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视点
新时期我国城市犯罪若干热点问题分析
丛 梅
(天津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繁荣发展、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社会问题。除了关乎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问题外，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对治安状况和城市犯罪的严重程度极其关注。城市犯罪历来是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晴雨表，诸如：侵财犯罪居高不下；网络犯罪猛增；涉众型犯罪、暴恐犯罪社会危害严重；职务犯罪立案数持续增长，且大案要案屡创新高；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仍然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药品犯罪和环境污染犯罪问题增长明显等。这些城市犯罪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城市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需要不断更新犯罪治理理念，围绕城市犯罪中若干热点问题，创新犯罪预防和治理的机制和方法，有效遏制犯罪的增长。
关键词： 城市犯罪；犯罪治理理念；城市化进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长到8.1亿。伴随城市化的急速推进，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繁荣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明显改变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除了关乎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问题外，城市中几乎每个人都对城市治安和犯罪的严重程度极其关注。城市犯罪历来是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晴雨表。近年来，城市犯罪热点问题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这些犯罪热点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在新时期、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有效预防城市犯罪？这些都是需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上午，我到老师办公室领书去，呀，徐老师真是一点也没变，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美。她看见了我，笑眯眯地说：“以和呀，想我了没？”我甜甜地回答：“想。”老师笑了，露出了两个小酒窝。
一、研究背景
我国刑事犯罪总数从1978年的50多万起，增长到2015年的500多万起，37年间增长了10倍[1]。虽然有的年份增长幅度不大，甚至略有回落，但刑事犯罪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回顾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刑事犯罪数量总体略有回落。根据全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统计，2013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7%，估计全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12年相比基本持平。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比2012年分别下降约三个百分点和约一个百分点[2]。2014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13年相比基本持平。2015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14年相比略有上升。201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2.7万件，同比上升8.29%[3]24。2016年全国犯罪数量变化不大，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基本持平，但破案数量大幅增加。在这一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1.6万件，判决生效被告人约122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0.5%[4]1。2017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有所下降，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减少，群众安全感明显提高。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刑事案件约120多万件，判决生效被告人约127.6万人，同比都有所上升。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53.1万人，较前5年下降3.4%；起诉717.3万人，较前5年上升19.2%[5]30。
大数据的统计只是反映“面”上的情况和问题。如果具体到“点”和“线”的情况就要看数据下面每一类犯罪的具体动向。围绕着城市犯罪热点问题，我们看到职务犯罪在2013年至2017年间处于“量度齐升”的态势，不仅立案数大幅上升，大案要案职务犯罪也屡创新高，成为近年来新的犯罪热点问题。新型网络犯罪猛增，网络犯罪手段变化多样，网络电信诈骗花样百出、借助于网络的黄赌毒犯罪行为屡禁不止，网络直播成为社会焦点。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在数量持续上升的基础上，出现集团化、职业化、家族化、低龄化等特征，更让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成为毒品犯罪的主体。侵财犯罪案件数量继续上升，“盗抢骗”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总数的84%左右。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弱势群体，如流动人口和无业人员犯罪、边缘青少年犯罪等传统犯罪热点问题依然突出。暴力犯罪虽然总量有所下降，但是报复犯罪及暴恐犯罪的危险依然存在。食品药品领域犯罪和环境污染犯罪都呈现出同比上升的趋势。经济犯罪和金融犯罪数量居高不下，涉众型犯罪、涉传销犯罪社会危害严重。总之，近年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群众安全感明显提高，但风险社会的犯罪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新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二、城市犯罪中的若干热点问题
城市犯罪中的热点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种类比较多，目前来看，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中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依然严峻
