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嘉汉学论儒家科学精神的兴起
——以戴震为中心
何刚刚
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产生了以考据为学术中心的乾嘉汉学，一般认为乾嘉汉学的学术旨趣只集中于音韵、训诂等一系列的考证层面，然而需要意识到，乾嘉汉学是儒学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的出现是儒学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重新回归，而这种回归体现了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以及科学精神的萌芽。戴震作为乾嘉汉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内容和学术方法都深刻地体现了清代儒家科学精神的兴起。
一、乾嘉汉学：内在理路与外部催生的结果
乾嘉汉学是儒学发展到清朝之后一种崭新的形态。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由顾炎武等人开始，到惠栋，直至戴震将其发展到了最高峰，再到扬州阮元等学者而进入总结阶段。乾嘉汉学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儒学内部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二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从 “尊德性”到 “道问学”转变
在宋朝时，儒学内部面对着佛、老的双重挑战，于是儒家学者纷纷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去对抗具有思辨色彩的佛教哲学。其中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它开始将传统的道德放置于更高的本体论层面，而对于这种更高的本体道德的追求则必须通过大量的学习，所以程朱的路线是“下学而上达”的路线。而陆王心学虽然同样提倡道德的至高无上性，但是他们却认为道德应该不假于外求。如王阳明所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在王阳明这里，已经将道德内化成为内心之中的东西了，程朱的“格物致知”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致良知”。如果说在程朱理学那里还尚有一丝知识论意味的话，那么在阳明心学这里就完全变成了修养论和伦理学了。尤其是阳明后学的许多流派，将阳明心学完全沉溺在一种虚无主义风气之中，成为了与禅宗无异的理论。在阳明死后，部分后学甚至将阳明心学发挥成了一种故弄玄虚的反智主义。在阳明后学中曾出现在地上打滚并说“试看我良知”的故事。这说明在阳明后学时代，“尊德性”的哲学取向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如果儒学还想要接着向前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哲学价值取向。在明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考据学派，但是他们始终在尊德性的大浪潮中难以摆脱桎梏，直到清朝才发展成为一个正统的学派。
（二）文化政策与经济因素的影响
儒学由原来的阳明心学转变成乾嘉汉学，也不能全然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曾利用默顿研究清教的研究方式得出，实际上乾嘉汉学的兴起也有外部社会因素作为支撑。大致来说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原因。
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软实力的不断加强，围绕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和研究。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早已明确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想，迄今却未取得理想效果，瓶颈正是翻译（白旭、冯千2013）。“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它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不仅能够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而且能够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说没有翻译谈不上对外传播。”（王刚毅，2016）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使得翻译工作的作用日益凸显，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围绕着翻译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只有针对问题采取应对之策才能更好地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翻译和对外传播。
一是明末清初巨大的社会变动，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因为满清王朝是代表着“异族”而入驻中原的，这与原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不一样。另外，由于程朱理学最兴盛的宋朝也被外族所灭，而阳明心学横行的明代又最终被清人所取代，这就使得许多士大夫开始怀疑宋明理学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声音中反思宋明理学。顾炎武将其原因归结为李贽的影响，而颜元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宋明理学已经掺入了佛道。而在士人对宋明理学批判的同时，清王朝又将宋明理学定为了指导思想。这种彼此的张力与对官方正统思想的反叛，催生了清朝考据学的兴盛。
二是清朝的“文字狱”政策导致了学者很少再对义理做出阐发。在这种恐怖的文化政策之下，士人越来越多的专注于训诂、考证。在历史上，大凡重要的哲学思想必然会在十分宽松的社会背景中产生，诸如百家争鸣到宋明理学都是如此。而在盛世同一化的极权社会背景下，能兴盛的只能是训诂考据之学。
（1）由表中极差值的大小可以看出，激励信号频率的极差最大而热处理的极差最小；由此可知激励信号频率对检测的影响程度最大，油样的初始制冷温度对检测的影响程度较小。其他两种因素对检测的影响程度基本相近。
