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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到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只有一年多时间了。
香港后过渡期能否保持稳定和繁荣，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目前影响香
港稳定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包括港英当局的各种制造后遗症的作法，香港
经济出现滑坡，港人对国内政治的信心不足，以及美国等国际因素所产
生的干扰。对此，国内学术界持有较为乐观、较为谨慎或较为悲观的不
同看法。由于香港回归关系全局，我以为宁可把问题看得困难些、复杂
些，多设想一些应对措施，才能避免出现重大失误。
一、香港经济在今后3年中可能继续滑坡。 预测香港的经济增长率
在1996年降至5％以下，1997年在3％左右，1998年达到谷底。1995年香
港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增加约一倍，达到1万余家。 我方曾估计香港经
济将出现1年左右的调整期，现在看来这种估计仍偏于乐观。
一是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已居高不下，多年维持在8—10％， 港英当
局滥上大项目的货币政策负面影响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港币与美元联系
汇率制度在美元比值下跌的情况下，港币受到直接冲击，人民币在港流
通和内地港币大量回流，也是通胀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引起香港
的产业成本上扬和竞争力削弱等后果，在今后几年将更加突出。
二是香港的失业率继续上升，1995年为3.2％，人数在12万以上，
为10年来最高水平。失业率上升主要是香港产业转移内地后的制造业疲
软所致。在劳动密集产业北移后未能向高科技产业提升，香港的制造业
结构已远远落后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因此目前的结构性失业在短期
内难以消除。房地产业的不景气，部分相关的服务业和零售商业亦出现
萧条。香港的大公司向外转移资金，纷纷裁员削支，使白领阶层就业也
受到威胁。失业率上升也将成为过渡期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它可能引发
工潮、劳资关系趋紧、犯罪率上升、市民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动摇以及新
毕业的大学生成为反对派的支持者。
三是影响香港经济的宏观环境可能出现不利的变化。由于香港内部
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甚至撤出香港，香港股市大势
低迷。估计在1998年以前，投资增长率下降是基本走向，它势必对增长
率和就业率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大陆因素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晴雨表，
内地的宏观调控偏紧同样是香港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目前香港经济的两
个支撑点公共投资和对外贸易保持增长，但其势头可能在1997年前后大
大削弱。其理由是公共投资主要来自港英当局对机场、港口等大项目的
耗费，它们在1997年后能否支持下去尚属疑问。香港外贸增长主要由来
自大陆的转口贸易带动，但是国内在外贸体制和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可
能在短时期导致出口下降的局面，这又对香港外贸产生不利影响。而且
上述两个支撑点削弱恰恰与1997回归的时间重合。加上国际资金流向可
能发生的改变都将延长和加深香港经济滑坡的时间和程度。
二、香港的政治平稳过渡可能出现多种障碍。其中包括港英的政制
改革，港人的民心不稳，新旧港府的交接秩序可能出现混乱，台湾介入
香港政情以及我方对港政策的协调问题。
最近香港立法局选举结果表明，港英当局所支持的所谓“民主派”
利用香港居民的某些“恐共”心理，在竞选策略上占据了优势。越是接
近1997年回归，港民的心理波动可能越大。据某香港爱国人士分析，愿
意、无所谓和不愿意回归大陆的三种港民人数比例在签定《中英联合声
明》的80年代中后期，约各占1/3，1989年以后降至2:2:6，最近则跌至
1:1:8。这种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另当别论， 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值得
我们深思。亲中派在香港的声誉不高，而我们的舆论支持往往在港民中
产生逆反心理而帮倒忙。港英当局势必利用这种心理，在撤退前进一步
向港民施以口惠和许诺，造成中方将不给港有“高度自治”的假象。目
前香港正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变动，1996年1月至9月间筹委会、立法会、
行政局都将发生变化；1997年1 月起中方的“影子政府”将与港英当局
并存共同行使权力；1997年7月1日后我方将“另起炉灶”解散立法局。
这些变动若无适当的策略，恐将使矛盾激化而局势更加不稳。
争取香港民心，关键在于争取香港知识阶层的民心。因为上层分为
两种。一是极端亲英派，他们在国外已有立足之处，随时可走；二是与
大陆经济相关极密切的大公司老板，他们不会同我们闹翻。下层一般对
政治较淡漠，只要生意好做、生活稳定就能满足。但是香港的中产阶级