毒品犯罪及其有效治理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面对我国巨大的吸毒人群和职业制毒贩毒犯罪人的存在，禁毒和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柯里认为：大多数吸毒问题其实是一种都市现象，它反映了都市中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炫耀性消费、社会不公等，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其他一些高发犯罪之源。2012年以来，毒品犯罪成为增长最快的案件类型之一。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新收涉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升幅高达30%之多[3]27。2016年年底，全国吸毒人员250.5万名，比2015年同比上涨6.8%。以北京市为例，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消息，(2014年8月)，近几年吸毒人员一直保持10%的增长速度，吸毒人员以流动人员居多。随着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的上升，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特点：
此外，网络犯罪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形成了网络主体的超时空感与互联互通意识。网络的跨时空性、虚拟性意味着网络犯罪可以不计后果，无须负责任，所有网络漏洞的存在都是实施网络犯罪行为的绝好机会，互联网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因此，网络平台成为犯罪分子游走其间的犯罪空间，他们利用互联网实施窃取数据、控制设备、网络支付欺诈等犯罪。例如：自2017年3月至7月底，经过绍兴警方4个多月的努力，辗转全国13个省份实施抓捕，最终抓获各类涉嫌网络犯罪团伙43个(4) 参见《绍兴警方破获全国首例人工智能犯罪大案》， http://cs.zjol.com.cn/system/2017/09/23/021599289.shtml。 。网络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人机互动性、虚拟性、理性、快捷高效性、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等特征，使得在现有网络技术条件下，网络犯罪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因而，目前网络安全备受关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流动与犯罪发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社会流动引发和加剧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犯罪流的交汇融合，进一步增加了犯罪机会和加大了犯罪风险，也增加了安全管理的难度[8]。例如：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案件总数的比重从2001年的84.5%上升至2004年的87.5%，天津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从1990年的13.1%上升到2005年的42.3%[7]67。宁波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从2000年的55.5%上升至2011年的71.1%[9]。2007年上海市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突破4万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犯罪主体的75.9%。此外，犯罪流动人口中多数为无业和职业不固定人员，农民工及家属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5%。这些人虽然居住在城市，但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他们没有享受到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福利，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只是“半城市化”。王大中等(2007年)对北京市的调查发现，2006年上半年无业和职业不固定人员占犯罪流动人口的64.2%。广州市的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犯罪占全部犯罪总量的比重为80%[10]。
关于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犯罪问题原因，迪尔凯姆指出，工业化和现代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社会规范，引起的社会失范造成了犯罪。以美国犯罪学家默顿为代表的失范理论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为所有成员确立同一目标，但不能平等地为所有成员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归根结底，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经济结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为犯罪提供了土壤和条件[17]107。默顿还指出，恰恰是最成功的和最完全的适应一种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可能最终成为越轨犯罪行为的渊源，而美国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美国社会给了每个人一个“美国梦”，但它并没有给每个人实现“美国梦”的合法手段。这种巨大的矛盾造成了默顿所说的社会反常状态，这种反常状态减少了人们对合法手段的依赖，转而选择非法手段即犯罪的手段来获得所希望的成功(5) 参见王焱：《犯罪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犯罪趋势研究——以“犯罪饱和理论”为切入点》，载《第四届上海犯罪学论坛论文集》，2017年。 。社会失范理论的研究重点为社会底层群体的犯罪问题，但却忽视了中产阶层青少年和上层社会的犯罪问题，如白领犯罪和中产阶层青少年犯罪等。默顿的失范理论还给出了有效控制社会犯罪问题的对策：第一，社会为人们确立的目标和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比如实施“扶贫战”；第二，减少人们的欲望，以便目标与手段更容易统一。
(二)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犯罪问题依然突出
