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颇具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好书——读冯昭奎等著《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本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等著论文,启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同志主持撰写的研究报告《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将我国经济改革所遇到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参照日本的经验，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当我读完这部由冯昭奎、胡欣欣、张舒英、黄晓勇、吕文忠、徐昌军等6位同人集体研究的结晶时，感悟颇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介绍、研究日本经济的论著很多，但能如此科学地直接联系我国经济改革实际且有见地者，尚属寥寥。古人称那些能做天下人欲为之而未能为之之文章的学人为大手笔，《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一书的作者，也可称其为大手笔了。
作为该书的一个热心读者，我不揣浅陋，只想谈上感受最深的几点：
第一，作者能高屋建瓴地对待日本的经验，既积极主张借鉴，又有独到而冷静的思索。
如何正确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经验，是长期困扰理论界的一个问题。该书就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即利用借鉴之，决非意味着“导入资本主义制度”，而毋宁说是一种“技术引进”，即引进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这种技术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它适应于任何实行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如何更好地引进和借鉴，对于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作者认为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对中国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有某些共性，即目前的中国经济与二战后乃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同样具有追赶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的特征；同样具有从对外封闭型经济向对外开放型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特征；目前的中国经济与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同样具有从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特征；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与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同样具有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此外，日本是资源小国，而中国从人口平均来看，某些主要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很突出；中日两国有同一东方文化背景等等。作者上述有关共性问题的提出很有意义，它是中日比较研究的前提，亦为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日本经济问题的切入点。
在主张借鉴日本经济管理经验的同时，作者还提醒人们：在总体研究上不应忘记中日两国经济的不同个性，即除去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外，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情（包括人口、国土、资源）、经济规模皆不同，尤其是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刚启动，更难与日本发达的市场类比，因此要避免全盘照搬日本经验的错误作法。在具体研究上，主张要努力了解把握我国的经济问题，同时要力求吃透日本经济的真实状况，还要防止那种为“解答国内经济问题”去任意剪裁日本经济现实的倾向。作者认为，经济是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的。因此，既要带着特定的政策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带着综合性的或着眼于不同政策领域间的关联问题进行研究，尤要注重对整个政策体系的平衡问题及不同政策领域间的互相影响和衔接问题的研究。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如何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作者结合日本经济的经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一我国改革中的核心问题的论说明晰，且富于启发性。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在较短时间内便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日本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未完全听凭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而是较多地采用计划手段对经济实行了有效的干预。该书从这一角度较全面地论述了日本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特点，即计划的广泛性、指导性、计划本身制定过程中的计划性和处理好宏观计划与微观计划的关系等。其中作者用较大的篇幅，比照指令性计划谈了指导性计划问题，指出日本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其政府计划基本是指导性的。指导性计划不具有指令性计划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因而不具有指令性计划的某些优势。但在某些情况下，恰恰因指导性计划不具有强制性，而能避免出现与“计划”相反的结果。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即搞经济计划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有计划性”的客观结果。反之，“有计划性”的客观经济表现，也未必是与计划的强制性及覆盖面成正比的，只要是商品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适于搞指导性计划的经济领域都会比适于搞指令性计划的经济领域大得多，而若硬是在适于搞指导性计划的领域搞指令性计划，其结果难免适得其反。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作者的上述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强化宏观经济的计划性，以克服市场那种与生俱来的缺陷和盲目性，确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然而究竟如何才能实现那种有计划的客观结果呢？作者又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即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的，计划是作为市场的对立物出现的，但计划的成功又是以市场为前提的。正如作者提出：计划跟不上变化，在经济活动中，能对瞬息变化作出反应的主要机制，是经由价格的自动调整作用的市场，人们不可能把市场的全过程都纳入计划，但是一个健全发达的市场，却可能成为宏观计划的基础，有助于促使经济活动进行得相对有条不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某些混乱和无序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指令性计划在一定范围内被取消后，宏观调控的指导性计划未能随之强化或占据那些“真空”领域。面对这种情况，理论界曾出现两种见解：有人主张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也有人主张全面效仿日本的宏观指导性计划。若将两种意见概括之，即前者为“统”，后者为“放”。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未必与我国的情况相符，在实践中恐怕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该书正是在此点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即对于我国来说，为强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计划性，为使我国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当前迫切的任务是促进我国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形成。
作者在指出日本经济计划有成功一面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失败的一面。即所定计划具有偏向大垄断阶级的特征。例如计划偏重于考虑大企业的生产合理化及其超额利润，而对于涉关全民族利益的国土、环境的合理开发和保护等问题缺乏考虑，此外，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及基础科学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等等。作者这些论述的启发性在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能注重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和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以造福于子孙后代。
第三，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经济改革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密切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是该书的特色。而这种写作角度要求作者不仅谙熟日本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同时又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有深入的了解，显然作者较好地处理好了其间的关系。
在该书中，作者带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意识”，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研究报告涉及的问题有：政府经济职能的中日比较；日本的财政运营与管理；关于分级财政体制的思考；价格体系与政府的价格管理；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中国的政策课题；竞争性市场与公有制企业的变革；日本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中日企业体制的若干比较；日本工业企业集团的特点；中日科技体制的比较考察；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组织及其特点；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高技术风险企业。在谈及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时，作者认为，我国政府在维护收入分配公正、宏观经济调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甚至与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我们应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有关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强化上述功能。关于财政管理问题，作者提出如下见解：我国的财政管理应法制化；财政运营应公开化；政府不应再有预算外资金；财政要算细帐；切实加强财政监查，公开监查结果。关于价格管理问题，作者认为，我国曾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统一定价，排斥市场在价格中的作用，结果产生了许多弊端。改革后，有人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价格管理手段，认为中国价格改革目标模式应是将商品价格的形成和确定完全委以市场来进行，政府可以袖手旁观，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这种观点去指导我国的价格改革无疑是行不通的，也是有害的。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市场价格在整个价格体系中占有很大的份量，但日本并未放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价格管理中的作用。
如何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作者也就此发表了意见，即：要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企业内部要分权管理并实行事业部制；职工参与企业经营与股份制等。关于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作者在分析日本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推动科技主力进入企业，加强技术开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科技主力进入企业既可以促使其深入生产实践，直接感受市场需求的刺激，又可利用企业竞争的动力推动科技的发展。在谈及科技开发问题时，作者认为从我国广泛的社会需要来看，科技开发不应仅限于微电子、计算机、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作者鼓励中小企业家去努力填补中国产业技术的空白，到易被人忽视的“低技术”领域去展露才华，开拓成功之路。
在该书中，作者引用了中外大量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图表文字互相照应，摘引出处笔笔有据，体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应提及的是，书中的一些观点尚属商榷和探讨性的，有的还需经过实践的检验。但是作者们所做出的努力是颇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中国学者意欲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该书作者的此项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颇具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