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人——俄国农民的悲剧命运——反思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苏联论文,农业政策论文,沉痛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发生于东方国家。20世纪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仔细想来，其中最重大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反而剥夺农民以筹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所属的庞大资金，从而陷入了社会二元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正如马克思早在1881年所指出的：“（俄国农业）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1]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民
俄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其疆土不断拓展，很长时期国际地位处于欧洲乃至世界巅峰。如果提问：谁是创造这一卓越历史的主力？一般的答复自然是：人民。可是组成“人民”的又是谁？按照正式统计资料，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农村人口占82%，城市人口仅占18%。[2]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构成俄国人民主力的是俄国农民。
俄国农民史与俄罗斯封建制史几乎同样古老，在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上，他们多数时间被称作“农奴”，处于“农业奴隶”地位。农奴制随着君主极权制的极端化，而与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开明专制”同步强化。农奴们耕种土地、充军、到军工厂做工，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终生为奴，被捆绑在封建主的锁链里。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分封赠予”，被买来卖去。统治者们似乎忘记了，正是农民用自己的双肩扛着俄国社会发展的重任，一路走来。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西欧先进文明的影响下，俄国涌现出一代代觉醒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反农奴制的先锋，又纷纷跌倒在专制强权的脚下，先后有：呐喊的拉吉舍夫①，悲壮的“十二月党人”，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拼搏，被称作俄国思想界“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政治上则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民粹派运动。与此同时，农奴起义与暴动频频爆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1861年沙皇出台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总法令》（简称“农民改革”）以及相关法令。但是，法令规定，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土地，必须向地主支付赎金或者缴纳代役租，服劳役。显然，这些法令对多数农民来说，没有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在客观上，地主对农奴人身的垄断权被打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演进。俄国资产阶级，既有新生的资本家，也有大量由地主转变而来的地主一资本家，因此，这个新阶级不可能不带有致命的弱点：严重依附皇权，成为君主专制的帮凶和工具。
1905年爆发俄国第一次革命时，列宁针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派别不切实际的幻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3]1917年发生二月革命后，列宁再次指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4]
十月革命后，在农民问题上，苏俄有过一段曲折。 1918年至1920年有过一段国内战争和实行 “军事共产主义” 政策时期，理论上认为“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实践上则以过左的“贫农委员会”取代具有较广泛代表意义的农村苏维埃，从而引起工农联盟关系的极度紧张和社会危机。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暴动再次四起，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是1921年3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暴乱”。列宁保持着对苏俄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早在1918年5月列宁就认为，构成苏俄经济的基本成分是：“(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按，当时系由苏俄国家没收所得的经济成分——本文作者）。”[6]
在苏俄政治经济陷入重大危机的险恶环境中，列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于1921年4月果断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获得俄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1921年10月4日，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半年之后，列宁再次提出上述国情分析，并且指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7]但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不是向1905年写作《两种策略》的简单回归，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得出的更为可靠的真理。1921年春，列宁在准备《论粮食税》的提纲中写道：“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的α和ω。”（α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ω是最末一个字母，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全部”、“一切”）列宁还写道：“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他们的‘自由贸易’是否可怕？不可怕。”“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8]
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掘工农联盟的潜力，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调动农民有自由发展的积极性，使苏俄社会生气勃勃地、和谐平衡地向前推进。果然，从1921年到1927年，苏联的工农业不仅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而且即将进入国家工业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论俄国村社及苏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在俄国，国家、教会机构和地主对农奴的统治是通过“村社”（一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进行的。“村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农奴们被组织在村社里，他们按自家人口，对村社拥有的土地、森林和牧场总面积分得“份地”，并向主人——地主定期缴纳贡赋。村社每隔一定周期，根据各家人口变化，可重新分配“份地”。
