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近义词、易混淆词:从汉语到中介语的视角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同义词论文,视角论文,中介论文,近义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语辨析是对外汉语教学、学习词典编纂和教材词语注释及练习的重要内容。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词语辨析?如何选定辨析的词对或词群?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界关注已久、但仍需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在考察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语辨析研究进程的基础上,对此再作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 “近义词”从“同义词”的笼罩下走出
在词汇学研究领域,许多论著和教材都将同义词区分为“等义词”和“近义词”(注:例如兹古斯塔(1971/1983:120-121),胡裕树主编(1981:260),武占坤、王勤(1983:101),葛本仪(1985:125-127),谢文庆(1985:1-8),张静、蒋荫枬(1988:15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1990:302),等等。),或者区分为“绝对同义词”(absolute synonym)和“相对同义词”(relative synonym)(注:例如陆国强(1983:116-119)、王寅(1993:325-326)等。)。等义词(或绝对同义词)意义完全相同,可在任何上下文中互相替换,因而没有辨析的必要。需要辨析的是“虽然意义相同,但并不完全相等,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应用上也不能任意替换”(胡裕树主编,1981:260)的近义词。近义词既是同义词的主体,又是“同义词”的次类,属于“广义上的同义词”(兹古斯塔,1971/1983:121),因此,辨析词典一般都以同义词为名,例如张志毅主编《简明同义词典》(1981)、刘叔新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同义词词典》(2003)等。可是,1983年北京语言学院刘淑娥、佟慧君、常敬宇、梅立崇诸先生编著的词典却径自命名为《近义词辨析》(以下简称“刘本”),此后,又有邓守信《汉英汉语近义词用法词典》(1994)、马燕华、庄莹《汉语近义词词典》(2002,以下简称“马本”)、刘乃叔、敖桂华《近义词使用区别》(2003)、杨寄洲、贾永芬《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2005,以下简称“杨本”)等相继问世。这些以“近义词”为名的词典后出转精,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属于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编纂的汉语学习词典(兼教学参考工具书)。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者为何不再让“近义词”居于“同义词”的笼罩之下,而要让它另立门户?这与外国学生汉语词汇学习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关。郭志良(1988)指出:“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由于语感丰富,对意义上接近而并非同义的异义词一般不会发生词义上的混淆。外国学生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不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学习汉语时对这类异义词则有可能分辨不清。特别是有的词群在另一种语言中是同译词。”如该文所列:
英语同译词
阿语同译词 法语同译词 西语同译词
祖国——故乡记号——征兆事实——内容设想——猜想
本质——自然赞同——满足消耗——消磨逼近——约束
参观——访问躺——就寝 憔悴——疲乏正确——公平
