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超[1]2004年在《进城民工与非正规就业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同时又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中国是一个城市化相对滞后的国家,劳动力和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原来的农业生产中剩余出来,转向非农产业并涌向城镇,汇成一股汹涌的民工潮流。 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同于正规就业的就业形态,其灵活性就业特征及其在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减轻贫困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解决进城民工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情况,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主要是建制城镇,进城民工构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第叁部分介绍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渊源;第四部分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介绍进城民工非正规就业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指出非正规就业对于促进进城民工就业的正功能,并分析了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则是针对我国目前非正规就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文章在两点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了科学严谨的界定;二对于目前存在的“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概念模糊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两者的内涵和外延相同,可以等同使用的新观点。
范飞云[2]2017年在《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享有劳动权益是劳动者参加劳动的基本需求,其是否被保障及保障程度关系着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用人单位的生产绩效和国家社会的稳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始终将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益、促进就业放在国家工作的重点位置,然而当前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着许多问题,保障质量有待提高。研究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具有重大的价值,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理论内涵;运用历史分析法理清了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发展历程;通过定性分析描绘了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相关理论发现这些问题有叁大致因,分别是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不足、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和谐和政府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能力弱。基于广州市在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中取得的成绩,利用案例分析法,总结了其实践,它启示我国在保障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时要遵循多方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城市融入和加强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管理四个基本准则。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应构建以提升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营造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和谐劳动关系和增强政府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包括政府、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多方合作型保障模式。应从增加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的人力资本和增强其社会支持两个维度来提高其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通过构建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用人单位的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营造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和谐劳动关系,从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和服务能力两个层次来增强政府的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能力。
王汉峰[3]2009年在《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客观必然。在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完善,在市场为基础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转移。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设置以及发展战略的选择,几十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城市,却只能成为“农民工”而非市民。这部分有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却不能以市民据称的农民我们一般称之为城市农民工。由于诸如户籍制度之类的种种体制和制度的限制,再加上与市民相比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水平低、就业手段单一等原因,中国城市农民工只能选择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等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原因是：一方面,在城市企业有大量的用工需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扩大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国耕地面积有限的双重因素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去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城市自谋职业。从市场经济学理论分析,有了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的需求和供给就会产生市场,所以在市场以劳动报酬为手段调节的作用下,在中国就有了大量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这是市场经济作用下,微观经济主体自愿交易的结果,是合理的和有效率的,更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产生的经济绩效是巨大的,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中,通过利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中迅速腾飞,更让整个世界经济在中国的推动下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共同分享我们的巨大成就。这支被解放出来的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与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结合后在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促进下创造了中国奇迹——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2%,总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31倍多,剔除价格因素2006年是1978年的6.7倍。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未来几十年非正规就业仍是城市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也将对中国接下来的繁荣昌盛做出巨大贡献。为了今后能更好更有效的发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政府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就要考虑如何维护城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加大政府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扶植、确保他们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能量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引导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本文可能的新见解之处在于：一是,根据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类型特征,把城市农民工划分为自我雇佣型和被雇佣型两类非正规就业,并分别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加以分析；二是,分别从微观经济学、宏观劳动力配置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转移理论叁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叁是,从实证出发,利用改革开放30年来的相关数据分析,论证了城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贡献。不足之处是：一、由于理论知识有限,相关理论分析可能存在不够深入的问题；二、由于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知识不够扎实,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没有使用经典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预测,而是仅仅对数据简单处理和分析,说服了可能不够强。
