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族群论文,个案论文,上古论文,姑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5)01-0105-05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上古以降，华夏族——汉族就与传世文献记载的“戎狄蛮夷”等东亚大陆的其他族群有长期复杂的互动关系，其间由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原因而发生的族群迁徙、重组、融合、同化等，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史实。在此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族群消失了，其中像匈奴、鲜卑、突厥等历史影响重大深远者，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族群规模不很大、影响不很显著，因而迁徙、融入华夏或其他部落后遂逐渐消声匿迹，或只是在文献尤其是地方史志中留下蛛丝马迹，不太为人所注意，然而对于我们复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格局形成过程和一些区域的历史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历史上的姑蔑国族就是一例。下面谨就其族源和迁徙、融入华夏—汉民族的大致历程，作一初步的梳理考述。
一
根据现存先秦文献，姑蔑是东方的一个古老国族，至春秋时期仍然有其族群活动的记载和遗迹可考。《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预注：“邾，今鲁国邹县也。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春秋左传正义》卷二《校勘记》引“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传》费人北，败诸姑蔑是也。隐公名息姑，而当时史官为之讳’。”该书并对杜注“卞县南有姑城”之文校云：“释文卞或作弁，按卞俗弁字。杜氏《释例》土地名姑下有蔑字，《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杜注亦作姑蔑城。”是其认为《春秋》经文省姑称蔑乃为鲁隐公讳，而杜注姑城一名则脱蔑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同年此条下也注云：“蔑，鲁地，即定公十二年之姑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杨先生赞成惠栋蔑为姑蔑避讳省称之说，并指出：“《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主作姑蔑。《竹书纪年》乃魏国史书，不必为鲁讳，因不省‘姑’字亦证成惠说。”其说可从。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春秋》三《传》中，对于隐公元年鲁邹盟于蔑之经文，《左传》的记载与之完全一致，而《公羊传》和《谷梁传》文的“蔑”字俱作“昧”，则史籍中姑蔑又作姑昧。《释文》云：“昧，亡结反”。“昧，音蔑。”杨伯峻先生认为“盖同意假借，犹战国时楚之唐蔑，亦作唐昧。”[1]所言甚是，可知蔑音昧。二字的同音假借，为我们探讨姑蔑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昧作为族称又或为韦，韦属古微部字，昧乃古祭部字，微祭合韵相通，故其人又可称为蔑、昧、妹、沫、靺、韦、秽、滅。循此线索，结合文献记载，我们不仅可以大致追索姑蔑族的源流，而且可以进而考察上古族群互动以至重组的史实。
姑蔑最初居于何地？在上古夷夏格局中族属为何？《礼记·明堂位》：“东夷之乐曰昧”。显然，结合春秋初年鲁国境内的姑蔑地名，姑蔑亦即姑昧在周代人的视野中已属东夷之人。但是，他们本是夏王朝集团中的重要部族韦或曰豕韦的后裔，而豕韦是其时黄河流域历史极为悠久的部落之一，属于华夏集团，原生息于中原地区，在传世文献中留有斑斑可考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氏，以更豕韦氏。”杜注云：“更，代也。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可知夏室重臣豕韦氏先后有两个族系，前者大约即《世本》所记“防姓”豕韦，《国语·郑语》所记为“彭姓”，字虽异写，所指则一。韦注：“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韦，彭姓之别封于豕韦者也。殷衰，二国相继为商伯。”《诗经·商颂·长发》郑玄《毛诗笺》也云：“韦，豕韦，彭姓是也。”这支豕韦既然是陆终之后、祝融之裔，族系自然源出华夏。其自夏初以来，长期是夏王亲信族邦，至帝孔甲时方为唐尧之后刘累之族更替，不久又复国，直到夏朝末年方亡于商，因而《国语·郑语》云：“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诗经·商颂·长发》亦记成汤伐夏的最后几次重大战事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可见地处今河南省滑县东南的豕韦或曰韦，在夏朝共主政治体系确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诗《长发》载成汤灭夏，要以先翦灭韦为战略上的前提步骤。