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是指生活在城市里，由于某种原因辍学、失学或失业在家，无学可上或无业可就，闲散在家又有违法犯罪前科或经历的，年龄在14岁以上25岁以下的青少年。将青少年罪犯的年龄从18岁下移到14岁，是有法律依据和社会背景原因的。首先，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应当受刑事处罚，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担刑事责任。其次，长期以来，青少年犯罪呈现职业化、团伙化、低龄化特点，犯罪的年龄高峰期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6至17岁提前至现阶段的15至16岁。据全国未成年人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未成年犯的平均年龄为15.76岁，2016年未成年犯的年龄均值为15.46岁。因此，我们将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此次研究，将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年龄范围扩大，以便对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特点，以及他们最终走向犯罪的原因和人生轨迹进行深入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8个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对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显示，在有效样本中，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占到了66.4%[12]。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是城市青少年犯罪的“主力军”，这部分人虽然是城市青少年当中的极少部分，但却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群体。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家庭和自身。来自自身的主观原因有：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偏低、早期不良行为和不良交往导致的过早辍学及闲散、自我控制能力差、自身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等。客观原因有：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社区低俗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不良影响[13]、家庭教育缺失和学校教育缺位等。此外，社会管理工作的失误，打击不力而产生的侥幸心理以及“重打击，轻管理”的司法管理工作不到位问题等，都是引发城市边缘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诱因。例如：据天津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1) 本资料来自“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该调查历时十余年，调查对象为监狱在押人员，累计两万余名，调查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监狱局联合进行的。笔者参与了调查的具体实施和数据库的建立工作。 的资料显示，犯罪前曾看过淫书、淫画、黄色录像的青少年罪犯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和2002年分别为8.9%、9.6%、17.6%、66.9%、74.2%。这一比重的持续升高，说明在城市化、工业化速度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就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文化本身有主导文化和亚文化之分，不仅社会主导文化对青少年产生着影响，与社会主导文化并存的亚文化也在悄悄地对青少年，尤其是边缘青少年产生着强烈影响。因为亚文化所奉行和倡导的东西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背后有特殊的亚文化准则在支持着。因此，他们在违法犯罪后很难发自内心地真正悔过和重新做人。
城市边缘青少年所实施的犯罪主要集中在财产犯罪上，以盗窃和抢劫罪为主。青少年实施的侵财犯罪从1990年至2002年始终占70%左右。城市边缘青少年多为辍学、无业的闲散群体。美国犯罪学家赫希指出：“游手好闲是罪恶的温床。”[14]231不良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以及学校竞争中的失败使他们的内心既紧张又充满压力，而更为不幸的是他们要比普通的在校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不良文化。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看着社会上“一夜暴富”的人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面对虚高的房价和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他们由羡慕到憎恨。对比之下，他们不仅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可以维持生活的固定收入和房子，因此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平衡感。于是，实施盗窃、抢劫、诈骗和聚众斗殴乃至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成为他们排解压力、解决内心不平衡感的选择。
(三)职务犯罪“量度齐升”
从刑法学角度上讲，腐败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近年来有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力寻租，职务犯罪案件逐年增多，且随着国家治理腐败的政策调整，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十八大以后，全国上下开展反腐飓风行动，加大了“打虎、拍蝇、猎狐”的力度和速度。职务犯罪的查处率再次大幅度上升，成为犯罪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查办的国家级领导人有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苏荣等；查办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近百人，有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蒋洁敏等。并且，职务犯罪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集体腐败现象严重，职务犯罪的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特点突出，“窝案、串案”明显增多；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参与犯罪的成员身份比较单一；出现了专门从事介绍贿赂的中介人员和公司等。
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5.00%）显著较对照组（25.00%）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据统计，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3.1万余件；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已经升至3.4万余件，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干部的134人；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已经升至4.5万余件，人数同比增长28.5%[4]7。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也就是说，现在一年的职务犯罪总数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5年甚至10年的总和。据资料显示，与2016年以前查办的职务犯罪特点不同的是，2017年，随着精准脱贫力度的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和《监察法》的实施，挪用、贪污扶贫资金犯罪等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案件会浮出水面[5]37。