正是在这种优厚的待遇之下，许多人开始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变，那些科举失意的文人更是充当了中坚力量。而由于许多学术资助来自于盐商，因此清朝的考据学相对而言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性。这种学术的非政治化，造就了考据学的高峰。
二、戴震思想三维度：考据、义理与科学
远看，菊花是粉紫色的。它是那么的优雅，又是那样的可爱；近看，粉红色的花瓣中还有一点点惹人喜爱的嫩黄色。小小的花朵，玲珑可爱，就像一只只粉紫色的小蝴蝶。
（一）“唯求其是，因物求则”的考据学方法
戴震认为，贯通经书必须从研究组成语词的每个字做起，由对字的正确理解，才能正确理解语词和道理。戴震的考据学继承了惠栋的治学传统，批判宋明理学，重视汉学，主张治经由文字入手。其治学提倡“唯求其是，因物求则”的方法。
具体来说，戴震的考据学中有两个特色。第一，总的治学纲领是实事求是的理念。戴震与惠栋不同的地方在于，惠栋有“唯汉是从”的倾向，而戴震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这里的“是”是指物体本来的原有状态。戴震认为，如果认为古人都是正确的，那么也就由此缺少了一种求真的精神。第二，戴震非常强调“因物求则”，也就是在丰富的资料里收集一般性的规律，从特殊过渡到一般。戴震认为，考据学的材料始终只是一个过渡环节，最终目的是要在这些分门别类的信息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所以，他不像惠栋那样只注重搜考和博览，他在考据之上还有一种独特的理性精神。所以戴震说：“苟害六经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魏晋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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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的义理观
首先，戴震将“道”恢复为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之道。儒学在宋代面临着时代与佛教的双重挑战，进而产生了超越性的“天理”。天理被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至高准则，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它原有的义理产生了太多的流弊。戴震对于程朱义理的批判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展开的。他构建的世界图式是一种崭新的天道论，其中主要是以改变“道”“理”“气”这些哲学词汇原有的内在规定性来创建自己的思想。戴震认为，道就是具体的展现，人道是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道的实体其实就是阴阳五行，宇宙间充盈着无数的气，气是天体运行的动力，而道就在气中存在着。
戴震对于义理的阐发主要集中在他学术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他开始重新肯定义理的价值。因此，戴震后来致书段玉裁曰：“仆平生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这也说明了戴震对于义理的重视。戴震对于义理层面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对于原有哲学词汇的重构和解释，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天文学层面，戴震对于传统的天文学做出了总结和发展。首先，戴震对于天体视运动给出完整叙述，从运动的投影中体现了宇宙运动的基本状况。戴震指出：太阳在循黄道右旋，在天球赤道南北由西向东移动，引起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他用“日发之敛”和“月之出入”说明寒暑进退，虽然没有揭示地球公转的实际位置引起的季节变化，但他在视运动范围所做的详备的说明仍是科学的，而这种关于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恰与其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相联系。他说：“日之发敛以赤道为中，月之出入以黄道为中，此天所以有寒暑进退，成生物之功也。”（《原象》）其次，戴震对传统的天文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古代天文学中将农历每月之辰称为“月建”，但是月建的依据是什么，当时的证据并不明确。戴震认为，璇玑绕北极运动为一年四季的变化依据，将北斗星绕北极的运动轨道均分有十二宫，冬至夜半北斗转到正北极的子位，是谓建子，小寒过丑宫，大寒当丑位，是建丑。戴震认为，乾隆时期的月建实际上已经相差两宫，而且这一错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种看法放到现代科学来说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天体视运动的主体结构对于历法的影响。最后，戴震对于传统天文学进行了改造，并且吸收了西方天文学的大量知识。这主要为创建近代古天文学史发挥了重大作用。戴震认为天文一事，必须吸收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江永在解释岁差和回归年时，就已经引用了西方天文学的概念。戴震也同样接受了西方本土的“本轮均轮说”。
戴震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先验的认识论，而认为认识是主客交感时产生的，这就使得他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天人合一的认识论倾向。他认为，人的认识是一种内外交感的过程，心具有统合各种感官的作用，只有将感知的材料归于心，才能辨别义理，获得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心知既可以由记忆转化而来，又可以通过问学获得。心知是充实而丰富的，但都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产生的。认识是一种双重结构，既是主体的客体化，又是客体主体化。人的认识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感觉器官是认识的出发点，物质世界是感觉器官认识的来源。他说：“有血气，斯有心知。”（《原善》）在戴震看来，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认识就开始了。“心知”既然来自“血气”，必然与客观的物质世界有共通之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心之于理义也。”（《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对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也做了说明。他指出，感觉器官只能获得感性认识，要取得理性认识，就必须依靠“心”这个思维器官的作用。他还提出“思者，心之能也”，“心之精爽，有思辄通”。也就是说，在人的感官之外还有心，人的思维出于心，心是主宰、支配感觉器官的，但却不能代替感觉器官的功能和作用。他指出人性与物性的根本区别是人不仅有本能的感觉反应，而且具有思维能力，人的感觉能够发展到思维的高度，因此能认识和掌握事物及其规律。
