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浦东模式转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模式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乡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生产力理论和阶级理论基础上的城乡对立与城乡融合的思想是现代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石。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研究的蓬勃兴起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二元结构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模型。随后经过了拉尼斯—费景汉(G.Ranis & J.Fei)、乔根森(D.Jorgenson)、托达罗(P.Todaro)等人的补充和完善。美国政治社会学者亨廷顿(S.P.Huntington)城乡差距革命论阐述了以乡村支配城市的社会——城乡对立社会——以城市支配乡村的社会这样一个周期发展过程，也就是从现代化开始到现代化完成的过程。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gee)用了30年时间研究亚洲国家城乡一体化Desakota模型。整体看来，城乡关系研究走了一条合—分—合的道路，但这些理论很难直接拿来在中国使用。在国内，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多以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研究为主，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城乡关系理论，但该领域的“模式”研究不多，其代表作有王洪春的《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探讨》（《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曹荣庆的《浙江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浙江经济》，2004年第23期）等，而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为主题的理论研究很少。作为20年开发开放的成果，浦东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郊区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新城区，浦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必将为其他地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是笔者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浦东模式及其比较分析》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浦东模式产生的问题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20年开发开放：浦东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就
1990年开发开放以来，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20年的快速发展，也是浦东城乡二元结构变革的快速推进时期：城市化快速发展推动城乡空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差距越来越小，并且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乡社会事业逐步统一；城乡管理体制逐步一体化。
快速城市化，逐步改变了城乡空间和人口的二元结构。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就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一方面浦东的城区空间迅速向郊区农村扩展，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不断积聚增多。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之前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郊区，1990年城区面积不足44平方公里，到2008年浦东新区12个街道、11个镇（227个居民委员会和223个村民委员会），浦东新区城市化总面积大约为330-350平方公里。20年浦东城市化面积扩大了6倍多。从人口城市化来看，浦东城市常住人口不断增加，2000年为240.23万，到2008年增加到305.70万；农业户籍人口不断减少，从1990年的52.27万减少到2008年的10.67万人，①2008年户籍农业人口只占1990年的20.41%，约为1/5。浦东新区这20年来的人口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空间扩展速度都是超常规的、“跨越式”的。
积极推进现代经济部门增长，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发生了改变。浦东通过大力发展现代经济部门，大量引进外资、内资、银行贷款来快速发展以高科技为先导的先进制造业、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以知识为载体的创新创意产业。经济结构特别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较为明显：1990年浦东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为3.7∶76.2∶20.1，具有明显的工业化特征，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50%，到2008年，三次产业构成为0.2∶45.4∶54.4，已经具有了后工业化的特征，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②
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浦东城镇居民和郊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且差距小。2005-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提高12.4%、12.4%、13.6%、“14.5%；郊区分别提高11.4%、11.6%、12.2%、12.5%。从2004年到2008年，浦东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为1.93∶1;1.95∶1;1.96∶1;1.98∶1;2.01∶1。这种比例说明浦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浦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小于上海市，更小于全国的差距（见表一）。另一方面，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来看，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只有近年的，所以我们仅能对近年的城乡收入结构进行分析。从表二来看，人均总收入城乡增长比例相差不大，但是收入的结构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较大，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及增长率明显大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城乡居民差距不大。总的来看这些方面，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还存在一些差别（见表二）。