尤其是公务员和一般专业人员，其心态特别复杂。他们既不能席卷而去
，又担心回归以后受到压抑。因此，他们把最近几次的选票视作表达“
民意”的最后机会。对于这个阶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亲英派”或“民
主派”。实际上1997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同这
个阶层的关系。知识阶层掌握着香港的管理、舆论、教育和信息等“软
件”，而这些要素构成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港英当局扩大在校大学生的人教，制造“民主力量”的后备军，实
际上是准备在1997前后利用他们的不满来向我方施加压力。
香港能否在政治上平稳过渡，还取决于“中国因素”。目前“中国
因素”在香港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要正视这种影响力的负
面效应。例如，大陆在香港的机构和中资企业，能否在1997前后以“平
常心”来对待香港的中下层，大陆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能否在香港保持廉
洁的形象，能否按照香港的法制和规则办事，是“港人治港”还是“京
人治港”，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如何付诸实现等，都是港民所担心的问
题。我们的对港工作机构头绪繁多，政出多门，到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
区建立后，中央各部的港澳办是否继续保持，它们与新的港府是一种什
么关系，也不明朗。当然，港人最关心的是1997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
放前景如何，邓小平的方针能否保持下去。只要这个大前提不变，“中
国因素”就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最大保证。
三、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地位受到内外因素的挑战。如果
香港的上述中心地位受到动摇，则1997回归的平稳过渡亦必然成为疑问。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总体上仍可保持下去，但在某些方面其
优势受到削弱。其一是受到1997回归的影响，一批外资银行注册海外，
造成资金大量流出。前述通胀率保持较高水平，使资金流入发生障碍。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依靠外资银行和国际资金流向，其每年自
由进出的近6000亿美元资金有80％来自海外。因此，保持大量外资银行
及其地区总部长驻香港，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据悉，跨国
银行和跨国公司准备将地区总部迁出香港的计划有增无减，或者只是把
公司的外壳留在香港，其主要业务移往别处的“金蝉脱壳”者亦非个别
。其二是香港的金融人才正在流失。据估计，最近几年香港从事外汇业
务的专业人员平均每年向海外移民10％。由于新加坡大力吸引华人金融
专家，台湾也千方百计挖掘香港的人才资源，香港的专业人员流失速度
可能进一步加快。香港金融业专业人员约在50万人左右，这是大陆在短
时期无法替代的宝贵资源，如果丧失其中的1/3以上， 则香港的金融功
能将受到严重影响。其三是香港金融业在80年代下半期以来投资不积极，
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没有更新换代，难以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方面形成
市场规模而无法与新加坡和悉尼竞争。香港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东
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金融实力型，而是金融服务型。如果香港在新
的金融服务方面不能提供更多便利，那末它在亚太市场上的竞争力必然
要打折扣。其四是香港回归后人民币将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大量流通，在
大陆的港币亦大量回流（约相当于香港现金流量的1/4）， 在短时间可
造成强大的通胀压力，给金融中心地位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贸易与航运中心方面，香港的“一枝独秀”局面也将告终。其原
因也包括外部和内部条件的两方面变化。从亚太地区来看，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不断加强，东南亚地区各主要港口竞争激烈，纷纷以提高贸易自
由度和降低服务成本作为手段，对香港构成巨大压力。香港作为自由港
的国际贸易和转运中心的比较优势地位已不明显。从国内看，沿海各港
口已建立13个保税区并且开始允许外商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内地经香港
转口贸易比重将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大幅度降
低关税税率并建立自由化的外贸体制，沿海深水港的基础设施趋于完备
和国际直航运输扩大，将大大减少对香港贸易航运业的依赖度。尤其值
得指出的是，台湾正在争取替代香港转运中心的地位。它一方面根据“
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扩建高雄、基隆、台中三港，欲与香港和新加坡
成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台湾将在菲律宾苏比克湾投入巨资兴建大型集装