这些词都算不上是同义词,可“操有关语言的学生都有可能用错”,有必要加以辨析。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词义辨析对象的范围不仅大于同义词典词义辨析对象的范围,也大于汉语教学词义辨析对象的范围。”(郭志良,1988)扩大范围的辨析对象不便再用“同义词”指称(注:也有学者仍用“同义词”或“准同义词”来指称意义有联系的非同义词。如李绍林(2004)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只有部分同义词是由教师提出来的,而更多的同义词是由留学生提出来的。不管是同义词还是准同义词,甚至不是同义词,留学生觉得混淆了,区分不开,他就认为是同义词,就要求教师解释。”李绍林先生列举“看不起—欺负”“继续—一直”等词对后又说:“这些例子都说明对外汉语教学中同义词的范围比词汇学研究的同义词范围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认定的同义词范围都要大得多。”另如刘春梅(2004)使用的是“准同义组”这个术语。),因为同义词概括的是同一对象(孙常叙,1956:220),具有相同的义素(王寅,1993:325),是有严格界定的概念。相比之下,“近义”只要脱离了“同义”的框限,就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意义基本相同的词是近义词,“意义有联系的词语,特别是那些有相同语素、相同词性的词,留学生非常容易用错”,也可以“作为近义词辨析的对象”。(刘缙,1997)这样一来,“近义词”已不再隶属于“同义词”,不再是“同义词”的次类,而是与“同义词”相平列的广义的“近义词”。
词语辨析的范围由同义词扩大到广义的近义词,表明对外汉语教学界已超越对同义词意义关系的传统关注,将观察的视域扩展到中介语的词语使用情况,力图结合学习者词语混用的实际进行词语辨析,这对于帮助学习者弄清相关词意义和用法上的异同,从而正确使用词语,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需辨析的词语是否皆在“近义词”的疆域之内
走出同义词框限的“近义词”获得了极大的容纳空间,以往很多被同义词辨析词典拒之门外的词对或词群都得以进入近义词辨析词典,其中包括少量类义词,如“姓:名”“上:中:里”(杨本),上下义词,如“夫人/太太/老婆/妻子:爱人”(马本)、“孩子:儿子”(杨本),更多的则是意义上有关联的词。从词性看,不再恪守同义词必须词性相同的规约(注:贡仁年(1963)、张弓(1964)、张永言(1982:107)、刘叔新(1983)、周荐(1994)等都持同义词必须词性相同的观点。),收取不少异词性词对或词群,如(杨本)等;另外,一般同义词典极少收录或不收的虚词(注:徐正考(2004:9)指出,同义词中包括虚词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虚词一般没有实际意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特点、语法作用,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同义’。”)也大量进入近义词辨析词典。从语言单位来看,同义词词典所不取的词组(注:张志毅(1980)指出:“加入同义词群的成员,不能是词组。如‘跑/跑向/跑到’、‘坏/不好/太坏’、‘好/很好/非常好’。但是固定词组(包括成语)是可以作为同义词群的成员的。”)得以和词比肩而立,如(杨本)等。疆域如此之大的“近义词”是否可以承载外国学生混用的所有词语呢?答案并不十分乐观。
从近义词词典本身来看,个别词对并不是“近义词”。例如“杨本”所收“从:离”,“从”表示起点,“从……时间起/地点起/开始”的意思,而“离”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或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时间;“练:炼”,“练”的意思是练习、训练,“炼”则指用加热等办法使物质纯净或坚韧,烧。在这两个词条下,编者都特别说明“意思和用法都不同”。既然意思不同,按理说是不宜收入“近义词”词典的。
从中介语的用词情况来看,不少外国学生经常混淆的词无法作为近义词辨析。例如,由于英语表示方式的介词by有时可以对译为“用”,如to pay by cheque(用支票支付),还可以对译为“乘 (坐)”,如to travel by plane(乘/坐飞机旅行),因此,留学生往往分不清“乘(坐)”和“用”,下列句中的“用”都当换为“乘(坐)”:
(1)市民应该公共汽车。
(2)我出去的时候,平时公共汽车。
(3)别的方发(此为“方法”之误——笔者按)是地tie和taxi。地tie跟公共汽车一样,但是比较快,也是不太挤。taxi是最方便,可是很贵。(注:目标词下加下划线的语例取自“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词汇专题研究”课题组采集的中介语语料,目标词加【 】的语例取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下同。)
