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孔德的实证主义还是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对科学管理方法论基础的审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斯宾塞论文,穆勒论文,方法论论文,孔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大学杨伍栓教授在其著作《管理哲学新论》中曾精辟地指出：管理科学的创始人费雷德里克·温·泰罗说过，“科学管理的精神就在于在一切关于组织中所进行的工作方面，用精确的科学调查研究和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判断或意见。显然，这正是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熊美娟博士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她说：“尽管泰罗本人可能并不清楚了解实证主义的概念，但是用它来确切地描述《科学管理原理》所体现的精神信仰，无疑是一种解读文本的方式。”在她看来，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印证了“这种根本的实证主义精神”，且这种实证主义精神来源于孔德和涂尔干。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说道：“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涂尔干则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是在各种社会力量作用下产生的客观事实，它们是受一定的社会规律支配的。基于此，熊美娟认为涂尔干“道出了实证主义方法认识事物最根本的内涵：即认为任何现象都有其内在规律性”，并认为“科学管理是科学主义五大原则在管理中的应用”中的“科学主义”是孔德所说的“科学将取代宗教和哲学”的实证主义逻辑起点的集中体现。黄小晏博士的观点与熊美娟博士的观点相近，她认为虽然泰罗本人并没有直接说过他借鉴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但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实质是统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精神确实体现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在黄小晏看来，由于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与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契合的，因而，她断言泰罗接受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为此，她选择了以《论孔德的实证哲学在科学管理中的体现》作为她所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虽然正确指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与实证主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各自亦存在偏颇之处。杨伍栓教授尽管正确地指出了科学管理内含实证主义精神，但不足之处是并未指明这种实证主义究竟是何种实证主义；熊美娟和黄小晏虽然明确指出了这种实证主义是孔德或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但却没有考虑到孔德或涂尔干实证主义与美国社会价值之间的扞格之处。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她们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孔德或涂尔干的实证主义影响了科学管理理论。对此，黄小晏并没有回避这可能会影响其论文立论的不足，她认为泰罗本人“并没有直接说过他是借鉴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而熊美娟亦承认“泰罗本人可能并不清楚了解实证主义的概念”，因而，实证主义不过是泰罗“用它来确切地描述《科学管理原理》所体现的精神信仰而已。上述论断表明，将影响科学管理的实证主义贴上孔德或涂尔干的标签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猜测或逻辑上的推理而已！显然，以上两位学者所说的孔德实证主义与科学管理之间存在关联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而已！ 问题是，“实证主义作为现代哲学流派，有自己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早期形态与以后的形态毕竟有许多不可忽视的区别”。循此，实证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流派的。事实上，从实证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实证主义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机械论(指以穆勒和凯特莱为代表)和实证主义有机论(以孔德、涂尔干和斯宾塞为代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宾塞尽管属于实证主义有机论者，但其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孔德主张的是实证主义的整体主义，而斯宾塞则主张实证主义的个人主义，由此，斯宾塞主张与孔德划清界限。他指出：“孔德及其门徒的一个基本学说是认为个体的人是他们在其中生存的那个大身体的产物——认为他们的所有较高的属性都是由孔德称为‘至上之有’的人类实体所创造的。但其真实性不亚于此、甚至远甚于此的是，社会是由其单元创造的，它的组织的性质是由其单元的性质决定的。这两者发生作用与反作用，但原始因子是个人的性格，而派生因子是社会的性质。‘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必须含有此义。”可见，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有机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有机论与典型的个人主义的奇妙的结合”。因而，其实证主义有机论的实质反倒与实证主义机械论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十分契合。鉴于此，我们认为，泰罗借鉴了实证主义原则不假，但由于实证主义有有机论与机械论之分，故此，泰罗接受了何种实证主义的影响还是有待审查和甄别的。那种笼统地说泰罗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只能是大而无当的说法，而断言泰罗受到孔德或涂尔干实证主义的影响也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猜测而已。 实际上，从实证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泰罗的科学管理更多的是受到英国实证主义者穆勒和斯宾塞的影响。日本管理学家上野一郎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对泰罗来说则是通过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间接影响。”而上野一郎所说的英国哲学家就是指穆勒和斯宾塞。