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科技的九个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角度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投入大大增加，科技产出怎样度量
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如何？
从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至今，在“15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时间表上，我们已经走过将近一年。
度量这种大任务的进展，主要看两点，一是投入，二是产出。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选了4项指标：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外技术依存度，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
这些指标的确切数字，现在还无法得到，尤其是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要以5年左右为时间段进行统计才有意义。尽管如此，看看趋势也有价值。
最突出的是投入。中央财政预算今年安排科技支出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9.2%。15个省的财政科技投入比上年增长50%以上，其中6个增长1倍以上。怪不得经合组织会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投入超过了日本。
产出计量则复杂一些。今年头11个月，中国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授权数的43%，高于去年的39%，但从增长速度看，低于2004年。
1-11月，全国共登记技术引进合同9537项，合同总金额 203.5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其中技术费132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64.9%。
技术引进创纪录，不能作为自主创新能力的反证，因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衡量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效的数据，遍寻而不得。希望权威准确的统计尽快出台。
“汉芯”事件恶名远扬，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怎样提高学术造假的成本？
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了“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项目负责人陈进被解除教职、撤销职务，项目执行被终止，项目经费被追缴。“汉芯”作为学术不端的标志性事件，被永远钉在了科学殿堂的耻辱柱上。
陈进不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学术造假者，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在他的身前身后，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而像他一样东窗事发、被追究责任的，数量却少得多。
人是理性的动物。如果造假比科研的成本还要高，他肯定不会选择前者。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造假的成本？
监督是答案之一。11月7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签署科技部令，宣布从2007年1月1日起试行《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并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负责受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
如何监督监督者？科技部表示，将建立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健全评价机构和评价专家的违规和失误记录档案，完善专家参与管理机制。
然而监督同样需要成本。在奉行“同行评议”的科技界，权威专家的参与是提高监督质量的关键，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权威往往也是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如何让他们在百忙当中有足够的精力参与监督评审？又怎样让他们在评审和监督学生、部下等利益相关者时，避免瓜田李下之嫌？
造假的成本上去，监督的成本下来，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
“两下三上”不言放弃，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科技世界纪录该如何创造？
世界上晦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7月 1日全线建成通车，打破了工程科技的多项世界纪录。
青藏铁路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越了工程科技界，长鸣的汽笛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能听到清晰的回响。
从1955年第一批勘测人员踏上高原起，青藏铁路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曲折坎坷，但科研和观测始终未曾中断。国家发展急迫的战略需求与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冲动，成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坚守半个世纪的最直接动力。而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就孕育在这样的结合点上。
从科学上讲，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创造世界纪录的最好舞台。在这样的高度上，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突破极限。而从技术上看，问题都是现成的，每天活生生地摆在那里，你牵的是骡是马，过来遛遛就知道答案。
看准了这一点，暂时的挫折就不再是泰山压顶。风物长宜放眼量，谁有这个气魄，谁就能笑到最后。
选题是科研的基础，找个取巧的角度迅速获得回报，那叫聪明。到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那才是智慧。
超级水稻意欲发威，“傻瓜技术”不可缺少
试验田离农民粮仓有多远？
9月7日，水稻单产新纪录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涛源乡红星村诞生。验收专家认为，超高产品种与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的结合，是创造亩产1287公斤新纪录的关键，试验过程中初步形成的水稻目标产量设计栽培技术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约3000万公顷，占全国谷物种植面积的30%；稻谷总产量近20000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的40%；稻谷平均亩产414公斤，是单产最高的粮食作物。
怎样逐渐拉近平均亩产和最高纪录之间800多公斤的差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全区科技大会上讲的一段话，有一定的晋遍意义。
他说，面对西藏占总人口80%的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客观现实，如何尽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相机的“傻瓜技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研究“傻瓜技术”，就是要针对农牧民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将先进复杂的农牧业科技简单化，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变农牧民适应技术为技术适应农牧民，从而加快技术推广步伐，大大提高农牧业的效益。
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对超级杂交稻高产试验田里那些“具有较好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栽培技术更感兴趣。
我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里化用一下：越“傻”越“皮实”的技术，就越有生命力。
中医存废再起波澜，反伪科学面临挑战
科学论争怎样找到通用语？
10月7日，就“告别中医中药”，一名教授和一名医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并征集签名。公开信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二十一条有关中医的内容；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中医中药研究，把这些钱节约下来，救助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民看病困难。