几部近义词典都未收“乘(坐):用”,因其不是近义词,无法在近义词的框架内安身。
由此看来,尽管广义的“近义词”有利于结合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偏误进行词语辨析,可是,不论近义的范围如何延展,都不可能完全覆盖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辨析的词语,原因在于,“近义”与“同义”一样,反映的只是汉语词汇本身的语义关系,而不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事实上难以区分的词语之间的各种关系。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习得一个词需要全面掌握其意义、读音、用法和书写形式等多种信息,需要跟意义相近、句法特征相同、同音及写法相似的其他词语区分开来,哪一点掌握不到位,都有可能与相关词语混淆。因此,尽管义近混淆最为普遍,但其他因素引发的词语混淆也时有发生。另外,二语学习者还会受母语词汇知识的影响而混淆某些形音义都非常疏离的汉语词。有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辨析应当放弃“同义”“近义”这类汉语本体研究提供的标尺,真正转换视角,基于中介语词语混用的现实进行词语辨析,所辨析的对象就是“易混淆词”(confusable words)。
三 易混淆词与同/近义词的关系及存在范围
国内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都有对易混淆词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孙湘生、龚艳霞《英语易混词汇大全》(1991)是国内出版较早、规模较大的易混淆词辨析专书。该书将我国英语学习者易混淆的词语分为四类:1)易混淆的同形异义词;2)词类转化上易混淆的词;3)拼写上易混淆的词;4)用法上易混淆的词。前三部分分类编排易混淆的词对或词群,共计2000余组;第四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共涉及同根易混词150多组,另有使用时易出错的常用词530个,编者通过英语释义、正误对照等方式对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作了详细说明和分析。国外学者编纂的英语易混淆词辨析专书已被引进的是英国学者E.Carpenter编著的Confusable Words(2000),该书“收集近 400个词条,共计900余词项”(见该书“前言”)。顾明华据此将易混淆词分为五类:1)形似义异,如 quite、quiet;2)形似义近而用法不同,如altogether、all together;3)形似音同义异,如stationery、stationary; 4)形异义近,如baby、infant、child;5)形或异或近、义近、用法不同,如after、afterwards、later等。 (见该书前附“译者的话”)这两部易混淆词辨析专书对英语学习者准确地理解词义、正确地使用词语都十分有用。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也非常重视易混淆词辨析,比如刘淑娥等《近义词辨析》“前言”所述“选收原则”:“一是常用,二是考虑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如‘躲与藏’、‘参观与访问’,中国人并不难手区分,但译成英文,前两个词都是hide,后两个词都是visit,外国人则容易混淆。这类词我们尽量选入。”鲁健骥、吕文华先生主编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2006)特设橘黄色提示框,“对容易混用的近义词进行辨析”。但是,以往易混淆词辨析基本上是在近义词的框架下进行,这难免对近义词的界限有所冲犯,更不利的是,受“近义”的规约而使大量易混淆词不得不被悬搁。故此,张博 (2005)提出,应“将以往一揽子处理的‘同(近)义词’大致区分为‘同义词’、‘近义词’和‘易混淆词’,目的是因词制宜,为不同类别的词语拟定切当可行的处理方式。”这里所说的“易混淆词”与“同义词”和“近义词”平列,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指语义关系较远或没有同(近)义关系而第二语言学习者却经常混用或误用的词。”该文还通过实例分析指出:“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易混淆词和高频误用词,分析偏误的特点、倾向和致误原因,应当基于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的词汇调查。”在此动议下,萧频(2005)、萧频、张妍(2005)、张妍(2006)利用汉语中介语语料,对印尼学生和欧美学生部分动词性易混淆词进行了研究。