当然，我们认为黄小晏和熊美娟所说的泰罗科学管理受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作为实证主义的开创者，孔德对后来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穆勒是孔德的弟子，他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并对其某些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斯宾塞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孔德，但由于他与孔德一样拒斥形而上学，同时也由于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与孔德的实证哲学在形式上相似，“他常常被评论界视为孔德的门徒”。这些都足以说明穆勒与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之间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因而必定有相同之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我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主要受穆勒与斯宾塞实证主义影响而不是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主要是从三者的实证主义的区别上来说的。因为恰恰是这种区别，决定了美国社会对这三种实证主义的褒贬与取舍，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管理究竟受何种实证主义的影响。 二、孔德、穆勒、斯宾塞实证主义的异同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证哲学”，是因为孔德感到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贯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孔德、穆勒、斯宾塞三人“同为实证主义者”，故而，他们都主张“把知识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内，并认为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获得知识”。这就使得三者的实证主义之间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假设。宣称社会现象与由然现象本质上是同类的，社会现象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2)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假设。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并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观点；(3)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原则。实证主义是广义经验主义的一个别种，它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观察、实验及检验；(4)“价值中立”的要求。科学只与实然有关，而对应然不感兴趣；(5)社会科学是社会工程的工具与基础；科学使预测成为可能，而预测能加强对社会过程的控制，并防止其自发性和破坏性。尽管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别的，这就造成了孔德实证主义与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在美国截然不同的命运，亦即孔德的实证主义与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美国所受到欢迎的程度是不同的。 首先，孔德虽然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但其实证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却不大。诚如涂纪亮先生所指出：“孔德的观点虽然在美国也有所传播，但影响较小，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批驳。”至于为何孔德的实证主义在美国影响不大，涂纪亮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属于实证主义有机论有关。“孔德跟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们一样，他神往于被法国革命所扰乱了的先前那种代代相传的秩序与和谐。他抨击了在英国是如此盛行的功利主义学说中的利己主义，同时还继承和发扬了卢梭与圣西门的愿望去发展一种‘集体哲学’，就是一种为创造社会的一致性而提供各种原理的学识。”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实体大于各个相互依存的部分之和。因此，在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孔德赋予了集体现象以本体论上的首位性，诚如他自己所言，一个社会“同几何面不可分解成线条或线条不可分解成点一样，也不可以分解成个人”。在孔德看来，“人类是一个有机体，拥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则，个体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离开了其思想和生活的有机体就毫无意义”。孔德这种“信奉集体主义哲学”的价值倾向使其“在哲学上基本反对个人主义并且提出了有机体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是从属于社会的”。在此意义上，“孔德是一个社会唯实论(realism)者，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实在，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同时，孔德认为个人利益并不是至上的。孔德得出该结论的缘由是“加尔大脑理论提供了生物学根据，说明人这种力图满足自己需要的功利性，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社会倾向”同样是人所固有的不可抗拒的倾向，它是人的另一种本能，即“爱他人”这种“社会本能”。在社会进化的早期，人的利己本能占支配地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理性能力的增强，人的社会本能、爱他之心也将不断增强，“使人的种种信念都服从越来越强的理性所建立起来的规则”，从而“逐步加强了同动物性相对立的人性所特有的本质属性”，使个人的发展“从属于社会本能习惯的行使”。于是，在孔德看来，人性改良的总趋势是：理性的发展越来越“刺激人的社会本能”，不断克服“利己本能”，增强“爱他本能”，从而使“社会感情”高出了“个人感情”，把自己和人类结合起来，致力于人类的“共同目标”，自觉服从“社会道德”。孔德这种主张整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人利益高于自身利益的观点，与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亦即美国主义的同义语即个人主义有相当大的冲突；另一方面，也与孔德思想晦涩难懂，不太实用而与“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任何一种超越常识的哲学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不太吻合有关。 相反，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美国却大受欢迎。