据徐中舒先生研究，这支豕韦原是一个从事采捕而兼有粗耕农业的部族，并有衣猪皮的习惯，夏亡后其后裔逃亡远徙东北者如靺鞨、挹娄，直至汉代仍然保留着这一古老的风俗。[2](P49-50)《后汉书·挹娄传》记其“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故豕韦一名，反映该族很早就擅长于养猪制革，并以之为对夏王室的主要职贡。惟家畜业的发达当意味着其农业已达不低之水平。该部族在夏亡后逃徙东北的只是一部分，其余部分则降服商人，成为其外服而仍居留于黄河流域。《国语·郑语》又云“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倘若商伯非为夏伯之误，或如韦注所云：“殷衰，二国相继为商伯。”即其后裔在商末可能又曾复国。
另一支豕韦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所云刘累之后，春秋时期晋国卿族范氏即其后裔。《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范宣子追述其祖先历史云：“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此说与上引史墨所云合，（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刘累“更豕韦氏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杜预注：“晋范氏也。”）实指孔甲时由御龙氏代为豕韦氏者，夏末原防姓或曰彭姓豕韦氏被商朝灭亡后，殷商时期复承其国名的就是此系。按史墨及范宣子之说，此后一豕韦氏出自陶唐氏，同样源于华夏，乃中原族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其于夏朝晚期“更豕韦氏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杜预注：“不能致龙，故惧迁鲁县，自贬退也。”此即彭姓豕韦氏复国的原因。至于范氏先祖惧而所迁之鲁县。杜预注：“鲁县，今鲁阳也。”《左传》所述，当为东周地名，其时鲁县和晋朝鲁阳，即今河南鲁山县，乃周公东征之前的封土，属华夏腹地。从范宣子所述其祖先自虞夏至商周的历史，可知不仅范氏族系居地长期不离黄河中游一带，而且作为其先世的这支豕韦氏显然在殷商时期仍然主要居息活动于中原地区，先秦传世文献和卜辞称之为妹、沫、昧等。《尚书·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土嗣尔股肱”。此妹邦、妹土，伪《孔传》称之为“妹国”，并且明确指出：“妹，地名，纣所都朝歌以北是。”而朝歌一带，正是周公东征后卫康叔的封地。《诗经·鄘风·桑中》妹作沫，郑《笺》：“沫，卫邑”。《正义》引“《酒诰》注云：‘沫邦，纣之都所处也’。于《诗》国属鄘。”沫邑、妹邦、妹土，所指为一，在今河南淇县一带，正好与《诗经·长发》中遭成汤首伐的韦（今河南滑县）紧相邻接，又从历史地理方面印证了沫、妹、妹和昧与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妹国也已经逐渐成为殷王室倚靠的亲信国族，因而地处殷王朝政治重心区域。商代晚期的卜辞反映殷王颇为重视之，《甲骨文合集》8064即记“王往于昧”、9596记“乎田于昧”。西周朝歌一带属卫后，同音地名妹、沫、昧仍长期保留下来，《桑中》一诗所咏“沫之北矣”、“沫之东矣”、“沫之乡矣”可证，而《桑中》据诗序正是诗人讽刺卫国公室之作。
由此可见，上述两支豕韦氏都出于华夏，原并非东夷，是有史可稽的。
二
须指出的是，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虞夏集团虽本主要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但因治理洪水、军事征伐等夷夏间族群互动缘故，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其若干分支国族已迁徙分布于黄河下游的东方广大地区。此类情形，在三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仅以夏人为例，杨向奎先生即曾指出：
“夏之同姓国，在古籍金文中可考者有观、莘、杞、曾、寒诸国，其地望则观在今山东观城县，居顾西，莘国约在今山东曹县，杞本在河南杞县，后一再迁徙，至山东昌乐。古曾国有二，一姬，一姒，姒姓之曾约在今山东峄县东。寒国之为姒姓见于金文（《攈古录》卷二之二），吴式芬引徐籀庄说，谓即寒浞之寒，如然，则少康与寒浞之争亦阋墙耳。”[3](P151-158)
