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汉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86-06
公羊学是研究阐释《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由齐公羊高所传《春秋公羊传》而得名。孔子作春秋，言简意赅，对于道义的阐释并不昭显，故有《左氏》、《谷梁》《公羊》等传其微言大义，皆自成一家，各有承传。其中公羊学在汉代非常活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对汉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与汉武帝时期的文化转型
《汉书·艺文志》录有《公羊传》十一卷，本注曰：“公羊子，齐人。”唐颜师古注称：“公羊子，名高”。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称：“公羊高受之子夏。”《汉书》又说：“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唐人徐彦在《春秋公羊解诂注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也就是说，《公羊传》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才著于竹帛，编订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也就是说公羊学的传授并不像《戴宏序》所言只限于公羊氏子孙，而是有许多公羊大师，这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但最早传授者当为公羊高。《公羊传》在汉代编订过程中，胡毋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汉景帝时与董仲舒同为博士。《汉书·儒林传》称其“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后来，胡毋生以年老回乡，在齐地教授。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曾受业于胡毋生。胡毋生对公羊学的贡献是将历代口传的公羊学编定成《春秋公羊传》。据唐人徐彦的《春秋公羊解诂注疏》记载，胡毋生另作有《条例》，今不传。
在汉代将公羊学发扬广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对公羊春秋学加以归纳推阐并融合阴阳家、黄老和法家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汉代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这一理论体系的构成要件有四：
其一，张三世、通三统。这是董仲舒借助夏商周三代兴替来阐释变易的理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即新的王朝替代旧的王朝时，为了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就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商初“应天变夏作殷”与周文王“应天变殷作周”都是如此。以此推之，汉王朝的建立也是如此。
变易不仅表现为王朝的更替，在一个王朝内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治国方法和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汉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一系列创建新制度的设想。公羊学的“张三世”、“通三统”正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出的。
其二，大一统与君权神授。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征战频仍，统一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秦汉统一后，需要在理论上对大一统进行阐释，《公羊传》在隐公元年正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于是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儒林传》）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间经久不变的原则。
与大一统相对应的是君权神授，《春秋繁露·符瑞》中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意，一统乎天下，是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在《天人三策》中，更是以公羊学理论把《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尽情的发挥，在解释《春秋》首书“春王正月”时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认为君主是承天运以行政事，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上天安排的，因此，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
其三，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天看成是一种有意志，能支配自然和人事的神秘力量，而且人们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并在理论框架下，构建起了维护汉代封建统治的伦理秩序。即“天子受命于天”，而后“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天人三策》）从而把封建的等级制度神圣化。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约。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理论，对君主的行为进行规谏，在当时条件下有其进步的一面。《春秋》中记载了许多日食、地震、陨石、虫灾、雹灾等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但是只记而不评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借题发挥说：“《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说：“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从而把纯粹的自然现象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这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的贡献。
其四，德刑并用。董仲舒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德治，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位权》）要实现德治，最主要的前提条件是君主有德，以德安民。“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要与民同欲，急百姓所急，乐百姓所乐，如果君主对百姓无德，百姓自然会离他而去。董仲舒在主张德治的同时，也注重刑罚，倡导以德为主、辅之以刑的治国理念。他认为：“刑罚不中，则生邪气。”（《汉书·董仲舒传》）因此治国理民，务必要刑法公正。关于德与刑的关系，董仲舒比之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阴阳调和才能万物茂盛，德刑得当才能国泰民安。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以阴阳调和阐释德刑并用思想，是先秦鲁地儒家思想与齐地阴阳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先秦鲁地原始儒学中就有关于德治与刑治关系的论述，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檀弓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董仲舒把先秦鲁地原始儒学的德刑理念以齐学的阴阳学说加以阐释，并结合西汉王朝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德刑关系就是阴阳关系。治国理民要以德为主，辅之以刑。否则，就会阴阳失调，社会失序。因此我们说，董仲舒的德刑理论，实渊源于齐鲁文化。