这一方面得益于英国曾经对美国进行殖民统治，使得英美两国在语言上具有共通性，从而使穆勒和斯宾塞的著作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美国民众的阅读视野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美国人“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主张个人主义的穆勒实证主义机械论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有机论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及讲求实用的性格结合得相当密切。斯宾塞所阐述的放任哲学“同美国人的传统个人主义和贪得无厌的本性是一拍即合的。这样，美国人能够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看成符合进化论，而把政府或社会集体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看成违反自然规律”。穆勒则是“功利主义的侍奉者与阐述者，相信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他推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与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吻合使得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更容易为美国人所接受。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斯宾塞的影响可谓巨大。美国研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这么下过评语：当时的人以格兰特将军为英雄，以斯宾塞为思想家，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六十年间，要从事任何一种知识性的工作，都必须先精通斯宾塞”。易言之，“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斯宾塞的学说统治着普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也“采取了孔德社会学的生物主义立场，同样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认为社会是与生物体一样的有机体，并把生物学的规律搬到社会中来解释社会的现象。但是他不像孔德那样把社会的进化与有机体的进化视为同质的，而认为社会作为有机体，其现象要比其他一切有机现象‘更为高级’，可以称之为‘超有机现象’”。如此看来，与孔德同为社会有机论者的斯宾塞，在认识社会有机体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别，斯宾塞所说的有机体是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超级有机体”，“它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斯宾塞明确指出：“社会只为他的成员利益而存在，而不是他的成员为社会的利益而存在。”斯宾塞以上论断表明：个人具有最终的实在性，社会不过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其隐含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唯名论在这里显露无遗。甚至斯宾塞还因为对个人主义的极端推崇而被看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个体的本体论立场决定了斯宾塞在价值论上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路向。对于前者，科瑟指出：“斯宾塞为那些一心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问心无愧的理论根据，他指出：任何决心追求最大幸福的人，尽管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的努力已经为全人类的利益，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于后者，赵修义与童世骏先生曾有过阐释：“斯宾塞非常强调个体成员对社会整体的作用，把它视为以下‘真理’的一个例证：‘在单元的性质既定的情况下，它们所形成的集合体的性质也预先决定了。’斯宾塞用了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他甚至把它作为社会学的定义的基础：‘从这个一般原理——单元的属性决定集合体的属性——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定有一门表达两者间关系的社会科学，其确切性程度恰与现象的性质相当。’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斯宾塞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个人主义的反映。在这方面，斯宾塞接近于穆勒，而与在他之前的孔德和在他之后的杜克海姆(即涂尔干，笔者注)差别甚大。”美国兴起斯宾塞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只有美国仍然处在最坚决地执行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开办企业的发展阶段，因而斯宾塞的学说在那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仍然对于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菲斯克那些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穆勒的实证主义机械论与美国社会价值观也有着内在的契合。穆勒是一个社会唯名论(nominalism)者，确信社会规律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认为各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过是、也只能是“在社会状态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动和激情的规律，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为了给自己关于社会的观点寻求合法性支持，穆勒巧妙选择了从物理学的视角而不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物理学和化学是从孤立的成分出发的，而生物学则研究有机的整体。”回避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是因为“要分离开那些集体地构成一个有机体的不同器官而不毁掉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意选择从物理学视角来认识社会表明穆勒并不认同孔德的社会有机论的思想，也决定了其对孔德关于社会研究应当从整体到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观点的反对。穆勒与孔德之间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争论，是他们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歧的反映。尤为重要的是，主张功利主义的穆勒为美国实用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穆勒的功利主义对后来实用主义有直接的影响，实用主义把他的功利主义扩大化了”。可见，美国实证主义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色彩，因而也就有别于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和涂尔干所主张的实证主义有机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除了涂尔干和他的先行者之外，实证主义传统一直主要是个人主义的。”