（三）汇通中西的科学思想
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中叶，西方科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戴震对于西方科学有很深的了解与研究，同时融贯了中西方科学思想。戴震对于自然科学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原象》和《迎日推策记》。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一一赘述，下文仅以天文学和数学两方面为代表进行说明。
其次，戴震将传统的“理”赋予了一层认识论的意义。它既不同于程颢所谓的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也不同于朱熹将万事万物都能纳入其中的理，戴震认为理是一种“条理”。“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戴震分别以植物和动物举例来论证他的“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达末，又别于干为枝，缀于枝成叶，……循之于其理也。”而“以动物言，呼吸通天气，饮食通地气，……血气之所循”。既然理成为了一种事物之理，那么求理就不可以陷入程朱之失，离开物体则无不易之理。理的内容是客观的，而形式是主观的，它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戴震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于勾股的发挥。《勾股割圆记》的注是戴震篇幅最长、最完整的数学著作。他的这部书比其他相同的数学对象的研究还多了一层，除了勾股定理外，还牵扯到其他的中法表达和西法表达不同含义的处理。戴震在《勾股割圆记》中以圆为本，研究三角形与圆的管辖，高度抽象了三角函数更丰富、更直接、更完备的辩证法思想。任何一个命题都在边与边、角与角、角与边之间展开，过程和步骤都极其严谨，对许多问题的处理都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三、从戴震思想之维论儒家科学精神的兴起
科学精神的具体定义众说纷纭，但是一般认为科学精神包括实证主义和理性精神。这两大精神支撑着科学精神的基本结构规范，乃至支撑着科学的摩天大厦。在这两大支撑之外，还有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等作为补充。可以看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汉学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在儒学中的兴起。
在乾嘉考据学中，尤以戴震（戴东原）的学术成就最为耀眼。一方面，戴震代表着当时考据训诂学的领袖；另一方面，戴震又始终不满足于这些单纯的考据，最终形成了一套足以和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哲学体系。同时，戴震还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所以，戴震的思想大致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以考据、训诂为基础的道问学的路线，二是以追求义理之学为使命的路线，三是对于具体科学的看法及其阐释。
三是以江南为中心的考据学派与盐商的兴盛有着很大关系，盐商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些仕途失意的人研究学术。可以说，在清朝，考据学成为了一种职业，甚至这种职业所获得的报酬不亚于从政。因而一般学者很多都出自于盐商家庭，并与绅官联姻结成政治联系，他们的学术团体同时受到官方与非官方的双重经济支撑。
（一） “唯求于实”的实证主义精神
戴震的治学方法曾被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他一方面强调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戴震的意思是，古代的“道”并不仅是客观的法则，其实也是古代圣贤与天地根本精神相契合的一种心志，并将这种心志与民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并满足民众的愿望，这就是“道”。而且在实证主义思想中，戴震又使用了归纳演绎的方法论，这既是受到了当时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也是儒家自身内部对于方法论的一种改进与革新。
（二） “心之精爽，有思辄通”的理性认识论原则
最后，戴震对于传统义理的批判还表现为他对认识论做出的调整。在中国哲学中，认识论几乎都是为伦理学服务的，所以戴震对于宋明理学中传统知行观的批判起始于对于其认识论的批判。他曾说：“‘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是非善恶未易决也；‘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思之贯通，不遗毫末，夫然后在己则不惑，施及天下国家则无憾，此之谓‘致其知’。”（《孟子字义疏证》）可以看到，戴震的认识论不再像以前宋儒那样夹杂着修养论了。他认为认识是一种内外交感的过程，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统一性方面去理解的。
（三）具有科学的怀疑精神
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著名的“默顿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其中，有组织的怀疑精神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史上的许多次科学革命都是对于原有理论体系的质疑。而在戴震的时代，虽然没有形成所谓的科学共同体，但是这种有理性的怀疑精神已经开始有所体现。