上所考论，杨先生旨在论证其夏民族起于东方的一贯观点，[4]本文则借以说明虞夏之际即有夏人族群的一些支系，因治水及其它政治社会因缘，已徙居于黄淮下游等广大东方地区。而随同移徙的，应有同属华夏集团的豕韦氏，从时代等因素考虑，应为彭姓或曰防姓豕韦。前引《国语·郑语》韦昭注云，豕韦所出之彭姓为陆终之后，封于彭城，正是这一史实的反映。夏亡以后，除部分逃徙东北外，豕韦氏族群的相当部分同黄河流域多数居民一样，降服商人，并成为这一新共主麾下众多国族构成的天下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的韦或曰豕韦部族，终有商一朝与徐、奄、熊、盈等东夷混居，逐渐接受了东夷的风俗，因而在商周之际，已被人们习惯性地视同东夷，并进而将整个东方地区的韦或曰豕韦部族视为夷人。正因为如此，《后汉书·挹娄传》就径直将豕韦后裔挹娄归诸东夷。而《礼记·明堂位》亦云“东夷之乐曰昧”，乃将姑昧人的音乐也“名从主人”，并归入东夷文化范畴。此所谓居于华夏则华夏之，居于夷狄则夷狄之。综合前引资料，可知昧、姑昧或姑蔑之名的出现，当不晚于于商朝后期，入周遂渐成习称。凡此种种，反映了上古相互文化长期影响下族群互动重组的深刻历史进程。
《左传》直接记载的周代姑蔑国族所在的地域，主要在上古奄境，今山东泗水一带。此外，《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姑幕县，幕或为蔑或昧的异写，乃姑蔑的一支，或为周人东征后将降周姑蔑人的一部分强迁于薄姑故地者。故班固注云：“都尉治，或曰薄姑。”据此则薄姑似亦应与姑蔑有待考之族系关联。《左传》昭公九年：“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克商以前，这里是商王朝在东方的重镇。武王克商后，封纣子武庚续商祀统有商众，商王朝特别是其在东方的势力并未真正遭到削弱，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武王为之忧心忡忡，两年后去世。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猜忌，《尚书大传》等载奄君窜通武庚、管、蔡及殷人在东方的势力大规模叛乱。《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左传》昭公元年列举虞夏以来的叛乱时也云“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书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徐即淮夷。赢音盈。”久居奄地的姑蔑国族，当也卷入了叛乱大潮之中。成王、周公东征三年，终于平定叛乱。《史记·周本纪》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这一商周之际重大的政治变动，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族群互动、移徙与族群重组。据《孟子·滕文公》记载，东征践奄共“灭国者五十，至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逸周书·作雒解》也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所灭、逐的诸多国族中，也必有姑蔑。接下来就是鲁、卫、齐、晋等国之大规模分封，《左传》定公四年追述其事云：“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分之土田倍敦（附庸），……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鲁国的分封，膺有藩屏周室、镇守东土之重大使命，故而由今河南鲁山县原封地徙封于东夷少吴之虚。（注：参见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及其注，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鲁山本是源出陶唐氏的豕韦旧居，奄国则是史籍明载的姑蔑国族群在东方的故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及其附近一带。奄曾是盘庚迁殷前的商都，因而又称商奄。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封国之一，鲁人既分有殷顽民六族，复抚有附庸和商奄之民，后者显然是周人到来之前的当地土著，姑蔑正是其中之一，应属原依附于奄的国族。周初分封与鲁、卫等国的殷顽民“六族”、“七族”云云，正是对叛乱者和异己政治势力施行按族分割控制政略的反映。因此，作为东方被征服族之一，除开被驱赶或强制迁徙的支系外，降服周人后留在鲁统治下奄原居地的那部分姑蔑人，处于鲁人的严密控制之下，仍居今山东省泗水县境，至春秋后期，其地名尚见于《春秋》。《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仲尼命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同此。此段史料，当取自春秋鲁史。不过，到春秋时期，鲁国境内已只有姑蔑地名，而不见姑蔑人活动的直接记载，应为其族群主体已经于商周之际的政治大动荡中迁徙，而余者已在黄河下游长期的族群互动过程中逐渐融入疆域人口明显扩展的鲁人之结果。
三
周公东征之后留居原地并逐渐被鲁人所融者，只是姑蔑人的一部分，其主体部分，则当如《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于东征践奄时已被驱赶而随徐、奄、熊、盈等东夷诸族南徙。这一史实同样在传世文献及地方史志中留下了可供稽考的线索或传说记载，据之考察可知，姑蔑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已辗转迁居于苏浙交界的太湖流域一带。《国语·越语上》：“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韦注：“姑蔑，今太湖是也。”但这还不是姑蔑人南向迁徙所至的最终地。