1861年“农民改革”后，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想利用“村社”组织，绕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881年2月，俄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②曾经写信向马克思请教，询问能否利用俄国“村社”使俄国农民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收到信后，于同年3月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病痛中的马克思在这封曾经四易其稿的信中[9]，最终写了极其严谨的3个重要观点：第一，《资本论》中论证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第二，因此，“‘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第三，马克思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第二稿中还写道：“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10]今天重读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论断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索！
苏俄新经济政策并不排斥国家工业化，相反，它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布哈林一派正是这样继承新经济政策路线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新经济政策能够提供实现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工业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农业的逐步发展上。相对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③、斯大林等人力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工业化”目标，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在发展速度上当然会显得“慢”一些。此其一。其二，立即着手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而把轻工业、民用工业放在次要地位，工业的发展资金从哪里来？其三，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严重而出现的“粮食采购危机”？托洛茨基一派主张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途径，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从资本主义分子（城市“耐普曼分子”和农村“富农”分子）手中转归国家手中，投资于大工业，以重工业的发展优势压倒农业发展优势。他们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大肆炒作类似的言论。
可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发生了什么呢？
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发展苏联经济的“康庄大道”，但它在实行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首先，由于十月革命后立即消灭了地主和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基本上消灭了富农阶级（主要出现于1861年“农民改革”之后，特别是1910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苏俄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社会特点。国内战争以后，贫农和中农占总农户的96%，占用土地94.5%，而占总农户4%的富裕农民（列宁称他们为“小富农”）则仅占用5.5%的土地。[11]独立农户（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能够自主地谋划生产，发家致富。这本是社会进步现象。但是，“中农化”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商品率下降的事实。例如，1927年与1913年相比，商品率下降了44%，其中，粮食商品率下降最为严重。[12]革命前，广大农户不得不忍受地主和富农的盘剥，缴纳巨额实物贡税，而自己却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他们缴纳的农产品一大部分随即被地主富农转为商品，进入市场。十月革命后小农经济的特点本来就是自给自足，商品率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农民们生活好了，多吃一些，多用一些，多留一些实物储备，是可想而知的。要想使农民逐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只有按照列宁在其《论合作社》中设想的，大力扶持农民生产，扩大经营，取得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当然，国家通过市场以公平的价格收购农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早在1923年就已经出现过一次危机。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乱涨价的结果，使得市场出现了许多畸形现象。农民买一双皮靴竟要卖出4000多公斤粮食！一战前的1913年，农民用650公斤燕麦可以“买”到2100公斤盐，而1923年却只能“买”到410公斤。农民卖出一普特（16.38公斤）粮食，可以换得 7俄尺（1俄尺=0.3048米）花布，现在只能换得1.9俄尺。这种价格剪刀差使农产品贬值了50%!当时斯大林在布哈林等人的指点下，采取措施，适当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从而使得1924-1926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提高， 3年中，农民的人均农产品商业率依次为21.7%、24.6%、 28.6%。但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特别是农资产品的价格重又不断攀升。我们以1913年为“100”作为基数的话，到 1927年的粮食价格情况是粮食收购价仅为“89”。[13]就是说，第一次“剪刀差”危机后，情况很快又变糟了。这次是农民更愿意种植技术作物（棉花、亚麻等）和饲养家畜、家禽，而不愿意种植粮食，因为粮食收购价仍在逐年下降，技术作物和畜产品的价格却在逐年上升。布哈林总结说： “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14]
农民重又陷入了“剪刀差”的困境。本来1925、1926两年农业均为丰收，但是在“谷贱伤农”的窘境中，农民交纳农业税后虽然存有余粮，但是不肯出售余粮。这是很自然的现象。1927年1月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是4.28亿普特，可是原本想扩大收购的联共（希），在1928年1月只收购到了区区3亿普特粮食。