社会事业城乡一体化成效显著。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确定的城郊结合和共同发展原则得到实现，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就教育来讲，浦东新区将农村学校从过去的“镇管”转到区级统管，通过统一拨款标准、统一硬件配备水平、统一信息平台、统一提供教师培训与发展机会，实现了与城区学校地位的平等。为了缩小二者存在的巨大差距，浦东投入专项资金补贴农村学校，“仅2005年，浦东就投入9000多万元，专门用于郊区学校校舍大修、运动场地翻建、绿化、专用教室设备添置、食堂内部维修改造等项目”。③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城乡差距也逐步缩小。2006年，浦东17家镇卫生院划归区级管理后，不仅预防保健经费拨款标准与城区达到一致，而且还在卫生经费总额中调出1000万元，更新、补充了卫生院的医疗设施，172个村卫生室也全部实施了标准化建设。④同时，浦东还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且保障水平整体得到提升。
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城乡“合一”。开发开放初期，浦东新区没有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开发区、城区、郊区彼此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不衔接、不协调。为了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04年浦东新区开始规划建设功能区域，统筹“区镇”发展管理体制，成立了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三林世博和川沙等6个功能区域，并且对功能区域内的城郊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发展、统一管理，为实现城郊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按照上海市“1966”规划，2006年浦东新区开始规划建设川沙、外高桥、唐镇、曹路4个新市镇。4个新市镇分别位于四个功能区域城乡结合部，实际上是功能区域城乡管理体制“合一”的载体。
二、“浦东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种制度的转型必然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讲，由于旧制度中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需要新的制度予以解决；从外部来讲，由于环境和其他条件的改变，旧制度的效率不如以前，需要新的制度适应改变后的新条件和新基础。当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浦东模式”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问题。
（一）过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式带来难以化解的问题
笔者曾对浦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中形成的“浦东模式”的特征进行过概况，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偏向”，忽视农村；二是两部门分离，通过消灭农村达到消除二元结构。⑤这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是浦东一段时期内采取的主要方式，并且由于它的局限性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农民职业转变难。浦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仍然实行两部门隔离，从而导致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城市只攫取农村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不关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由于浦东一直在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创新创意产业三大高地，所需人才无法从当地农村劳动力中吸收，而政府对农民培训的关注和投入又不到位，这就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出现困难。
第二，农民市民化难以顺利完成。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导致浦东郊区征地加快，征地后农民身份转变了，但是由于劳动力难以转移到二三产业，他们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生活水平少有改善，从而导致其无法最终完成市民化过程。这些失去土地的新市民只好离开祖祖辈辈住过的已经城市化了的地方，被迁移到更远的郊区，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在现代化城区的边缘地带住着一群群不是农民的“农民”。有人形象地说“上海内环住着说外国话的，中环住着说普通话的，外环住着说上海话的”。征地后农民被迁移到城市边缘，他们的思想、心态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⑥
第三，快速城市化形势下的快速动迁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多。浦东快速城市化是在大量征地和动迁中实现的，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在浦东，征地和动迁导致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政策变化带来的矛盾。从1990年到2009年，浦东动迁政策有过4次较大的变化。1990年的动迁（征地）政策，除了补偿以外，还为劳动力安排工作；1996年动迁政策提高了补偿标准，但是不负责安排工作；2002年实行的政策注重多元化需求，经济补偿和安置房并举，同时提高补偿标准；2006年以来新的政策更加注重透明度、公开性和公平性。这些补偿标准和动迁方式的改变，容易引起攀比从而造成矛盾。二是补偿标准过低，且由于不同动迁类型的补偿标准不同导致诸多问题和矛盾。按照现行政策，开发商用地和市政工程等公用基础设施征地的补偿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类型动迁补偿的标准差距较大，而且补偿标准低于土地价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⑦因而导致动迁居民的不满，从而引起矛盾。三是动迁政策执行弹性较大，带来诸多问题。动迁政策的执行往往人为地设置一定的弹性，由执行人把握尺度，最终使“钉子户”和“关系户”得到更多的补偿，造成补偿的不公，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四是“强迁”带来的矛盾。强迁是对被拆迁人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剥夺。⑧动迁居民的私有财产被侵犯，在受到强制性压迫的情况下，只能造成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当然，还有动迁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当引发的矛盾。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矛盾引起了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
同时，这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模式对城市发展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会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即由于身份转变后的“新市民”享受的是“镇保”等权利和待遇，远远低于老市民的各种权利和保障，从而导致新、老市民之间形成新的不平等的二元结构，这与当前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发展理念不相适应。二是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资源的紧缺和持续性发展的难题，特别是城市空间扩张终结之后，城市化应如何进一步发展，更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资源必须要有相应的投入和增长，这就涉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制约旧模式的重要因素。
（二）“浦东模式”转型的条件和基础
