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双语教育#183; 双语态度及其研究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语论文,态度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双语问题是民族教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往我们比较偏重于双语政策的研究以及一般的双语教学经验的研究，较少深入到双语者的心理结构内部，探讨双语对个体的认知过程以及人格特征的影响作用，也较少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在复杂的文化群体关系之间，个体对文化和母语的认同，以及对其他群体语言的选择与评价模式。本文探讨的是双语个体心理结构的一个侧面——双语态度，通过对双语态度研究策略的评述，进一步分析双语态度的结构及其形成机制。
一、双语态度的实验研究
对双语态度的研究比起对双语其他方面的研究要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首先双语态度是指对双语行为的态度，如两种语言的语码转换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其次是指单语人对双语以及双语人各个方面的态度。在许多情境中人们常常用怀疑的、消极的态度来看待双语，双语社会的成员也常常会感受到单语人对他们的这种消极态度。例如双语人的家庭常常不鼓励他们的孩子使用与社会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家庭语言。
态度可以是一个在严格控制条件下，通过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回答和反应，进行精确描述的概念。态度概念可以从主观的领域转译为客观的、可以测量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有一系列的原因引起人们对语言、语言的多样性或双语现象的态度。在双语态度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双语使用者的自我报告，因为人们选择单语或双语的理由总是多种多样的，这些理由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评价语言的词汇表，在双语态度或社会语言学的调查中，被试可能会评价道讲某种语言是粗鲁的或高雅的。这种对语言表面的理解是通过对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类型化的理解而引起的，习惯使用这种方式判断的个体和群体，往往根据使用某种语言的群体的社会地位或权力的大小来评价这种语言被尊重的程度。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兰伯特（Lambert）进行了一项对口语评价的实验研究。这项实验称为“匹配伪装实验”（matched guise experiment），研究的对象或材料是法语——英语双语者，让他们阅读法语、英语的口语材料，然后把他们阅读的录音放给单讲法语或英语的单语人，让他们评价阅读者的人格特征。根据语义学的差别，评价包括三个维度，即好——坏、友好—不友好、有教养——无教养等。在这一匹配实验中，判断者并不知道他们对同一阅读者评价了两次，一次是讲法语，一次是讲英语。结果发现，如果判断者是讲英语者，他对录音中讲英语的人给予了更多的赞扬的特征，而对讲法语的人给予了较低的人格评价。也就是说，同一个人（评价者并不知道）讲法语时得到的评价是不友好、智力低下和缺乏教养。这一实验中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操法语母语的判断者，在评价同一个人的双语阅读时，对讲英语者赞美的评价多于同一人讲法语的评价。兰伯特认为，这一实验是在英国进行的，法语母语者是少数，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方式对被试的评价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兰伯特把这一实验也运用于英国的印度侨民，结果发现，同一个姑娘，当她讲英语时受到的评价比她讲印度语时的评价更为积极，这种评价不是对某种语言本身的评价，而是对讲这种语言的人的某种特征的评价。使用某种语言的人被划入了某个社会群体，人们往往根据这个语言群体的社会地位来评价群体中的个体，语言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符号。
在多语言的社会中，使用某种语言的社会群体权力上的差别，反映在语言的多样性和对语言多样性的态度上。语言态度的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反映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在表现和决定这种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社会对相对弱势的语言给予法律上或政策上的支持，人们就会表现出比较公平的双语态度，比如威尔士的威尔士语、加拿大的法语等。1976年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通过法案，在法律上肯定了法语作为该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项法案限制了该省讲英语的人的增长速度，并规定新来该省的移民必须让他们的子女在法语教育系统中学习，这项法案提高了法语在该省的地位。80年代以后的调查发现，讲法语的人报告说他们现在使用法语时没有任何顾虑，他们可以在遇到讲英语的人时不用转换为英语，更为有趣的是讲英语的人也报告说，他们现在更容易加入到讲法语者的社会之中了。
二、双语语码转换态度的研究
双语态度的研究也包括对两种语码转换的态度的研究。双语人常常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交流对象转换语码。对于熟练的双语人，在什么情境中选择和转换是一个自动化的、无意识的过程，这有时与双语人的自我报告不符。布鲁姆1972年调查了标准的挪威语和一种土语之间的转换关系，被调查者宣称他们除了在学校、教堂和正规的会议以外只讲当地的土语，调查者在他们家中进行的记录发现，存在着大量的土语和标准挪威语语码转换的现象。布鲁姆认为自我报告能意识到在什么语境中转换语码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这一调查结论并不意味着语码的转换不隶属于意识的控制，就象单语人，说话时并不总是意识到句法结构和词汇的选择，表达是自动化的过程。但是双语人自动化的语码转换模式是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码转换方式的许多特征是由社会群体外的成员附加到语言中的，表明了某种语言态度。比如挪威人对早先移民到美国的挪威人所讲的挪威语评价很低，认为这不是语言，是令人可怕的英语和挪威语的混合体。