《左传》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吴，……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杜注：“姑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弥庸父为越所获，故姑蔑人得其旌旗。”此条记载表明，姑蔑人在越国军队中实占有重要地位，其在越国境内的居地按古代“名从主人”的惯例，（注：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版）指出：“古代国名常随国君迁都而转移，则是一件显著的事实。”）仍名姑蔑，证明其举族聚居、军政合一的传统仍一以贯之，因而才能在越军中保留完整的编制，充当强大的生力军。很显然，这是一个人口达相当规模的共同体，当是商周之际的大动荡中迁离黄河下游的姑蔑人的主要族系。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杜预注文，此时的姑蔑已进一步南迁，地在两汉时期的大末县，即今浙江省龙游县境。这一带的政区地理沿革，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七根据历代史志概述云：“《元和郡县志》说：‘（龙游）本春秋姑蔑之地。’《旧唐书·地理志》：‘汉大末县，属会稽郡，晋置龙丘县，以山为名，至隋废。’《唐书·地理志》：‘衢州信安郡龙丘。’《太平寰宇记》：‘钱ｌｉú改为龙游。’”
据该通志接下来列举之五代以来的地志，其后除个别时候外，龙游之名大体历代相沿不改，属衢州路或府，应是姑蔑国南迁最终的落脚地点。值得注意的是，从语音和姑蔑人在此地长期生息的史实考虑，大末之末，当也与蔑、昧有关。而大末一名之言“大”，当也因姑蔑人而命之，说明当时此地的主要或主导居民就是姑蔑族。从地名演变及地方文献的相关记载推测，姑蔑族群在其地的逐渐融入汉族，应晚在两汉魏晋以后。这在后世史志尤其地方志中颇有迹可寻。
《路史·国名纪》：“姑蔑，一曰姑妹，大末也。”
《万历龙游县志》记其地有姑蔑宫，在“县西北百余步灵耀寺，晋义熙中，即姑蔑宫址建其伽南神，谓是姑蔑子”。相传龙游县东华山原有姑蔑子墓，《崇祯衢州府志》云：“在县东二里，下有姑蔑子墓”。
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古迹》十衢州府引《元丰九域志》云，姑蔑城“在縠水南三里东门临薄里溪也，今东阳大末县”。注引《名胜志》：“龙游县北五里縠溪上有姑蔑城。”《万历龙游县志》对姑蔑城的记载更具体：“姑蔑故城，旧经云城东西二百二十步，南北一百六十八步，高一丈七尺，厚四尺，周四百七十步，至今人犹呼寺城麓。”这反映该城沿用和保存的时间相当长久。（注：以上《万历龙游县志》、《崇桢衢州府志》及下引《弘治衢州府志》均转引自雍正《浙江通志》。）虽然汉晋以后姑蔑的名字已渐从正史中消失，上述地方文献的诸条记载，却向我们提供了无庸置疑的明确信息：龙游地区正是古老的姑蔑人南徙的最后归宿地，他们在这里留下了长期生息活动后的若干史迹传闻，并于此地最终融入汉民族。倘有计划地对其史迹所在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必能大有裨益于姑蔑人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龙游地区还有关于徐偃王的古老异闻和遗迹，如《弘治衢州府志》即云：龙游县徐山“在县南四十里，今名灵山，山有徐偃王庙”。凡此种种，也与上古徐、奄、熊、盈与姑蔑诸族因周公东征而南徙的记载相吻合，佐证龙游境内相沿至今的姑蔑史迹传说与地方史志的相关丰富记载，确实内涵史实素地，值得我们珍视。
综上考论，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姑蔑国族源于华夏、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史进程。姑蔑源于本是中原地区的古老部落豕韦氏，属于传说时代的华夏集团，并作为其重要支系，很早就已播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和广大东方地区。入夏以后，姑蔑曾长期是中原王朝共主政治秩序下的亲信邦国，并在三代时期的夷夏互动关系中、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扮演过重要角色。其居于黄河下游的支系，因久与东夷杂处，渐染夷俗，以致被后世视为夷人。周初东征践奄，姑蔑族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今山东省泗水县一带，在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余支系或被分割迁徙，其主体部分则因周人驱迫，与黄河下游的徐奄等夷人诸族群展转南下，最终进入越境，落脚于今浙江龙游一带，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作用。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完成了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