“非常措施”——大肆破坏苏维埃法制
面对困境，联共领导采取了什么措施呢？1928年1月斯大林亲自到西伯利亚各地督促采购，断然宣布对不肯出售余粮的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即：“（甲）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乙）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按低廉的国家价格或者用长期信贷的方式分配给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按，实际指向政府举报存有余粮者——本文作者）对于态度不积极的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干部“一律撤职”。也就是在这次行程中斯大林宣布：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个体农民……联合为集体农庄。第二，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15]
这样，苏联某些领导人大肆破坏法制的情况发生了。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早在斯大林赴西伯利亚之前，他自己就曾于1928年1月1日到乌克兰视察了一些产粮区，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要多弄粮食！现在是向富农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他还说：“收走粮食，付给他们钱，但是价钱不高。他们无利可图。我对他们说，算是农民暂时借给我们的。需要恢复工业，军队也不能解散。”当人们回答说没有余粮的时候，莫洛托夫就命令说：“没有，那就找。你们藏在什么地方了？交出来，交出来！”后来，莫洛托夫甚至发展到只须察言观色，就可以采取“措施”的地步：“不，那时已无需动手，只看两腿是否打哆嗦就行，谁要是打哆嗦，他肯定是藏了粮食！我们就把他打死！事情就是这样。”斯大林非常赞赏莫洛托夫这一套。当他回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说：“我要好好吻吻你，你在那里干得太棒了！就是要这样干。”参加这一“逼粮”行动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等人。[16]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了布哈林等人的反对。除了许多部门和地方党的领导人、积极分子纷纷写信给党中央表示反对外，在莫洛托夫回忆录里首先提到的是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的信。弗鲁姆金在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阐述他对农村的态度的：‘应该狠狠打击富农，要吓得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最近所采取的方针，导致了中农的绝望和对前途的灰心。”同时，他还提出了11项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议。[17]布哈林于 1928年8月利用共产国际讲坛批评说：“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有市场关系呢？因为我们这里还有分散经济，有着大量小生产者，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组织到某种类似托拉斯的集体中去。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还将存在小生产者，他们是不可能靠一挥手就组织起来的。”[18]但是，布哈林、李可夫（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全俄工会主席）等人作为右倾反对派、阶级敌人被打倒了（后来被镇压）。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理论”基础
从1930年到1932年，随着党内打垮右倾集团的同时，一场空前残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斯大林为了开展这场运动，打造了3条“理论基础”。
第一，农业“贡税”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苏联）只有一个办法：靠内部积累来发展工业，使国家工业化……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如果我们抹杀这个事实，如果我们闭眼不看当前的情况，即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可惜暂时不得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那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19]1929年4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批判布哈林时再次说：“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税’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929年2月）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及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20]
第二，斯大林偏执地曲解列宁1919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21]中关于“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的观点，反复强调“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斯大林竟认为，这是“工农联盟的任务”！[22]这里暴露出的是，斯大林所发动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实质。
第三，“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说：“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由此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3]1929年4月，他再次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题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24]
联想到斯大林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上述一切完全合乎他的社会主义观，从而形成其农业问题上的一整套的观念体系。他断送新经济政策，对农民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其思维与实践的逻辑必然。
以“消灭富农”为纲，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农庄