双语人对两种语言及其转换的态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政治观念的变化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也会发生影响。比如在美国西南部，以前对使用西班牙语的奇卡诺人持蔑视态度，然而随着种族意识的增长，这种语言转换的模式成为奇卡诺人的种族特征。跨文化研究表明人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两种语言转换时很难避免两种语言的混杂现象。有些人把混杂现象评价为缺乏教养，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也有人把它看作是非正式谈话中的合理形式。在美国西南部对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混杂，在加拿大对英语和法语的混杂，讲任何母语的人对此都给予了消极的评价。在多语言的社会中，双语人的母语往往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语言，他们为了参与主流社会，不得不学习和使用社会的强势语言，强势语言的使用所带来的后果是母语的纯洁性受到破坏，越来越变为一种混杂的语言，这一结果造成了双语人语言选择和转换中的矛盾心态。例如哈根对挪威裔的美国人的调查发现，这些人既不赞同让他们的孩子学习象牧师讲的那样纯粹的挪威语，同时他们又常常戏弄使用过多采用英语借词的混杂挪威语的人，称他们是美国化的、具有以大人物自居的心态。挪威裔美国人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在美国社会中，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挪威语较低的社会地位。
罗曼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山村小学中看到，教室里挂有规定学生行为的一些准则，这些准则把学生的行为分为“好”、“坏”、“很坏”三类，其中有一项与语言有关，规定讲英语是好的，讲洋径滨英语是坏的，讲当地的土语是最坏的。英语是学校的课堂用语。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的痕迹，在许多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中，英语都被规定为官方语言。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中，人们的语言选择与转换仍然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总理萨莫里是一位公开赞同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政府领导。但是他在国外访问时讲当地的土语多于讲英语，他也最反对讲英语和土语的混杂语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般老百姓中，对土语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以讽刺和嘲弄的态度对待讲英语和讲洋径滨英语的人。罗曼尼的调查说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人们语言态度的差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校系统完全是殖民化的产物，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是必然的。政府总理在国际关系中代表着国家的尊严，所以更多地使用本国的土语。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土语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标志，他们对讲土语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哈根1980年在英国调查了旁遮普语——英语双语人的语码转换态度，被调查者普遍感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或在每一句旁遮普语中都有二三个英语单词时有一种内疚感。被调查者常常回答道“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我真想讲纯粹的旁遮普语”，“我讲这种混杂的语言是无意识的”等等。双语人总是保持其母语的纯洁性，并尽量避免两种语言的混杂。在有些情境中双语人可能集中注意力于他的讲话，十分认真地去控制它。这在社会语言学中是一种著名的现象，称为“隐蔽的威信”（covert prestige）， 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讲什么语言还代表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标准的还是混杂的语言，在不同的范围内都可能得到好的或不好的评价，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在无意识中会受到隐蔽的威信的影响。例如在讲挪威语——英语的双语人中，蓝领阶层的男性，讲不标准的英语比讲标准的英语时会得到更好的评价，他们回答道讲标准的英语会被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看作傲慢的傻瓜和不忠诚的人。
社会语言学家艾姆达（Amuda）1986 年研究了约鲁巴语（西部非洲的一种语言）、英语双语人对混合的约鲁巴语、英语口语的态度。他们的研究显示人们对讲纯粹的约鲁巴语和英语的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对两种语言的混杂，尤其是在一个句子内部混杂的语言给予了消极的评价。在一项匹配伪装的实验中，同一人讲了英语、约鲁巴语和两种语言的混杂语，绝大部分被试对英语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认为讲英语者是一位地位较高的绅士，讲约鲁巴语者是一位忠诚于传统文化的人，讲混杂语的人被认为是缺乏教养、举止粗鲁的人。有趣的是在实验中发现混杂语的女性使用者比男性使用者得到的消极评价要少。在日常生活中最多使用混杂语的劳工阶层，对别人使用这种语言形式持最极端的否定态度。1983年心理学家吉鲍斯（Gibbous）在香港也做了类似的调查， 他指出香港英语和汉语的双语人，当他们讲英语时给人一种有地位和西方化的印象，当他们讲汉语时给人一种谦卑和团结的印象。汉语、英语语码混杂的情况也很普遍，得到的评价也较低。吉鲍斯预言1997年以后，香港人的语言态度将会发生变化。
三、双语态度的问卷调查
在双语研究中常常用问卷来研究人们的语言态度，通过它可以了解到人们的语言评价、语言喜好、学习某种语言的需要等信息。问卷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它有许多优点。第一，问卷相对容易分发与收回，这意味着大量的人可以作为调查对象，比观察法和谈话法所应用被试的范围广泛。第二，良好的问卷设计，其调查结果也容易进行比较分析，并不受个别极端被试的影响。问卷调查虽然有许多便利之处，但是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多利安（Dorian）认为如果问卷只是简单地分发给被调查者，而不是研究者亲自指导被调查者去做，研究者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调查结果的控制，他可能不知道被试是否确切地填写了问卷。研究者不在调查现场他就没有机会澄清被调查者的错误理解，相反，如果研究者在现场，他潜意识中的偏见或期待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在社会调查中会有许多被试对问卷的方式陌生而拒绝参加调查，他们可能对题目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惑，也可能因题目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而有意回避。多利安指出所有拒绝与他合作的人都是被一种无助的情感所驱动，尤其是那些母语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研究者最好能邀请他们本民族的人作为助手共同参与调查工作，这样可以缓解他们紧张或敌意的情绪。
