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无事论文,试论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论及鲁迅的悲剧观时，大都是依据鲁迅1924年所写的一篇杂文——《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从里面的一句“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加以阐发、延伸和拓展。在论述和分析这一观点时，人们一致认为鲁迅的这一见解是深刻和精辟的，然而又认为这一定义有欠缺。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有价值的东西在毁灭过程中没有任何反抗和斗争，那就只有“悲哀”而没有“悲壮”的美感，主张悲剧应有传统的那种“崇高”、“壮美”的精神，否则不成其为悲剧。另一种意见认为：鲁迅所说的“悲剧”具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也有善与恶的对立斗争，是符合“悲壮”、“崇高”的要求的。不难看出，这两种意见都认为悲剧要有传统“悲壮”、“崇高”的悲剧美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且不论这两种意见对悲剧在美学范畴方面的理解和诠释的正误，单以这样的要求去衡量中国“五·四”时期作家创作的悲剧作品，或者直接评价和分析鲁迅的悲剧作品，就会惊异地发现很少有几部作品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悲剧。我们在评论鲁迅的悲剧作品时也会发现两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坚持要求悲剧要有传统的那种崇高感，要写出悲剧人物的斗争精神，从而怀疑《药》、《风波》、《故乡》、《阿Q 正传》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作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每每称这些作品是悲剧；一方面承认《狂人日记》、《孤独者》、《祝福》、《离婚》等是悲剧，肯定其创作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是否有反抗精神（实质是悲剧美感）上发生争议，甚至指出作品缺少亮色，缺乏正义的进步的力量。
矛盾现象的产生，似乎让人感到鲁迅的悲剧观和悲剧创作各成一块，不相一致。实际上，我们倘若以实事求是的发展观点，而不是以静止的传统眼光考察和分析鲁迅的悲剧观和他的创作实践，就不会轻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通过对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的阐述和论析，可以让我们重新估价和认识鲁迅悲剧观的新的美学意蕴和历史价值；消除人们对鲁迅悲剧观和悲剧作品的求全责备和片面误解。
一、“几乎无事的悲剧”观的发轫、发展与成熟
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时伤世”传统的鲁迅，早年就感慨中国国力之衰落萎顿，国民精神之颓丧不振，并就此提出了“国民性”问题。他认为改造“国民性”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有一批能担当此任的“精神界之战士”。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那些“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的“摩罗派诗人”深感向往。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里，他叙述了摩罗派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并评析了他们“力主抗争、发扬真美”的写作风格。他略析了俄国18世纪的社会现实，感觉到我国19世纪末也有类似的情形，接着指出：“19世纪前叶，果戈理（Gogol）者起， 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注：《鲁迅全集》，第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由此可见，他对果弋理式的悲剧描写手法印象颇深，也是极为赞赏的。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也就萌蘖开端于此。
这之后，鲁迅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的“死相”，国家的“无声”，国民魂灵的“沉默”。他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沉痛的勾画出了当时悲剧性的社会现实：“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认为国民中“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非悲剧底人物。”这些社会现实促他思考，催他反省，使他体会到“无事”的悲剧强烈振撼的艺术力量。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历史的整体反思使鲁迅把现实社会的悲剧事件和人物熔铸入他的创作实践中，并出之以果戈理的“伟大写实本领”，“虽然不见泪痕”，也不会使人触目即惊心，然而却使读者在深思之下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同情，在激愤中起革旧立新、改造社会的勇气和行动。
晚年，鲁迅身体很差，但他仍抱病翻译了果戈理《死魂灵》的第一部。在其后所著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里，他评析了《死魂灵》中地主罗士特莱罗夫要求乞乞科夫摸狗和狗的鼻子这一细节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鲁迅全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这里，鲁迅最终提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概念。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独立的悲剧理论观点，必须有其赖以支撑的悲剧的定义、悲剧人物、悲剧冲突等理论基石。由鲁迅的这段话和这之前的鲁迅有关悲剧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得出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的大致框架：
定义“几乎无事的悲剧”就是“将极平常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毁灭的原因是内在的，复杂的。“很不容易觉察”。
悲剧人物 是非“英雄”的一般的普通的“人们”。
悲剧冲突 因为是“无声的言语”，冲突并非是那种明显的人物行为，言语之间的斗争、对抗，而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对抗、颉顽。
在社会迅速变革、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悲剧作品大量产生的时代，鲁迅先提出了“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观点，进而又升华发展了这一历史性的科学的完整结论。他结合自己的创作，融合西方特别是俄罗斯“为人生派”的悲剧思想，独树一帜，成熟地奠定了符合时代发展，符合悲剧创作实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