谢敏[4]2006年在《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但整体就业岗位增长有限,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式下,城市非正规就业对解决农民工就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研究从国家制度层面、社会经济层面和农民工个体层面叁方面入手,探讨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分析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正功能,并从就业第一的价值观出发对如何扩大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文章具体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农民工就业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则在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现状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及其中存在的比较显着的问题。第叁部分,笔者在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经济和农民工群体自身层面深入剖析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影响因素,阐述了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风险厌恶特征等因素在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中所产生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在上一章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正功能,提出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是扩大农民工就业途径的有效渠道。第五部分则针对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强调要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扶持力度,实施“就业优先”的积极就业政策,并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加快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其就业发展。第六部分综合本研究的观点和论述,形成了结论,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
郭芮[5]2017年在《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与转型,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将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背景下,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城市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然则,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足等原因使其在务工城市被边缘化。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就业问题,对中国城市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逐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包括就业能力的提高、就业机会的扩大、就业稳定性增加和就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而现阶段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用工荒”与农民工“求职难”矛盾尖锐,农民工在就业选择和职业层次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非正规就业部门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取低廉报酬,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在转移过程中就业稳定性不高,造成民工“回流”等现象。这些都是阻碍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城市融入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和其就业密切相关,是影响农民工职业选择能力、职业转换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的关键。因此,加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利用2015年3-5月对中国叁省四市农民工展开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研究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对其他城市吸收外来农民工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就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并从农民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自雇就业与受雇就业叁方面来展开研究。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回顾和调查数据分析,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背景下阐述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就业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其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就业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一方面,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自雇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被迫选择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另一方面,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其职业选择和职业层次的提升。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其向正规就业流动,增加其自身就业稳定性,且有利于其通过机会性自雇就业来提升自身就业层次,农民工技能水平越高其工作越稳定,且受雇就业可能性增大,农民工工作年限越长越有可能进入非正规就业。最后,由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要建立在一个有益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所构建的基础环境中,面对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低下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所导致的“理性就业”行为,本文认为应从改善外在农民工就业环境和提高农民工内在素质两方面解决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荒。这将有利于缓解当前农民工就业层次低的现状,使得农民工在转移过程中稳定就业,从而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流动和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焕山[6]2004年在《论民工教育的特殊性》文中指出民工身份的双重性、民工地位的产业工人主体性、民工群体的弱势性与边缘性,以及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决定了民工教育意义的特殊性、内容的特殊性、形式的特殊性。
甘满堂[7]2001年在《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浅析》文中认为以做散工的方式就业,即非正规就业,是当前农民工在城市获取就业机会的一种重要方式。街头非正规就业以其容易进入、较少受到管制而得到一些农民工的欢迎。本文以在福州城区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街头做散工的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指出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实际上是他们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马红梅[8]2009年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明显,地域、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必然也会给各个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打上独特的烙印。贵州省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属多民族的省份,也是全国着名的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这里的贫困状况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突破了既有研究以经济人作为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引入社会人假设,可以更准确地揭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对丰富二元结构条件下的就业理论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研究较少,从社会资本角度开展的实证研究更为鲜见。