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竞争换技术”战略与外资溢出效应——基于我国工业部门相关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外资论文,效应论文,竞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5）01-0018-05
FDI的溢出效应一向是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所热切期待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被视为获取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然而，针对不同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却表明，在不同国家FDI的溢出效应有很大的区别，在一些国家甚至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外资在中国的溢出效应情况怎样？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制定恰当的外资政策而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利用我国工业部门的相关数据对外资的溢出效应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文献回顾
凯夫斯最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1969年产业层面数据的计量分析，他发现外资确实对澳大利亚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Caves，1974）。类似的国别研究，如Globerman（1979）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1983，1986）对墨西哥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Lipsey等人（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Dimelis等人（2002）对希腊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证实了FDI溢出效应的存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Haddad等人（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对该国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摩洛哥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产生。而Aitken（1999）对委内瑞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甚至是否定的。他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虽然检验表明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但是这种由外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全部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
FDI溢出效应的存在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针对不同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FDI溢出效应的差异？在凯夫斯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归纳起来，FDI的数量、东道国国内各产业的竞争程度、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差距被认为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通常认为，FDI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对FDI的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而这种开放度通常用产业内外资的比重来衡量。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
而产业内的竞争程度主要是通过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对FDI的溢出效应产生影响。在一个考虑企业竞争和企业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Kokko（1994）对墨西哥制造业中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二者共同决定的，通过示范-模仿机制产生的溢出效应由外资比例决定。此外，由外资进入所造成的竞争效应也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Perez（1997）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在某一临界值以下，技术外溢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大，一旦技术差距超过了这一临界值，那么由于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太低，很可能无法吸收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新技术，由此可能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变小。如果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那么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存在着“发展门槛”。
二、模型的建立
早期的研究都是从静态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互动作用。在学者们通常采用的单方程估计模型中，一般均假设外资的溢出效应是与行业中外资资产的多少成比例的，因此模型实际上衡量的主要是内资通过学习和模仿途径获取的溢出效应。虽然一些学者在实证分析中也考虑到内外资企业两个方面的因素，如二者的技术水平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并据此对样本进行了分组检验，但实际上这仍然是静态的，没有真正反映二者的相互竞争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Kokko（1994）认为，在前人所作的实证研究中，对通过学习和模仿途径产生的溢出效应和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未加区分，前者可能与外资的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比例关系，而后者却是内外资企业相互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证方面，Kokko（1994）首次将这种内外资企业互动的思想纳入到实证检验中，他构造了用于检验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互作用的联立方程模型，形式如下：
LP[，d]=f（FDI，X[1][，d]，X[2][，d]，…）+LP[，f]+v（1）
LP[，f]=f（X[1][，f]，X[2][，f]，…）+LP[，d]+v （2）
LP[，d]、LP[，f]分别表示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模型（1）实际上是在考察外资对当地企业溢出效应的基础模型上增加了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模型（2）相应地将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纳入了回归方程。两个方程中劳动生产率这一项的系数，反映的就是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对其生产率的影响。Kokko（1994）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FDI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内资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了外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此外，两个模型中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显著程度都达到了1％的水平。这说明通过竞争途径，外资对内资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
在单一方程模型中，学者们通常选择内资企业的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能够直接体现出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本文将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Caves（1974）、Blomstrom与persson（1983）的建模方法为基础，本文构造了研究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基础模型：
IP[，d]=α[，0]+α[，1]K/L[，d]+α[，2]SIZE[，d]+α[，3]FDI+v （3）
