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学论文,契诃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外文学史上，作家兼医生者不乏其人，但像契诃夫这样终生以行医和写作为职业，而且把医学和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巧妙的委实不多，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对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与医学的关系作一比较研究，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医学是我的发妻，文学是我的情妇”
契诃夫于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此开始了他既从医又从文的双重生涯。在校期间，他一面勤奋地、贫婪地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又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当时的报纸、刊物写作。据他自己回忆，他的早期作品没有一篇是在一天以上完成的，名篇《猎人》就是在澡堂里写成的。1884年，当这位文学天才学完医学系的全部课程，顺利拿到医学学士学位的时候，他同时已是一位成果累累、尽人皆知的作家了。大学毕业后，他领到行医执照，先后在地方自治会医院和私立医院当过医生，以后为了写作的方便，他又私人行医，即使在文学创作最繁忙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医生。笔者1996年访俄时曾到莫斯科库德林花园大街6号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参观， 看到大门上保留着一块当年制作的表明主人身份的铜牌，上面刻着“安·巴·契诃夫医生”几个字。
医学和文学，都使契诃夫着迷，他对任何一方都难以割舍。当时的《新时报》发行人苏沃林（此人对契诃夫的成名影响巨大）曾劝告契诃夫放弃行医，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契诃夫回答说：“您建议我不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不要再从事医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同时追逐两只兔子？当我感到我有两种工作而不是一种时，我觉得更振奋一些，对自己也更满意一些……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是我的情妇。一个使我厌烦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那里宿夜。这虽然是不正派的，但却不那么枯燥，再说她们二者也完全不因我背信弃义而丧失什么。”（注：《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7页。）契诃夫后来多次向朋友谈到“发妻”与“情妇”的比喻，表达他对医学和文学不可分割的钟爱。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钟爱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认为：“各种知识一直是和睦共处的。解剖学也好，文学也好，它们有着同样高贵的起源。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生存竞争。如果一个人知道血液循环学说，那么他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天才们从来不争斗，在歌德身上，自然科学家也同诗人十分和睦地共处在一起。”（注：《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那么，契诃夫自己是怎样把医学和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呢？他在1899年写的《小传》中对此有所阐述：“我不怀疑，研读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个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体会……大概是由于我接近医学的缘故，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通晓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这始终使我保持警惕，因此我在可能的地方总是顺应科学依据，而在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我宁可不写。”（注：《 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13页。）契诃夫的这一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起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和左拉，他们都十分强调文学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西方有些评论家也确实将契诃夫与左拉相提并论，认为契诃夫是一位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其实这是一处误解。在前引的《小传》中，契诃夫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科学性”的看法：“我顺便要指出的一点是：艺术创作的条件不是无论何时都容忍和科学论据完全一致。不能把舞台上的服毒致死描绘成和实际上发生的一样。但即使在这种假定性中也应当使人感觉到与科学论据的一致，就是说，也应当让读者或观众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假定性，而他遇到的作家则是一个行家。我不属于那些否定科学的小说家之列，但我也不愿意属于那样的作家，他们对什么都要自己去领会。”（注：《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13页。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艺术虚构（即假定性）与科学性、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也表明了契诃夫与自然主义创作理论、创作方法的分歧。
