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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确是个语言文化大国，同样一句话居然可以容纳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立场。比如说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欢呼方与担忧方都承认，机遇与挑战同在。问题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机遇、对谁是机遇；是什么样的挑战，对谁是挑战；是谁付出代价，是谁得到收益。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理由是，加入WTO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好处，我们能买到更便宜更优质的外国货。这是不错的。对于每个作为消费者的人来说，价格下降给我们的钱包带来了机遇。我们也许可以花10多万元钱买一辆尼桑或皇冠,也许可以花1000多元钱买一套高档意大利西服，也许可以花几十元钱买一支派克金笔。这都可能成为现实。问题在于，当我们作为消费者享受着入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却可能会感受到利润空间的压缩，甚至可能被迫在零利润乃至负利润的逼迫下破产。问题更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与国内生产商的利润相联系，比如我们的亲属是在那里工作，比如我们是那里的顾问，就算是教师、公务员、作家也与国内生产商相联系。因为皇粮的来源无非是政府从生产商那里征来的税收，如果生产商大量破产，则政府税收就会失去来源。甚至食利者也是生产者。食利者的收入来源是银行利息或股票分红等，其收益的大小与银行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当银行经营不力，坏账如山，或企业亏损有加、负债累累，被迫破产时，食利者就当不成消费者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即既要吃喝玩乐，就要有收入来源。要花钱首先得挣钱，这是一个最普通的道理。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了，摸摸口袋却只有半毛钱，我想这种日子一定不那么好过。其实，今天众多的下岗者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两年以前，北京的鸡蛋价格大约在3块3毛钱左右，而今天只有1块8毛钱。那些在这两年中失去工作的人感受到日子更好过了吗？可以想象，在鸡蛋价格高昂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发财机会，纷纷贷款投资养鸡场，扩大招工，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工资。然而，供不应求的局面很快就随之结束了，当新母鸡们开始下蛋时，养鸡场的老板们发现价格已经掉到了盈亏平衡点以下，不要说赚钱，恐怕连还贷款都困难，于是只好压缩规模，辞退工人，降低工资。事实上，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价格螺旋下降的时期，也正是普通老百姓感到日子难过的时期。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下降了一半，但失业率也上升到25%，华尔街经纪人跳楼自杀纪录屡创新高。可见，对消费都有利的，不一定是对老百姓有利。然而在众多的媒体那里，老百姓只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如此，则似乎只有企业的经理们才是生产者，才会以生产者身份关心企业的生存；在这里，老百姓被奇妙地与跨国公司结成了同盟，以消费者的名义来共同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了。
作为消费者受益，作为生产者受损，究竟是益大还是损大呢？这要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强弱，我想王小强博士概括得最准确：大而弱。
1994年，我国煤炭、水泥、棉布、电视的产量均为世界第一，钢材、化纤、化肥的产量世界第二，电力世界第四，原油世界第五，合成橡胶世界第五，还有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单看这些指标，谁都会觉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大，由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我相信，当普通老百姓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原因正在这里。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实物生产能力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后者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当考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时，就是要考察中国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的力量的大小，看它能不能在市场上攻城掠地，或是被淘汰出局。以钢铁业为例，1994年，我国钢产量超过美国，是法国的5.2倍，是韩国的2.7倍。但是美国的美钢联、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韩国的浦钢分别名列当年世界500强的第178，226，432名，而中国的钢铁厂则一家也没能入选。又如世界蒸汽发电设备业，如果把中国国有企业算作一家的话，中国在该行业排世界第一，占世界蒸汽发电设备市场总量的21%，第二名美国的通用电力公司，略逊于中国，占20%，第三位的西屋和三菱重工联合生产只占14%。但是和通用电力或三菱重工不同，中国国有发电设备企业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组成的，这些企业之间互不隶属，相互竞争，各自独立地面对国际大公司的竞争压力，这样一来，这些企业竞争力就小得可怜了。如能够生产60千万瓦机组的哈尔滨集团，1995年产值30亿人民币，而美国通用电力公司1994年的营业额为647亿美元。如果按美元兑人民币1:8的比例计算，则哈尔滨集团的实力仅为通用电力的1/172'。钢铁业、发电设备业还是我国相对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其他如煤炭、水泥、棉布、电视、化肥行业集中程度远远不及这两个行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对这些行业的垄断程度同样不低。一些人以为打破国内的政府垄断可以迎来自由竞争时代，恐怕这是一个误解，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
事实上，跨国公司对我们的蚕食就不是加入WTO以后的事情，而是眼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因为我们虽未加入WTO，但我们的关税正在大幅下降。我记得有一位官员说道：中国的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相差很大，前者17%，后者也就是3%，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名义关税降下来呢？所以我这一次降低名义关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实际关税本来就很低嘛。