1.新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注重社会公平。20年来，上海浦东主要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和内资，以大项目和大工程为引擎，以高投入为主导方式，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方式难以实现其持续发展，因而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具有紧迫性，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必然带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式的转变。
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压力增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以中低端加工产品出口为主，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而中国粗放型生产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指责，近年来国际上对华“反倾销”案例持续增多。二是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造成新的内外矛盾。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整个世界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了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损人利己的方式，造成各国矛盾加深，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贸易。三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遇到发展瓶颈问题。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消耗了过多的资源，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等问题，迫切需要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进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浦东自身在发展中的新需要。尽管20年浦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浦东资源投入代价高、成本高，基本属于投资增长型发展模式，而且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发展、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转变发展方式，在当前情况下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⑨低碳经济是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方式转变的重要结合点，也是我国承担世界大国角色的重要体现，因此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能耗经济、绿色经济。同时，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与扩大内需方针相结合，特别是要转变消费观念，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⑩
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内在地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制度和体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强调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下社会公正常常被忽视。新中国建立为城乡平等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追求工业化目标而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造成了实际上城乡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正如2010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11)这说明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2)
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随之改变。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先行试验区，上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走在全国的前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在地要求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城乡结构，从而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提供新的机遇和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广式转变也必然将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其发展理念，让所有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2.新起点：20年发展奠定经济社会基础。浦东“二次创业”与20年前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起点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都具有了更高的基础和水平。
经济发展成就。1990年浦东生产总值60.24亿元，2008年为3150.99亿元，18年增长了50倍；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工业化特征的三次产业构成3.7∶76.2∶20.1转变为后工业化特征的三次产业构成0.2∶45.4∶54.4；财政收入2008年达到1042.44亿元；进出口货物由1993年的进口25.92亿元、出口12.02亿元增长到2008年进口1449.59亿元、出口604.23亿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由1990年的0.13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4.35亿元；1990年合同项目28个，2008年增加到803个，最高年份2004年达到1688个；固定资产投资1990年14.15亿，2008年872.68亿，20年来共计固定资产投资8368.58亿元。(13)不仅如此，新浦东的经济实力更强，发展空间更大。原南汇地区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548亿元；财政收入149.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亿元；外商投资合同金额5.2亿元，实际到位4.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80亿元。(14)这些成就是20年前的浦东难以望其项背的。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就。1990年国家决策开发开放浦东的时候，浦东还是在“三区二县”“分割”管理体制下的郊区，为了提高开发开放的进程和顺利实现管理体制的转换，浦东实行开发体制（浦东开发办）与管理体制（三区两县）同时并存，分体运作。1993年成立了党工委和管委会。2000年浦东新区政府成立，目标是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2005年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转变政府职能作为“三个着力点”之一，浦东转变政府职能，率先建立效能投诉、效能评估、行政问责、电子检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了行政效能；行政审批方面，在不断减少审批程序、审批事项的同时，推进“一表受理、一网运作、一次发证”的审批模式和“一口受理、一单到底、一次收费”的管理模式；同时建立多层次的服务平台、覆盖全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了浦东政府的服务功能。2009年5月南汇划入浦东新区，合并之后的浦东新区依然是“小政府”，具体表现为“上面轻型化、下面扁平化”的机构设置原则，和“上面捏紧拳头、下面放开手脚”的行政管理模式。