医学不仅丰富了契诃夫的头脑，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直接提供了他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从契诃夫早期小说的题目中，我们已明显可以感觉到医学对他创作的影响。例如《乡村医生》（1882）、《气质》（1881 ）、《“ Mania Grandiosa”病例》（1883）、 《外科手术》（1884）、《神经》（1885）、《假病人》（1885 ）、 《普通教育》（1885）、《仇敌》（1887）、《伤寒》（1887）等等，都是以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知识为基础，或者描写医生给病人看病闹出的笑话，或者描写病人遭受疾病折磨的情景，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值得一提的是发表于1881年的《气质》，这是一篇医学讽刺小品，通篇用幽默而夸张的语言，描写了各种生理类型的人的气质特征，从外貌到个性，寥寥数笔刻划得维妙维肖：
“胆质汁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要是跳蚤叮他一口或者别针扎他一下，他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撕成碎片。这种人大多是单身汉，如果结了婚，就会把妻子锁在屋里……他还在娘胎里就已经相信所有的报纸都扯谎。他往往死于肺结核或肝病。”
“粘液质的人是可爱的人，他脸色老是一本正经，因为懒得笑。他不喝酒，因为怕脑充血。他一天睡20个小时。他是各式各样委员会、特别会议常任委员，在会场上他一言不发，毫不害臊地打盹儿，耐心地等着会议结束。他到了30岁才由舅舅和舅母帮忙结婚。他对什么条件都同意，处处随和。……他往往死于中风或水肿病。”（注：《契诃夫文集》第1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72—73页。）
契诃夫巧妙地将医学知识与对人的敏锐观察以及社会讽刺相结合，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医学赋予契诃夫的另一个宝贵财富，就是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和对人的生存命运的终极关怀。早在莫斯科流行伤寒病期间，契诃夫就担当起治病救人的责任，为许多患者包括他的妹妹治愈了在当时死亡率很高的伤寒症。1892年，契诃夫全家迁居莫科郊外的“梅里霍沃”庄园，他每天上午接待病人，免费提供药品，天不亮就有来自方圆25俄里的农民、工人拖儿带女地来找他看病，不久，这里开始流行霍乱，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创作，和地方自治会的医生们一起投入了扑灭霍乱病的斗争。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我似乎身不由己，整天想的是那些腹泻的病人，夜里一听到狗叫或有人敲门就吓一跳（是不是来找我的？）。白天则坐着一匹瘦马拉的车在从未走过的路上奔波。这种滋味简直叫谁也受不了。”（注：转引自《契诃夫传》，亨利·特洛亚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61页。）“农民们粗鲁、肮脏、疑心病很重，但一想到我们的工作并非徒劳无益，也就感觉不到这一切了。我是本地最寒酸的医生，我的马和车辆装备都很糟糕，我不认识路，一到夜里就什么也看不见……尤其是我还不能忘记自己必须进行写作。我真想搞我的写作，扔下霍乱一走了之。”（注：转引自《契诃夫传》，亨利·特洛亚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61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契诃夫对医学和文学同样钟爱，但二者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行医和创作的矛盾，常常使契诃夫陷入困惑和烦恼；然而，也正是医学和文学在他精神中唤起的双重社会责任感，迫使他不断地面临矛盾，解决矛盾，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和人道主义作家。
1890年，契诃夫决定只身到遥远的萨哈林岛（苦役犯流放地）作一次旅行。他的好友苏沃林竭力劝阻他，他回答说：“我绝对相信，我的这次旅行对于文学、对于科学，都不会是一种可贵的贡献……我只想写上一二百页的东西，以此来偿还我对于医学欠债的一小部分，如您所知，我对待医学就像对待猪猡一样……”（注：转引自《契诃夫传》，亨利·特洛亚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萨哈林之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契诃夫在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萨哈林岛后，看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流放犯人的世界。他不仅用作家和医生的眼睛，而且用一个人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8 个月的萨哈林岛之行对契诃夫来说无异于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过去他认为“医学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文学则是一种游戏”（注：转引自《契诃夫传》，亨利·特洛亚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67页。），现在他感悟到两者同样重要。他要用他的笔向世人公布他的所见所闻，披露萨哈林岛的种种黑暗。两年以后，一部20多万字的《萨哈林岛》（又译《萨哈林旅行记》）出版。这是契诃夫写下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他以医生特有的冷峻眼光、科学态度以及缜密细致的统计数字，描写了流放地的男人，女人，儿童以及犯人的劳动、伙食、衣服，树条抽打和鞭刑，逃犯和对逃犯的处罚，流放犯的疾病、死亡以及医疗卫生状况等等。同时这又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它描绘了从伏尔加河、卡马河、贝加尔湖到西伯利亚、鞑靼海峡一路上作者所见到的风景和风俗人情，显示了契诃夫作为一个杰出散文作家的艺术功力。总之，《萨哈林岛》的诞生，标志着契诃夫身上医生和人道主义作家的双重身份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精神病理小说”的诞生
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最喜爱的课程是C ·柯尔萨科夫教授的“精神病理学”。柯尔萨科夫认为，精神病理学比其他病理学更直接地通向心理学和哲学，它有利于医生正确地认识人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甚至有益于医生精神素质的塑造和世界观的升华。（注：E.缪维《契诃夫创作和生活中的医学》，基辅，乌克兰健康出版社，1989年，第128—129页。）柯尔萨科夫的理论大大丰富了契诃夫的科学思维，为他日后“精神病理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心理学基础。
契诃夫最早的“精神病理小说”是发表于 1883 年的《“ Mania Grandiosa”病例》）（以下简称《“M·G”病例》）。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描写一个神经机制失调的退休警察，热衷于把人和动物禁闭起来，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篇小说，正如标题所示，仅仅是“M·G”（妄想症）的一个病例，或者说只是精神病理学原理的形象化图解，人物形象还不具备深刻内涵。