我们说腐败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和道义准则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顽疾和老百姓反应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2) 参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5日。 。这些都为今后的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指明了方向。
(四)网络犯罪发展迅猛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这把“双刃剑”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犯罪的飙升，仅2012年，全国公安机关就破获涉嫌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案件11.8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6万余人，依法关闭网站8万余个，整治互联网单位2.6万余家，关停违法网络账号和通信号码1.1万余个(3) 参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改革与发展中心”：《2012年中国互联网违法犯罪问题年度报告》。 。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侦办各类涉网案件15.7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7.3万人。2016年网络犯罪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犯罪类型，仅电信诈骗手段就有48种之多，电信诈骗案件立案数和破案数大幅增加，同比分别上升49.6%和61.8%[4]3。根据最新相关统计，网络犯罪已占犯罪总数的1/3，且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4]8。
目前，网络犯罪出现了犯罪心理的变化、犯罪手段的升级、犯罪类型的改变等诸多新现象。新型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诸如盗窃、诈骗犯罪、黄赌毒犯罪、金融犯罪等)相结合，使得新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且有了全新的改变，产生出众多前所未见的犯罪现象，如网络诈骗、网络贩毒、网络涉黄、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网络金融、网络传销、网络恐怖活动、网络买卖枪支和人体器官、网络制造传播谣言犯罪等。并且，由于互联网的大面积普及，使得网络犯罪呈现出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涉案地域广、参与人数众多；犯罪的职业化、组织化、集团化突出；犯罪跨地域、跨国界，无边界和地域、场域限制；犯罪主体身份复杂，无明显的年龄、性别和文化水平限制等新特点。例如：在2014年至2016年全国范围内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各个年龄段的犯罪人都有，犯罪人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最多，占犯罪人总数的59%；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次之，占犯罪人总数的25%；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占犯罪人总数的11%；年龄不足20岁和年龄超过50岁的最少[15]。并且，电信诈骗的集团化、职业化倾向越来越强，社会危害日益严重。被媒体曝光的所谓“电信诈骗村”“QQ诈骗村”“重金求子诈骗村”“盗窃村”等在全国东部、中部地区广泛分布[3]25。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共收到诈骗短信6.4亿人次，诈骗电话拨出次数10.1亿次，其中“徐玉玉案件”最具代表性。
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这一现象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流动人口难以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社会规范缺乏认同等诸多问题。大部分进入城市打工的外来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社会认知能力不高，缺乏应有的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劳动，而这样的工作收入往往难以达到和满足他们内心的经济预期目标和实际生活需要。因此，我们说城市化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所谓“新的城市贫困问题”，从整体社会结构来看，往往出现特定群体的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和贫困化会引发众多的安全隐患和社会风险。据2005年对天津市流动人口犯罪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信奉“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在现实生活中以非法手段获取钱财为犯罪目的的占到78%[7]66。
(五)毒品犯罪持续增长
城市犯罪问题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急速集聚密不可分。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促进了社会流动。与此同时，社会流动也拉升了城市犯罪率。在经历了1996年至2003年城市化发展最快时期后，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此后城市化速度继续加快，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上升到57.35%。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计2.6亿[6]。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仅对城市原有的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使得城市治安和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和突出。
她的否认看上去并不积极，我告诉她：“我本来没有想到要来你们家，你知道吗？我又搬家了，我在帮着母亲整理厨房，帮着父亲整理书房，他们两个人把我使唤来使唤去的，让我厌烦极了，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本来我想去看看沈天祥的，可是前天我们还在一起，王飞和陈力庆我也经常见到他们，就是你们，我有很久没见了，所以我就到你们家来了，没想到林孟不在，我忘了他今天应该在工厂上班……”