换言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反整体论的”，这无疑是对深受穆勒、斯宾塞影响的美国实证主义特点的准确判断。 其次，孔德反对经济人假设。与孔德主张“利己”从属于“利他”的人性论有关，“‘道德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同情本能尽可能地控制自利的本能；使社会感情控制个人感情。’实证的道德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孔德这种“利己”从属于“利他”的人性论，使得他对经济人假设持反对态度。孔德反对经济人假设，也与他的科学体系有关。“在孔德的科学等级体系中，没有在他的时代已获得广泛重视的心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这是由他的反还原论的整体主义态度所决定的。他相信，将社会整体分析为其构成的个人(理性人、经济人)的做法，是旧形而上学方法的残余，驱除玄学思想方法乃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孔德对“经济人”放逐，与美国崇尚“经济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与之相反，穆勒和斯宾塞都主张经济人假设。 就穆勒而言，他被大多数伦理学家认为是迄今为止“功利主义思想最好的、也是最著名的阐述者”。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侍奉者与阐述者”，穆勒“相信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他推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穆勒这种推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和主张自由放任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主张经济人假设。从本质上看，“功利主义是社会成本/利益分析的基础，或者可以明显地说，功利主义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进而言之，“功利主义，是利用社会现实可能而实现的个人主义”。这些恰恰构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核。实际上，从内在渊源上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起源于18世纪以后发展出来的功利主义”，“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最大化者，但这一概念却源于功利主义哲学，是功利主义的内缩和形式主义的僵化，从而导致金钱理性勃兴的产物”。另一方面，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的人是穆勒。穆勒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待决问题论文集》(1844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经济人”概念的理想化假设方法的性质。他说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它每一种人类欲望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认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然要前进的方式……”鉴此，马克·布劳格认为：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约翰·穆勒。 斯宾塞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公开宣称自己是物质主义者”，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且事情在随着生命进化成为一种更高的组织形式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立基于此，他认为这种进化过程具有普遍意义，“对生物物种是这样，对人类社会更是这样。通过人类对其人文环境的逐步适应的机制，进化会逐步推动人类的生活向着组织形式和复杂程度都更高的阶段发展”。因此，斯宾塞认为自然应该不受阻碍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以此为‘放任自由’的社会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这种政策能够保证人类进步。在这种观点中，进化的成功就变成了正确行为的唯一标准。而适应并遵循社会进化的要求的能力，就变成了进步的前提”。斯宾塞认为，为造就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消除阻碍个人创造的一切障碍。“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张“适者生存”、“反对任何法规的干预，认为这对于整个人类的幸福最终是有害的，对于调整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是有害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受到了美国社会的极力吹捧。在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证明和推动”下，人们认为“理性的个体追求自己利益是正当的，符合人性的，同时，对私利的追求会产生社会公益的提升。后来，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化，理性人格开始被解释为‘经济人’”。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和盛行有着很大的作用。事实上，从达尔文与亚当·斯密的关系来说，达尔文在大学期间，“在概论课程上，他研究了伟大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包括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和亚当·斯密”。因此，“研究达尔文的学者们大致同意，它的自然选择理论，仿效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基于此，美国学者迈克尔·舍默指出：没有进化的观点，“经济人”假设就讲不通。这一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一言以蔽之，经济人假设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性表达。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也必定是经济人假设的忠实拥趸。 由上可见，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经济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后者主张方法论整体主义和反对经济人假设。 三、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科学管理中的呈现 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整个科学的统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皮尔逊的话对科学管理也是适用的。冯周卓先生指出：“所谓科学管理的真正含义是指运用科学的观测和实验方法，根据效率的原则而不是传统来决定工人的操作程序和工作定额。”冯周卓先生似乎只讲对了一半。