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人与论文,视野论文,关系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4)01-0083-05
一、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分析视角
现象学分析的出发点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相对性。
在现象学者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同时创造了“主体”和“外在世界”。自笛卡儿之后，世界的形而上学中心变成了思考的自我。自我被认为是权威和确定性的持有者，“外在世界”得由自我来判断。笛卡儿声称，自我直接而透明地认识自身，它只是通过指称来了解外在世界。
胡塞尔的经验模式，即他称之为“现象学”的东西，和笛卡儿的模式极不相同。胡塞尔认为，在伽利略和笛卡儿之后产生的科学的客观主义，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困境。而超验主义则是一次伟大的变革。超验主义认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而超验主义的最终形式，即朝向现象学前进的方向。[1](P81-83)
胡塞尔辩论说，因为每个自我都置身于这个或那个世界中，所以，一个从其世界脱离的自我是没有意义的。笛卡儿的自我只不过是一个容易误解的抽象物。自我并非自足的，自我和世界都被具体地体验为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是同等的确定的。我和世界的关系被胡塞尔称为“意向性的”。
美国技术哲学家Don Ihde对胡塞尔的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他将现象学者的主张总结为所有的经验都是关于某物的经验，即任何经验都是有所指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没有所指的经验。Ihde着重强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相对性是现象学分析的根本出发点。Ihde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阐述这种相对性的特点和诀窍。比如，在相对论看来，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只能说观测者和被观测物之间的相对速度是多少，而像绝对速度这样的词语已经没有意义了。在现象学者看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处于这种相对性中。“人—关系—世界”这一图示简要地说明了现象学所指示的关系。
Don Ihde宣称，“人—世界”这一关系的相对性是一切知识、一切经验的本体论特征。或者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跳出这种相对论的状况。脱离意向性，无法讨论自在的物体对象。如果没有外在所指，主体的知觉也就变得空洞无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象学对基础主义哲学的冲击，就跟相对论对牛顿物理学的冲击一样。[2](P23-25)
那么，技术如何进入现象学视野呢？Don Ihde认为，技术与其使用者的关系也处在上述这样一种相对性中。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分析不同技术在人类经验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以及各种特定技术如何放大、缩小、凸现或遮蔽人所经验到的现象。这种现象学分析不仅涉及经验和技术，也包括世界在人的经验中的建构。于是，Don Ihde的现象学关系模式可以扩充为：“人—技术—世界”。技术是现代人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在现代社会，置身于技术物包围之中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不受技术干预的“天真”的感知。
Don Ihde用了玻璃这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他的“人—技术—世界”这一模式。比如说人通过一面玻璃来观看外面世界的风景。当玻璃光滑透明时，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这个时候，技术消失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玻璃从视野中“退场”(withdraw)了。它成了视觉的手段而非视觉的对象。“（人—玻璃）—世界”这一图示可以说明其中的关系。现在，设想有各种各样的玻璃，从完全透明渐变到完全不透明，从无色到染成红色、黄色，从平整到扭曲。透过不同的玻璃，我们将看到各式各样的风景。在不同玻璃的中介作用下，视觉的对象，或者说注意力的落脚点会经历各种转变。把以上分析中的玻璃替换成技术，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Don Ihde所描述的“人—技术—世界”这一关系的诸多细微环节。
从现象学分析视角来看待技术与其使用者的关系，有助于避免技术工具论和技术本质主义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二、从现象学分析视角看技术工具论
关于技术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存在这样一种预设：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是汽车、原子能还是克隆技术，它们都会对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促使人类拥有更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同时，也引发各种新的伦理道德问题。这种预设认为，人类具有某种不变的本性，而技术则会加强或削弱这种本性。