1928年5月，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演说中提出，如果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普遍组织起来，那么收购粮食就不需要采取什么“非常措施”了，反对这种“工农联盟”的人就是“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此后，集体化运动开展起来了。广大农民和干部虽然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各地农民却被“整村、整乡、整区”驱赶进了集体农庄。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组织起来的大批集体经济 （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共耕社）多半只是徒有虚名而已。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一方面批评了所谓“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为“愚蠢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却又从3种公有化程度不同的集体组织形式中，肯定了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为最佳形式。这篇文章的立意在于，使运动按照需要重新开始。1930年6月26日，联共 （布）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使运动再现高潮。第二次高潮是在完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展开的。
早在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此时布哈林等人已被开除出政治局）就已秘密地做出《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25]决议规定对富农采取3种措施：(1)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以立刻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2)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维埃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地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3)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文件还规定了各地区应该关进集中营或应被驱逐的数字指标。
早在1930年1月5日，斯大林就曾指定莫洛托夫负责专门委员会，制定消灭富农的《具体措施》。1930年1月30日，具体《措施》出台，内容是：(1)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畜、经济设施；(2)处理富农及其家属，办法有三：凡有反苏反革命罪行者，逮捕法办；大富农和从前的二地主遣送苏联北部或其他边远地区；其余富农在本区荒僻地段成立专门村。《措施》还规定，对一、二类富农的处理必须于当年2—5月完成，以保证不误春耕农时。[26]2月3日，国家责成人民委员会和政治保卫总局制定具体方案并下达各地。[27]至此，一套完整的消灭富农或富农阶级的政策及实施方案已告完成。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富农？富农阶级由何而来？它的规模有多大？1928年5月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把“消灭富农”当作推进集体化运动的“鞭子”的时候，他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对苏联农村和农民的看法是：十月革命后，“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我国商品粮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地主经济 （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2/3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11%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28]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富农”，直到1928年年初实行“非常措施”以后，也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当然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标准了。难怪此前（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承认说：“对于全苏联来说，确定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整个比例数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29]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在国内战争时期（1919- 1920，即 ‘贫农委员会’时期），大部分革命前的富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被击溃了。几乎有5000万公顷的耕地从富农转归贫农和中农所有；4/5的富农经济或者是不复存在了，或者是变成了一般的中农经济。不仅地方经济、就连富农经济都消失了这一情况，严重地削弱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为城市供应食品的可能性减少了。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又开始出现富裕农民阶层，但它只占‘革命前出生’的富农的1/5。富裕农民的新阶层（他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雇用雇农），其大部分是从前的中农或者甚至是贫农，其中许多人曾在红军中服过两三年役，而现在回到农村后，由于相信新经济政策，便努力经营土地。关于消灭这些新‘富农’的问题是‘左派’中那些最极端分子于1926-1927年提出来的。但是， 1928-1929年在党的报刊上还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时，谁也没有说过要用强制手段剥夺富农并把他们移居外地一类的话。只说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以及一般来说是否应当这样做。……像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这样一些政治局委员持较温和的立场，但他们绝不属于‘右’倾（按，指不属于被斯大林指责为‘右倾’的布哈林一派）。”[30]
前苏联解密档案中有一组被迁徙农民的告状信，其中一封写道：“我曾有2匹马，2头母牛，5只羊。我本人和我妻子是雇农，因为我父亲买下一块地，我们一直为归还赎金而干活。我做工偿还了15俄亩的赎金。我还当了 4年的牧羊人。因为父亲买了土地，我就有罪，由于这个原因就应该让我全家去送死？我们村的苏维埃由于听信谗言，把50%的人驱逐了，难道这是我的罪过？……在这里我们正在等待饿死，孩子们生命垂危，没有面包和食物。我有胃癌，干不了砍伐木头的活，所以我该是和全家一道等死了。”[31]
关于“富农”究竟占农户多大比例的问题。从多数资料来看，1924-1927年的估计数字是100万户左右，即占总农户的4%上下；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上，“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把凡是耕种6俄亩以上的农户一律列为“富农”，即占总农户的 15-20%，莫洛托夫当即予以反驳称，富农不过只有3.7%而已。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则认为占5%。
1929年底，正当国内讨论富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集体农庄时，斯大林断然中止了这场讨论，强硬地表态说：“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斯大林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是“可笑的”。[32]接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初关于处理富农的3条措施。