实际上，在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科学管理一方面沿袭自然科学传统，强调理论来源于经验事实，依靠实验、观察、分析、归纳、定量等方法，追求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进而形成规律，力图把管理学建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科学管理又将经济人假设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并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把个体工人当做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工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这就使得科学管理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从而也就否定了以往对科学管理把人当做会说话的机器的偏颇说法。为此，有论者认为：“在历史上泰罗第一次把工人当做人来激励，而不是看作像机器一样的工具；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开始关注人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这的确是管理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我们认为，上述评价是中肯的。 第一，穆勒、斯宾塞实证主义对科学管理的影响表现在对实验、观察、分析、归纳、定量等这些自然科学方法的沿用上。 “实验是科学之母”。自然科学是以精确的经验理性实验为基础的，把实验带入学问领域，现代自然科学自此诞生。由此也决定了“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从学徒工做起、毕业于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并获机械工程学位的泰罗深谙实验在管理中的作用。为了将经验管理改造成科学管理，泰罗在科学管理中实施了“搬运铁块”、“煤块铲掘”和“金属切削”三大实验，由此奠定了科学管理的基础。首先，为了解决合理的工作量问题，泰罗在贝瑟利恩钢铁公司进行了著名的“搬运铁块试验”和“铁锹试验”。他通过对熟练工人劳动过程的细心观察，归纳出一套去除了“错误”、“缓慢”和“无用”动作且用最短时间完成每项工作的“最优工作方法”。然后，通过用秒表测定每一必要动作所需时间和“合理”休息时间的办法，制定出合理的工作定额。泰罗在系统地开展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的过程中，还开展了工具“合理”化的研究。在“铁锹试验”中，泰罗发现用同一把铁锹铲不同的物品是不合理的。比如工人铲煤屑时，每锹负量3.5磅，而铲铁矿石时，每锹负量为38磅。他通过安排一流铲工而完成的试验确定，每一锹的合理负量应为21磅。为使每锹负量大体上都不少于或多于这一标准，他提出应准备10—15种大小规格不同的铁锹。铁矿石属于重型物料，铲掘时以小锹为宜；煤屑在铲掘时易滑动，属于轻型物料，以大锹为宜。为了解决工人的怠工问题，泰罗做了“金属切削”实验。实验初期，已经掌握了金属切削技能和知识的泰罗认为，金属切削效率应该远比当时的实际效率高。因此，他决定花费6个月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实验的步骤是：其一，确定何种刀具、何种速度能够取得最高的金属切削效率；其二，确定何种变量影响金属切削效率。在诸多变量中，泰罗选择了12种变量，其中重要的变量包括金属的成分、工件的直径、切削的深度、进刀量等。实验过程非常复杂，原计划的6个月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最后实验延长至26年，并且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最后才取得成功。实验的最大收获是高速钢材的发明和切削效率的提高。 科学研究始于观察。以观察为重要手段的实证主义力图从观察中获取规律性的知识。观察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的方法，是科学认识最初始、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科学利用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透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明智行为。”从观察的目的来看，它在于“通过观察确定事实”。当然，要想得到可靠的事实，还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原则，力求使观察对象全面、系统。同时，在观察中还需要注意细节的搜寻，力求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个人生理特征的影响和心理预期、先入之见的干扰，以保证所获经验材料的确实可靠，目的在于使这种观察具备可重复性。在科学管理中，泰罗把观察当做实现管理科学化的第一步。上野一郎指出：假如把泰罗的科学思考类型归结为“观察、分析和综合、测定、实验、因果律及概率”的话，那么，“按这个顺序排列起来的话……最初就是对现象进行观察”。在“三大实验”中的“搬运铁块”和“煤块铲掘”两项实验中，泰罗多次运用了观察方法。科学管理起源于泰罗“对他所管辖的工人的观察结果”。他注意到，工人们常常“磨洋工”。“他们不是尽可能快地努力工作，而是蓄意拖延工作进展。毕竟，他们没有动力要工作得更快或更有效率”。 分析是实证主义的重要方法。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就是“将其分解为最初的即不可再分的现象，然后将其依类排列”。在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中，是泰罗首先将分析的力量带到了工厂车间。在泰罗之前，没有人科学地分析工作的本质。分析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泰罗把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其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其标准化，形成科学的方法。如泰罗的工时研究就分为两个阶段：“分析阶段”和“建设阶段”。在分析阶段，每一件工作将被分成尽可能多的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把无用的动作去掉，并且通过对最熟练工人的每一个动作的观察选择出每一基本动作最快和最好的方法，并且把每一个动作的时间测量记录下来。在所记录的时间上，“还要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搁和停顿所需的百分比、工人干工作‘没有经验’所需的百分比以及休息间隙所占的百分比”。在创立科学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泰罗大量运用了分析的方法。如：借助于分析，泰罗采用了作为科学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定基本定额方法，“基本定额是先详细研究每一个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间。这些动作是由一个工厂进行分析或进一步细分，然后将这些基本动作分类、记录和编号”。又如工时研究，它的基础是科学的动作分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一件完整的工作细分为若干项基本动作。当然，分析不是目的，它最终在于“对事实进行分类和分析后，找出因果关系”、以形成规律指导管理实践。 归纳方法是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法。所谓归纳，就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个案的总结而得出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概括。