在中外学者易混淆词研究的启发下,笔者对易混淆词的性质和存在范围做进一步思考,形成两点新的认识。
其一,“易混淆词”与“同义词”“近义词”之间有交叉关系,而非包含关系或并列关系,因为它们是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视角和不同标准归纳出来的词语类聚。具体而言,“同义词”“近义词”是站在语言本体的立场、着眼于词语的意义并根据其相同相近的程度归纳出来的词语类聚,“易混淆词”则是站在中介语的立场、着眼于目的语理解和使用中的词语混淆现象并根据混淆的普遍程度归纳出来的词语类聚。这两类词语之间互有交叉重合。有些同义/近义词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容易混淆的词,有些则可能不存在混淆的问题,比如“受伤:挂彩”“熟悉:熟稔”这类使用频率差异较大的“同义/近义”词对,学习者在阅读和表达中一般不会遇到或用到那个低频词,因而也就不可能发生混淆;反之,有些易混淆词是同义/近义词,有些则可能不是,如前举“从:离”“乘(坐):用”等就不是近义词。以往对这两类词语类聚之间的交叉关系认识不足,往往将其处理为或视为包含关系。在近义词的框架下进行易混淆词辨析的做法,等于用近义词包含易混淆词;相反,认为易混淆词的范围大于“同义/近义”词(注:顾明华认为“易混淆词不等于同义词,其范围显然大于同义词。”见Carpenter(2000)前附“译者的话”。),又等于将同义/近义词纳于易混淆词的范围之内。张博(2005)注意到同义/近义词不能完全包含第二语言学习者混用的词语,故排除“同(近)义关系”对易混淆词做狭义化界定,并将其与同义词、近义词平列,这种处理忽略了同义词、近义词与易混淆词分别是汉语和汉语中介语两种视角下的词语类聚,因而也是不妥当的。
其二,易混淆词存在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目的语使用和理解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易混淆词不仅体现为口头表达和写作中的词语混用,还体现为阅读和听辨中的词语误解。口头表达和写作中的易混淆词是指学习者普遍混用的词对或词聚,包括当用词和误用词两方,应当用甲的情况下常常误用了乙,甲和乙就是一对易混淆词。阅读和听辨中的易混淆词是指由某词与学习者予以另解或另认的词构成的词对,即本来是甲词,常被误解或误认为乙词,甲和乙就是一对易混淆词。例如,据钱旭菁(2005)报道,被试将“每当回忆起童年那段往事”中的“往事”理解为“故事”;再如,外国学生常将“日前”认作“目前”,将“统一”(如“课本由学校统一买”)听成“同意”,类似的词对也是易混淆词。使用层面的易混淆词是显性的,理解层面的易混淆词是隐性的。以往对易混淆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使用层面,这是很不够的。从数量来说,理解层面的词语混淆现象更多更普遍,因为学习者在听话和阅读时接收的词语的数量总是大于应用型(或曰积极型)词汇的数量,为了理解说话人和文本的意思,学习者必须对生词的意义进行猜测,这必然会使听话和阅读理解时发生词义误解或词语误认的机率相对较高;而学习者在语言表达中能够调动的词汇有限,加之经常使用回避策略,不少听和读的过程中误解误认的词语没能暴露或很少暴露出来。另外,从词语误用和误解的关系来看,误解一般会导致误用,是误用的根源,比如外国学生把“往事”理解为“故事”,在中介语中,确有该用“往事”而用“故事”的情况:
(4)他只有采用了一个下午来作为三十年的【故事】。
(5)过今年中我最忘不了的【故事】是春节和元宵节的时候跟同学们过节日。
(6)那时候我们也去看一个地方对中国人很不可能忘记。那个地方叫七三一,进入里面可以看到一前的,很难过。
而语言表达中的误用,未必以阅读中的误解或误认为基础,比如,尽管“用出租车”这样的误用相当普遍,但外国学生一般不会误解“乘(坐)出租车”或“用出租车运书”之类的表达。由此看来,研究易混淆词不能只关注外国学生的词语使用,还应通过阅读课和听力课教学或相关语言测试发现更多的隐性易混淆词。
四 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主要类型
根据学习者词语混用和误解的影响因素,可把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分为以下几种:
(一)理性意义基本相同的词,也就是狭义的近义词。例如“解释:说明”“粗心:马虎”“诞辰:生日”等。这类词语义关系近,其间的细微差别很难被学习者感知和把握,混用的可能性很大。对这类词的辨析应主要在用法和附属意义上。邓守信《汉英汉语近义词用法词典》和杨寄洲、贾永芬主编的《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就特别侧重辨析近义词的搭配关系、词形变化及语体限制、褒贬色彩等方面的异同。