箱码头，从南面牵制香港的货源发展。即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大陆和
台湾实现“三通”势在必然，这对香港的中转贸易功能不啻是又一个打
击。从总体上看，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繁荣主要是由大陆的转口贸易和
航运所推动的。但是这种过渡依赖的历史时期正在成为过去，使香港不
得不重新为其贸易中心的功能定位。
从内部条件来看，香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也开始削弱它作为贸
易航运中心的功能。由于香港制造业的大量转移内地，本港产品的出口
已连续几年出现负增长。这种本地出口萎缩的趋势将加大香港对转口贸
易的依赖度，但是如前所述转口贸易的前景并不可乐观。香港的有形贸
易比重下降需要以更多的无形贸易来替代，最近几年香港的服务贸易连
续出现顺差，年增长率在8％—10％之间， 但是服务业增长受到基础设
施投资和人才储备两个因素的制约，能否抵销有形贸易下降的趋势仍有
待观察。在硬件方面，香港所受到的制约更加明显。香港的转运能力在
陆、海、空各方面都已达到饱和与超负荷运营的状态。新建的第8 号集
装箱码头在1995年夏季已达到饱和状态，但第9 号码头由于中英之间的
政策分歧而搁浅。即使9号码头投入建设， 也由于其规模太大（吞吐能
力约为1000万标箱，相当于1—8码头之总和）而需要10年建设周期。在
空运方面，启德机场将于1998年达到饱和状态。铁路运输也因场地过于
狭小，车位不足，承受能力大受限制。京九铁路全线运营后，香港的铁
路货场将出现严重的瓶颈现象。由于香港的运力严重不足，每个集装箱
的平均装卸费比高雄高出30％，比新加坡高出80％之多，许多国际航运
公司转而选择高雄、新加坡作为挂靠港。这种形势在未来几年中对香港
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美国的香港政策将对1997回归产生严重的干扰。美国可能以香
港在美国市场上的特殊地位作为抵押，向我施加压力进而达到在香港保
持其政治影响力的目的。
美国决策层认为，香港对于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利益至关重要。1997
香港回归后“北京是否履行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对于美国具有直接
的利害关系。”美国的战略学界更是提出，香港回归是中国在亚太地区
扩张势力的第一步。因此，美国既不会放弃在香港的巨大经济利益，也
不会放弃干预香港事务的政治影响力。
根据上述战略思考，美国将把《香港政策法》越来越付诸实施，甚
至把它同“三个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并列，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
组成部分。1995年9月，美国国会进一步修订《香港政策法》， 规定国
务院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情况报告直至2000年以后，而这项报告的
内容集中于香港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动情况。其中包括基本法及中英联合
声明的执行情况、立法局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的开放及公平程度、各政
党所受到的待遇、司法独立及终审能力、人权法的执行情况等。从上述
内容中可以看出，港英当局彭定康等人炮制的香港“政制改革”已完成
使命，下一步将由美国来行使保持“民主政体不变”的使命。
从美国驻港总领事穆奕乐在1995年5月2日讲话中可以充分证明这一
点。穆称，如果香港没有高度自治权，“华盛顿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
香港和北京的关系”。美国可能中断有关的双边协议，不再支持香港在
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独立地位，不再给予香港在美国市场上的特殊优惠待
遇；国际评估机构将把香港与中国大陆作为同一经济实体进行降等评估
。他甚至宣称，“这将是事实，而不是威胁”。中国宣布打算1997年解
散选举产生的立法局，“是影响香港国际地位前景的关键因素，特别是
影响美国与香港关系前景的关键因素”。而能否保持香港未来发展的各
项条件“应由将来拥有香港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负责”。穆奕乐的
上述言论可以看作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向我提出的挑战书，其严重后
果不可忽视。
美国影响香港平稳过渡的途径和手段可以有广泛的选择。例如在经
济上，利用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香港制造汇率和外汇市场剧烈
波动；运用美资在香港股市上的巨大订单影响香港公司的政治意向；在
9号集装箱码头问题上制造麻烦使美国的航运公司减少在港业务； 等等
。在其他方面，例如以保持新闻自由为名防止中国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
制；在香港人移居美国的身份和护照问题上提出新的条件：敦促中方在
香港人权问题上定期向联合国人权组织提出报告，或者允许香港单独加
入国际人权公约；坚持香港行政机构的非党派性，以此削弱中国大陆在
港政治力量；保持和扩大美国在香港的学术交流计划，借以影响香港知
识分子的舆论走向；继续对香港进行美国高层官员的访问和美国海军舰
队的访问，以示香港在政治上有别于大陆；在香港保留人数庞大且活动