现代化城区的基础设施。从1990年浦东开始大力推进城区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浦东目前已经形成了公路、地铁、有轨电车、礁悬浮列车等为一体的公共交通体系，并形成了高架、地面和地下三层立体式的交通网络。到2008年，原浦东新区城市道路长度为619公里、道路面积1356万平方米；公路里程1060公里、公路面积1680万平方米；8层以上的建筑3151幢；园林绿地面积8923.84万平方米；自来水厂生产能力181.80万立方米；电力最高负荷380.57万千瓦；天然气全年销售量达到51100万立方米；公共交通年末运营公共车辆2578辆，专线运营车辆1877辆。⑤原南汇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比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改观，整个浦东新区的现代化城区基础设施系统而且完善。
3.新机遇：二次创业和新的发展布局。浦东开发开放二次创业，目标是将浦东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四个中心”的核心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开放和谐的生态区，使浦东努力成为联系国内外经济的重要枢纽。浦东发展的新布局，是两区合并后，促进资源整合共享、要素优化配置的需要。这些新的发展与成就必将对浦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规划“7+1”新布局。“7”指七个板块：一是上海综合保税区板块，包括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二是上海临港产业区板块，重点布局海洋工程、大型船用曲轴、石油平台、发电机组等高端制造产业。三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板块，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四是张江高科技园区板块，这一板块把张江与康桥、国际医学园区等整合在一起，将成为浦东一个新的重要增长极。五是金桥出口加工区板块，这一板块把金桥与南汇工业园区、空港工业园区整合在一起，将形成一个先进制造业组团。六是临港主城区板块，这一板块重点发展商业商务、文化教育、旅游居住等功能，着力打造成为低碳、生态、宜居的新城。七是国际旅游度假区板块，以迪士尼主题乐园项目为核心，包括三甲港海滨旅游度假区和临港滨海旅游度假区等。“1”是后世博板块，主要发展金融、会展、商务、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其发展潜力巨大。这一区域已经完成了前期基础建设，并有5条轨道交通经过，基础条件很好。(16)这个布局实际上将浦东城乡纳入一体化轨道，必将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浦东模式”转型的着力点
（一）提高动迁补偿标准，增强农民经济实力
由于补偿标准过低，过去浦东的征地和动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在征地和动迁中，政府和开发商拿去了70%以上的土地增加值，政府和开发商得了利益的大头，由此造成了征地和动迁农民获利过少。他们失去土地之后，有些人缺少了生活来源，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导致对政府不满。在国外类似的情况要少得多，如美国征地不仅要补偿被征收土地的价值，而且要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土地被征用比出售土地更有利。在动迁补偿方面，我国只是适当补偿，而不是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正当补偿，也不是像法国、瑞典、波兰等国的公平补偿，更不是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合理补偿。(17)因此，随着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要适度提高对征地和动迁居民的补偿标准。提高征地和动迁居民的补偿标准，不仅能够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且会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能力，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必然要转变职业，否则不仅个人和家庭生活水平会下降，而且对社会来讲也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降低社会生产效率。提高补偿标准，增强农民的经济实力，农民既可以利用这部分补偿作为资本用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工作能力，也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改善生活条件，更好地融入城市。
（二）保障基本权利，增强新市民的市场竞争力
农民被征地和动迁之后，身份转变了，但是由于难以获得相应的市民权利，职业转变困难，从而造成市民化过程难以顺利完成。因此，要顺利实现其身份的转变，首先要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提高这些新市民在市场体制下的竞争能力，使其分享城市发展的机会与成果。
被征地和动迁农民身份转变后就成为新市民，他们的政治权利扩大了，但是政治参与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引导，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过去的活动方式，难以像老市民那样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需要这些新市民积极争取。公民扩大政治参与不仅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能够为自己更好地争取国家的关注和政策的支持。
就业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新市民的就业权，不只是到社区登记，政府提供“环卫”、“协管”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增加培训投入。浦东政府过去对征地农民教育培训方面的投入非常不够，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素质培训和技能培训，努力使其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社会保障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浦东当前的社会保障主要分为三类：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农保”）、征地农民的小城镇社会保障（“镇保”）和市民的城镇社会保障（“城保”）。这三类在福利保障方面的差距较大，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身份转变了，由“农保”转为“镇保”，但却享受不了市民的“城保”。既然身份已经是市民了，就应该享受完全的市民待遇，所以笔者认为浦东要逐步取消“镇保”，不断推进“农保”、“镇保”和“城保”的衔接。就当前来讲，一方面要将原南汇“农保”、“镇保”与原浦东对接，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保”和“镇保”的项目，增加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目，提高保障水平，逐步过渡到统一的社会保障，建立新浦东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18)
（三）公共资源逐步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由于过去国家对城市的偏向，农村大量资源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发展滞缓，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和水平。目前，浦东已经从工业化后期转入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尽管浦东农村比全国农村发展快得多，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还明显存在，如何在城乡一体化方面成为全国的示范区，必须有新思路新作为，要在城乡一体化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公共发展资源投向农村，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政府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以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19)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而且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20)为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主要是要贯彻“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不断提高农村发展水平，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四、进一步的思考