(二)有相同语素的词。在汉语中,大量复合词因含有相同的语素,在意义和书写形式上都有相同之处,最容易发生混淆。例如:
通信:寄信虽然我们很少寄信,但是每年她一定寄我一张生日卡片。
单双音节对立的词也容易混用(注:程娟、许晓华(2004)、刘智伟(2005)、季瑾(2005)等就是由第二语言学习者动词性单双音节同/近义词混用引发的研究。),例如“看:看见”“鲜:新鲜”“报:报纸”等。
(三)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例如:
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双音节易混淆词中大多有相同的语素,另如“权利:权力”“必须:必需”等。
(四)字形相近的词。例如“提示:揭示”“大:太”等。
(五)母语一词多义对应的汉语词。学习者母语中的一个多义词,可能对应汉语的两个或多个词。学习者学过其中之一后,可能会用这个词表示母语多义词可以表示的其他意思。例如,英语的 live是一个多义词,有两个常用义:1)(在某处)住,居住;2)(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日子。当学生学过“住”后,可能会误将汉语“住”与英语的live等同起来,在“生活”的意义上也常常使用“住”,写出“我住的地方还留着封建的想法,学汉语的年轻人很少”这类句子。(详见张博,2005)
(六)母语汉字词与对应的汉语词。日语、韩语等语言中,都有大量汉字词,其中有些汉字词与汉语的某个词同形,可意义和用法并不相同,而是对应另外一个汉语词。日、韩学生对母语与汉语同形的词往往不够敏感,在表达中直接使用母语词,造成母语汉字词与对应的汉语词混淆。比如,日语“经验”一词在意义和用法上大致对应于汉语“经验”和“经历”两个词,因此,日本学生常将“经验”用如“经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所收日本学生的作文中有数十条这样的误用语例,如:
(7)我来中国以后,第一次【经验】北京的夏天。
(8)电视给我们提供很多消息,让我们把一个人不能自己【经验】的情况或不能自己得到的事情能看见。
(9)另外她【经验】过关东大震灾和战争。
(10)因为我没【经验】过人家面前利用厕所。
(11)我不及格的【经验】有的是。
(七)方言词与对应的普通话词。东南亚国家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华裔,受父辈汉语方言的影响,经常使用某些方言词,造成方言词与普通话词语的混淆。例如,有客家方言背景的印尼学生在当用“吃”“穿”“找”时,会误用“食”“着”“寻”,写出“我们一般七点早餐”“公公老了,爸爸每天给他衫裤”“我了很久也没寻到”这类句子,这是因为受到客家方言的干扰。(萧频,2005)
以上对易混淆词的分类比较简单,只涉及混淆的词对,而多词混淆的词群可能含有几种情况。另外,有些词语混淆的影响因素可能不只一个,如“练”与“炼”混淆,可能因其音同且形近;“统率”和“统帅”混淆,可能受到意义相关、有相同语素且读音相同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从总体上看,(一)至(四)类易混淆词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目的语词的形音义关系,而(五)至(七)类易混淆词的产生来自母语的影响。根据我们对汉语中介语的初步考察,第(一)(二)(五)类词语混淆的现象最普遍,遍及不同母语背景、不同水平等级的学习群体,数量也最多。
五 研究易混淆词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词语辨析,提高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效率,急需加强易混淆词的研究。在从事这项工作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当彻底转变以汉语同义词词典为蓝本筛选或添补词语辨析对象的研究姿态,真正着眼于外国学生汉语词汇使用和理解中的问题研究易混淆词。
要做到这一点,需基于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进行词汇调查,用量化的方法探明以下问题:
1)哪些词是个别学习者偶尔误用,哪些词是群体性高频误用?当用词是什么?
2)哪些是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共有的易混淆词,哪些是单一母语背景学习者特有的易混淆词?
3)在一个易混淆词对中,是单向误用还是双向误用?在一个易混淆词群中,是一对多式误用还是多对多式误用?
4)就一个词来说,是误用作单一词语,还是误用作多个词语?
5)哪些是初学者由于词汇量不足而过度使用常用词所导致的阶段性词语误用?哪些是高水平学习者学过当用词后仍难纠正的化石化词语误用?
