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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漕运；产生；原因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特有的重要经济制度。
漕运制度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于秦汉而终于晚清。它是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土壤的封建产儿。本文着重探讨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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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
漕运的产生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先秦时期，“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以“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实际上仅仅控制着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褒辽阔的地区，则是处于一种“分土而治”的状态之下，或是受封之国，或为臣服之邦。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与中央的臣属关系是十分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承担着一种“进贡”的义务，这种进贡虽然是必须的，但却经常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然形式上统一，但是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与秦汉时期开始的封建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及至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列国蜂起，天子独尊的地位动摇并逐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一和进贡也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时期，由于一直没有出现秦汉及其以后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统治王朝，故而，也就不存在中央对各地区经济的严密、有效控制和统一调配，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所以，漕运未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当在情理之中。虽然春秋时期，秦国等也曾有过“泛舟之役”①，但那只是利用水利之便，随需而作、偶而为之的现象，并非制度化的漕运。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起封建的一统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对韩非子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②的中央集权理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使一个广褒的地区开始以统一的新姿态出现，统一的集权王朝需要巨量的物质（尤其是粮食）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漕运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封建集权政治之下，影响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具体而言，有下列三个因素：
首先，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包括皇室）需要巨额粮食供养，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发挥政治效能。集权统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庞大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京师，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组织和驻京军队云集京师，造成了京师物质供应的匮乏，这在秦以前是不可能有的现象。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之外，还必须要有巨大的各项日常实物开支。此外，居住京城的百姓及其他人员也需要大量的日用物质，这些都关系到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稳定及其政治效能的正常发挥。解决这一问题，漕运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漕运实际上是封建王朝中枢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无怪乎明季有人大叹：“天下大命，实系于此！”③，与此同时，为了支撑王朝“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对付各种内乱外患，完成和巩固统一大业，也必须具有坚强的物质后盾，以巩固自己的力量，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综观秦汉以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漕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尤其是秦汉以后，这一特征愈加突出。
第二，庞大的封建军队体系需要供养，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充足的粮食作为后盾。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大多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地修筑长城，驻守重兵，以防北方强劲势力的南犯，这在集权统治的统一王朝时期均较为典型。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防御重心长期处于北方的形势。为了适应、稳定这一形势，一方面统治者将政治统治中心设置北方，形成了绝大部分一统王朝定都北方的格局；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着力于物质供应，保障这一防御体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为此，封建王朝除在沿边屯田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漕运。
边军需要大量粮饷，各地驻军与大小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粮饷，所以，军用粮草是维持军队生存和保证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秦汉开始，军用粮草主要通过漕运等手段来转输。楚汉之争，萧何功居第一，其中粮草供应及时是最大的功劳，所谓“（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④。《汉书·张良传》记载了张良对京师所在之关中的评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此段言论，实则反映了漕运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委输”即是指军粮之转运，粮草的运输，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时间、规模、进程，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甚至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王莽时期，因对匈奴用兵而大“转兵谷”，致使朝野大哗，天下骚动。足见漕运确是朝廷的重大事件。