首先，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图纸，从而对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分解，并结合图纸及相关资料来完成对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特征描述。其次，正确理解并运用计价定额。学生应结合项目特征描述出正确的选用定额，再根据市场信息价进行调整。最后，措施项目、其他项目、税金项目的取费要结合计价定额和最新造价管理办法来进行调整。
2.传统毒品海洛因的吸食和贩卖逐渐减少，合成毒品类犯罪逐渐成为毒品犯罪的最主要类型，其滥用规模目前居于首位。根据《2017年中国禁毒报告》，滥用合成毒品人数151万名，占全国吸毒人员的60.5%。由于合成毒品价格低、容易获得、方便吸食，青少年成了滥用合成毒品的主要群体。
2001-2012年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了30.03美元，排名从第二十五名上升至第二十名。人均天消费与全国平均值差距越来越小，缩小了9.3美元。其中外国游客人均天消费增长了20.9美元，港澳台游客人均天消费增长了146.6美元。同时，港澳台游客人均天消费的增长量大于外国游客，约是外国游客的5倍。其12年间增长的速度也比外国游客增长的速度快，增长了8.65%。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构成中，长途交通所长比重较大。2012年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主要在提高层次方面的消费，在购物和娱乐方面消费较多，说明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健康。
（1）科教部门负责科研经费的管理，负责审核和控制各项科研经费的支出。各专项科研经费划拨我院后，科研科根据医院文件规定，分级别按比例给予匹配一定的经费，并按项目负责人立户，一题一本（科研经费使用记录本），标明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允许使用经费的额度。
3.零包贩毒成为贩卖毒品、以贩养吸的主要形式，占毒品犯罪案件比例较大。人体运毒以及利用物流寄递的方式持续增多。“两怀”妇女职业从事贩运毒品的案件增多，暴露出当前执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4.娱乐场所涉毒问题比较严重，并逐步向洗浴中心、宾馆酒店、别墅公寓、私人会所和出租屋等场所转移。
活动引导教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目标,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多种活动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忱和兴趣,使学生主动地使用脑、心、手进行学习。活动引导教学类似于行为引导式教学法,以“行动研究模式”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 [4]。该思想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认为教学不能单单讲授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将实践性问题贯穿各个重要部分,从而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1）取样复测本标段内地下水及地表水，看地下水及地表水复测结果是否与设计相符，若与设计相符，则对水质已有侵蚀的施工地点，对土钉墙墙面，在对其第一次喷射混凝土、立模现浇混凝土、土钉孔灌浆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进行相应耐久性施工处理。若其复测结果与设计不符，应及时联系相关单位进行必要处理。切记有侵蚀性水不得作为施工用水。
5.毒品犯罪在数量持续上升的基础上，出现集团化、职业化、家族化、低龄化等新特征。
三、问题的原因和理论解释
社会越多元，犯罪现象越复杂，犯罪原因也越多元。随着城市化的空前发展，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迁移以及传统家庭对犯罪的抑制功能降低、城市的无准备、城市易犯罪年龄人口的增长等因素使城市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城市犯罪热点问题频发，这种现象对于所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几乎无一例外[16]。于是，社会解组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失范理论、一般压力理论以及理性犯罪人理论等犯罪社会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运而生。这些著名理论直至今日仍然对城市犯罪原因和热点问题具有解释力，并对预防城市犯罪具有指导意义。
(一)城市化与社会解组理论
社会解组理论是一个既经典又现代的理论。社会解组是解释城市社区特征与犯罪之关联的重要理论。社会解组有三个特征：贫穷、种族异质性和居民流动性[17]21。此理论是基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结果：思拉舍的研究发现帮派聚集在社会控制弱、社会解组盛行的地方，提出犯罪率偏高的社区有一大特点就是社会解组；伯吉斯建立了城市社会问题和犯罪分布的同心圆模型，并首次提出“同心圆理论”；肖则以该同心圆模型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对犯罪地理分布进行分析[18]。“曾经理论与研究上的问题阻碍了社会解组理论在60年代后的发展，但是80年代后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发展使该理论再度兴起。”针对城市社区因为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等造成的认同偏差和犯罪率上升，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向新流入的居民灌输主流社会的文化，通过社会主流文化来形成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14]161。他们的研究结果曾经被广泛运用到公共政策上，并为另外两个重要的犯罪学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石：控制理论和文化偏差理论。
用社会解组理论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犯罪率长期处于上升的现象和趋势是许多研究中运用最多的理论框架。例如：1996年至2003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1.5个百分点的高增幅，2006年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3.9%，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是一路攀升。运用皮尔逊R系数对1992-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与犯罪率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35，具有极高的相关性[19]。这一数字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依然没有摆脱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都市化与犯罪率同步提高的“怪圈”[20]。
(二)城市社区弱势群体犯罪与社会失范理论