11月15日，另一封公开信也在网上征集签名。公开信说，“伪科学”一词原来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如今被人滥用，“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公开信提出三大“恳请”，“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这两封信件，看似毫不相干，实则紧密相连。要求把对方所坚持的理念从法律中“删除”，成为科学论战中一种新的骇人听闻的表达方式。透过这些偏激的争论，人们看到，当对话双方缺少一种彼此能够接受的语言时，情况是多么糟糕。
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还不是万能的，在科学暂时还无能为力的问题上，如果有人愿意去探索，尽管由他去，只要他不是打着探索的旗号招摇撞骗；另一方面，对于业已由实践所反复证明的现代科学体系，“探索派”也不要轻言颠覆和推翻。
至少到目前为止，西医还不是万能的，在西医无能为力的问题上，如果中医有能力解决，何乐而不让其为？只要他不是打着中医的旗号误人性命、骗人钱财；另一方面，对于业已由实践所证明的现代医学体系，中医也不要轻言超越或鄙弃。
量子理论深奥难懂，科普宣传力不从心
“听不懂”跟“说不清”谁更恼人？
《自然·物理》杂志10月号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等人实现六光子纠缠态操纵的最新成果。紧接着，这个研究小组关于“单光子量子态远程克隆”的研究成果入选2006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
“他的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然会感到更强的震撼力。”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相：科学传播的不顺畅，已到了削弱科学成果影响力的地步。
“听不懂”是一方面，“说不清”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关于量子纠缠最通俗的解释来自潘建伟的同事郭光灿：“‘量子纠缠’是什么？就像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分别住在中国和美国。在美国的女儿怀孕了，当她生孩子的一瞬间，哪怕远隔千山万水，不用电话通知，远在中国的母亲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外婆。纠缠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性质，两个粒子无论分开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操纵或者作用，必将影响另一个粒子的态。”
然而仅此而已。要想对量子研究有更详尽的了解，大家都得等待。一项关于“科技报道及科普宣传现状”的调查显示，低层次市场化竞争导致媒体“科普失语”。媒体主管部门无法拿出时间，从长远角度分析科技报道下降所造成的媒体“功能缺失”。
更让人担忧的是，科技信息的发布体系不适应现代传媒的发展。传统的政府发布信息体系，使得大量的科技新闻变成了工作新闻，失去了其本身的科学意义；与此同时，科学精神、科技成果、科普观念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但在相当一部分媒体中，这种科学观念未能贯彻到各个编采部门。
“中国标准”瓜熟蒂落，商用时机尚待推敲
创新者对政府该如何期待？
从11月6日起，按照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中国标准” TD-SCDMA制式生产的3G手机开始在青岛、保定、厦门和北京、上海五地放号，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测试。5个城市的测试结果，将决定我国3G市场的进程。中国的3G到底用什么标准、3G手机什么时候大规模商用和3G网络究竟由谁来运营，不久就会揭开谜底。
12月19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集团年度工作大会上再次表示，优先支持3G“中国标准”。
3G“中国标准”走过的道路，可谓艰辛。在跨国公司巨头的“铁幕”下生根发芽，本来就殊为不易，而产业环境的相对恶劣、体制方面的诸多掣肘、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患得患失、主管部门一度持有的模糊态度，更让这个任务变得难上加难。“挟持论”，“阴谋论”，“无用论”，“替代论”……围绕着中国电信市场这块最大的蛋糕，猜想满天飞，谣言四处传，“中国标准”的主导者们忧喜交加，神经饱受“摧残”。
8年过去，现在再来看国家对“中国标准”的态度，已经相对清晰。技术也好，标准也好，国家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其产业化成熟度和市场竞争力的高低。加入WTO之后，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调控作用逐渐隐退到幕后，指望一道指令扭转乾坤的神话，已几乎不再可能。只有技术持有者走出“保护落后”的误区，自立自强，扎扎实实地推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化的进程，政策才会在规则允许的关键环节上适当倾斜。
“鑫诺二号”遭遇挫折，信息披露惜墨如金
何时才能平衡“报喜”与“报忧”？
11月28日，中国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宣布，“鑫诺二号”卫星由于在定点过程中出现技术故障，致使太阳帆板二次展开和通信天线展开未能完成，卫星无法提供通信广播传输服务。10天之后，有关部门证实了这一消息，但提供的新闻资料总共只有 200多字，没有更多详尽的内容。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业余航天爱好者们对“鑫诺二号”的命运格外关注。互联网上，类似《鑫诺二号，我的心和你一起飞落》的帖子为数不少。人们关心“鑫诺”，更关心直播卫星产业的前景。
“鑫诺二号”是我国研制的第一颗直播卫星，载有22个大功率转发器，可同时支持200余套标准清晰度电视节目。它的失效，意味着在我国全境范围内使用0.45米天线接收卫星电视的时间，还要往后推迟差不多一年。
面对这样一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有关部门能不能多说两句？从事高风险的高技术研发，究竟怎样平衡“报喜”与“报忧”？
像航天飞机一样，神舟飞船的发射已经实现现场直播。实践证明，把观众的心跟科学探索的风险绑在一起，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承受能力，获得他们更有力的支持。可是在很多场合，很多科研项目仍在闷头进行，成功了大书特书，失败了悄无声息。
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喜见成功的惊喜，也希望了解失败的苦涩与艰辛。
庞加莱猜想风波起，科学家也会有纷争
外行们怎样学会看门道？
12月22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评出了2006年度十大科学进展。这当中，百年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破解位列第一。
这事跟中国数学界颇有些关系。6个月前，有国内媒体报道，在美、俄等国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上，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和旅美数学家曹怀东“彻底证明”了这一猜想。
8月出版的《美国数学会会志》暗示，这些媒体的报道“强调”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就，而对作出最突出贡献的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的功绩，则以不够显著的方式提及。紧接着，美国《纽约客》杂志发表长篇通讯，认为新闻发布者、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有与佩雷尔曼争功的嫌疑。
这些质疑反馈到国内，在一些曾经被丘成桐批评过的大学教授那里同样被“强调”，尽管破解庞加莱猜想的另一关键人物汉密尔顿表示，《纽约客》对丘成桐的描写是不公正的。
一方指责对方听风就是雨、好大喜功，另一方指责对方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科技界的“口水仗”让人们见识了，其实科学家也是凡人。
只能看热闹的外行们如何面对这些纷纷扰扰？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两段话可供参考：“我们现在提倡原始科学创新，就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记、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新知识”，“无论是科学团体还是国家，对科学的评价标准都要更加冷静、更加客观、更加耐心，应等待时间的考验，这非常重要。这样才可以在全社会端正科学价值观。”
题图为位于青海境内的沱沱河大桥桥头，当地群众欢迎从格尔木出发的“青1”次列车（7月1日摄）；图①、②为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而成的新一代热核聚变装置EAST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9月28日摄）。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