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动态变化与中国对策_奥巴马论文

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动态变化与中国对策_奥巴马论文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变化以及中国之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战略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讨论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趋缓态势。在奥巴马政府表面缓解该战略进攻意图和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等考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对该战略讨论的趋缓态势?笔者认为,或许需要纳入视野的是,美国内继续推动该战略落实的动力总体上处于下降态势。事实上,这一动力不足态势自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始便已显现,且可能延续到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报告所称,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可持续的国内怀疑正日渐上升,奥巴马政府必须思考如何将其维持到2016年。①但这一战略态势极可能在2017年新政府上台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美国国家实力的复苏可能和动员方式变化、地缘政治的长期变化态势以及希拉里·克林顿成为下任总统的高度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尽管短期内形势不如前一时期严峻,但2017年后可能需要面对“升级版”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换档期”,针对其动力的短期和中长期发展态势,设计出全面和合理的战略应对,进一步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一、短期内动力明显不足

       尽管美国国内当前一轮“美国霸权衰落论”的讨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结论,却产生了一个此前历次衰落论争论所没有出现的共识,即美国的中长期战略必须基于霸权衰落而制定。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共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得以出台并在2009~2011年间获得极大战略动力,对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这导致中国迈入“战略挑战期”②。但如果回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政策口号与实际作为的差别,可以发现,该战略的推进已呈现较为明显的动力下降态势。笔者认为,这一下降态势始于2012年,并可能延续到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这将为中国外交战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期。

       首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紧迫感或意识形态动因正在下降或减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最主要动因是在美国因金融危机而相对衰落的同时,中国在快速崛起。③但自2012年以来,得益于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微观层面的企业活力,美国经济实现相对缓慢但持续的复苏。与此同时,“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人看到了到2018年左右美国从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的可能。这些积极趋势极大提升了美国人的战略信心,使其对霸权衰落的恐惧感趋缓。例如,彭博消费者舒适度指数(Bloomberg Consumer Comfort Index)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2年中提升了近15个百分点,2014年4月甚至比2012年的最低点高出约22个百分点。④与此相应,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也证明美国人较为明显的心理放松: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的2009年,有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是首要的经济大国、1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首要的军事大国;到2013年11月,认为中国是首要经济大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到48%,而视中国为首要军事大国的比例则下降为14%。⑤类似地,2011年时视中国为“对手”和“严重问题”的美国人高达66%,而到2014年3月该比例为57%,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⑥很显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人的心理压力明显缓解,亚太“再平衡”战略似乎没有一开始那么迫切了。

       其次,受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希拉里备选下届总统的影响,奥巴马提前进入“跛脚鸭总统”时期,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与美国社会的“蜜月期”相当短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流沙上的政府”。在保守主义一侧,“茶党”运动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几个星期便开始兴起,成为保守的中老年白种美国人的“政治唤醒器”并赋予其一种“自我实现感”;⑦在自由主义一侧,“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大多数曾是奥巴马2008年选举获胜的重要票源——“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中57%自称为民主党人、42%自称为独立党派,但由于看不到奥巴马的实质性变革举措,很多人都充满一种失望和幻灭感。⑧奥巴马2012年获得连任并非因为上述情况有所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主义尚未从小布什政府所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与自由主义内部的失望和幻灭感相关,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后,迅速出现大批政策人才的流失:一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库尔特·坎贝尔等亚太“再平衡”战略倡导者的离任,使该战略丧失了重要推手;二是希拉里·克林顿事实上启动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准备工作,各大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大批民主党精英大大降低了对奥巴马政府的支持。2014年6月初希拉里暗示将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此后又于9月出席在爱荷华州举办的筹款活动,再度暗示将参加大选。⑨围绕希拉里参选,已组建起名为“为希拉里准备”(Ready for Hillary)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优先美国行动”(Priorities USA Action)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希拉里参选。⑩在希拉里团队围绕2008年大选而罗列“背叛者名单”和“忠诚者名单”(11)的压力下,诸多民主党大佬特别是那些需要与“背叛者名单”划清界线的知名政治家,如2008年曾选择支持奥巴马的美国现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已明确表态支持希拉里参选。(12)在大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积极推动者纷纷转向为希拉里2016年大选作准备的同时,奥巴马新的政策团队特别是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更关注中东和平、伊朗核危机和俄罗斯等问题,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政策关注度明显下降。