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视角对贵州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的社会资本概念、层次及特征进行阐述,并建立了农村社会资本分析理论框架,分个体和团体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文中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以及信息经济学、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蚁群理论的相关理论,对地处我国贫困地区的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作出详细分析,找出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特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对个体和团体层面上贵州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进行详细剖析,并为农村劳动力个体如何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政府采取哪些措施积累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提供了政策与建议。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理论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部门调研收集资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计量经济及统计学相关方法进行了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本文的结论包括: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可能,并决定其行为选择。同时,农民工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和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均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但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影响会对其转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团体社会资本匮乏的贵州农村劳动力而言,团体社会资本的影响显得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在贵州这样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依赖于亲缘、地缘等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其社会资本数量少、质量低、不利于他们向上流动和融入当地市民社会,非正规就业的特点明显。为促进更好转移,农村劳动力除了可以对自身原有社会资本和新建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外,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对农村劳动力团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陈敏[9]2011年在《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文中认为浙江省内遍布产业集聚区,块状经济十分发达,但这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为其内部是由众多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所组成,他们构成了整个产业链。此外,大量农民工的参与,也是浙江块状经济的一个特点。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集群内部家庭作坊和农民工的发展如何成为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重要体现。鉴于家庭作坊、农民工都属于非正规就业(IEM)群体,本文以非正规就业的视角来探讨这一群体的演化方向和发展之路。为了区别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群体和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内生群体的不同特征,本文将集群内的IEM分为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两类。首先,本文从鼓励人口流动制度、户籍制度限制、城乡收入差距叁个方面分析了集群内输入型IEM形成的原因。本文得出,产业集群内输入型IEM的主体是农民,他们“进城”的首要原因是国家取消了人口流动限制条例,并允许农民到城镇落户。所以,制度方面的改制,是输入型IEM形成的第一要素。然而,“进城”之后的农民并不能享有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同等福利和待遇。从公务员考试要求和正规企业招聘要求两方面,本文分析得出,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进城后很难获得一份正规的工作,他们只能被边缘化为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农民在被严重剥削的同时,还是不断往城市流动,而城镇根本没有足够的岗位来满足劳动者,这也造成了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至于集群内自发型IEM形成的主要因素,本文归结为以下叁个方面：(1)发展个体经济的制度鼓励。随着国家肯定私有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个体工商户在全国各地兴起,‘带动了非正规就业人群爆发性的增长。(2)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无法在正规企业中重新就业,凭借着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他们也成为了IEM中的一员。(3)低劳动力成本和对外开放。因为家庭作坊类IEM的低成本和高灵活性,随着对外开放的加深,他们承接了大量的国外订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家庭作坊的发展。接着,本文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集群升级政策和区域扶持政策的改变,对上述因素的变动进行了分析,得出：(1)产业结构调整和集群转型升级对IEM带来的影响最要是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演变会使IEM出现初期分化现象,即仍旧选择IEM或者转型为正规就业者；资源整合对自发型IEM的演变分为叁种：第一,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兼并；第二,离开IEM群体,进入正规企业工作；第叁,在IEM之内进行转变(可能表现为从事行业的转变)。(2)制度演变主要对输入型IEM产生影响,其数量会有少量的减少,并且劳动力的流动也更加理性。(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IEM将会进行自我演化,具体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收入和福利的提升,低端IEM向高端IEM发展,高端IEM和正规就业之间的转换,部分IEM者被淘汰变为失业人员。然后,本文选择浙江省慈溪市作为研究案例,经过对慈溪市内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的调研,得出,(1)集群内农民工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城市中的农民工有所不同(城市中的农民工主要从事第叁产业)。(2)以家庭作坊为主的自发型IEM的收入要远高于一般的IEM,其社会地位也不低于正规就业者。(3)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为代表的IEC和正规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本文对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进行估算,得出,慈溪市的非正规经济约占整体经济的30%,这也表明其IEM规模也占了总体人口的30%以上。最后,本文指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要兼顾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演变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王志凯, 钟昌标[10]2005年在《流动人口管理和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 第叁章 宁波市流动人口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对城乡户籍的严格管制,人口流动被限制。进入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户籍制度不断弱化,特别是实行身份证制和取消粮油凭证后,大量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本研究的流动人口是指:暂时离开定居点,前往他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人口和他们的家属。
参考文献：
[1]. 进城民工与非正规就业研究[D]. 方文超. 浙江大学. 2004
[2]. 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D]. 范飞云. 广东工业大学. 2017
[3]. 中国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分析[D]. 王汉峰.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4].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影响因素分析[D]. 谢敏.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5].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D]. 郭芮.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6]. 论民工教育的特殊性[J]. 黄焕山. 成人教育. 2004
[7]. 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浅析[J]. 甘满堂.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1
[8].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资本研究[D]. 马红梅.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9]. 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D]. 陈敏. 浙江工商大学. 2011
[10]. 流动人口管理和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 第叁章 宁波市流动人口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研究[C]. 王志凯, 钟昌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04年研究课题汇编.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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