这种理性的怀疑精神充分体现在修订地方志方面，这从戴震与章学诚对地方志认识的分歧上可以看出。戴震认为，对于地方志的修订重在考订沿革变迁，而章学诚认为重在文献。然而戴震通过考察许多地方的实际地理状况，对于前人所编写的地方志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许多地方志的记载与实际严重不符，因此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对于前人的地方志做出修订。实际上，许多地方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不论是风土人情还是地理环境，都有一定的变迁，原来所记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以戴震对于《应州志》的考察为例，古代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地方，但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众说纷纭。戴震怀疑古人所做出的结论，最终通过对《应州志》和《水经注》的研究，考证出了具体信息，这足以说明戴震学术上取得的巨大突破与他身上具有的怀疑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科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理性的怀疑精神中不断突破旧的范式，从而实现理论更新。
每份八宝粥可提供1 256 kJ能量，蛋白质13 g，脂肪8 g，碳水化合物44 g。八宝粥选材温和，适合多数人食用。只是需注意，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食用量，肾功能受损患者在满足机体对蛋白质的基本需求时，应适当减少豆类摄入量。另外，八宝粥属于半流质食品，所提供的能量不如米饭、馒头等主食高，所以不宜顿顿食用。
（四）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运用
胡适曾在《戴东原哲学》一书中提出，归纳法是清儒治经的根本方法，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推求出他们共同的涵义来，都可以说是归纳法。戴震除了运用最为基本的归纳法之外，他对于公理演绎方法也有所使用。最能体现戴震科学方法的就是《孟子字义疏证》中对于形式逻辑的运用。一般认为，戴震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受到了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的影响。暂且不论这种公理化演绎体系是来自于西学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儒学内部，戴震能自觉地运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来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中实属第一个。
《孟子字义疏证》作为戴震义理方面最为成熟的作品，尽管严格来说，逻辑学意义上的演绎方法和戴震在此书中使用的方法仍有区别，但是此书的逻辑论证形式和编写体例不能不说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理性演绎法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说的“理”仍是儒家意义的“理”，戴震突破了程朱的义理，建立的仍是伦理学上的理。这种理不过是将圣贤之理向外部扩散阐释的结果，一旦需要将“理”向外扩散到具体事物之上，那种类似于“致良知”之类的宋儒的路子显然要被抛弃，而要使用形而下层面的公理演绎体系去论证。因此，可以说戴震的公理演绎法是不自觉的运用，但是这种运用又实际上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结语
乾嘉汉学的兴起既有思想内在理路的必然，也有外在西方传教士引入西方科学的影响。但需要意识到，传教士对于儒家士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科学知识对于传统知识的冲击，而内在的科学理性精神则是由儒学自身在对于宋明理学的反叛中衍生出来的。孔孟时代的儒学，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与诠释，因此，孔子很少跟弟子谈论性与天道这些东西，而所教授的都是一些最为基本的实用知识。而且在当时，孔子特别推崇“六艺”，即便是谈论道德，也始终会回归于具体的生活世界。而在宋明之时，四书完全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于“六艺”等最为与实际生活相关的理论却避而不谈。宋明理学一方面使儒学具有了超越的思辨色彩，另一方面也逐渐使形而上的世界与形而下的世界相分离。可以说，乾嘉汉学是一种学术回归，使得儒学再次站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去追求义理。然而，鉴于清王朝文化政策和西学传入的双重影响，这种回归不再是与原来的儒学相对等的一种重合，而是以离心力的路径与近代西方科学相靠近。儒学内部所创生出的智识主义思潮与西方科学相融合，促进了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自身的发展。
此外，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取向。儒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转折，因此，在每个时期，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必然有所不同。那种不区分具体的历史阶段就认为儒学完全排斥科学的看法是片面的，其实最先对于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儒家。乾嘉汉学时期的学者，大都本身就是西方科学的积极引入者，许多儒家士人热衷于学习科学知识，并能够将西方的方法用于学术研究之中。戴震在这群人中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戴震一生的学术轨迹恰恰反映了儒家在面对科学时的接纳态度，体现了乾嘉汉学时期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和科学理性精神的萌芽。
明清时期的陶瓷纹饰开始以龙纹、花卉纹为主，婴戏纹和狮子则是作为经常使用的纹饰。当瓷器的装饰图案的宗教色彩愈发浓厚的时候，像狮子纹饰一类的图案便开始频繁出现与陶瓷之上。
教师也可以自然地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虚拟语气还可以用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后悔情绪等，并且学生也能顺利总结出主从句中的动词时态：
［作者简介］ 何刚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科技哲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
[责任编辑：祝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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