董仲舒对公羊学理论的发挥，使公羊学和汉武帝时期的文化转型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公羊学倍受重视。加之丞相公孙弘精于公羊学从而为公羊学依托政治提供了条件。当时，山阴瑕丘（今山东兖州）江生善治《春秋谷梁传》，“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率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春秋》博士实际上是公羊学博士。自此以后，公羊学取得了独尊地位，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因在公羊学理论体系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被尊为公羊大师，有许多学者慕名前来受业。其中以兰陵人褚大和东平人赢公最为有名。褚大任博士，官至梁相，赢公昭帝时为谏大夫。赢公的再传高足眭弘，精通《公羊春秋》，善阴阳灾异之说，因上书请求昭帝禅位，被大将霍光以妖言惑众而诛杀。眭弘弟子众多，著名的有严彭祖和颜安乐，二人同学，质疑众多，且各持己见，互相诘难。眭弘死后，二人各立门派，严彭祖创严氏《公羊春秋》，颜安乐创颜氏《公羊春秋》，成为汉代春秋学四大流派中的两派。
二、公羊学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实践
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由于官方的支持，使公羊学理论成为最具权威的学说。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作为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了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两汉政治生活中，公羊学几乎无孔不入，当朝政大事疑难不决时，每每以公羊学作为依据来解决。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说：“考两汉以来，《春秋》以公羊为最盛。凡朝廷延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而所尊者公羊家言也。”（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68，第443-444页）兹将其重要者列于下。
其一，立嗣。立嗣被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汉高祖刘邦初为汉王时，叔孙通就谏高祖说：“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史记·叔孙通列传》）建立太子一般遵循“父死子继”和“立嫡以长”两个原则。从表面上看，立嗣有一定的原则和规章可循，但在实际册立太子的过程中，因种种因素制约而发生变化，立嗣原则常会遭到破坏。两汉26位皇帝中，以嫡长即位的仅惠帝、元帝、成帝3人。在两汉立嗣过程中，公羊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景帝时，窦太后提出立其少子梁孝王为太子，景帝不敢违命，答应下来，事后又有些懊悔，便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袁盎等大臣以不符公羊春秋大义为由反对，汉景帝听后，从此不再提立梁王为皇嗣之事。
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人自称是卫太子，长安中吏民围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赶到后叱令从吏将其收缚，有人认为真假未辨，不可妄动。隽不疑发挥公羊学理论说：“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汉书·隽不疑传》）及时将假冒者缚送诏狱，平息了假卫太子风波。
其二，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吏治的一大特点。《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曾借辽东高庙火灾建议汉武帝依照公羊学的精神对不法的诸侯王进行惩治，武帝未采纳。元朔六年(123)，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败露，武帝追思董仲舒所言，不无叹服，深信《春秋》可以决狱，“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决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汉书·五行志》）
汉武帝元鼎初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东方郡国，私自以朝廷的名义，允许胶东和鲁国自由煮盐炼铁。徐偃回到京师，被任命为太常丞。当时主管刑狱的御史大夫张汤认为徐偃盗用朝廷名义，罪当处死。汉武帝认为张汤所言有理，并以此责备徐偃。徐偃辩解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汉书·徐偃传》）张汤虽然定徐偃有罪，却驳不倒徐偃。朝廷命终军进行驳难，终军同样引《春秋》之义反驳徐偃说：“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汉书·终军传》）从而指出徐偃的所谓“出疆”，违背了《春秋》大一统之义。况且徐偃在请示三次未得到明昭批复时，竟“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汉书·终军传》）对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不利。徐偃对终军的驳难无言以对，不得不服罪。汉武帝对终军引《春秋》决狱十分赞赏。
《公羊传》成书较晚，成书前以口授相传，著之竹帛时距孔子已数百年，其臆测讹传之处在所难免，加之汉代经师逢迎时好，附会滋多，因此在《春秋》决狱实践中，会出现一些人为曲法的问题。
其三，处理民族关系。《公羊传》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即处于先进社会阶段的中原地区，“夷狄”即中原以外的相对落后的地区。自春秋以来，夷狄时常袭扰中原，因此孔子对管仲“尊王攘夷”持推崇态度。《公羊传》也称齐桓公北伐山戎、南服荆楚是王者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学理论中的诸夏和夷狄并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来确定。从公羊学的变易思想看夷狄、诸夏是可以变化的，所以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春秋繁露·竹林》）公羊学的这一思想对汉代民族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为使通西南夷，有人认为这是“割齐民以附夷狄”，意即损割四川各郡利益而给夷狄好处。司马相如针对这种观点说：“必若所云，则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巴蜀原处于“夷狄”的落后地位，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以《春秋》之义处理西南夷问题，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汉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55），匈奴大乱，议者多云匈奴为害日久，应乘机将其攻灭，宣帝向御史大夫萧望之征询对策，萧望之说：“《春秋》晋士匄引师侵齐，闻齐侯卒，帅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萧望之所说之事是齐襄公十九年的事，他以公羊学理论为原则，将《春秋》之义比附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建议：“宜谴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汉书·萧望之传》）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兵保护呼韩邪单于安定其国，从而奠定了西汉后期汉匈之间长期和平的局面。