       再次,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任,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明显调整,(1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初始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一个重要借口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但近来这一战略借口的说服力明显减弱。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很大程度上已得到美国认可——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2014年11月瀛台夜话,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共识推到新高度;2013年和2014年举行的第五、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更使这一战略共识得到了具体落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目标极大缓解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与日本关系仍高度紧张,但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四字方针,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海陆“丝绸之路”建设等重大提议和201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在全球层面,中国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对多边国际舞台的参与也日益积极。

       最后,自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克里米亚事件等使冷战结束后一度稳定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所面临的来自其他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明显增加。克里米亚事件再次凸显了麦金德所称的“世界岛”的重要性。美国在冷战时期控制了边缘地带,并在冷战结束后向“世界岛”快速推进,极大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克里米亚事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反弹”,甚至有不少美国人将其夸大为“反攻”。(14)与“世界岛”地位上升相对应,边缘地带国家的处境日益尴尬,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等。日本出于对抗中国的考虑,近年来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克里米亚事件使其突然丧失这一战略灵活性。美国如果加大对“世界岛”的战略投入,也必然加大对边缘地带国家特别是其盟国的战略压力。但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鼓动下,日本和菲律宾近年来正在“无限制”利用美国的战略承诺,日本包括安倍本人在内的政府高层对靖国神社的公然参拜便是典型,这一态势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战略困境。而奥巴马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新承诺,则使自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二、2016年后很可能重获充足动力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基于霸权衰落假设而制定的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体系转型挑战,美国通过简化战略复杂度实现战略集中和战略资源节约相当必要,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疑能帮助美实现上述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目前所面临的动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短期的,2016年总统大选后它很可能重新获得充足动力。在那之后,实现“换挡”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可能加速前进。

       第一,从中长期看,美国用于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力资源和政治意愿都将重新加强。就目前选情看,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与希拉里竞争的人选相当少。多项美国民调显示,希拉里在民主党内几乎无可匹敌。在2013~2014年的多项民意调查中,希拉里都以超过65%的支持率高居榜首,而居于第二位的竞争对手从未赢得超过15%的支持率。(15)在共和党阵营,目前主流民意调查所涵盖的潜在总统候选人有5位,分别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艾理斯·“杰布”·布什(John Ellis“Jeb”Bush)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恩(Paul Ryan)。根据2013年2月至2014年12月间的系列民意调查,无论对阵哪位共和党候选人,希拉里都可能以约10%的优势胜出。(16)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重要推手,希拉里如果当选,该战略不仅可能上升到最优先层次,更可能因大量民主党政策精英的回归而得到全面加强,最终形成“升级版”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届时,“人权”、“民主”、“价值观同盟”等战略要素的重要性都将得到重大提升。退一步说,即便2016年大选的赢家来自共和党,考虑到其一贯的保守和强硬立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可能被“升级”,或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第二,到2016年,在经济复苏和能源独立的推动下,美国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能力将得到重大提升。尽管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且“页岩气革命”已经启动,但暂时仍不足以支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面落实,这也是奥巴马2014年4月亚洲之行的“战略再保证”性质以及亚太战略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的深层次原因。但到2016年左右,美国的经济状况可能有更大改善,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的经济支持将更为有力。一方面,根据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比较研究,美国的复苏时间一般在8~10年左右。尽管其复苏时间远比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长,但其复苏的基础更为扎实,对短期内危机再次发生的抵御能力也更强。(17)据此推断,美国真正的经济复苏有可能在2016年前后到来。另一方面,面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正在重新研究经济实力的内部要素及新的动员方式。美国学者对福布斯全球2000家最大跨国公司进行行业分类并深入研究后发现,美国对全球经济25个重要行业中的13个拥有主导性影响,在每个行业的净收益中占38%以上,其中最高的是医疗服务业(89%)、计算机软硬件(84%)、制药和生物科技(53%)。令人吃惊的是,尽管遭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美国对全球金融服务业的主导能力不降反升,2007年占全行业净收益47%,到2013年升至66%。相比之下,其余12个行业中,仅1个行业(跨国贸易公司)被1个国家(日本)主导,其余11个行业呈群雄割据状态;而讨论得相当热烈的“中国崛起”或“中国制造”议题,在这一行业主导能力分析中却找不到影子。(18)由此,美国发现国民账户并不等于国家实力,并尝试重新理解国家实力的构成及其动员方式。一旦这一研究获得成功并转化为政策手段,将极大增进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动力。

