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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改革理论
改革是新时期的主要标志。改革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新时期。在改革深入发展的时期，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主要之点是：第一，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第四，改革是有风险的。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不改革、不开放，结果是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第二种是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结果是改革失败；第三种是改革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国属于此类，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或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都是死路一条，活路一条就是改革并且取得成功。
我们改革的成功是在邓小平改革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改革成功又证明了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既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同时又要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并没有成功的必然性。因为改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把握正确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妥善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二、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它要从根本上打破旧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格局，从根本上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这是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主要是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利益格局，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利益格局。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过程中，客观上又出现了先富、后富、不富的利益差别的新矛盾。这种新的利益差别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难以解决。深化改革，既要继续解决平均主义的矛盾，又要解决利益差别过大的矛盾，特别是要防止两极分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就是不断地调整和解决经济利益矛盾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可以说，我国的农村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较为简单，改革仅仅是生产队与农民家庭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改革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生产队所有，农民仅是一个劳动者，农民家庭仅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上不去，生产队集体与农民都受穷。农民吃不饱吃不好，城市居民也吃不饱吃不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产品全面丰收，粮食充裕了，农民吃饱了，农民高兴，城市居民也吃饱了，同样高兴，整个社会都是受益者。农村改革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那怕是眼前的利益也不受损害，因此改革很快取得成功。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所调整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要比农村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改革进展也就缓慢得多。城市改革一开始，就出现了较大的利益差别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利益差别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十分明显地扩大了，有的收入很高，有的收入很低，甚至有的下岗、失业，新的矛盾随之出现，改革的难度也就加大了。
在改革过程中，对利益关系调整中出现的利益差别矛盾，我们要认真加以解决。一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对改革中出现的利益差别不能接受、不适应，主要还是平均主义思想作怪。平均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首先必须从思想认识上解决这一问题；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即差别过大的矛盾。一旦差别过大，甚至导致两极分化，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我们既要继续打破平均主义，又要及时解决差别过大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完善所得税制度、开征遗产继承税等，但尚需继续努力做好。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发展，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将会越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企求走捷径，走轻松的路。我们既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又要不断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使广大民众对改革保持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三、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步较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就提出了必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一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文章中，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指出了当时我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主义严重；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三是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随后，我国政治制度改革逐步展开。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出现过两次政治风波：第一次是1986年底1987年初，第二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风波之后，我国一度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以代替。去年初，邓小平同志逝世，江泽民同志在悼词中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5.29”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入发展。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步发展的新时期。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度不提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诸如精简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是权力的调整，所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不算晚，但成效不大。
就精简机构而言，已经提出多年，但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目前的状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于行政开支，使本来就困难的财政更是举步维艰，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因此，国家机构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目前我国的机构精简工作面临的困难更大。这些困难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受到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沉重因素的制约。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遇到的矛盾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初期遇到的矛盾是劳动力严重不足，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大肆贩卖黑奴等等，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我国面临的矛盾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目前，我国农村改革成功之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达1.2亿人，城市下岗、失业人数上千万。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精简机构，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精减下来的人员如何安置，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是权力的制约。精简机构本身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的调整。我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制的结果是，官的数量很多，许多地方是“庙小菩萨多”，改革涉及到干部的安排问题，改革改到改革者的头上来了，改革的难度自然就更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将加大机构改革力度，遇到的难度将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情况是不改革不行，改革又困难重重。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就干部“四化”而言，更是权力格局的直接调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干部“四化”问题，即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就干部年轻化而言，其实质是一个政策性口号，不是体制性口号，它是相对于干部老化问题提出来的。目前我国干部老化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因为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干部制度，干部老化问题只能依靠政策解决，所以提出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何谓年轻？57岁年轻，58岁就老吗？作为政策，难免“一刀切”，划死线。真正的法制国家，基本上不提这种口号的。而是通过法律化的吏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吏制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它是选人、用人和淘汰人的制度。吏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延续。如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但正是他上台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国家解体，这说明其政治制度的脆弱性，又说明了仅靠年轻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关键是法制和吏制。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法制和吏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选拔和使用最优秀的干部，并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还能淘汰相形见绌分子，而且不论谁上台、谁下台，都无碍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无碍共产党执政。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离这种制度还相距甚远。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从总体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我们解决了一些矛盾，但是遇到了更深层次的矛盾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勇于实践；同时又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要慎之又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偏离方向也是死路一条，因此，既要改革，又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确保改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