其四，比附政治。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立石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王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汉书·眭弘传》）公羊家眭弘推《春秋》之意，认为柳树与石皆属阴类，乃下民之象，泰山是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认为这一异常现象是庶人为天子的征兆，当有庶民起于民间做天子。于是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推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顺承天命。”（《汉书·眭弘传》）当时大将军霍光秉政，对此十分反感，眭弘以妖言惑众伏诛。五年后，昭帝死，宣帝从民间即位。宣帝以为眭弘的推论在自己身上应验，征召眭弘之子入朝为郎官。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夏，京师突降冰雹。硕儒萧望之要求晋见宣帝，面陈雹灾之异。汉宣帝令少府宋畸接见，萧望之引证《春秋》昭公三年冰雹，是季氏专权，驱逐昭公之事，指出今日冰雹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喻指霍光家族当政。当时霍光虽死，但其子霍禹为大司马，侄霍山领尚书事，亲朋故吏充斥朝廷，因此，萧望之建议“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萧望之以公羊学说的灾异理论比附时政，汉宣帝即知其所指。其后，霍氏果然以谋反伏诛。
三、公羊学官学地位的动摇及何休对公羊学的发挥
汉宣帝时，公羊学发展的势头受到了遏阻，汉宣帝听说其祖父卫太子在通《公羊传》后又私下学了《谷梁传》，遂问丞相韦贤、少府夏侯信和外戚史高，这三人都是鲁人，他们一致表示，《谷梁传》是鲁学，《公羊传》是齐学，应该提倡《谷梁传》。当时，瑕丘江生的再传弟子蔡千秋正在朝中任郎官，于是宣帝召见蔡千秋，让他与《公羊》家一起谈经，由于汉宣帝带有成见，加之蔡千秋善辩，宣帝觉得《谷梁》胜过《公羊》，不久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立意振兴《谷梁》学，蔡千秋病死后，汉宣帝又诏瑕丘江生入朝，培养谷梁学家。经过10余年的努力，精通《谷梁》的学者越来越多。于是，甘露元年（前53）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公羊、谷梁两派学者辩论经文，由当时的大儒萧望之主持，由于汉宣帝和萧望之的偏护，谷梁学取胜，置《谷梁》博士，将《谷梁传》列于学官，自此，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开始动摇。公羊学的官学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公羊学仍代代相传，不绝如缕。东汉时期颜氏《公羊春秋》设置博士，颜安乐弟子知名者有淮阳人冷丰和淄川人任公。冷丰官至淄川太守，任公官至少府，由是颜氏《公羊春秋》有冷、任之学。另一公羊学家贡禹官至御史大夫，其再传弟子泰山人冥都官至丞相史。兰陵人疏广也是公羊学家，官至太子太傅，弟子管路为御史中丞。冥都、管路又都师事颜安乐受《公羊春秋》，故颜氏《公羊春秋》又有冥、管之学。
治严氏《公羊春秋》者，东汉初则有山阴东缗（今山东金乡）人丁恭，任谏议大夫、博士，迁少府，位列九卿，又拜为侍中祭酒，倍受光武帝器重。北海安丘人鄄宇和周泽都治严氏《公羊春秋》，鄄宇拜为博士，官至丞相。周泽拜为太常，位列九卿。东汉时期，虽不乏公羊学者，但并没有人对公羊学理论有所发展，汉章时的李育和桓灵间的何休精于公羊学，对公羊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挖掘和发挥。
李育，字元春，扶风人，少习《公羊春秋》，治学专精，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器重，“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李育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初年，拜博士，四年(79)，“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后汉书·儒林传·李育》）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县（今山东曲阜）人，“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后汉书·儒林传·何休》）后受太傅陈蕃征辟参与政事。汉灵帝建宁元年(168)，陈蕃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失败而被夷族，何休也以陈蕃同党受到牵连，坐罪党锢，终身不得为官。自此以后，何休闭门谢客，潜心著述，经过17年的努力，终于著成《春秋公羊解诂》，又注训《孝经》、《论语》，新意迭出。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意为《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守城。《左氏》、《谷梁》积弊已极，如病入膏肓，不可救治。何休对公羊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创立了三世说和深化了大一统，使其成为公羊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学术界一般认为三世说源于董仲舒析“异辞”三等。他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这里的“世”不过是时间顺序的划分而已，与后来的“三世说”的“世”并不是一个概念，意在说明《春秋》“自近者始”的笔法。三世说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何休，他在《春秋公羊解诂》中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祢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祥，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注：《春秋》定公七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哀公十三年：“晋魏多帅师侵卫。”仲孙忌原名仲孙何忌，魏多原名魏曼多。）是也。”何休将春秋历史划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他借用三世说来阐发自己的救世主张，幻想由衰乱而升平，进而太平世，国家由乱到治，社会越来越进步。以最终有为于天下。何休的三世说，并非是《春秋》道义，而是对春秋的发展和超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国家的治与乱反复出现，由乱到治是人们共同的美好向往，虽然何休的三世说有历史循环论的成分，但它对由乱到治充满了信心，这种由衰乱到升平进而太平的变易思想，成为后来人们进行社会改革所援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一统是公羊学的首要宗旨，董仲舒对其进行了发挥，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对之更加理论化。《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何休说：“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在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他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又曰：“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如此一来，何休对“大一统”的解释就超出了董仲舒单纯的君权神授的层面。而是自王侯至于庶人，乃至山川万物，都受制于天子。东汉后期，世家豪族势力膨胀，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何休倡言大一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对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至此，自《公羊传》启始，经胡毋生和董仲舒的发展，至何休终于构建成了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但是，公羊学也由于自身的原因，逐步走向沉寂。公羊学宣扬阴阳灾异，使儒学阴阳五行化，这就决定了公羊学必然走向沉寂的发展方向。公羊学依附政治，穿凿附会，使儒学成为利禄之途，在阐述微言大义的同时，也逐渐远离儒学的真谛，这是公羊学最终走向沉寂的根本原因。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兼采诸说，把今文学说纳入古文之中，表明公羊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已由独尊走向沉寂。经过中间千余年的消沉，直至清乾隆年间常州学派的兴起才旋又复兴。
收稿日期：200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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