       第三,尽管面临传统地缘政治压力,但新型全球地缘政治即“虚拟+现实”复合型地缘政治的兴起可能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添重大优势。“阿拉伯之春”和克里米亚事件都表明,全球地缘政治正发生深远的长期变化。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就时空后果而言,传统的地理空间对于地缘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在下降,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不仅大大压缩了线性的时间效应,并将同步的时间压缩到已经被技术缩小了的空间之中,导致了重大的时空复合压缩后果。(19)二是时空压缩对不同的行为体有不同的影响,大众政治运动的组织阻碍或门槛大大降低。现代群体运动的组织和形成变得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根本原因是其成本大幅下降了,并使得过去对于集体行动的管理成本的关切不再重要。(20)由此而来的,当代全球地缘政治不再只是传统的国家间海权、陆权或空权的地缘政治竞争,它还有更多的“虚拟+现实”的复合型地缘政治意涵。后者对政府权威的破坏性后果和对草根群体的赋权性后果都非常明显,“阿拉伯之春”、台湾地区的反服贸游行、香港的“占中运动”、泰国政治动荡等都是典型体现。这一新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能力增添重大助益:美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在联邦政府不能或不愿作为的领域发挥重要的“补台”作用,而且可在美国之外发挥重大的破坏甚至颠覆性作用。可以认为,新型全球地缘政治赋予美国重大的制造“可控式混乱(动荡)”或在海外传播“民乱”(democrazy)(21)而非“民主”的能力,中长期里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重要助力。

       最后,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国际社会的疑虑加上中国自身战略的不够完善,同样可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增添动力。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疑虑和美国霸权的可预测性,支持现有霸权的维持和延长有着明确可见的回报且战略投入相对较低,因此不少中小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出于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捞取更大回报的关切,自愿为美国的霸权延续贡献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尚不完善,无论是周边外交战略还是在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西进”战略(22),都有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这些战略举措可能对短期内明显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但其长期战略风险也不容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被周边国家从战略上挟持的潜在风险。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丝路基金”,如果过度强调或缺乏某种内部制衡机制,都可能导致相关国家自视战略价值重要,甚至可能导致少数国家误以为拥有对中国周边战略的事实性否决票,进而可漫天要价甚至试图挟持中国的周边战略。一旦这一战略风险凸显,便可能为美国提供重大的强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会。

       三、中国如何应对?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不足态势仍将持续2年左右,其中长期动力的恢复和提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希拉里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当选,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换档”期将仅剩2年;即使不是希拉里胜出,该战略也有可能因共和党上台而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尽管“换档期”有可能稍有延长。因此,中国必须有效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为期未必很长的动力“换档期”提前布局,谋取先手,争取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成果固定下来并实现早期收获,同时也应着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大局,思考如何促进引导美国战略调整节奏的对美关系大势的形成。

       具体而言,中国应重点在以下六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从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培育中美战略共识,缓解中美间的战略互疑。当前的中美战略猜疑与亚太二元格局互为因果,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依据传统的权势竞争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从中美权势转移的角度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似乎更多是防御性的,但其现实后果却是进攻性的。要从根本上化解这一战略对中国的负面战略影响,就需要在继续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促使美国转变思考角度。具体而言,这一劝导逻辑可包括以下呈递进关系的要素: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发展,都呼吁中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也的确尝试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尽管存在种种限制;目前亚太二元结构中的经济方面事实上是中国提供的经济类公共产品得到公认的结果;美国仍在为亚太地区提供安全类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对于亚太地区二元结构的理解是,这一现状并非权势竞争的结果、更不是未来权势竞争的理由,相反,它既是中美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亚太地区各国对中美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的承认的结果,更是中美未来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继续合作的机遇。(23)因此,中美应有意识地根据双方的比较优势分布格局,共同为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也应当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一旦美国接受这一逻辑,便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领导权,进而将动摇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假设。

