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价值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本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要标志论文,初步形成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干扰，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中国实际，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革命道路和科学的思想路线，历史地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于1930年5月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为此名）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将会获得新的理论启示。
一、调查研究和思想交锋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大革命时期，做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创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收起义前，做了板仓调查和长沙调查，提出了关于旗帜和土地问题的新提法；井冈山时期，做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为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打下坚实的基础；进入闽西之后，做了长汀调查，制定了正确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新政策；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调查，形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思想路线同各种教条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路线是相反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也多次遭到教条主义的打击。《反对本本主义》虽然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间创作的文章，但它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进行调查研究及思想交锋的深刻体会和理论总结。
1.批判“唯上论”，反对来自上级的主观主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伊始，就遭遇了“唯上论”的错误干扰。1928年3月，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一到井冈山，根本不考察具体情况，不了解毛泽东等根据实际制定的正确政策，而是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指责毛泽东等“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政策，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强令井冈山机械执行中央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①，教条主义地执行湘南特委的错误命令，强令部队远距离分兵到湘南，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1928年6、7月间，湖南省委又“三变其主张”，给井冈山发来了相互矛盾的指示，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等坚持“唯上论”，指令红四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省委指示，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对于这种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唯上论”做法，毛泽东提出了严厉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②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再次批评道：“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③
对于上级的主观主义错误指示，毛泽东也坚决抵制和批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和行动方向，远在上海的中央根本不了解井冈山的实际情况，主观主义地要求红军分散作战，分兵游击扩大区域，向湘东或湘南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④ 关于党中央要求取消党代表制度的指示，毛泽东明确提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故我们决定不改。”⑤ 对于这种不深入实际而只是坐在洋房子里作决策下命令的作法，《反对本本主义》再次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⑥
正是在同“唯上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同上级主观主义错误的交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井冈山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并根据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制定了符合斗争实际的政策策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采取比较冒进的策略发展割据区域，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时期则采取逐渐推进的策略巩固中心区域，反对分兵冒进，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健康发展，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2.批判“唯共产国际论”，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早年，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很快成立，成立不久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中国共产党以多方面的指导。
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点和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不能把一般号召同我国实践相结合，以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严重干涉了我党的内部事务，使我党不能独立自主，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⑦ 由此，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政治和理论上尚不成熟，在重大问题上往往盲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的“唯共产国际论”非常严重。1927年，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不间断革命理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造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1930年，李立三接受共产国际的“第三期理论”和城市中心论，造成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中国革命，使“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绝境。
对此，毛泽东等作了坚决斗争。1929年2月，中央领导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给红四军发来了《中央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二月来信”），指示红军要分散存在，让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隐蔽起来。4月5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批评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悲观主义思想和错误指示，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想”⑧，是一定要失败的。他提出了创立赣南闽西大块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去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张，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
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一些人悲观主义地看待革命前途，不愿做创建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后来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回信，对这种悲观主义错误作深刻批评，并明确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⑨ 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理论。俄国革命时，列宁根据俄国具体国情，先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全国群众，时机成熟后发动城市暴动，而后迅速把暴动推向全国并依靠红军力量实现全国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国国情不同于俄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大国，不可能像俄国那样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所以，毛泽东说这种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情。
在批判“唯共产国际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认为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以小区域的工农武装割据为基础，逐步扩大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以此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和建立全国性政权，最终实现全国革命胜利，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3.批判“唯书论”，反对来自远方的形式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需要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理论准备非常不足；成立之后就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非常缺乏。这就使得广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对理论本身产生盲目崇拜，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要拿“本本来”，出现了严重的“唯书论”倾向。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内围绕是否设立军委等问题发生争执。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⑩ 中明确提出，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11)。因为这种“唯书论”的形式主义，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机械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提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毛泽东批评道：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且处于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而刘安恭等不顾这种实际只是依据书本，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这种“唯书论”完全脱离实际，根本不考虑“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12) 这种形式主义同从实际出发的“需要主义”正好相反，后者不是机械地从书本、从形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决定行动原则和机构设置。
在批判形式主义、倡导“需要主义”的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行动，“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他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指出，红四军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红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实际上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相冲突的，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纯洁党的思想、彻底改造红军。(13)