战争需要粮草，庞大的驻军需要粮草，漕运随着封建王朝军事行动的频繁和军队的扩充，日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不断发展。
第三，为了遏制社会不安定因素，赈济灾荒，封建王朝需要征集、储备和转输大量粮食。古代社会，灾荒对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间的联系又不甚紧密的农耕社会，往往成为严峻的考验。封建社会初期，各地区都在中央集权的统辖范围之内，凡事都关系到统一政府的稳定与否，处理得好，国家兴旺发达，处理不好，则会成为破坏社会机体的重要因素。所以，救荒便成为封建王朝安定社会、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
秦汉时期，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经常性地遇到水、旱、虫、严霜、冰雹、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减缓灾荒对于社会机体的破坏，封建朝廷十分重视组织高效率的救荒运输。救荒运输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备荒，一是运输。备荒，封建社会初期的统治者，主要采取了仓储的形式，故而，粮食储运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以秦汉时期仓储系统的代表——敖仓为例。敖仓在秦王朝时，便进行了长时期的经营。楚汉相争期间，刘、项曾于敖仓激烈争夺，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据敖仓”成为各个武装集团争夺中原、取得战略优势的重要条件和目标，由此可见敖仓的重要战略地位。而敖仓，原本就有“开仓”赈济“流亡”的社会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敖仓粮食的进与出，主要是通过漕运完成的。如西汉时期，漕运路线是由敖仓西向，经由位于“渭纳”即河渭“水会”之外的漕运中转站京师仓，转入渭河或漕渠，以赈济各地。故此，漕运是封建王朝赈济灾荒、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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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属于经济的范畴，其产生除与集权政治紧密相联外，与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也密不可分。
秦汉时期，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一统的帝国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商品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层次，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与联系尚未系统化与整体化，因而，国内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尚不完善，全国性市场不具备出现的条件。
汉代以降，尽管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为活跃，长安以及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都是著名的大都市，但是，这些多为区域性的货物集散地和手工业基地，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市场。这其中，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粮食集散地，因而，更不存在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京师长安虽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它并不是全国粮食的集散中心，全国范围内也无这样一个中心可以仰赖。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朝廷显然无法通过市场，购置足以维护朝廷正常运转的粮食及其他物质。当然，这与中国封建社会伊始，统治者便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此不赘述。
既然封建王朝从市场上购置所需的粮食等物质完全没有可能，那么，只有立足小农经济，依靠对农民的赋税征收。
单家独户、男耕女织的小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以降，集体生产渐次向个体生产过渡，发展到秦汉，确立了“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⑤的小家庭耕作制的主导地位。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⑥。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的封闭自足机制的农户，成为构筑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个细胞；这一经济形态，构成古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小农经济支撑着沉重的集权王朝，滋养着庞大的官僚群体。
小农的特质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封建王朝攫取财富的主要对象。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生产的基本目的，即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经营，这种小农经济分散，孤立。生产要素的分散组合，使社会长期难以形成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的社会组织和集团。个体小农对强大的集权机构只能是屈从。然而，相对奴隶社会而言，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土地及其主人的依附关系相对松弛，因此，对拥有独立经济的农民进行封建剥削，需要有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需要有政治统治权力作保证。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正是这种权力的保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小农对于封建王朝具有这样几方面的有利因素：分散，难以形成强大的抗拒力量；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长期附着在土地上，可以随时征用。基于这些因素，集权政治统治是有效的，小农成为赋税与徭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封建国家的生存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盛衰确实与小农经济的荣枯密切相关。