这些人当中不排除好逸恶劳、不想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变生活境遇的人。然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等因素，将他们边缘化，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政策和感情的双重阻碍，以及城市人口中明显的贫富差距和分化，很容易使他们内心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平衡心理，于是，其中的极少数人用实施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发泄内心的不满。如：2018年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黄某，正是来上海找工作碰壁后，实施了报复社会的暴力犯罪行为。这也恰恰印证了沃思的理论：“城市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犯罪、暴力、精神疾病)，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这种趋势似乎只会更加恶化。”[11]
1.随着毒品犯罪与互联网的结合，利用网络贩卖毒品、买卖制毒物品、传播制毒技术和组织他人吸毒贩毒的犯罪快速上升。2017年苏州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网络涉毒案件，有600多名遍布全国各地的吸贩毒人员，聚集在“名流汇”网络平台上，公开交流吸毒感受，并进行毒品交易[5]35。
(三)城市青少年犯罪与一般压力理论
关于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原因，艾格纽的一般压力理论指出，人的违法行为实际是一种应付机制，这种应付机制主要用来解决不良的社会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情感问题。该理论已成为目前美国研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理论之一。艾格纽把青少年生活中的压力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无法实现重要目标，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目标；其二，丧失重要的有价值的人或物，如失去亲人和离开喜欢的学校；其三，负面事件的出现。上述压力以及现实社会对青少年的期望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实际条件的落差，都使得青少年内心充满紧张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驱使他们以犯罪的方式排泄或缓解这些情绪。但是，并非所有人面临压力都会选择实施犯罪，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犯罪行为来排解和宣泄，艾格纽认为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违法朋友的关系及个人心理因素和性格特征，这些社会的和个体的因素为压力导致犯罪提供了先决条件[17]111。除了一般压力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和标签理论也是解释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理论(见图1)。
(四)流动人口犯罪与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感最早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提出，其后经默顿的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着重探讨了“比较对象”的问题，强调人们是在社会性比较中形成对于公平的判断。在此，社会性比较的核心在于，当群体间原有相对境遇状况不佳或发生恶变时，不公平感就随之而生。该理论还指出，某一个体或群体在与其他社会地位更高、生活条件更好的社会群体进行比较时，感知到自己所作贡献与所得回报不成比例，从而产生被剥夺感。
近几年，国内学者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人口急速增加，他们在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普遍面临难以融入的突出问题，移住城市的农民工的贫困、受教育机会不均、失业、绝望和犯罪问题突出。城乡贫富差距和城市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城市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为0.491，之后虽然略有下降，2014年为0.469，但是，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我国目前的贫富不均现象依然严重。有学者指出：“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均显著地增加了犯罪率。”[21]还有学者认为：贫困的伴生物对侵财犯罪具有因果作用力[22]。正是这种经济上和制度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流动人口心理的不平衡，他们流动到城市后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对比城市居民相对稳定富足的生活，便容易出现“自我救济式犯罪”和“报复性犯罪”。面对社会上存在的社会排斥、制度排斥和心理排斥现象，极少部分的流动人口选择了越轨行为(见图2)。相对剥夺理论、社会失范理论以及解组理论是解释城市社区弱势群体犯罪的主要理论。
(五)职务犯罪与理性犯罪人理论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对犯罪动机的研究，突出体现了“理性犯罪人”这一重要特点。人是十分复杂的，它可能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理性的。“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一定对犯罪所得或犯罪结果存有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理性预期认为目的外生于决策过程，强调行为与目的的一致性。将此概念运用到当今职务犯罪和毒品犯罪的研究中，发现职务犯罪人在职务寻租的过程中是通过所掌握的各种信息、资源和概率，对犯罪后的总收益作出相对理性的估计。我们说理性预期是职务犯罪人在一种较为理性的心理状态下实施犯罪，追求犯罪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表现。
同样，犯罪学亦有理性选择/机会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一，每个人都有选择行为的自由。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人的行为选择遵循功利主义原则，即寻求快乐，避免痛苦，增加利益，降低成本。因此，犯罪是人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一种行为选择。特别是职务犯罪一般以经济获利为目的，犯罪应该更加精于算计[17]238。 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者的行为是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不同的情景与不同的犯罪机会和犯罪成本密切相关。
(六)经济增长与城市犯罪增长的相关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犯罪学界对经济增长与犯罪的关系争议最多，探讨相当激烈，有“同步增长论”(6) 参见肖剑鸣：《经济趋同态势下的犯罪观裂变——评“同步增长论”》，载《公安研究》1988年第2期；周仲飞：《近两年罪因研究观点综述》，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1期；严励，李英英：《多维视角的焦点——对当前社会治安的透视》，载《犯罪与对策》1991年第5期。 “远正近负效应论”(周路，1991年)“正比论”“反比论”等等观点。经过20多年的观点碰撞和探讨，人们发现社会经济增长与犯罪增长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增长对犯罪增长的影响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性因素对犯罪增长是有影响的，它可能通过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形式的改变，使得传统社会控制体系逐渐失灵，最终导致犯罪率的整体上升。