几年来的调查研究和思想交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记和理论思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整理和提升。于是，在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发展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之余静下心来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包含着深刻理论思考的短文。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毛泽东就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一个集中体现。这篇文献把先前提出的成果进行思想提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论断，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初步形成。
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表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振聋发聩的论断。这个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典型表述。调查研究思想体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涵。调查研究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条件、制定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联结群众的重要桥梁。科学认识来自于群众实践，而不是来自于个人想象，要获得科学认识、制定正确决策，就必须深入到群众实践当中。调查研究就是深入群众的社会实践，从中获得正确认识，提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从而也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4) 离开了群众实践，离开调查研究，只能产生主观的凭空想象、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一些人不调查研究就到处瞎说、到处指手画脚，这种做法是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是最可恶没有的。
毛泽东不仅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调查研究方法论。首先，调查研究必须是全面的而不能是片面的，形式主义的、片面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其次，调查研究必须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就是必须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否则“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15)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调查研究的目的、方法、要求做了阐述，列举了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选好调查对象、确定好调查人数、定好调查纲目、亲自出马、深入调查、亲自做记录等方法。再次，调查研究必须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的放矢地调查研究，唯此才能真正获得实际效果。1931年4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16)，使调查研究思想更加完善。
2.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动的教条。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实和指导实践，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和教条化的本本主义作法在当时却严重存在着。如上所述，当时党内本本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唯上论、唯共产国际论、唯书论等。一些人总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一些人把共产国际指示视若神明，一些人迷信上级指示不察实际一味盲目执行，这些都给党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为此，必须树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一方面，必须破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神秘化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欢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另一方面，必须破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这种学习决不是教条式的仅仅记住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和语句，而是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7)
这样，毛泽东在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态度：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能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3.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化气派：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科学正确的决策是实践成功的先导，而科学正确的决策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一切离开实际的决策都是结不出果实的花朵。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单纯地依靠外来的经验和遥远的指挥。而“唯共产国际论”者，离开中国的实际经验，离开中国的斗争实践，完全依赖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具体国情的共产国际的指挥，只是一成不变地守着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既定办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永久胜利，就可以无往而不胜，这是完全错误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8) 毕竟，中国的社会性质、具体国情不同于俄国，因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方法、道路不可能同俄国完全相同，不把中国的具体国情搞清楚就不可能对中国革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不可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策，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成功。日后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左右，中国革命的航船才真正驶向了正确的方向。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早期表述：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能不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并进而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伟大的，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艰辛和曲折。越是任务艰巨，越是道路曲折，就越需要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就必须确立正确的和积极的思想路线，反对错误的和保守的思想路线。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是从鲜活的群众实践出发，提出正确的理论和决策并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取得新的实践结果，创造新的斗争局面。从根本上说，这种思想路线不是从原则出发、从头脑到实践、从思想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里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早期表述形式。
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同错误的、保守的思想路线作坚决斗争。毛泽东指出，党内、军内存在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一成不变的空洞乐观的保守主义工作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为此，他大声疾呼：“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9)
三、《反对本本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启示
经典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或纠正错误思想，更在于不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当代人以重要启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任何教条主义的做法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二，实事求是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实践和理论的成果。
第三，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任何主观主义的空谈和盲动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第四，有独立自主地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基础，任何幼稚的、不成熟的、缺乏理论涵养的人占据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并以某种所谓的权威为支撑来强行引导理论发展的方向，都会给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事业带来重大挫折。
第五，敢于并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放纵和“宽容”错误思想的作法都将给党的理论创新造成混乱。毛泽东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邓小平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思想政治方面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就是要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以免其扰乱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当今时代，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注意到如下情况：一些人仍然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个别论断神圣化，作为不可更改的圣经加以维护，否认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一些人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普世化，作为唯一正确的普世标准加以崇拜和盲从，认为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法宝，而我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因而必须按照西方的政党制度实行多党制，用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代替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用竞争性民主代替中国的协商性民主；一些人把传统国学万能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容说成是最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一些人盲目迷信所谓的创新，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把一些陈旧理论进行花样翻新或话语更替，制造所谓的新思想、新学术并以此来取代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此，在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破除以“马教条”、“洋教条”、“古教条”、“新教条”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⑦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301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页。
⑩ 此信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7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16)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26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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