       第二,有限度、有选择地帮助奥巴马确立某种政治遗产,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基础。奥巴马自第二任期起便成为事实上的“跛脚鸭总统”,在2014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更是以在参议院52∶45席、众议院227∶151席的优势成功控制参众两院,使奥巴马的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确立“政治遗产”所受制约越来越大。中国有效利用奥巴马当前困境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到其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能有一个良好的局面,给下届美国政府重启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难度,甚至是消除该战略复活的可能,同时在美政府内部培育更多的知华友华力量。具体而言,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帮助”奥巴马:一是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使其成为奥巴马“政治遗产”之一;二是先“设身处地”地替奥巴马思考其可能的“政治遗产”领域,然后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选择性地提供帮助或制造阻碍。就目前而言,一个潜在的选择或许是在非洲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埃博拉病毒扩散,从而事实上启动与美国在非洲的三方合作。考虑到奥巴马有限的政策空间,非洲是其确立“政治遗产”不多的选择之一,这既是2014年8月首届美非峰会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奥巴马政府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如此积极的原因之一。(24)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2014年10月18日在波士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透露出的中国合作意愿就格外重要,或许对2016年后的中美关系塑造有着重要的长远意义。(25)当然,中美在全球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是潜在的选项,特别是考虑到2015年底全球将围绕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和2020年后全球减排机制达成共识的重大压力。

       第三,从“做最坏准备、争最好结果”角度,提前制定2016年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版的应对战略,如加强对希拉里的“背叛者名单”和“忠诚者名单”的研究,做好关键人物工作;探索影响希拉里团队的路径,特别是影响“为希拉里准备”和“优先美国行动”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密切跟踪希拉里未来的智库团队组建和活动开展,加强与其沟通甚至合作;提前与可能的希拉里政策团队建立联系;等等。

       第四,致力于传统与新型地缘政治的平衡,优化中国的地缘大战略部署。一是要与时俱进地适应“现实+虚拟”复合型地缘政治的发展,在坚持传统地缘政治的现实重要性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型地缘政治的潜在优势,同时避免其潜在风险,特别是从复合型地缘政治视角思考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总体外交的“补台”作用,主动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总体外交提供平台、资金甚至是人力支持,使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同时也可作为抵御美国的非国家行为体渗透的有力武器。二是可适度支持“世界岛”重获战略重要性,以缓解海权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加剧美国在边缘地带的盟国的地缘政治困难,使日本、菲律宾等过度依赖美国战略支持的国家成为美国的战略负资产。三是应系统和立体地思考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各要素的相互关联,统一对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从机制体制上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亚欧峰会、亚信峰会等,既要利用其实现短期的地缘政治平衡,也要从长期战略视角思考如何让其相互促进、同步升级。

       第五,以综合安全观为核心概念、以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为口号,缓解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所导致的外部紧张。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随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式发展,但的确可能导致外部紧张。考虑到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和话语体系等的差异,中国需要抓住担任亚信轮值主席国的机会,积极建构为外部所接受的新型安全观,特别是强化责任共同体的建构,最终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建设;(26)继续强调中国提供国际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意愿,充实中国崛起的道义内涵;加大中国准军事力量今后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行动的力度;强化军事能力建设和危机管理能力培育,合理应对围绕南海问题、朝伊核问题、跨境反恐、网络、太空等安全类国际规范的不利发展。

       第六,通过战略路径多元化措施,确保自身战略灵活性。一是确保替代战略的可见性和可行性,避免给外国以中国战略选择单一的错误印象,同时但有差别地启动多重战略努力,在出现任何挟持中国周边战略的苗头时,可果断地暂停、暂缓相关战略努力;二是在同一战略内部也要实现“前端顺推”与“终端倒逼”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在诸如“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开单向推动的重大战略风险。

       注释:

       ①Michael J.Green and Nicholas Szechenyi eds.,"Pivot 2.0":How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can Work Together to Sustain American Engagement in Asia to 2016,"Executive Summary",Report of the CSIS Asia Program,January 2015.