二、“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美学特征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鲁迅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分析中对悲剧艺术精辟的概括性的论述，指的是一般悲剧。“而几乎无事的悲剧”观却是鲁迅勇于创新、勤于开拓而独创的见解。“几乎无事的悲剧”也是种悲剧，具有一般悲剧的共性审美特征，但它又是一种更触及到深层（结构）意义上的悲剧，具有其特有的美学特征。
第一，具有“真悲”的内蕴。
《庄子·渔父》篇中有这样一段话：“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真悲者无声而哀，……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注：《庄周·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段话透彻地揭示出了“真悲”的美学含义。
“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其中，“泪痕悲色”是指悲剧色彩，而“不可见”包含有“深沉”而不是“浅露”，“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之意，作家创作“几乎无事的悲剧”是掩抑表面的悲剧色彩而抒发心中的“真悲”。读者读到“几乎无事的悲剧”，受作者之“振”，也就会引起“真悲”的审美感受。
鲁迅赞赏果戈理善于“用平常的事、平常的话，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以及善于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中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手段，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有取法。
《风波》是因“张勋复辟”而在鲁镇激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谣传皇帝就要复辟坐龙庭了，没辫子的要杀头。七斤没有辫子，赵七爷挑衅似的幸灾乐祸，七斤嫂气急败坏，当七斤筹措无策时，复辟丑剧湮然而息。“风波”过后，人和事依旧回到本来“平静”和麻木的原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其中的人都是“极平常”的人，事也是“极平常的”事，但在这平常的近乎纯客观的叙述中，潜藏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沉重的“真悲”。它引发读者的感受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沉的对历史和现实的哀婉和沉痛。
第二，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
别林斯基曾称赞果戈理的“能够从悲剧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 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116～183。）高超本领。“几乎无事的悲剧”就是出自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的悲剧，但它又是喜剧，一种“含泪”的喜剧。
在这种悲剧中，悲喜剧因素是相通的，喜是更深意义的悲。鲁迅的悲剧作品是采取交融两者、以喜衬悲的手法描写。《阿Q 正传》“融化了果戈理的精神，而具有特殊的风格。”（注：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在开头，作者是采取幽默风趣的笔调，“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等章还洋溢着喜剧气氛，但悲剧色彩，“不可见之泪痕悲色”已潜滋暗流，到“生计问题”、“恋爱悲剧”两章则逐步透浸笔端、纸面，“诙谐”逐步渗入后几章的“冷峻”中，“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戳破了阿Q“革命”的幻梦，到“大团圆”的阿Q在大堂上画圈的场面，虽初看可笑，但既之则令人笑不出声，再看就会咀嚼出酸辛、苦涩，而胆颤心寒了。
作品的最末一章“大团圆”清晰地出现了《药》、《示众》等鲁迅其它作品中经常有的但模糊不清的看客——当时国民的形象。在已形成的阴郁的冷色调上更加重了几许悲凉。一个“近于没有事的悲剧。”找不到激烈的起伏跌宕的正面与反面力量的冲突，未庄的“革命”骚动，竟以处决一个愚弱的阿Q收场。在这里， 我们同样可以用别林斯基评价果戈理的一段话来评价鲁迅悲剧的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开始可笑，后来悲伤！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这里有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实！”（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116～183。）
第三，很少塑造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也少以人物的行动、语言来展示悲剧性的冲突和矛盾。
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悲剧知识乃是不仅产生于外部活动、而且发生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形态。”（注：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12。）实质上，“几乎无事的悲剧”已完全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好人犯过失的悲剧”、“英雄悲剧”，而是一种“平凡的”悲剧，更是历史新阶段的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几乎无事的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如孔乙己、阿Q 等大都是被否定形象，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使这类作品中出现的如“狂人”、“疯子”等被肯定形象，也已经没有传统悲剧中的那种性格的坚强、行动的合理和思想的高尚。悲剧美感也不是以“悲壮”、“崇高”的人物形象作为载体传达给读者，而是在作品的整体倾向上。如构成《阿Q正传》悲剧冲突的主要观念是代表正义、 肯定观念的健康的斗争精神和代表邪恶、否定观念的“精神胜利法”，从而否定阿Q 的软弱无争的愚弱的国民的灵魂，而健康的斗争精神却是由构成作品的各个质素共同体现出来的。读者可从想象中发挥出“言外之味，味外之旨。”
三、“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历史性突破
上面两章论析了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观的形成、含义和美学特征。下面再回顾一下绪言中提到的评论鲁迅悲剧作品时感到困惑的两个矛盾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历史性突破。