积极的美国总领馆，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商务、司法等方面的合作。
从总体上看，美国已做好香港回归以后各方面与中方打交道的策略
准备，其核心是尽可能削弱中国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不能达到这
项目标则使中国在经济上付出重大代价，其结果同样可达到香港过渡出
现混乱、香港经济中心地位动摇的目的。如果美国的香港政策同前述香
港已经存在的内外消极因素相结合，可能造成我们在处理1997年前后香
港形势的复杂局面。
为了更可靠地把握1997年前后的香港形势，我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在政治上考虑“赎买”香港反对派的政策。有关立法局当选议
员的处理问题极为敏感和复杂。这批人数虽少，但涉及香港稳定和国际
地位的各个方面，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赎买”。其一是立法局到1997
年9月期满时再以基本法规定的方式改变其成份，而不必在97年7月1 日
立即解散而引起震动。其二是对立法局的“民主派”议员进行说服，如
果其中有部分议员愿意在1997年以后与新的港府合作，可以保留他们的
议员席位。其三是对部分立法局议员诱之以经济利益，给予他们在大陆
市场上的某些优惠项目或贸易合同，换取他们在政治上放弃反对派的立
场。其四是让个别反对派议员进入新的行政机构担任负责职员，主要是
借用他们的舆论影响和行政管理经验。通过上述“赎买”方式，使立法
局“另起炉灶”问题的冲突烈度明显下降，进而解决平稳过度中的一个
重大问题。在解放战争中的“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仍然值得充分
二、在政治上可以提出“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口号，使港人治港
得以完全兑现。迄今为止，我官方有关香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性说明都偏
重于经济领域，对政治领域的高度自治一般加以回避或予以警惕。其实
，承认香港在回归后政治上仍将保持高度自治对于香港在1997年前后的
稳定和繁荣是十分必要的；反之，却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承认对于香港
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心理稳定提供了有益的保证，对中下层香港市民
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可以有力地抵消国际舆论种种不利于香港稳定
的猜测和挑拨。我们不应当担心“香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后果，因为香
港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中心，大多数港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
与香港的经济繁荣维持在一起的。未来的港府只要把繁荣经济放在首位
，就会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政治上的高度自治”同经济高度自治也就
二位一体了。相反，否认或回避“政治高度自治”的提法，却使香港人
对香港的政治问题变得极为敏感，使国际舆论导向更容易出现混乱的信
息反馈。至于“政治高度自治”与经济高度自治的联系和区别，在操作
细节和原则的统一问题上应尽快组织专门研究，以便提出可行的方案。
三、应着手研究中央政府各部门与未来港府的关系以及内地政策在
香港的特殊执行方式。目前中央的许多部门都设有港澳事务机构，1997
年回归以后这些机构是否还将保持下去，其功能将有什么变化，它们与
未来港府的关系如何定位等问题仍然处于模糊状态。这种情况如持续太
久，可能引起1997年后香港内部的政策多头并进、难以管理，对于保持
稳定和高度自治显然无补。应考虑中央各部门港澳机构在1997年以后的
调整问题，其中澳门事务部分应继续保留；香港事务部分应以1997年为
界，此前与英国政府或香港当局有关的遗留问题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
处理，此后的香港内部事务或对外经济联系则完全交由新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处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功能应简化，主要担负香港的信息中
心功能而逐步淡化其政治代表的功能。中央在内地的有关政策涉及香港
内部事务的，都应经过香港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讨论后确定其具
体的执行方式或特殊变通。这项调整涉及面广，宜早不宜迟，在舆论上
也可以获得主动。
四、在经济上除了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独立关税区、独立货币
和财政体系、自由港地位不变以外，还应设计一整套保持香港经济繁荣
的发展战略。由于80年代中叶以来香港进入过渡期，其经济发展的中长
期目标出现混乱。特别是对香港回归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引起的市场震荡
，我们应有足够的应对手段。虽然可以考虑动员全国资源对香港市场进
行“托盘”，但这并非上策，因为全国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方向可能由此
受到影响，而且我们在海外其他市场上（如新加坡）的份额也会受到削
弱。关键是提高香港对国际经济的增长极带动效应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