在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还要区分哪些词语混用导致语言表达的含混难解,是必须纠正的;哪些词语混用仅仅影响语言表达的纯正或规范,是可以容忍的。从而锁定需要辨析的易混淆词,进一步分析词语混用的原因、条件和规律,以便确定辨析的要点、方式及进行辨析的教学时段、所面向的学习群体等等。
(二)在调查中介语易混淆词时,最好根据学习群体母语背景的不同分别调查,并应与熟悉学生母语的人员进行合作。
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与汉语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并不一致,加之不同国家的学生学习词汇的方法可能也有差异,这会导致不同学习群体易混淆词的特异性。比如,我们在蒙古学生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多次见到用“慢”修饰“时间”,因其所在的语句不易理解,很难判断问题的性质和原因。例如:
在向蒙古语背景的研究者(注:即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蒙古籍博士研究生萨仁其其格。)了解之后,得知蒙语中的多义词udaan有“慢、久、长时间等意思,导致学习者混淆了汉语的“长”与“慢”。上列语句的意思是:
(12')我很想去旅游,用很长时间劝他们,说“咱们一起去吧”。
(13')我喜欢自己的学校。可刚才我感到孤单。我很奇怪,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感到孤单,我还想要什么?我已经得到了什么?”我想了很久,结果发现,现在我生活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在理想的学校里学习,每天都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
(14')可是图巴在等我,他等了我太长的时间。今天我一定要见他了,我该怎么办呢?
(15')我到乌兰巴托后的第二天去了Zuun haraa,我奶奶住在那儿。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因此,我们到那儿时她非常高兴。
熟悉学生母语的人易于发现这类混淆,而且明了混淆的症结所在,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词语辨析。
(三)在观察易混淆词时,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对一的混用,有时需要从概念出发对近义词进行聚类观察。
思维中的一个概念、特别是抽象概念,在语言中往往用多个词语表示,其间的差异非常细微;加之母语和目的语表示同一概念的词往往数量不同,意义范围不一,对应关系十分错综,这更容易导致第二语言学习者发生多个词语混淆的问题。因此,对表示相同概念的词进行聚类观察,有利于发现复杂的易混淆词群。比如,汉语表示对人和事物产生某种感觉或做出某种判断,可用“觉得”“感觉”“认为”“以为”“想”等,如说“我觉得/感觉/认为/以为/想他是个好人”,意思基本相同。英语表示这一概念的词有think、consider、feel等,它们常被用来对译上列汉语词,但又没有哪一对汉英词完全等值。这种情况给第二语言学习者分辨汉语词的差异带来困难,因此,欧美学生该用“以为”时常误用“想”“认为”,而该用“认为”时又误用了“以为”“想”等,该用“感觉”时常误用“想”“觉得”,该用“觉得”时又误用了“想”或“认为”。(混用实例详见张妍,2006)
(四)对于多义词,应当以义项为单位而不是以词为单位进行观察,要注意其在不同义项上是否都有误用,分别与哪些词混淆,混淆的规律如何。
多义词在不同义项上常常会表现出不同的偏误倾向,李慧等(2007)基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对118个汉语常用多义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已经证实这一点。
(五)辨析易混淆词不宜绝对排斥词组。
一方面,外国学生确有将某些词与词组混淆的情况,例如“”(马本)、“好[不]容”(杨本)等;另一方面,教材或词典常用词组来释词,而被释词与作为释语的词组在意义和用法上可能略有殊异,若不加辨析,可能会误导学生。例如,不少词典和教材只注意辨析“两:俩”,指出“俩”等于“两个”,实际上,“俩”在使用上是比较受限的,除了语体上限于口语外,有不少情况下只能用“两个”而不宜用“俩”(如:俩多小时,他这样做有俩企图,她一生中有很痛苦的俩时期),因此,最好将“两:俩:两个”放在一起辨析。再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将“难过”释为“难受”,将“难受”释为“身体不舒服”。一般同/近义词典只辨析“难过:难受”,而忽略了“难受”与“不舒服”在词义轻重上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妨将“难过:难受:不舒服”放在一起辨析,指出“难过”“难受”在程度上高于“不舒服”。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易混淆词的研究比较零散,还不够自觉。国内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对易混淆词的研究也未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如果我们在这几方面多加努力,一定会有力地推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