社会语言学家艾姆达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1986年对英国社会中讲旁遮普语、英语的双语人的语言态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这次调查除了运用问卷外，研究者还深入到双语人的家庭中进行观察和访谈。这次问卷调查，在后来的许多研究中采纳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们举其中的一些题目，并结合被试回答的情况，简要地分析这项问卷调查。
⒈如果停止使用我们的母语，还能保持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认同吗？
⒉保持语言对于我们的社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这样做困难吗？
⒊如何才能在英国最充分地使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在家庭和宗教方面使用。
⒋母语是孩子们在家庭中自然学到的，有必要通过专门的课程来教他们母语吗？
⒌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的社会能组织起母语教学的班级吗？
⒍你认为在普通学校中应该教我们的语言吗？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吗？
⒎学校中母语作为一门课程好还是应该所有的课程都用母语来教？
⒏你鼓励你的孩子学好母语吗？
⒐你是否认为官方应象英文一样，信件、通告、表格等都有我们母语的译文？
⒑政府应该雇用更多的使用我们母语的医生、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吗？
⒒应鼓励讲英语的人学习我们的母语吗？如果是，为什么？
⒓你听到别人正在用旁遮普语谈话，当你加入他们的谈话时，他们的谈话很快转换为英语，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⒔为什么大部分孩子当你用旁遮普语同他们讲话时，他们常常用英语来回答？
⒕你怎样看待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只讲英语，从来不讲他们的母语？
⒖你是否认为语言将成为孩子与他们的父母沟通的障碍？
整个问卷都是由类似的开放式问题组成，被调查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可以充分地陈述他们的想法，对不识字的被试，调查者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来完成相同的问卷。在多文化、多语言社会中，双语人大都是少数民族或亚文化群体的成员，有关语言态度的问卷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涉及双语人对两种语言关系的态度，对母语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语言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问题。
在艾姆达的问卷调查中，涉及语言与文化认同关系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双语人都认为语言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没有语言文化就不能保持。许多人都举出了美国黑人的例子，认为他们因为失去了他们的语言而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也有人认为如果不讲母语，就意味着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必将变为西方化的人。也有的被调查者认为把语言完全等同于文化认同是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强调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是文化认同最重要的因素。其中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保持自己的母语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利参与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
双语人普遍认为那些不使用母语，只讲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语言的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社会压力下被迫这样做的。被调查的成年人都认为母语在两代人的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拒绝则成为这种沟通中的一个障碍。有一位家长认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母语代表着民族和个人的自尊，不讲自己的语言意味着儿童在他自己的社会中缺乏自尊和自信。”也有的家长指出他的孩子在老人面前使用英语使他们很难堪，当他们质问孩子为什么不使用母语时，孩子们认为他们的口音以及混杂的语言常常成为学校中其他同学的笑柄。家长们也常常报怨道“我们坚持用母语同孩子讲话，但是孩子们只用英语回答，如果有客人在场，家长感到十分尴尬，这是孩子们体会不到的。”
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识到英语的支配地位及其在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价值影响到双语人的语言选择。他们认为在英国没有一个语言平等的社会环境，这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儿童在学龄前可以在家庭中学习母语，但是他们一旦进入主流社会的学校，他们将面临一个严酷的转折。儿童的母语不能适应学校的学习，他们上学的前两年要全力学习英语，在学业上往往被划入落后的或较差的那一部分。当他们适应了英语的阅读、写作和口语时，他们的母语水平却处在停止的状态。大部分主流社会的学校，教师往往鼓励学生多讲英语，并且要求家长让孩子在家庭中也讲英语，社会留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仅仅是教堂和平日的庆典活动而已。文化的同化不仅仅是语言的同化，还包括价值观、宗教信仰的同化，少数民族语言仅有的生存空间也不断地受到威胁。一个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旁遮普语在英国仅仅在数万锡克族移民中流通，但是这种语言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有近一亿的人使用它。这些失去母语的锡克族人面对他们的祖国和母体文化时，都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这几乎是所有被调查者共同的心理。
双语态度是双语教育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都应该参考人们的双语态度。本文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些个别的研究策略，材料也都是外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但是我们抛开具体的语言，可以看到双语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其他文化背景中的研究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