1888年，契诃夫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小说《神经错乱》。这篇小说描写法律系大学生瓦西里耶夫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到一个巷子里逛妓院的经历。瓦西里耶夫从来没有逛过妓院，在他的想象中，妓女是不幸的，然而，他亲眼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一个个妓院的大门都敞开着，灯火通明，从里面传出钢琴、提琴的欢畅乐声，妓女们个个厚颜无耻，俗不可耐，“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种呆板的表情……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话语，无耻的动作，此外就没有别的了。”（注：《契诃夫文集》第7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83页。）“这儿在干着坏事， 然而犯罪的感觉却没有，求救的希望也没有。人们卖她们，买她们，把她们泡在酒里，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她们呢，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满不在乎……”（注：《契诃夫文集》第7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这一切使瓦西里耶夫感到震惊、恐惧和痛苦，最终导致了突发性的神经错乱。这无疑是一个精神病的典型病例，作者不仅真实、细致地展示了瓦西里耶夫神经错乱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他患病的原因。小说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契诃夫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说：“我作为医师，觉得对精神病的描写是确切无误的，符合精神病理学的一切规律。”（注：《契诃夫文集》第7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同契诃夫的早期“精神病理小说”相比，《神经错乱》至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精神病发作的过程和病因的描写更细致、更逼真、更具有科学性；二是巧妙地把精神分析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严格地说，《神经错乱》可以说是一篇“社会问题小说”，它提出的问题无论在俄国或在其他国家都有普遍意义。
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又连续发表了几部“精神病理小说”力作，如《恐惧》（1892）、《第六病室》（1892）、《黑衣修士》（1894）等。这些作品除了继续对人物进行精神病理学剖析之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比《神经错乱》更冷静、更深沉。《恐惧》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其说是病理性的，还不如说是象征性的。通过主人公西林的恐惧心理，契诃夫写出了80到9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感到失望的普遍心态。作品虽然篇幅不长，内涵却非常丰富。《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最出色的小说之一，它塑造了两个精神变态者的形象：一个是被迫害狂格罗莫夫，另一个是迫害狂尼基塔，作者从这两个变态人的不同角度揭示了俄国沙皇专制和警察制度的阴森可怕。列宁看过这篇小说后感到“仿佛自己也被关进第六病室”。
《黑衣修士》是一部内容奇特而复杂的中篇小说，它发表后曾引起各种不同的评论和反响。契诃夫自己认为它是一部“医学小说”。他在1894年1月15日给M.缅希科夫的信中说：“这是一篇医学小说， 是一份病历。这篇小说谈的是自大狂。”（注：《契诃夫书信集》第5卷，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4页。）这就是说，作者完全是运用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来指导这部小说创作的。科夫林从神经紧张、精神亢奋开始，发展到眼前出现幻觉和幻影，又发展到和幻影对话，治疗后精神萎靡，留恋幻影中的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精神分裂症发病规律的，而且对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的描摹显得那么逼真，那么自然。然而，90年代的契诃夫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契洪特”（契诃夫早期的笔名），已经不满足于把小说写成精神病例的图解。这部小说除了它的“医学”性质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弦外之音？这一点契诃夫本人没有道明，但评论者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它的内在含义。《俄罗斯新闻》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小说揭示了主人公的崇高志向同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契诃夫）写过成群的有着小小的痛苦、经常想到自己渺小和贫乏的小人物；而在这群人物当中，他没有塑造一个具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志在造福社会的所谓正面典型。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有智慧、有感情、渴望造福社会的人，但是这个人却疯了。”（注：参见1894年1月24日《俄罗斯新闻》，转引自《契诃夫文集》第9 卷， 第512页。）当代俄罗斯学者M.古欣认为， 《黑衣修士》的创作动机在于捍卫唯物主义美学，反对颓废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美学倾向。颓废主义思潮侵蚀着艺术界，而且影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按照古欣的观点，科夫林就是一个被颓废主义思想侵蚀了的知识分子。（注：M.古欣《安·巴·契诃夫的创作》，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211页。）当代俄罗斯契诃夫学专家A.屠尔科夫认为，《黑衣修士》是在俄国象征派始祖索洛维约夫的影响下写成的，在科夫林身上有着索洛维约夫本人的影子。但这部作品究竟包含哪些象征意义，屠尔科夫没有进一步说明。（注：参阅A.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2—274页。）