泰罗认为：管理人员的第一责任，是把过去工人们自己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大量传统知识、技能和诀窍集中起来，管理人员要主动把这些传统的经验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编成表格，“然后将它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时甚至将它们概括为数学公式”。借助于归纳方法，泰罗把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的技巧归纳整理并结合起来，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其标准化，形成科学的方法。继而将这些规律、守则、公式在全厂实行。 实证主义所极力强调的科学精确性或定量性目标，被科学管理理论所吸收，科学管理的创立者把精确性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泰罗根据标准动作确定工作定额，这是定量思维要求。泰罗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管理问题的首倡者。科学管理在确定从事一项工作的最佳方式时使用了高等数学的方法，从而表现为定量分析学说的开端。 第二，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对科学管理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人假设上。 尽管泰罗从来没有在任何面世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过“经济人”这个词，但纵览泰罗公开发表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著作通篇都是关于追求利益的可能、许诺和方法。“经济人”始终是泰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支撑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泰罗当时所处的时代是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代，“经济人概念是符合于个人依据其努力而获得报酬这一文化环境的”。从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如泰罗认为：“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的结构上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提高工厂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是必要的，“这不仅包括给每个工人以每天的作业定额，还包括只要他在特定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就付给他一大笔奖金”。“因为如果发给奖金的话，人是愿意比没有鼓励时干得好一些的。”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有关。泰罗认为：“每一代人的智慧都曾想出一些更快更好的办法，去从事每一行业的每一部分工作，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办法，从广义来说正是进化演变而来的，标志着适者生存和各业创始以来的最佳思想。”受边沁、穆勒这种“唯名论式的功利主义”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泰罗“将工人视为原子式的‘经济人’”。最终，“经济人”假设构成了泰罗科学管理的逻辑起点。鉴此，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认为：科学管理法可以说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管理论。 第三，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对科学管理的影响表现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上。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关于‘解释’的学说，它认为任何对社会的(或个人的)现象的解释，除非能够完全用个人周围的事实来说明，都应该加以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通常跟下列归纳主义主张相联系，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归结为人类个体行为理论。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理论中允许存在的仅有外生变量是自然的心理上的给定量。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化，有待用人类个体行为来解释。所以重点在于个人行为如何产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等)如何制约个人行为。这甚至可能被极端化，似乎这些力量是有明确功能、目标以及自我意志的自主实体。无论整体主义有的主张是否被推到这个极端，整体主义者肯定不会同意归纳主义者所声称的所有社会现象可以单用个人行为理论来解释。于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这两种方法通常被看作是彼此不相容的，尽管这一假想的二元划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方法论个人主义“特指主张科学研究要从个体出发，把个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在科学管理中，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运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人假设。“从经济人入手的研究视角”体现了经济学、管理学“主张从个人入手解释宏观现象的观点，也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 二是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提高劳动生产率。泰罗认为管理“应把每个工人看成一个个体，并设法满足其个人的自我需要”。因此，泰罗非常注重工人个人行为的分析。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罗开宗明义，明确说：“没人会否认，在单个人工作的情况下，只有其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也即只有在其实现了日产出最大时，才可实现其财富最大化。”在泰罗看来，只要个人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企业的生产率就能达到最高。因此，泰罗的目标是使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增加，为了做到这点，“他号召管理当局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劳动强度(从而减少工人疲劳)、并使每个工人充分发挥其潜力”。另外，按照泰罗的说法，“使每个工人单个化”这种过程将给工人带来“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也就是高工资”。问题在于，个人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就能使企业整体的效率最高吗？在信奉机械论的泰罗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对单个工人的效率加总就可以了。因为泰罗是“从机械论出发”的，而“对于人和组织来说，机械模式是起支配作用的”。因此，在泰罗看来，个体的线性叠加可以得到整体的性质。总之，只要使个人效率最大，组织效率也就可以最大。 