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赋役之源，小农经济的特性为朝廷以漕运等方式征赋于民提供了条件。正由于如此，封建国家往往不乏扶助小农的政策，以保护其赋税之源和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如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以及生产上的种种措施。所以，集权政治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是促成漕运出现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因。
然而，小农个体经济分布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到底以何种方式征集千万个小农手中的粮食，这恐怕是初期封建王朝颇费心机的一个问题。
古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对于物质的运送，主要是肩担畜驮或车船运输。然而，小量的物质运送或短距离运输，尚可通过人、畜等完成，但是，大量的、远距离的物质运输，便难以如此了，尤其是象粮食运输，既量大，而且每年必须征运。这就决定了封建王朝对各地粮食的征集运输形式，必定是漕运，即通过水路运用船只对粮食加以转输，漕运具有负载量大、利用水道、节省劳力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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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必须依赖水道才能进行。良好的水道运输系统是漕运产生与发展的必要客观条件。
在我国历史上，水运是交通运输的主干，封建国家向民间征集的粮食和财物，都要通过水道加以转运和调配。所以，封建集权国家建立之后，河道的开凿和疏浚倍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尤其是对漕粮的运输，被视为一项专业运输，它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的盛衰兴亡。
封建王朝对水道的重视，首先是着眼于自然水道。
秦统一全国以后，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难以直接联系的矛盾。我们知道，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咸阳，经济中心却在定陶，如何将二者联系起来，在当时既经济又省力的便是水道运输。咸阳位于渭水岸上，定陶位于济水岸上，由渭水可以进入黄河，由黄河则可以通达济水。秦统治者首先在荥阳附近建立起前文述及的规模宏大的敖仓。敖仓地处古鸿沟与济水由黄河分流出来的水口上，可汇聚由鸿沟与济水运来的粮食，然后，由黄河、渭河转输至咸阳。秦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沟通其两大中心。
秦时赖以依存的农业发达区域是当时位居东部的临淄、济泗之间的地区、鸿沟流域以及江淮二水的下游地区。秦王朝从这些地区征集的粮食和其他物质，皆沿着鸿沟、邗沟、济水、黄河等水道，运往关中。这些便利的水道，为最初漕运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进入汉代，随着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扩大，朝廷对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迫使汉统治者改进漕运粮食的条件，即加强对水道网的开凿、整理和疏浚；与此同时，不断扩展的水道系统，又极大地促进了漕运的发展。
汉代，水道系统的发展成就主要有：
开凿漕渠。汉初，山东各地的漕粮转运至潼关附近，因渭水水道弯曲，水浅且多泥沙，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为了便利漕运，以满足京师长安的需要，汉武帝时，朝廷“发卒数万穿漕渠，三岁而通”⑦。漕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并一直通到黄河。山东一带的粮食及物质皆可由此水道直接运输到长安，大大改善了长安以东的水道交通状况。
整理鸿沟。鸿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重要漕运水道系统。战国和秦时，朝廷已广泛地加以利用。汉初，由于诸侯割据，影响了鸿沟系统的漕运功能。汉武帝年间，黄河在濮阳附近决口，使鸿沟的一部分遭到破坏。由于鸿沟的几条水道是人工开凿的，河床原本不深，故黄河水中的泥沙淤积于此，导致运道湮塞，整个水运系统几近瘫痪。东汉明帝时期，朝廷组织力量治理鸿沟故道，这一措施不仅使鸿沟系统的面貌得到改观，黄河水患也因此得到治理。这之后，鸿沟水系实则只剩汲水一支，被称为汴渠。汉王朝的这次水道整治工作，史称“河汴分流”，对于中国漕运之功极大。
护理汴渠。东汉都城建于洛阳，故而非常重视对汴渠的护理，其中，主要是防止黄河水冲入汴渠，维持汴渠的良性状态，保证漕运的正常进行。东汉顺帝年间，汉王朝从汴口以东一直到淮口，沿岸皆积石为堰，彻底加以防护，名曰“金堤”。
开凿阳渠。东汉，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朝廷着手治理京师以南的洛水，并开凿新的人工运河，以便使漕粮的运输从汴渠入黄河，再由洛口溯洛水到洛阳。然而，洛水的水量十分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武二十四年，大司空张纯在洛阳城南开凿阳渠，史载：“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⑧。渠成，漕船由汴渠入黄河，由黄河溯阳渠，抵洛阳，漕粮输入常满仓。
修整邗沟。邗沟开凿于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时期，一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东汉顺帝年间，朝廷鉴于邗沟故道由江都入射阳湖后，湖宽风急，漕船常有淹没之患，于是派陈敏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水，避免了射阳湖的水患，给漕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维护灵渠。秦始皇时，秦王朝还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这一措施，沟通了湘、漓二水，联系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成为中原和岭南之间唯一的水上交通的要道。
此外，秦汉时期，封建王朝还开展了其他的一些治水活动，如凿褒斜道、凿砥柱等。这些活动虽然成效不大，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秦汉两代对于漕运水道的开凿和治理是不遗余力的。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水道运输系统，不仅为秦汉漕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封建社会初期漕运的生成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奠定了后世漕运的水道基础。所以，秦汉的水道系统为漕运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是漕运产生的又一重要历史动因。
注释：
①《左传》僖公十三年。
②《韩非子》卷2。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29《川渎六》。
④《汉书·萧何传》。
⑤⑥《汉书·食货志》。
⑦《汉书·沟洫志》。
⑧《后汉书·张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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