这种观点把技术当成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随之也倾向于把技术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即“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它在政治、文化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并无好坏、对错、善恶之分”。[3](P65-66)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依然非常流行。比如，有人会认为互联网促进了信息的流动，但它本身并无善恶对错。不法分子用它来侵入他人系统，牟取私利；而自由软件者则助人为乐，用网络来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比如，促进信息流通效率是有利的一面；而让有害内容更容易传播则是有弊的一面。
这些关于技术的评价都是工具论的体现，其缺陷在于，它假定人与技术处在一种目的—手段关系中，技术是受人支配的，作为主体的人不会因使用不同技术而有所改变。比如，假设使用者的品格高尚，不管他是上网或是看报纸，他都会把注意力放在能够促进自身修养方面的新闻和材料上，不会受到色情材料的诱惑。尽管色情材料在网上更容易获得。
但是，在这个技术无所不在的时代，目的—手段关系已无法概括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技术不但会对现有社会格局造成影响，而且会引发新的事物，让人们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此前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因此，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并不是信息交换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4](P34-35)
现象学的解释模式恰巧克服了技术工具论的缺陷。依前面所言，在“人—技术—世界”这一模式中，人类所经验到的实在，被特定技术所塑造。英国学者Chandler的论述在这方面颇有见地。他所关注的是媒介（注：一般说来，西方许多学者所提到的媒介，其范围并非限定于我们一般理解的新闻传媒。在《人的延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对口语词、服装、轮子、汽车、电视、武器等26种媒介进行了分析。可以说，媒介理论所说的“媒介”，指的是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技术，这些技术产品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技术）对人类经验进行选择和转化的中介过程，实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义和建构出来。选择性是所有中介过程的基本特征。任何媒介都促进、强调、加强、放大或扩展了某些经验和用途，同时也抑止、削弱了另一些的经验和用途。[5](P7-10)在中介过程中，人的注意力往往会投向不同的现象。
一般来讲，技术是帮助完成任务的工具，当人们熟练使用工具时，他的关注力集中在任务目标上。那些经常被使用的技术手段，往往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中性”，并消失在使用者的视野中。这时候，技术就成为透明的了。比如，我们习惯了用笔写字，在写作的时候，精力投入到遣词造句中，不再留意笔和纸的存在。在这一情形下，笔就消失了，变得“透明”了。
但是，如果技巧不熟练，使用工具不能随心所欲，这时候技术（工具）会凸现出来，成为一个需要逾越的障碍。比如，一个新媒介对人们来讲往往不是透明的，当人们学习用键盘表达，且输入法掌握得还不熟练时，键盘就会不时地凸现在人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似乎有了自己的习性，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地控制它。从手段—目的这一范畴出发，可以说工具反过来修改了我们的目的。美国哲学家温纳将之称为“反向适应”，或者“人的目标为契合工具的特性而进行的调整”。[6](P2)
键盘输入这种写作方法不仅会使初学者修改自己的目标，把注意力转移到输入上来。而且电脑写作还会产生其他的心理后果。麦克尔·海姆认为，用笔写作，人们一般要在心中预先谋篇布局精心计划一番后才下笔；而字处理技术则完全不同，它使得写作如此随心所欲，修改、复制和结构调整都异常方便起来。相应的，作者们变得越来越啰嗦、断章取义、前言不搭后语，文章越来越难读了。[7](P1-4)
如果把技术当成完成任务的工具，那就很容易忽视技术对现象的选择和转化作用。在现象学的视野中，技术对其使用者的影响是在中介过程中发生的。在人的感官和外在世界之间，技术充当了一个中介，不同技术对感官接收到的现象进行了选择和转化。在人与技术的接洽、对话、谈判中，人逐渐形成或改变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三、从现象学分析视角看技术本质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科技进步，让人们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那无与伦比的社会影响力。技术问题也随之进入更多哲学家的视野，技术工具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学者指出，人和技术的关系不能简单的置于手段—目的这一范畴。技术不光是一种手段，它反过来对人的思维感知、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从海德格尔到艾吕尔，从马尔库赛到哈贝马斯，这些人文主义者都认为，技术并非一种中性的手段，它负载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bias)。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和束缚。海德格尔认为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
虽然许多学者认识到技术对人类思维和社会文化的塑造，但是，大多数哲学家是从探究技术本性的角度来分析技术与人、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这方面的思考是把技术与现代性、与工具理性放到一起来考察，其思想虽然深邃，但却容易把各种各样的技术现象归纳为一个大写的技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大多将技术视为一种先于现代科学的、用概念建构世界图景的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把自然、社会和人全都量化，强调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等等。[8](P14-18)