“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除了“富农”被消灭之外，凡是同情“富农”或者对加入集体农庄态度消极的干部、农民则被打成“富农帮凶”、“富农走狗”，与“富农”同等处理。截至1932年春，大规模清洗“富农”基本结束，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富农”（约550-600万人）（此数字不包括被驱赶到本地偏僻地方的67.5万户），超过了原定数额。某些地方被定为“富农”的户数竟高达15%以上。[33]近年来有资料说明，被剥夺财产并被镇压或驱逐的“富农”约300万户（达1500万人），受到政治冲击的约2000万人。[34]
1931年夏，联共（布）中央正式宣布，主要产粮区的 80%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同时要求其他地区必须在1932年年底以前完成集体化任务。[35]
“全盘集体化运动”给苏联带来了什么
集体化运动在为苏联的超高速工业化提供大量资金的情况下，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这是一场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战争”，一场持久的、把苏联最终引向衰落的“战争”！
1933年是苏联农业歉收年，发生了大饥荒。4月，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为灾民下拨救济粮。 5月6日，斯大林在复信中同意拨出救济，但对肖洛霍夫批评运动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则答复说，肖洛霍夫有“片面性”。斯大林认为：“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36]通过这场运动，苏联农民被组织进了20-30万个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得到的第一批最大的回报是，它从农民手中夺得了大量用于出口的“余粮”，以换取西方的工业设备和技术。
为了直接控制新出现的集体农庄，在斯大林在运动中就已提出要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问题。在联共（布）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说，以“非常措施”为手段取得粮食只能是“临时的”手段，“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37]。1930年9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发出指令，要求各地广泛开展机器拖拉机站网点的建设，把它看作是“使所有个体农民群众的主要生产过程社会化的方法之一”。[38]到 1932年年底，全苏共组建有近2000多个拖拉机站。表面上，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是协作关系，实际上，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和交售任务一律须征得拖拉机站政治部的批准。1932年是农业丰收年，但是完成收购任务仍然困难。斯大林提出：“我认为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就是可以用来在最短期间消除这些缺点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39]国家向各政治部派出了2.3万名得力干部。 1933年1月，斯大林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中抱怨说，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的困难比1931年还要大，斯大林提出：“要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展粮食收购工作，并且加强这个工作，因为第一个任务是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第二个任务是储藏种子，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开始实行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斯大林还指责说：“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同时，斯大林还把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和农庄设法逃避“义务”归咎于阶级斗争，归咎于隐蔽起来的“富农”即阶级敌人。他说：“我们有些同志看不见戴上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因此可以让‘中立的’集体农庄存在，这种‘中立的’集体农庄既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也不是反苏维埃的，但是它们一定会按所谓自发方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新环境，没有了解进行暗中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40]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8年7月斯大林承诺的，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农业“贡税”只是“暂时”的，可是苏联于3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于40年代战争也打完了，“贡税”还是没有取消，直到斯大林逝世，工业也没有真正地“反哺”农业。建立在“贡税”理论基础上的集体农庄体制，像铁链一样捆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消除这一病态体制，反而朝着“一大二公”方向，使集体农庄合并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干脆合并到国营农场里去。一蹶不振的农业直到苏联解体，都在顽强地纠缠着苏联整体经济的发展！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建立的经济体制运转不灵，原因不是由于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像斯大林所断言的那样，而是由于联共（布）制定的农业（农民、农村）路线和政策根本错误所致。苏共对此没有彻底改革，苏联就像患上了“不治之症”一样。1929年11月集体化运动高潮时，斯大林曾经预言：“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41]
最后，让我们引用一组数据来结束本文。1950年（斯大林晚年）苏联时期同1913年沙俄时期相比：谷物总产量6480:7250万吨；人均谷物产量447:540公斤；主要畜产品——肉类总产（屠宰量）490:500万吨；人均 27:31公斤！[42]
注释：
①拉吉舍夫(1749-1802)，1790年著有尖锐揭露农奴制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曾遭流放，其作品直到20世纪初仍被传抄，后被逼自杀。
②查苏利奇(1849-1919)，1868年加入民粹派，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市长，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
③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886-1937)，老布尔什维克，曾加入党内反对派。20世纪20年代初任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派，是该派别的主要经济理论家，后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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