同样，西方学者运用了大量研究结果证明，在城市高犯罪率的社区中，存在许多导致犯罪的因素——贫困、失业、高离婚率和高单亲家庭率、高人口密度、住宅破败、劣质的学校教育和其他劣质的社会服务、频繁的居民迁徙和人口流动，以及种族和少数民族的集中，而这些都不能说明经济增长与犯罪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唯一得到证实的是：贫困本身并未直接导致犯罪，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较为确定的因果关系[14]122。这一理论与美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的关系正好契合。揭示出：缩小经济不平等的政策，特别是缩小种族间经济不平等的政策，将会导致社会总体暴力犯罪犯罪率的降低[14]122-123。结合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等现象，以及城市暴力犯罪上升的现实问题，该理论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它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等现象。
2.2.5 进镜与膀胱镜检 视频监视下置入电切镜，观察全尿道。进入膀胱后进行细致、全面的膀胱镜检，评估肿瘤及可疑病变的数目、大小、位置、可能浸润深度及其与膀胱内标志，尤其是与输尿管口、膀胱颈口或膀胱憩室的毗邻关系。耻骨上膀胱按压与适当程度的膀胱充盈有助于观察膀胱前壁。
结语
综上所述，除上述城市热点犯罪问题之外，诸如食品药品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暴恐犯罪和金融犯罪等问题也很严重，发案率增长十分明显。未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速，预计21世纪中期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城市规模必将继续扩张，新型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断增加，犯罪机会也会随之增多。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多重矛盾的聚集，使得城市犯罪仍然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犯罪，需要不断更新犯罪治理理念，创新犯罪预防和治理的机制及方法，有效遏制各类犯罪的增长。科学应对复杂的城市犯罪问题，既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也要兼顾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治理犯罪最关键是达到政策、具体办法和管理“三位一体”。具体办法要结合国情，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管理不仅要具备先进理念，还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人才；政策必须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正如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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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ot Issues of Urban Crime in the New Era
CONG M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Since forty-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undergone the largest and fastes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made China a more dynamic country, a more prosperous economy as well as a better level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triggered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part from education,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employment domain, almost everyone is concerned about social security and urban crime. Urban crime has always been a barometer of public security in China: The money-laundering crimes stayed at a high level; Cybercrime, public involvement crimes and violent and terrorism crimesseriously endangered society; The growing number of official crimes have set a new high in major cases;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urban fringe and crimes committed by floating population remain the highlights;Food and drug crim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se urban crimesposed threats on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urban crim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update the concept of crime control and innovatemethods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cusing on hot issues so as to effectively curb crimes and maintain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urban crime; concept of crime control;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33( 2019) 05-0029-09
收稿日期： 2019-05-22
作者简介： 丛 梅(1967— )，女，山东威海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犯罪社会学。
(责任编辑：刘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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