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理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著作，但是，相关的见解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鲜见。
1.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是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使用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①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动植物和可耕地是农业生产必备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动植物的养殖和种植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有限的。随着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农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总量减少或者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农业可耕地也可增加（例如，开垦荒山，整治盐碱地，围海造田等），但是，由于下述因素的作用，农业可耕地的增加并不能遏制农业劳动力过剩：(1)住宅建筑物、工业厂房、道路交通设施必然占用越来越多的耕地；(2)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供给；(3)农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双重性。作为消费资料，农产品只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即生存需要，随着消费水平和需求层次的提高，农产品消费在人们消费的实物总量和价值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必将下降。作为生产资料的农产品，需要工业多层次的深度加工，才能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要。这就是说，社会对作为消费品直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农产品的需求，是决定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一个量的界限。
2.社会分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
马克思把分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分工。“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2)这是由人们的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引起的，最初在家庭内部和某一个生产单位内进行，例如，我们古代家庭内部的男耕女织等。另一类是社会分工，即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3)随着人类活动的地域范围的拓宽，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接触和交往逐渐增加，并且产生了彼此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引致了产品的互相交换，由此便形成了最初的社会分工。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进而引起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分化。随着生产行为的分化，必然形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这三次社会大分工都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转移。没有社会分工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能的。
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方式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
马克思写道，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工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 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4)由此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以及怎样转移，是由社会生产力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或地区，工业和其他城市非农产业（如服务业）发展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向这些非农产业部门和城市转移。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城市非农产业不够发达，总体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虽然在城市生活的诱惑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会流向城市，但其中有较大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城市无业游民或者极不稳定的临时工，其中有一部分人则会因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流回农村重操旧业。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4.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条件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作过深入的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首先表现为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因竞争而破产的手工业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过程，其次还表现在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过程。没有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也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残酷历史，而且展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因为，现代工业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否则，经济结构的转移就不可能实现。
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5)当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时，农业生产的自给性就很难打破，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难以提高；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固的农村市场。这是因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6)
5.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7)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劳动力转移的，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稠密化和农村人口的稀薄化，也是农村协作的发展，生产手段的改进，资金的积累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8)
二、西方经济学者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基本和重要的联系及其性质的研究中，较多地涉及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
1.李嘉图模型
早期用简化模型来说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主要关联的经济学家是大卫·李嘉图。他在《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一书中使用的模型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就是说，在不断保持某一水平的投入的条件下，农业产出是逐步下降的。第二，工业部门可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不会引起城市或乡村地区工人工资的上升。这两个假设已经包含着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在他的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并存着两大经济部门。一个是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仅够维持生计的部门，包括农业、小型商业和某些服务业；另一个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种植园。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此，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生计部门。他假定，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以现行工资率增雇工人时，愿意就业的人多于需求的数量，生计部门由于劳动力转出而减少的数量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所填补，因此，在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中，在生计工资条件下劳动的供给超过了对它的需求，因而劳动供给是无限的。这种供给无限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农业中的隐蔽失业者、小商小贩和妇女参加劳动。现代部门为了吸引仅够维持生计的部门中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后者高30%。
刘易斯认为，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的发展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即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进行，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直到多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真实工资相应上涨时为止。
在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持续，通过两种在时空上并存的形式而最终实现的。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即社会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流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因为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在城市，因此，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从地域上讲，就是农村劳动力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3.费景汉等人对刘易斯模型的扩充