在模型（3）中，我们将外资企业资产占该行业总资产的比率作为反映外资在行业中的参与程度的解释变量（FDI）。此外，我们将反映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人均资本（K/L）”和反映企业规模大小的“企业平均资产（SIZE）”作为影响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另外两个解释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因素中，企业的人力资本（通常用技术员工的比例或者员工的文化程度来表示）、研发支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因此在（3）式以及下面的外资企业的基础模型中，我们将忽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将企业的平均规模（衡量规模经济的影响）纳入到方程中，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
参照Kokko（1994）的建模形式，我们在方程（3）的基础上具体建立了如下的联立方程模型：
LP[，d]=α[，0]+α[，1]K/L[，d]+α[，2]SIZE[，d]+α[，3]FDI+α[，4]LP[，f]+v（4）
LP[，f]=β[，0]+β[，1]K/L[，f]+β[，2]SIZE[，f]+β[，3]LP[，d]+v
（5）
三、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根据1999—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来的。由于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外资数量较少，在实证中将这两个行业剔除，最终本文采用了35个工业行业1998—2003年共210个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考察模型（4）、（5）的阶条件和秩条件，我们发现两个方程的阶条件、秩条件均成立，并且阶条件取大于号，所以两个方程都可以识别，并且都是过度识别。在模型（4）、（5）中，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但在两个结构方程中二者又分别作为解释变量，也就是说方程中出现了随机解释变量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计量经济学中有3种参数估计方法可供选择：即间接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于过度识别的结构方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是最重要的参数估计方法。因为它同时克服了间接最小二乘法不适用于过度识别的结构方程的缺点和工具变量法中工具变量选取中存在的缺点，所以本文的联立方程模型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为了考察外资溢出效应的变化过程，以便对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文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年度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2。
表1 联立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内资企业
┌───┬───────┬────────┬────────┬────────┬───────┬────────┬────┬───┐
│ │ 常数项 │ LnK/L[，d]│ LnSEZE[，d]
│FDI │ LnLP[，f]
│R[2]，调整R[2] │ DW│N │
├───┼───────┼────────┼────────┼────────┼───────┼────────┼────┼───┤
│ │ 0.0371 │0.9573 │ -0.1282
│0.0029 │ -0.0128 │0.83││ │
│1998 │ ││││ ││ 1.76 │35│
│ │（0.1855）│（5.3969）[***] │（-1.1858） │ （1.1215）│（-1.1258）
│0.81││ │
├───┼───────┼────────┼────────┼────────┼───────┼────────┼────┼───┤
│ │ 0.0187 │0.9650 │ -0.1552
│0.0046 │-0.0067
│0.82││ │
│1999 │ ││││ ││ 1.73 │35│
│ │（0.1545）│（5.6153）[***] │（-2.4881）[**] │（1.9456）[*]
│（-0.0398）
│0.79││ │
├───┼───────┼────────┼────────┼────────┼───────┼────────┼────┼───┤
│ │ 0.0199 │0.8939 │ -0.0959
│0.0067 │ 0.0269 │0.81││ │
│2000 │ ││││ ││ 1.66 │35│
│ │（0.1498）│（5.8128）[***] │（-1.3833） │（2.4222）[**] │（0.1872）│0.78││ │
├───┼───────┼────────┼────────┼────────┼───────┼────────┼────┼───┤
│ │ 0.0269 │0.7639 │ -0.1243
│0.0084 │ 0.1886 │0.80││ │
│2001 │ ││││ ││ 1.56 │35│
│ │ （0.1958）
│（6.7661）[***] │（-1.6642） │（3.1660）[***] │（1.7437）[*] │0.77││ │
├───┼───────┼────────┼────────┼────────┼───────┼────────┼────┼───┤
│ │ 0.0827 │0.7634 │ -0.1448│0.0088 │ 0.2049 │0.72││ │
│2002 │ ││││ ││ 1.49 │35│
│ │（0.3451）│（7.5141）[***] │（-1.5065） │（2.8869）[***] │（2.0643）[**]│0.68││ │
├───┼───────┼────────┼────────┼────────┼───────┼────────┼────┼───┤
│ │ 0.1346 │0.8798 │ -0.0416
│0.0056 │ 0.2987 │0.71││ │
│2003 │ ││││ ││ 1.78 │35│
│ │ （1.6726） │（2.9979）[***] │（-0.9001） │（2.3519）[**] │（2.2539）[**]│0.67││ │
└───┴───────┴────────┴────────┴────────┴───────┴────────┴────┴───┘
注：被解释变量为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2 联立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外资企业
┌────┬──────┬────────┬───────┬────────┬───────┬────┬───┐
││ 常数项│ LaK/L[，1]│ LnSIZE[，1] │LnLP[，d]
│R[2]，调整R[2]│DW │N │
├────┼──────┼────────┼───────┼────────┼───────┼────┼───┤
││-0.0367 │ 0.7133│ -0.1377 │0.3218 │0.83 ││ │
│1998│││ ││ │ 1.76 │35│
││（-0.2475） │（9.7846）[***] │（-1.2609）
│（4.8429）[***] │0.81 ││ │
├────┼──────┼────────┼───────┼────────┼───────┼────┼───┤
││ -0.0350│0.6416 │ -0.1442 │0.4138 │0.82 ││ │
│1999│││ ││ │ 1.73 │35│
││（-0.2113） │（6.0243）[***] │（-1.6995）[*]│（4.3461）[***] │0.79 ││ │
├────┼──────┼────────┼───────┼────────┼───────┼────┼───┤
││-0.0516 │0.6625 │ -0.0867 │0.3461 │0.81 ││ │
│2000│││ ││ │1.66│35│
││（-0.3808） │（9.2428）[***] │（-1.2525）
│（5.3233）[***] │0.78 ││ │
├────┼──────┼────────┼───────┼────────┼───────┼────┼───┤
││-0.0319 │0.7312 │ -0.1177 │0.2918 │0.80 ││ │
│2001│││ ││ │ 1.56 │35│
││（-0.2112） │（8.9996）[***] │（-1.4446）
│（4.381）[***] │0.77 ││ │
├────┼──────┼────────┼───────┼────────┼───────┼────┼───┤
││-0.0221 │0.6605 │ 0.0199 │0.2569 │ 0.72││ │
│2002│││ ││ │ 1.49 │35│
││（-0.0895） │（7.5149）[***] │ （0.2050） │（3.6143）[***] │ 0.68││ │
├────┼──────┼────────┼───────┼────────┼───────┼────┼───┤
││ -0.2989
│0.6055 │0.0779│0.2991 │0.71 ││ │
│ 2003 │││ ││ │ 1.78 │35│
││（-0.2931） │（5.7307）[***] │（0.6620）│（3.2748）[***] │0.67 ││ │
└────┴──────┴────────┴───────┴────────┴───────┴────┴───┘
注：被解释变量为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回归结果归结为以下几点：
1.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均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各年的回归结果中，资本密集度在内外资企业的回归方程中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