由于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具有时代的较宽的涵括性，因此，鲁迅的悲剧作品应包括《风波》、《故乡》、《药》等。如前所述，这类作品不以“崇高”、“悲壮”感动读者，也不是单由悲剧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体现对抗和冲突，而以“真悲”的美感激励读者，因此，形成悲剧美感的并不是因为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反抗精神，而是由于代表正义、健康和善的精神力量的“有价值的毁灭”。
蒲伯在《1725年莎士比亚全集序》中有一段话对我们解决这个矛盾有着很强的启发性，他说：“用亚里斯多德的规则去评判莎士比亚，无疑是用此国的法律去审判依据彼国法律行动的人”。（注：蒲伯《1725年莎士比亚全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已距传统的悲剧观迈出了一大步。如果还用老的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就会陷入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境地。
近代对中国传统悲剧观念和反拨的冲击的第一人要算是王国维了。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我国的传统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注：张颂南《中国现代文学纵横谈》，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9～15。）他接受了叔本悲剧理论的影响， 推崇权本华的第三种悲剧：由悲剧人物所处的地位和关系而造成的悲剧，并把《红楼梦》作为第三种悲剧来评论，称之为“悲剧中之悲剧。”他否定了以“色、空”来理解《红楼梦》一书的观念，由其中看到了人生的悲剧，他也想拯救这人生，却不能在生活本身中看到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更没有找到改变人生悲剧的现实力量，这是阶级和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但是王国维对悲剧观念的探索为鲁迅开了先路。鲁迅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社会，融汇中西、博采众长、孜孜以求，他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是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的。
第一，反对“大团圆主义”的悲剧观，发展了符合新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的悲剧观。
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的结尾中深切地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鲁迅沉痛于民族的踟蹰不前和依照老例的进展，沉痛于人们千方百计地弥补痛苦的缺陷，求得“暂时的安稳和做奴隶的时代”；沉痛于国民“于旧的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疾首蹙额”。他认为历史或现世的穷苦灾难还不足以叫人悲痛，而在灾难、耻辱中依然美化现实、涂抹太平才是更大的悲痛。因此坚决反对、摈弃文学创作中“十景病”、“大团圆”的写法。鲁迅心目中的悲剧已不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更不是古希腊式的悲剧。他要表现的就是这种发自中国现实，出于中国国情“几乎无事的悲剧”。同时，他又反对中国古典悲剧“冥冥中自有安排”的“瞒和骗”。《阿Q 正传》的最后一章，他题名为《大团圆》是正词反用，表现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悲剧的通常结局的讥嘲和否定，已在有意违拗中国国民的传统审美心理。
第二、提出了符合现代悲剧观的悲剧美感。
古典悲剧看过后，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之情。它唤起人的崇高感，并不破坏人的心灵平衡，而是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而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却不会给人以如此感受。它正如鲁迅所称道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以无声的描线，侵入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它使人们“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那时人们的思想动荡起来，踌躇不决，摇摆不定，茫然无措；你的观念将和地震区域的居民一样，看到房屋的墙壁在摇晃，觉得土地在他们的足下陷裂”。（注：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 ）而给人以这样情感的并不是悲剧英雄的不平凡壮举，而是“极平常的人，极平常的事。”《阿Q正传》即是一个明证。罗曼·罗兰在阅读这篇小说时， “竟在笑了之后，嚎啕大哭”。而大凡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也有类似笑和悲愤两种情感的先后或交替出现。
第三、克服了王国维在融合西方悲剧时产生的偏差
王国维从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从“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艺术观点出发，认为悲剧的美感作用在于人们想“得一种势力之快乐。”
而鲁迅把人生的悲剧反映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之中，熔铸入自己的审美思考，通过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和对有价值的人生的毁灭的遗憾，更重要的是通过隐含在作品整体氛围中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再估价和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从而促使读者思索悲剧的真正原因，激发和鼓舞读者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生的热情和斗志。他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可以说是真正跨过古典型范而迈入现代品格，克服了王国维难以克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鲁迅通过对前人的超越，对时代的超越，反对传统的悲剧美学意识，融汇西方特别是俄罗斯“为人生派”的悲剧意识，从而“领新标异二月花”，使他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悲剧观的发展先路。他的这一悲剧观将与他的悲剧作品一样异彩独呈、璀璨生辉。
来稿日期：98-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