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等人，沿袭劳动无限供给的古典主义前提，对刘易斯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和扩充。费景汉和拉尼斯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当这部分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时，农业总产量维持不变。第二阶段，随着工业的扩张，逐步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平均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直到全部吸收完毕为止。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是正值，他们转入工业部门会引起农业总产量下降。农业剩余不能满足他们转入工业后的需要，从而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扩大资本积累，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体系继续发展而不中止，那么农业必须和工业一起增长。
4.贝胡的“成长点”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贝胡提出的成长点理论，说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同时，向城市地区或可能形成城市的地区密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贝胡认为，经济成长不会同时在每一个地方出现，而是集中在一些地点上进行。他称这些地点为成长极，一般称为成长点或成长中心。一个企业获取的利润，不仅仅是它的产品销售量和投入成本的函数，还决定于其他企业的销售量和购入的投入量。这些因素又决定于各个企业的生产方法及其变化。具有这些联系的企业在地理上的相互靠近，产生了外部经济效益。为了获得这种外部经济效益，一个产业的成长和有关服务项目的建立都应在一个地点内进行。贝胡指出，与乡村农业环境相比较，城市和工业的联合体造就了具有多样化的先进消费格局的消费者。住所及其设备、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集体需要得到了供应，从而把企业联系得更紧密。各种类型的生产者、企业家、熟练工人和工业劳动者不断出现，相互影响。任何一个企业都可能失去它所培养出来的一些职工，但是也可以由其他企业训练出来的职工加以补充，从而共同得益。此外，由于企业能靠近供应来源，可迅速得到维修和技术咨询服务。所有这些都是成长极的外部经济效益。(9)
5.新古典学派模型
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意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劳动力剩余这一看法。即使是对印度和中国，看法亦是如此。这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个两部门模型，称为新古典学派模型。(10)他们认为，农业部门中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将会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任何流出，都将会使农业产量下降，因此，人口增长不是一种全然消极的现象。要想使工业顺利发展，在农业方面也须同时作出相应的努力，以确保农业以一定速度增长，能够满足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不断提高的消费需要，并防止贸易条件急剧地朝不利于工业的方向转变。因此，“在劳动剩余模型中，计划人员在尚有剩余劳动力可转移的条件下，可以无视农业的状况；而在新古典学派模型中，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11)
不承认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若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而忽视农业部门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当的。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一）农业与农村发展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当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能自给有余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可能形成。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农业部门不仅供应着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因而是维持社会生存所必须的；而且必须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生产要素，为城市的工业人口供应食物，为工业品提供市场，因此，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方面也起着基础性作用。所以，维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生产出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产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因此，农业的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减少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农业部门和农村的人口增长率往往高于工业部门和城市，这就提出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村经济的多角化发展，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农业部门和农村的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业和农村发展既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为实现这种转移创造着条件。值得指出的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对农业本身造成的损害，并且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尽量减少这种损害。
（二）隐蔽失业及其计量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部分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而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理论观点，暗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实际上等于零。也就是说，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那么，隐蔽失业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能否计量，又当怎样计量呢？
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隐蔽失业是指就业人数很多，但每个就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都低于可能的水平。为了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和劳务所需要雇用的劳动力有一可接受的规模。在这个规模上，就业劳动力所得到的收入是可接受的。实际的就业规模减去上述可接受的就业规模，就是隐蔽失业的规模。英国肯特大学A·P·瑟尔瓦尔教授认为，可以运用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来确定可接受的收入水平。这样，从收入角度来衡量隐蔽失业的方法就可写成如下等式：
U=L-L[*]=O/(O/L)-L/(O.L[*])
上述中，L是实际就业的劳动者数量，L[*]是使每个就业者得到可接受收入的就业劳动者数量，O/L是生产率的实际水平，O/L[*]是可接受的就业者的收入水平，O是产量。(12)
农业部门的隐蔽失业，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我们可以利用图1作一描述。
在上图中，设OA为可雇用的实际工人数，OS为使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生计工资的就业劳动者数量，则OA和OS之差是一种隐蔽失业。其次，如果劳动的边际产量在惯常工资或生计工资以下，继续随着就业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下降，直到边际产量为零。这样，OA与OD的差，即就业的实际工人数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时的就业水平之差，也是一种隐蔽失业。这种隐蔽失业有时也被称为静态剩余，其数量明显地少于第一种隐蔽失业。第三种类型的隐蔽失业也被称为动态剩余，是指在某一确定的就业水平上，如果发生某种变化，能用较少的人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出，则边际产量为零的劳动者数量增加。利用上图，把边际产量曲线旋转到MP[,1]，则OA与OU之差是一种隐蔽失业。这三种情况在我国都是存在的。有的地方，每个农业劳动者能耕种的土地仅够维持其生计，即能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方，若不允许农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出，则这些劳动者的生计问题就不能解决，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值，因而，他们滞留在农业部门完全是另一部分劳动者的负担；有些地方，只要生产的组织体制和技术装备或宏观政策稍作调整，就可以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不会使农业总产量降低。
图1
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使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考察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离开的情况，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出是否下降了；
第二种方法是，求出可利用的劳动力与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目前水平的农产品量所需要的劳动力之差，并扣除生产的季节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的估计值将因地区条件而不同，也会因对正常工作日的理解的差别而不同；
第三种方法是，估计农业生产函数，检验一下对于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是否显著地不等于零。但是，这种方法只能用来估计是否存在过剩劳动，不能计量过剩的数量。
