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定位_货币政策论文

“十五”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定位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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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计划时期将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五年里,我国的金融业将完成加入WTO的过渡安排期。这意味着,为适应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可能要在五年时间内使金融业的运行、监管模式由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走向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现行的管制利率要过渡到放开管制,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重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性变化;随着开放度的提高,外部金融冲击所带来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等等。这种种新变数对一个特别看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转型经济大国来说,会遇到不少宏观经济调节方面的难题。但无论怎么说,启用再贴现工具,首先把生产和流通搞活,把经济增长这张馅饼做大,都应是货币政策选择的第一位任务。

经过21年的改革,中国货币收支循环体系中的金融作用比重已远远超出了财政再分配比重,正是由于这一点,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调节作用及调节效果问题已成了宏观经济领域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

“十五”计划是“九五”计划的继续,“十五”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向、工具选择、政策作用条件的改善等等,当然都离不开“九五”时期形成的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操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持续结构调整、有效需求约束与通货紧缩预期

“九五”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实践,其基本性是中国多年积累的结构矛盾反映为总量矛盾,一直困扰人们的总需求扩张难以抑制转而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膨胀转化为通货紧缩,与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相适应,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于“九五”计划中期(1998年下半年)从“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扩张。同时,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九五”时期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原因。自1998年9月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决定运用国债手段增大财政支出,用支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及连续降低利率的手段,试图刺激国内需求,遏制消费物价指数连续负增长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但到目前为止,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已走出谷底、外贸出口形势转好表明外需已呈扩大趋势,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仍然萎靡不振,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趑趄不前,工商外贸库存仍显过大,各地企业开工不足员工下岗的势头有增无减。这种经济实现已经预示了我国“十五”计划时期的大致宏观经济前景,这就是:

1.结构性生产过剩将继续对社会总供求态势发挥影响。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同所有集权计划体制国家一样,具有明显的短缺特征。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体制变革和政策刺激所呼唤出来的微观经济效率以不同的结构性调整速率弥补了许多部门、产业、行业的生产供给不足,但也相应出现了结构性不平衡现象,那个时期的结构不平衡的外部表现是中国经济术语中的所谓“长线”和“短线”,出现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瓶颈现象”。可以说,那是一种典型的数量型的结构矛盾。至1998年,当通货紧缩出现、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时,人们发现,过去一些年困扰中国经济的“短线”或“瓶颈”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而且,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已大多数发展为过剩,如:电力、能源等等。纵观全国的实物资源、实物生产领域,除了水资源以外,我们几乎没有短缺的产品。相反,普遍存在的却是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工商外贸企业不正常增长的超额库存。这种状况对“十五”计划初期的社会总供求态势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局面必然是:总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总需求的状况将持续存在下去。

2.有效需求不足仍将成为“十五”计划初期的病态现象。从1998年第四季度开始,当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方向改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特定条件下扩张性政策的新说法,其实质内容是财政政策的扩张靠每年1000亿元左右的基础建设支出,货币政策的扩张则是在为扩大的财政支出作匹配信贷投入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在消费信贷、生产性贷款等方面扩张信贷供应总量,同时为鼓励企业借款、抑制过多的货币转化为银行储蓄存款,又连续使用了降息手段。这样操作的结果是:财政支出和信贷拉动部分缓解了内需不振现象,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投资、民间投资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疲软现实。从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说,指望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呈现大幅度增长似乎已无可能。从这种现实状况出发,推动有效需求的关键因素似乎在于提高微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结构性生产过剩及有效需求不足共同发生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在“十五”计划的初期,通货紧缩趋势仍然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特色。

货币政策为什么扩张无力

在有效需求和通货紧缩预期下,“十五”计划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向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仍然以扩张内需、增加就业为基本出发点,使较为松动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争取在新的五年计划时期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5%以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讨论,那就是如何在“十五”计划时期强化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显然,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九五”计划期的后半段中货币政策明显存在扩张无力的现象,要想在新的计划期校正这种现象就应该分析其生成原因。

1996年,中央银行曾宣布:“九五”计划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均增长23%左右,M[,1]年均增长18%左右,但从实践的结果看,货币供给实际增长率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目标。

货币政策作为刺激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手段历来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利率效果。二是通过信用效果。利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利率无论提高或降低都会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借贷成本或资产选择行为发生变化,这会进一步改变这些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信用效果则是通过银行借贷渠道和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无力的问题,也必须循着这两条线索——利率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去分析中间环节的障碍和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才能得出比较切近实际的结论。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大幅度降息措施将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来说,降息意味着企业借贷资金成本的下降。按照现行信贷管理制度,企业与银行间的借贷合同所设定的用款期间将锁定贷款利率,这样,在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下借款,如果未来的利率走势呈上升趋势或企业相对盈利水平提高,那给借款人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借款收益。从这一点上说,企业在降息政策出台后都乐于向银行借款,这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某种特殊性,中国的企业从产权性质上划分,可粗略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是亏损企业,这些亏损企业显然缺乏资金,虽然这些企业很少考虑资金成本的高或低,但银行并不愿意向它们放款。国外研究转型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虽然普遍认为实行彻底改革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有一个典型的经济特征就是已由原来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转变为银行信贷款约束,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许多国企资金严重短缺,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给银行施加压力,但由于这些国企经济效益低下,许多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向它们放款,这也是人们垢病的所谓“银行借款”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国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效益较好或很好的单位,还有数量较为可观的国资或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们并不很依赖银行贷款,因为这类企业中经济效益好的,自有资金大多都很充裕;如果是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等手段不断从证券市场拿到大量的、没有还款付息压力的永久性营运资金。所以,效益好的国企或上市公司与银行的关系几乎是颠倒的,最常见的现象是:不是这类企业去找银行,而是银行去追这类企业,千方百计争夺这类企业成为自己的固定客户,从比例上说,效益好的国企和上市公司在国企总量中只占一小部分,因此,对于大多数国企来说,紧迫的问题是贷款的可得性而不是资金成本的高低,由此可见,利率政策对国企这种特定产权类型的微观基础来说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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