旧模式的路径依赖对转型的影响。路径依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首先提出并运用来阐述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但是路径依赖现象可能在所有领域都会发生。浦东旧有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各种做法，也必然会具有某些路径依赖，如迪士尼项目落户浦东后，政府就开始规划、动迁、征地。根据最近资料显示，迪士尼项目97%以上动迁都已完成，2010年7月份交地，交地面积共3.9平方公里。(21)这种政府主导的以大项目、大动迁带动发展的方式还能够走多远？应该说走内涵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浦东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样，消除二元结构的模式的转型也已成为浦东发展的内在需要。
两区合并带来的问题对转型的影响。事物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南汇划入浦东新区以后带来了发展空间和相关产业与部门的利益共享，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两区合并后原两区的制度和政策衔接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如为了逐步缩小原两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新浦东财政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必将更多用于原南汇地区；由于原南汇地区的“农保”和“镇保”比原浦东地区的低，要逐步缩小差距，就必然需要一大笔财政补贴。这有可能会降低原浦东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或降低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其二，原南汇行政区规划和建设项目难以继续承担和发挥其既定的功能和作用，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其三，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增加必然会延缓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速度。由于合并以后，新浦东的面积扩大到1430平方公里，尽管从地域面积来讲不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区（天津滨海新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但是常住人口400多万，是全国城市中人口最多的行政区，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在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由于原南汇地区人口中农业人口24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1.62%，这些农业人口和农村广阔的空间是否会延缓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速度，是否会降低城市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所有这些问题对新浦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转型都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浦东郊区农村还会存在多久？就当前来看，原浦东地区的农村基本消失。若干年以后的原南汇地区，会不会成为今天的浦东？农村消失了、农民消灭了，当然就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了。但问题是，虽然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还会带来其他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东部地区土地肥沃，江浙沪一带被称为“鱼米之乡”，但是耕地不断被城市吞食；而中西部很多地区由于水灾、旱灾等造成土地种植成本较高，收成难有保障。如果城市还是以过去的方式吞食农村，消耗耕地，那么，人们对“粮食危机”的担心就有可能很快成为现实了。因此，转换增长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注释：
①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1页、24页、38页。
②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24页、171页。
③季明：《城郊和谐：二元并轨走新路》，《浦东发展》，2008年第11期。
④《改变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浦东发展》，2008年第11期。
⑤桂家友、文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浦东模式及其比较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⑥张建飞：《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法学思考》，《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⑦刘丽、王正立：《世界主要国家的土地征用补偿原则》，《国土资源情报》，2004年第1期。
⑧李怀：《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⑨龚建文：《低碳经济：中国的现实选择》，《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⑩孙育玮、张善根：《都市法治文化本体的理论探析》，《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
(1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15日），http://www.gov.cn/20101h/content_1555767.htm.2010年5月20日。
(12)新华社：《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文汇报》，2010年3月15日。
(13)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24-171页。
(14)张建晨：《政府工作报告》，《南汇年鉴(2009)》，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5)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277-283页。
(16)臧鸣：《大浦东布新局：增长靠“7+1”》，《东方早报》，2010年4月15日。
(17)刘丽、王正立：《世界主要国家的土地征用补偿原则》，《国土资源情报》，2004年第1期。
(18)桂家友：《探索浦东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科学经济社会》，2007年第1期。
(19)夏锋：《从三维视角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统计研究》，2008年第4期。
(20)丁元竹：《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瞭望》，2007年第22期。
(21)臧鸣：《大浦东布新局：增长靠“7+1”》，《东方早报》，201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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