应当指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不仅受到劳动力的供给量和可供农业利用的土地供给量的影响，而且受到农业劳动的季节性自然条件，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在农村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数量增加，相应地引起了农村用地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如发现和开发新的地区），那么，劳动的边际产量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农业用地的发现和开发也并不完全是按照从优等地到劣等地的顺序发展的。因此，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不会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平滑直线。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而言，有收获期和非收获期的区别。有学者发现，农忙季节的劳动的边际产量确实是正的，而农闲季节的劳动的边际产量显著地等于零。(13)
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把农业中的隐蔽失业区分为5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由于劳动力的营养和健康水平低下，平均每个劳动者未实现的潜在产量；第二种类型，由于没有适当的动力使耕作者追求产量最大化而造成的平均每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水平低下；第三种类型，人们对闲暇的追求甚于对物质收入的追求，由此而导致平均产量低下；第四种类型，由于缺乏合作要素而造成的失业（“技术”失业）；第五种类型，季节性失业。在这些情况下，隐蔽失业的计量依赖于观察者对潜在产出水平的主观判断。(14)
我国经济学界通常以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负担耕地的数量，与实际拥有的可耕地数量相比较，来衡量剩余劳动力的多少。这样估计的只是一个经验数据。每个劳动者可负担的耕地数量因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和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农忙季节和农闲季节差别很大。
（三）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项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相应的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能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根据经验，工业化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之间，工业增长与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向联系。瑟尔瓦尔把1970～1977年8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和加工业的平均增长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两者高度显著的相关。
制造业增长与整个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原因，主要是：(1)由于静态和动态报酬递增，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与制造品产量本身的增长密切相关。制造业被认为是一个成本节约和技术进步的部门；(2)制造业增长对于总增长能产生引致效应：通过吸收其他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促进其他部门生产力的提高；(3)制造业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设备，而且为这些部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因此，在西方国家，制造业被称为增长的发动机，在中国，工业则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不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也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的主要渠道。
（四）城市化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通常总是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联系在一起。农村人口向往城市，但是，其中许多人来到城市后所得到的与他们来城市之前所想象的相差甚远。这里，只是简略地分析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原因、过程及其后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是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种是推动的力量。农村中因人口多、耕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者留在农村不能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生产和生活条件差，只能到城市谋求出路。另一种是拉动的力量。城市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活动密集地，工作机会多，收入水平高，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好，一个农民一年中即使只在城市工作部分时间，也比他在农村工作一年所获得的报酬多，而且，他能增长见识。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也是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以人们脱离与土地的联系为特征的。过去，我们总是把农民离开土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和资本对农民的剥夺，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本身，而在于这种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和规模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失业水平。
分析表明，农村——城市移民不仅是城乡收入差别的函数，也是城市中就业机会的函数。最早建立的农村——城市移民过程模型之一是托达罗模型。下面利用该模型作一分析：
假设，对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别的函数，而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别等于实际城市工资乘以在城市得到工作的概率，然后减去平均的农村工资，于是有：
S=fe（d）
(1)
其中，S代表对城市的劳动供给。
d=wπ-r(2)
式中，w是城市的实际工资，r是平均农村工资，π是在城市得到工作的概率。
再假定，在城市得到工作的概率与新工作创造率正相关，而与失业者和现有工作机会大小的比率负相关，即
式中，Y是城市新工作创造率，N是城市就业水平，W是城市总劳动力，U是城市失业水平。将(3)式代入(2)式，可得，
d＝wYN/U-r (4)
如果当预期的城市工资等于农村工资时，即d=0时，移民停止，则由(4)式可得到均衡失业水平：
U＝wYN/r(5)
由(5)式可知，实际城市工资w的减少和农村平均工资r的提高，都将降低城市失业的均衡水平。但是，新工作创造率的提高，将通过提高获得工作的概率和刺激移民而提高失业的均衡水平。某些刺激就业的政策能否减少失业，则要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是大于还是小于所引致的供给。
因此，城市化虽然是工业化的结果，城市工业的发展也的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对于源源不断大量涌入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却不能全部吸收。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实际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在土地上仍然有剩余劳动，而发展政策又集中于建立新的城市（工业）中心，则城市就可能陷入“高水平失业均衡陷井”。
事实上，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并没有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相反，农村的贫困问题没能解决，而城市的失业和贫困却在加剧。大量的农村隐蔽失业变成了城市中的公开失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70年代起，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又重新开始把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前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弗兰西斯·布兰查德曾预言：“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担，必将落到经济中农业活动占优势的部分，即农村。”(15)
综上所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与此相伴随，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依赖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城市，特别是少数大城市来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谋出路，而应当在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发展集镇和新的城市。
注释：
①《资本论》第1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②《资本论》第1卷，第389页。
③《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④《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
⑤《资本论》第1卷，第816页。
⑥《资本论》第1卷，第81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
⑧《列宁全集》第2卷，第192页。
⑨参阅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第343～3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⑩［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第7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11)［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第7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12)参阅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13) 参阅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第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14) 参阅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第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15)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第3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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