三是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差别计件工资制是指工资体制只同每个工人的生产量挂钩，在实践中等同于“与时间与动作研究之上的计件计酬体制”。它是基于工人的资质与能力因人而异，所以应选择适合的员工来胜任工作；同样，不同能力的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因而所得到的报酬也是有差别的。这就是差别计件工资的生理基础。差别计件工资和一般计件工资的区别，“就是多劳加倍多挣，少劳加倍少挣”。实行差别计件工资，意味着对工人实行差别化管理。在前泰罗时代，工人被当做“一群人”而不是当做“一个人”来管理。在这样的“一群人”中，大家同属于一个班组，按同样的工资率完成同样的定额，由此出现了泰罗所生厌的磨洋工现象。为了打破因工人被当做“一群人”来管理而带来的磨洋工现象，泰罗通过“工时研究”、“动作研究”、“抗疲劳研究”和与之相配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把工人当做“一个人”来管理，而不是当做“一群人”来管理。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的能力差异就突显出来，从“一群人”中挑选出一个“头等工人”就显得尤其重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能力、特长和爱好分配不同的岗位、进行不同的培训和诱导也顺理成章；在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基础上，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业绩发给不同的工资也理所当然；在此基础上，每“一个人”得到相应的指导和及时反馈自然就极为重要了。这比起旧式管理制度下把工资发给职位而不是发给个人、把任务和责任全部推给工人而不加任何指导，显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科学管理由此走上了精确化、专业化的道路。 四是一流员工。挑选一流员工是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如何使工人成为第一流工人，泰罗不同意传统的由工人挑选工作并根据各自的可能进行自我培训的方法，而是提出管理人员要主动承担这一责任，科学选择并不断培训工人。泰罗指出：管理人员的责任是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工人的性格、脾气和工作表现，找出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现每一个工人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每个工人，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这样，使工人在雇佣他的公司里能担任最有兴趣、最有利、最适合他们能力的工作。科学地选择与培训工人并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每年要进行的，是管理人员要不断加以探讨的课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所谓第一流的工人，即泰罗所说的，“每一种类型的工人都能找到某些工作使他成为第一流的，除了那些完全能做好这些工作而不愿做的人”。也就是说，第一流的工人就是愿意做而且与岗位安排最合适的人。而要使得工人愿意做，就要尊重工人个人。那么，尊重个人意味着什么？尊重个人如何才能落实到管理实践中去？在泰罗看来，尊重个人意味着接受人的差异性。每个人擅长做的事情各不相同，每个人的天赋、才能、视角和思考方法也不尽相同。影响人们表现的关键，是能否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安排最合适的人。管理的作用是发现人才，然后将他们安排到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地方。因此，聘请最合适的人员是管理工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的核心法则之一，就是为合适的岗位找到合适的工人。在分析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钢铁厂的75名生铁操作工后，泰罗发现只有1/8的人身体条件适合那项工作。在一家自行车轴承厂，他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生产率的建议，不过他说最为重要的还是挑选出“合适的姑娘”来，因为她们身手更为敏捷。在伯利恒钢铁厂，泰罗的创新之一是建立了一个个人表现的信息反馈系统。他说：“将每一个工人都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因此，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一些能干的师傅就被派去，向他们详细演示如何才能将工作干得最好，并且给予他们指导、帮助和鼓励”。 五是分工。分工是泰罗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重要方式。在科学管理中，泰罗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的分离当做科学管理的一条重要原理。分工即是承认个体的优势和专业知识的差异性、个体性，承认由于分工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所导致的效率的提高。“劳动分工为的是发挥工作专业化的优越性，使每个人都从事其经过适当训练的专门工作”。确实，只有“‘理性’才是工业制度不得不面对的最严苛的法官，它的判决是，只有劳动分工的细化与劳动量的增加真正实现了个人的利益，并将这利益与个人统一起来，它们才是合理的”。分工源于人的个体差异性。柏拉图认为：“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于那种工作。”因此，只有承认人的差异与天生的禀赋各异，专业化分工才成为可能。如果认为人是无差异的，那么，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可以任意摆放而无足轻重，因而是可以被替代的，最终个人的价值也就难以得到承认。故此，从哲学意义上讲，“分工是对个体价值的认可，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专业化分工的制约下，每一个个体的劳动者其行为、劳动量、技能知识、产品的特色都是可以观察、可以计算的，并且也是多种多样，互不相同，不能相互代替的”。 六是工作培训。工作培训瓦解了基于技能群体的集体性，提高了个人自主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将工厂的利益呈现为所有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利益被构建为个体行动者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在新现代泰罗主义者看来，对企业员工进行劳动培训，是与员工的个体特征紧密相联系的，如个性特征、自我观念和价值观等，有助于发展员工的职业技能，体现出组织的职业特征和个体的职位特征，反映了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动态特征。 总之，从科学管理由以生长的文化土壤和科学管理的实际来看，无疑是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而不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构成了科学管理的方法论基础。标签：实证主义论文; 斯宾塞论文; 安德烈斯·穆勒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经济人论文; 科学管理理论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约翰·穆勒论文; 涂尔干论文; 泰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