夫有了外遇，有了青春、漂亮、活泼和浪漫的情人，和情人时尚、新鲜的体验又很快成为过去，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大异其趣，情人嘟嘟或者吃肯德基，或者叫外卖。这个喝惯了妻子慢火炖汤的丈夫，怀念起他习惯却又久未品尝的那罐汤。情人百思不得其解，决定见妻子一面，场景艰难却也平和，嘟嘟弄明白了这罐汤但断然不辞而别，新新人类毕竟不同。丈夫回到了妻子身旁，但妻子已不是从前的妻子，汤当然也不是从前的汤。小说通过一个具体的细节走进三个人的情感世界，写得极为简洁。
这两篇小说都出自江南青年女作家笔下，也都是写女性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篇小说都不是张扬的、跋扈的女权主义小说。小说中悄然弥漫着一种情绪或思绪，犹如茶馆里的丝竹管弦，淡淡忧伤又婉约多情，又如精心打造的名流庭院，起伏多变但错落有致。这是两篇带有江南地域特征的、精致和有艺术气质的小说作品。社会转型时期在情感、道德、伦理领域的变化，以及两性世界的丰富性，在作家同时感知并表达的时候，也确实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似乎更关注情感领域，更理想化；男性作家似乎对“两性生活”不那么讳言。但这里的性，不仅仅是“下半身”，不是明清以降白话小说对性兴致盎然的欣赏和迷恋。他们要言说的还是性之外的东西。陈希我的《又见小芳》，是以“物”和“性”的视角表达两性心理世界的。已有女朋友的“我”，在因特网上认识了一个富有的女人，在这个虚拟的电子世界里，匿名交流似乎无须遮掩，倾诉的渴望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因此更有吸引力和信任感。这是个相当奇特的现象，熟悉的人难以彼此交流，对陌生人却可以无所不谈。但“我”却在交往过程中发现了女人的差异性。那个被命名为“影”的女友是个拜物主义者，她所有的欲望集中在对物的占有上。“我”的窘迫不足于满足女友的欲望，于是，这个有老板身份的网友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吸引，他甚至时时准备“献身”。但是，这个女老板并没有这个要求，他发现她痛苦于男人对她金钱的兴趣，而不是对她五短肥胖“人”的兴趣。她厌恶这个金钱和物所支配的世界，对曾经拥有的“小芳”时代怀恋无比，并因那个单纯过去的永远消失而选择了一个拥抱之后的死亡。陈希我是以一种感伤的笔调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略嫌冗长的叙述里，有相当精彩的细节和想象，然而出其不意的却是一个惨烈的悲剧。
刘庆邦是当下为数不多的专事中、短篇创作的作家。他不是暴得大名的作家，他的声誉形成于他耐心和持久的创作过程中。他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长久关注，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某种精神的连续性。《双炮》的故事极为荒诞，一对双胞胎兄弟，婚后竟突发奇想，在嫂子翠环躁动情欲的鼓惑中，试图以兄弟相貌的酷似实现“换妻游戏”。但哥哥得逞之后，弟媳小如却在羞愧中自尽，弟弟一怒之下当兵死活不知没了音信，哥哥也在一次与土匪的战斗中死于非命。这个年代不详的故事事实上还是关乎伦理道德的表达，它有点宿命论，有点因果报应。但刘庆邦显然是借助“过去”的故事表述他对当下伦理秩序的态度和立场。
荆歌的小说永远是不紧不慢的叙述，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他没有大开大阖轰然迸发的事件，而是细致入微娓娓道来，这种切入小说的方式和讲究的文字已经形成了荆歌相对稳定的风格。《前妻》延续了他的叙述个性。《前妻》和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可以对比来读。主人公阿明是个欲望强烈的已婚男子，他和前妻生活在一起时并不觉得如何幸福，认识了新华书店的金婧后离了婚并又结了婚。但阿明再也找不到和前妻生活时的感觉，他每周一定要和前妻履行一次性事。这是个男性视角的故事，也是一个情感领域的迷宫。小说没有解释其中的道理，也缘于情感领域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事。但小说还是道出了三个人的各自不幸：前妻已没有名分，但仍没有怨言地与前夫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金婧有了名分，但却名不副实；阿明“弃暗投明”又奔波于两者之间，不能了却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心事。小说从一个方面书写了当下青年情感的困境和迷乱的状态。这个状态当然首先是生活提供的。
因篇幅的原因，我不能对齐铁民的《豆包也是干粮》、赵德发的《手疼，心更疼》、黄咏梅的《多宝路的风》、莫言的《养兔手册》、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阿成的《妆牛》等一一做出评论。但它们都是值得一读的好小说是没有疑问的。因此，2004年《小说选刊》刊选的作品，还是从不同的方面折射了与生活没有断裂的健康倾向。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处理人的情感、精神、思想领域的一种形式，它和现实生活不可能不构成一种先天的关系。但是，现实既是可以触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既可以反对贪污腐败和描写伊拉克战争，也可以是难以触摸的思想、精神、和情感领域的生活。上述作品从两个方面探讨了人在心理和情感领域的隐痛，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文学起码的尊严、表现了探讨当下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努力。但我同时认为，对当下小说创作仍然可以怀有更高的期待，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篇可以令人兴奋不已奔走相告的作品，还没有看到那种刻骨铭心过目难忘的作品，这是否也构成了我们对小说期待的一种隐痛?这样的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相信终会读到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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