于是，技术与人的关系被一般化为一种僵硬的关系模式，而不同技术与不同文化中的人之间相互塑造的细微之处，往往被排斥在理论之外了。大写的技术往往脱离了空间和时间之轴，这样的理论分析也往往变得大而无当。有学者批评道，技术哲学的理论往往过于抽象，它对“技术”、“社会”、“人性”说了一大堆东西，但在特定技术及其影响，特定技术在社会矛盾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却建树不多。某些社会建构论者甚至指出，许多技术的哲学研究预设了技术变迁的决定论概念，但这些预设却找不到充分的实证材料来支撑。
在关于互联网的哲学探讨中，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即轻率地做出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判断。谈到网络，许多人立刻把无中心、自由、民主等精神赋予它，但却忽视了不同的上网工具、不同交流方式往往存在许多重大差别，比如，在BBS、WWW、OICQ等交流方式下，信息流动的方向和交流各方的地位都不相同，因而网络用户受到的影响也很不一样。
Don Ihde从现象学角度分析了不同技术与其使用者形成的不同关系，强调不同技术对经验和感知的塑造存在许多差异。[2](P26-27)
Don Ihde将人与特定技术的关系总结成几大类：赋形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解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和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s)等等。他将赋形关系图示为：（我—技术）→世界。这种关系有点类似麦克卢汉所谓“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即我们穿透技术来感知外部世界。[9](P52)光学技术，如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等都是这类关系的代表。这类技术的特点是可以变得“透明”，即人们使用这些技术时可以忽视它们的存在。当然，它们使进入感官的某些现象放大；而使另一些削弱或消失了。
解释学关系是Ihde关于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第二类，图示为：我→（技术—世界）。与语言相关的技术，如写作工具、阅读媒介，另外还有科学仪表，如温度计、测量仪等等，与人的关系都是解释学的。在赋形关系里，人凭知觉与技术接触。而在解释学关系里，人要通过“阅读”来了解技术和它所指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是他者关系，图示为：人→技术→世界，机器人是这一关系的代表。从现象学意义上说，技术成为一个他者。图示表明，在这一类关系里，技术和世界不一定存在指称关系。技术凸现在人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前景，一个不可忽视的他者。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背景关系、视野边缘现象(horizonal phenomena)等等。
以互联网为例，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互联网综合了计算机科学、通讯技术等多个学科的成果。在个人使用者看来，互联网可以综合电脑、电视、电话这些电器的所有功能，而且功能更加强大。数字化手段使所有形式的媒介逐渐融合，声音、图像、文字、视频甚至嗅觉、触觉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递，异步交流和实时通讯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技术实现，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在各种形式的网络介面上共存。
由于网络融合了这么多媒介的功能，所以，Ihde所总结的人和特定技术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都可以在互联网和人之间体现出来。当透过电脑观看realplayer播放的网络直播视频，如重大仪式、体育比赛时，我们和互联网形成了Ihde所谓的“赋形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网络成了人的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当浏览网页、在BBS上发表文章时，我们和网络的关系则是Ihde所谓的“解释学关系”，这与人和报纸、钢笔的关系类似。当进入网络游戏，在图形MUD等虚拟空间里打斗或交友时，网络上的ID对我们来讲成为一个有独立生存意义的“他者”。当打开实时播放的网络广播，一边听歌一边上网时，这些通过网络产生的旋律又成了我们意识的“背景”。
由此可见，互联网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很难纳入一个简单的分类模式里了。那些关于网络的宏观概括，比如，网络促进人的平等、民主和自由意识等等，就显得笼统和空泛了。只有在辨析各种技术环境的差异、具体考察不同网络行为之后，才能看到网络使用者在思考主体、自我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时有哪些变化。
现象学视角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现象学视角不但有助于帮助人们克服技术工具论和技术本质主义的倾向。通过辨别不同技术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摆脱诸如技术的本性、人的本质等抽象问题，而且现象学视角为技术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在技术剧烈变迁的时期，人要适应新的技术，而世界也在中介过程中被重新建构，主体、客体都处于变化之中。作为中介的技术连接着主体与外在世界，这一视角为重新梳理认识论和解读科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今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正渗透到人类语言和思维活动的各个部分，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现象学研究能在新的问题语境中开掘出更多的新成果。
收稿日期：2003-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