问题是，这个实际关税的下降究竟对我国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不好谈究竟是该把名义关税降下来，还是把实际关税提上去。我们为什么要打击走私？就是为了提高实际关税。如果只是要把名义关税降下来，那不需要打击走私了。请大家注意，实际关税降至今天的3%，已经对我国企业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失。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宏观乐观，微观悲观”。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7.8%或8%，这个速度在世界上不说是最高的，恐怕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概念，叫“宏观乐观”。但是从微观上看，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国企三年脱困还未脱困，我们看到大量的乡镇企业都在嗷嗷叫，也就是说微观是悲观的。那么，为什么宏观乐观而微观悲观呢？我想这里头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是外资带来的增长，而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在经贸委内部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也不应该是秘密。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急于加入WTO，为什么要急于引进外资。
竞争力弱当然要求贸易保护。有人说我反对中国加入WTO，我想这样说并不准确。因为我并不知道中美双边协议究竟有哪些条款，则所谓反对就无从谈起。WTO是一个贸易组织，这个组织是以自由贸易为最终诉求的，但是也允许各国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中国从1986年起就谈判加入GATT，历经13年仍未能登堂入室，无非是要在寻求贸易保护的空间。所以，原则上我并不反对加入WTO，但我的确反对以过大的让步来取得这张入场券，因为这将缩小中国搞贸易保护的空间。而在我看来，中国产业的崛起必然要实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贸易保护。
历史上，所有的后起国家都经历过贸易保护阶段。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无不是在贸易保护时期成长成为工业强国的，甚至连英国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纺织业不如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因此英国禁止纺织原材料出口，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为本国纺织业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美国更是如此。我在刚刚出版的《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中特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在美国独立战争后一段时期内，英国对其实行贸易封锁，反过来又向美国大量倾销工业制成品，使美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1783年到1789年被史家称为“危机时期”。由此，美国国内激辩如潮。以哈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增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发展本国工业，实行贸易保护。而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则主张美国不应该发展工业，美国有辽阔而肥沃的西部土地，应该发挥比较优势，专事清洁的农业生产。事实上，直到1807年，美国的手工业一直都发展极为缓慢，铁的产量甚至不如独立战争以前。但是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美国上下的大事，即英国军舰炮轰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因为当时英国与拿破仑交战，战船紧缺，就到美国海岸来掠劫美国船只。这一下可把美国人给惹火了，美国国会下令禁运。禁运实际上是最严厉的贸易保护。禁运期间，美国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波士顿、纽约港口的船只80—90%停运，农产品物价狂跌，而工业品物价狂涨。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工业以100—200%的速度发展。虽然禁运只进行了一年多就继续不下去了，但这一年时间的发展可以说是为美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1812年英美双方再度交战，至1815年方休，美国工业又得以长足进展。此后，美国开始系统地走上贸易保护的道路。大体上说，美国的高关税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结束，这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强工业国。
我们有很多人想象着：只要我们搞市场经济，中国就能够在若干年以后成为美国这样国家。过去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搞计划经济。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加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我们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比如高薪养廉啦，缩减政治权力啦，等等；要开发西部？我们就用梯度开发理论。先有东部发展，然后是中部发展，然后是西部发展。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导出的逻辑结论。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不起来吗？你别着急，回头会在发达国家的财富点滴之下就发达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思维定势在主导着我们的新闻机构。我认为这种思维定势很可能是有缺陷的，我们今天的经济格局究竟是落后国家不断赶上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是先进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看到的正是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本控制着全球产业，形成的是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的“中心—外国”格局。
事实上，我们都知识，拉丁美洲（还有非洲以及亚洲、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搞市场经济应该说资格很老，与美国差不多同时，大约在19世纪，拉美国家大部分都已独立，问题是搞到今天，他们仍都是殖民地型的、依附性的经济，没有这些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人才，我很难理解发达国家能有那么大的利润。我的一些学生去发达国家了，工资很高（比如去贝尔实验室、孟山都公司工作），但问题是，孟山都公司用高薪研制出来的新药返销到中国的价钱是多少？跨国公司有全球市场作依托，完全有可能给研究人员支付令人咋舌的高薪。大家知道，过去十几块钱能治大病，今天几千块不一定能治小病。所以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跨国公司向全世界输出资源，而是全世界向跨国公司输入资源。我想这样一种格局在今天我们应该是看清楚了。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市场就是战场”的含义，懂得了“宁要份额，不要利润”的含义，也开始明白市场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关键看我们在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强者还是弱者，是不是存在以弱胜强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完全的自由贸易是强国征服并统治弱国的最强有力的战略工具，因为它将拆除弱国自我防卫的工事，使强者长驱直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对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WTO有所警惕，有所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