2.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均没有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在内资企业的回归方程中，企业平均规模的回归参数在历年均是一个显著性水平很低的负数。而在外资企业方面，企业平均规模的回归参数在1998—2001年是一个显著性水平较低的负数，尽管在2002年以后回归方程中的参数变为正，但显著性水平仍然非常低。因此，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中均没有发挥出规模经济的作用。
3.在内资企业的回归方程中，反映行业内外资比率影响的回归参数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通过示范和模仿途径，外资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与学者们的单方程模型实证结果一致。
4.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对各自劳动生产率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内资企业的回归方程中，反映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参数在1998、1999年是一个很不显著的负数，在此后的4年中，该参数均为正，并且显著性水平逐年提高。参数回归结果的变化实质上体现的是内资企业竞争能力逐年增强的过程，说明随着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已经有能力和外资企业展开竞争，二者的相互竞争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内资企业已经成功跨越了上述一些学者提出的“发展门槛”，也在实证层面验证了外资溢出效应中竞争效应的存在。在外资企业方面，反映内资企业竞争影响的参数在各年均为正，并且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与之竞争的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对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综合两方面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DI溢出效应中的正反馈机制在我国的内外资企业之间已经形成。
通过对比内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我们还发现，虽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对二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竞争对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显著。这说明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对竞争对手竞争力提高的反应更为敏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首先，外资企业、特别是其母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在竞争对手实力提升的情况下，可以很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其次，这一实证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外资企业在华的经营战略，即确保相对于对手的竞争优势。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已经成功跨越了让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已经形成。外资技术水平相对越高，则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越大，而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必然会促使外资进一步引进更新的技术，于是导致新一轮的溢出。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外资在华的技术水平就成了促使外资产生更显著的溢出效应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加速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实效，但在新的形势下，这一战略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首先，“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是一种静态技术进步战略。对外方而言，转让或带来先进技术只是换取市场准入机会的一个筹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动行为，并不是其企业发展内在的要求。相反，出于种种考虑，外方往往不愿意将最先进的技术转入他国。因此，外方只会一次性地引进技术，一旦获得了市场准入机会，对进一步转让更先进的技术则没有动力。
其次，中国加入WTO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将逐渐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我国政府能够控制市场准入的机会，将市场准入机会作为换取技术的一种筹码。而按照入世承诺，我国将逐步对外资开放市场，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能够以市场准入机会要求外国企业提供先进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将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变思路，“以竞争换技术”则成为促使外资企业提高在华技术水平的战略选择。所谓“以竞争换技术”战略，是指将市场平等竞争的压力，变为企业不断进行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通过竞争促使外资企业主动地提升在华的技术水平。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相比，企业取代政府成为了技术进步的主体，通过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来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已成为企业自觉的选择。因此，在“以竞争换技术”的战略下，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行为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并且技术引进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实施“以竞争换技术”战略，关键在于让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人们也许会认为，既然如此，政府放手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就可以了。其实，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政府在实行“以竞争换技术”战略中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
第一，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实施“以竞争换技术”战略，首要的是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尤其是促使外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某些行业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一度处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使其在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方面动力不足、速度较慢。而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这些企业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使得跨国公司在中国应用最新技术的速度、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大大加快。以我国的轿车行业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六、七年中，上海大众生产的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是国际市场上已经淘汰的车型。随着广州本田、上海别克的上马，德国大众迅速改变了态度，将帕萨特引入上海，使B2级的桑塔纳一次越升了3个等级。此后，在这几个汽车工业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下，中国轿车市场中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已经和国际市场同步。
第二，加快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国内微观主体。国内企业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者，其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外资企业在我国的经营战略。在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建立后，随着内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外资企业也必然会加快新技术引进和研发速度；由于外资的溢出效应，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实力和技术水平会逐渐提高；为了保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会不断引进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