       ②俞正樑:“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思考”,《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第2~4页。

       ③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10,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page=full.(上网时间:2011年11月30日)

       ④"Bloomberg Consumer Comfort Index",Polling Report,May 1,2014,http://www.pollingreport.com/consumer.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15日)

       ⑤Public Sees U.S.Power Declining as Support for Global Engagement Slips,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13,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December 3,2013,http://www.people-press.org/2013/12/03/public-sees-u-s-power-declining-as-support-for-global-engagement-slips/.(上网时间:2014年1月20日)

       ⑥"Concerns about Russia Rise,But Just a Quarter Call Moscow an Adversary",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March 25,2014,http://www.people-press.org/2014/03/25/concerns-about-russia-rise-but-just-a-quarter-call-moscow-an-adversary.(上网时间:2014年5月20日)

       ⑦Ronald P.Formisano,The Tea Party:A Brief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9.

       ⑧Penny Lewis,Stephanie Luce,and Ruth Milkman,Changing the Subject:A Bottom-Up Account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New York:The Murphy Institute,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3,pp.16~18.

       ⑨Chris Cillizza,"Let's Be Honest:Hillary Clinton Is Running for President",The Washington Post,June 9,2014,http://www.washingtonpest.com/blogs/the-fix/wp/2014/06/09/lets-be-honest-hillary-clinton-is-running-fur-president/.(上网时间:2014年6月15日)

       ⑩David Freedlander,"Beady for Hillary Super PAC Throws in for 2014 Midterms",The Daily Beast,March 26,2014,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3/26/ready-for-hillary-super-pac-throws-in-for-2014-midterms.html; Mara Liasson,"'Ready for Hillary':Clinton's Campaign-in-Waiting",NPR,April 22,2014,http://www.npr.org/2014/04/22/305673942/ready-for-hillary-clintons-campaign-in-waiting.(上网时间:2014年6月15日)

       (11)David Freedlander,"Clinton Apostates Trip Over Themselves to Get in Line Behind Hillary",The Daily Beast,May 27,2014,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5/27/clinton-apostates-trip-over-themselves-to-get-in-line- behind-hillary.html.(上网时间:2014年6月15日)

       (12)“卡罗琳·肯尼迪支持希拉里2016年竞选总统”,路透社,2014年4月25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A3005120140425.(上网时间:2014年6月15日)

       (13)有关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成就,可参见杨洁勉:“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1~13页。

       (14)Immanuel Wallestein,"The Geopolitics of Ukraine's Schism",Commentaries,No.371,February 15,2014,http://www.iwalleratein.com/geopolitics-ukraines-schism/.(上网时间:2014年4月5日)

       (15)"White House 2016:Democratic Nomination",Polling Report,January 9,2015,http://www.pollingreport.com/wh16dem.htm.(上网时间:2015年1月9日)

       (16)"White House 2016:General Election",Polling Report,January 9,2015,http://www.pollingreport.com/wh16gen.htm.(上网时间:2015年1月9日)

       (17)Angus Me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6月15日)

       (18)Sean Start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7,No.4,2013,pp.820-825.

       (19)[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孙浩、赵晖译:《当下的冲击》,中信出版社,2013年,特别参见第3、5章。

       (20)[美]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委]莫伊塞斯·纳伊姆著,王吉美、牛筱萌译:《权力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21)Paul Collier,Wars,Guns and Votes: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Part 1,Chaps.1~3.

       (22)有关“西进”战略的讨论,可参见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23)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52~70页。

       (24)奥巴马政府已经派遣了3000余名军人赴利比里亚帮助抗击埃博拉。有关非洲是奥巴马不多的潜在政策遗产选择的讨论,可参见张春:“双重权势转移视阈下的奥巴马政府对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20~37页。

       (25)杨洁篪国务委员表示,“我们愿与美方加强协调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优势互补,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共渡难关”。参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介绍杨洁箎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情况”,外交部网站,2014年10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01974.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

       (26)张春:“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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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动态变化与中国对策_奥巴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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