能地位，而提高香港的生产要素构成和保持要素流动的自由度是达到这
个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例如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功能开发、贸易航运中心
的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枢纽的功能加强、旅游服务业的市场拓深等，都
需要中央政府与香港金管局、贸发局协商，提出一套战略构想。例如新
华社澳门分社向奥葡当局提出一套经济方案的做法，可以在香港更加充
分地实施。如果能在1997年回归以前就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案，对于稳定港人
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
五、在构思未来香港发展战略时，不能不涉及上海发展战略的定位
问题。近年来由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和舆论效应，对
香港商人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冲击，甚至出现了“上海将取代香港”的说
法。这种现象对于香港过渡也有不利影响。对此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上海在10至20年内不可能达到目前香港所拥有的金融贸易自由度、基础
设施和人才储备，因此无需担心香港被取代的问题。然而，上海所拥有
的制造业基础和长江流域的市场腹地，同样是香港所不能企及的。因此
，上海在今后的发展中将成为以内地市场的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实力型经
济中心，香港则进一步发展为以国际市场要素流动为特征的服务型经济
中心。尽管上海对国际市场要素的吸引力和香港对国际市场要素的依存
度都将逐步增大，但二者已经形成的基本特点在21世纪最初20～30年间
不会发生根本改变。1997年前后将会有一批跨国公司总部撤出香港或迁
来上海，但大多数跨国公司仍会留在香港。加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会加快，市场要素在香港和上海之间流动的条件
大大改善，两地的合作肯定会大于竞争。在这方面，上海应主动创造条
件，为稳定香港作出贡献。在舆论宣传方面，应少提“赶超香港”而多
提“学习借鉴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上海报刊中经常出现“亚洲
第一”、“远东第一”的字眼，建议今后应避免使用，以免“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六、在密切注意美国的香港政策动向的同时，发展中美在香港的特
殊利益结合和特殊合作方式。美国将在香港问题上与我进行一番较量，
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准备。除了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以外，调整某些具
体做法也是使美国难以得逞的重要策略。只要我们能够取得香港的大多
数民心，美国就难以动摇香港的经济地位。因此，在香港问题上对付美
国的挑战，最主要的是处理好香港本身的内部事务。因为美国的香港政
策是以保持香港的“自由繁荣”为由，而我们的政策则是使香港获得事
实上的自由繁荣为前提，二者的结果只能是以大多数港民的选择为取舍
。另一方面，美国不同于英国。如上所述，美国影响香港经济的手段较
多且较为有力，我们不宜以牺牲美国市场作为代价同美进行对抗，要争
取在港美国公司和美国商人认同我们的香港政策，这对保持美国在香港
的经济利益是必要的。同时，美国需要中国在香港的合作，如共同打击
国际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恐怖活动等；美国需要香港的巨大信息资
源以及香港动员国际资金的巨大潜力。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
益是存在的。如果两国在上述方面合作得好些，可以避免在香港问题上
出现摊牌，使香港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又一个危机热点，甚至可以促进
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回归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对于两岸关系走
向至关重要。台湾当局调整其香港政策，从准备撤退转向主动介入。这
将使香港内部局势复杂化，但也证明台湾对香港的依存度极高。港台经
济的相互依存是今后我们在处理两岸关系中保持有利地位的重要资源。
同时香港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的真正实现，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
也将提供有力的证明。反之，香港出现混乱和萧条，将使两岸关系进一
步陷于困难境地。有关港台关系的研究将另辟专题，这里不再展开。
概言之，在香港后过渡期的许多矛盾公开化，甚至可能演变为某种
冲突。尤其是香港的政治问题复杂化可能导致香港经济的进一步滑坡和
国际因素的介入。因此，我们应作多手准备，争取用较小的代价进行“
赎买”以换取稳定香港的最大利益。切忌“主权归我，以我为主”的原
则变成对香港大小事务“由我说了算”的过头做法，这样会使香港已经
存在的各种消极因素集合在一起，使本来分散的矛盾变成同时发生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