笔者认为，《黑衣修士》的精神病理性只是一个艺术框架，或者说只是一种文体，它的内涵仍然是探讨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契诃夫在《没意思的故事》、《决斗》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寻找不到生活目标、精神失落的知识分子形象，批评了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如同上述作品一样，契诃夫在《黑衣修士》里塑造的科夫林依然是一个精神残缺、有着严重弱点的知识分子，而绝不是有些评论者所说的“正直的”、“有崇高志向”的知识分子。在笔者看来，契诃夫通过科夫林这一形象，主要是批评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态和浮躁情绪，这和契诃夫自己所说的“自大狂”的含义是一致的。科夫林也很努力，很勤奋，他不断地看书、写作，但他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是“上帝的选民”，显示自己和“凡夫俗子”不同。他和黑衣修士幻影的对话，实际上是和他的心灵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黑衣修士就是科夫林思想的代言人。一直到死，他还坚信自己是杰出的天才，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科夫林在狂热的“自我崇拜”心境下写下的文章，都是空洞的文字，难怪他在暂时复元、清醒的状态下也读不下去，把它们统统撕成了碎片。很明显，契诃夫在这部小说中采用含蓄的手法，批评了当时的一些知识青年，他们渴望一举成名，一旦幻影破灭，他们便悲观、落魄，无所作为；他们只能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他们都是一些“假想的幸福者”，是实际上的悲剧人物。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的象征性、倾向性没有《第六病室》那么显露，显得含蓄而隐蔽。医学和精神病理学作为作品的框架，随处可见，但又不事雕琢，不露痕迹。
医学伦理学与“医生”形象系列
体现契诃夫创作中医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另一个方面是“医生”形象的塑造。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位作家像契诃夫那样，在那么多小说和戏剧作品中创造了那么多医生形象。这也许是由于契诃夫对医学的偏爱，也许是他觉得医生的职业担负着更重大的人道使命和社会义务，因此他总是把这类形象的塑造上升到医德或者说是医学伦理学的高度，或褒或贬，倾注了他的爱憎之情。
契诃夫在早期作品中经常讽刺那些不学无术的庸医或医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医生。如《乡村医生》（1882）里的两个年轻医士，《普通教育》（1885）里的奥西普等。早期作品一般都具有幽默、讽刺、调侃的特色。
在中后期作品中，契诃夫把医生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和金钱观念、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塑造的人物更具凝重感和深厚感，虽然有时仍不免露出讽刺和讥诮的锋芒。例如讽刺医生看重金钱、追逐金钱的《姚尼奇》（1898），表现医生崇高人道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仇敌》（1887）、《跳来跳去的女人》（1890）等等。《姚尼奇》是契诃夫后期的名作，作品主人公姚尼奇·斯达尔采夫本来是一个勤奋、简朴的医生，是庸俗的社会习气熏染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只顾追逐金钱的庸人。屠尔金一家就是庸俗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姚尼奇虽能清醒地认识到屠尔金一家的“浅薄无聊”，但却无法抵御这种“浅薄无聊”对自己的侵蚀，结果自己的庸俗和浅薄无聊比屠尔金一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跳来跳去的女人》也是契诃夫的名作，在俄罗斯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这部小说中的戴莫夫是和姚尼奇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医生形象。小说用对比手法描写了戴莫夫医生高尚的医德和为人。整个小说正面描写戴莫夫的笔墨很少，主要通过他的妻子奥尔迦追求虚荣、攀附名流的种种行径来反衬戴莫夫默默奉献、自我牺牲的崇高人格。在另一部短篇小说《仇敌》中，契诃夫以同样的热情歌颂了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基利洛夫。
依笔者之见，在契诃夫笔下所有的医生形象中，塑造得最完美、最出色、最富有社会使命感的是四幕话剧《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他是万尼亚舅舅的好友，一位出类拔萃的乡村医生。他一方面痛恨和厌恶生活中庸俗丑恶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渴望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他对叶列娜的迷恋表明了他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他那段关于美的台词也是针对叶列娜有感而发的：“人应当一切都美——容貌、服装、心灵、思想。”（注：《契诃夫选集》第4卷，莫斯科，“福拉”文艺出版公司， 1995年，第286—287页。）这段台词如今已成为契诃夫的至理名言。阿斯特罗夫尽管也有消极懒散、玩世不恭等毛病，但毕竟是契诃夫塑造得最有思想、最有生气、最富于理想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一。
契诃夫说过：“医生的职业，或者说医学，如同文学一样，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它要求自我牺牲，心灵纯洁，意志坚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注：E.缪维《契诃夫创作和生活中的医学》，基辅，乌克兰健康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契诃夫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本人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塑造的无数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医生形象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