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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族是前苏联100多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至今人口总数已过10万。他们主要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具体分布：哈萨克斯坦有4万，吉尔吉斯斯坦有4万，乌兹别克斯坦有2万东干人。
中亚东干人是中国穆斯林的一支，其主体是1862—1877年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后裔。至今已是第四代、第五代传人。直到今天，中亚东干人分为两批：一批是比什凯克东干族，多为甘肃籍、新疆籍回民后代，他们多居住在比什凯克、普尔热瓦尔斯克、江布尔、奥什州等地。这批人约占东干族总人口的45%。另一批被称为托克马克东干族，他们是陕西籍回民后代，他们集中居住在营盘与新渠（即中亚的陕西回民村），在塔什干、托克马克、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等地区也有这批人的后代。陕西籍回民后裔约占东干族总数的55%。据作者两次考察，这两批东干人长期互相通婚，差别不大，他们都讲陕甘方言，他们都把盘营看成是东干族的根据地。在苏联境内，他们对外讲自己是东干族，对内干脆称自己是“中原人”、“陕西老回回”。1991年3月，这批人成立了“苏联回民协会”、“东干族文化交流中心”等机构。该机构的机关报《十月的旗》在苏联解体之后改称为《苏联回族报——陕西回民的报》。可见，中亚东干族是中国穆斯林在境外的一个最大的侨民群体。他们是我们的近邻远亲。因此研究东干族的起源及发展史是对反清回民起义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它也给中国穆斯林与中亚穆斯林友好交流及互相了解架桥铺路，并为建立和发展跨世纪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圈拓展新渠道。
中亚东干族又是一个极富个性与特色的侨民群体。尽管他们远离故土，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定居了近120年，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很少。但是，他们至今在方言土语、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歌民谣等方面仍原汁原味地保留着百年前的陕西特色：乡音不改、口味没变、思乡情浓、群体不散。他们是在境外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这一点，在世界侨民史上也属罕见。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及独特的风俗习惯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及专家的极大兴趣。在前苏联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东干学，东干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显得更有吸引力。
一、东干族族名考
最近新出版的《中国回族》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东干一词的解释：“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等把回族称作Tung—gen，有人解释为由于新疆的回族来自潼关或“东甘”（甘肃东部）而得名，有人解释为留住下来的人。”[①a]应当看到这种解释只是针对国内，没有涉及到中亚；况且，在中国56个民族中，没有东干族一说。因此，我们认为东干族应该专指移居中亚的一批中国穆斯林，是前苏联政府承认的、生活在苏联中亚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东干一词应该说是与东干人的起源相联系着的。东干一词最初是指移居新疆境内的来自陕西、甘肃、四川等地的回民。东干是突厥语对这批移民的专门称谓。这批移民一是到新疆来的屯田戍边的陕甘回民，二是来新疆做生意的陕甘回民。“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政府以屯垦实边为名，将陕甘回民集体迁徙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就有两万多人，在大阪县城有500多户”。“到19世纪60年代，回族在新疆、尤其是在北疆已占相当比重。当时，整个整个县城，如玛纳斯县，居民清一色都是东干人。”[②a]
在清代，在新疆西部，有两个行政中心，一个是绥定（即今霍城），一个是伊宁。当时，绥定约有7万人，伊宁约3万人，其中多数是来自陕甘两省的回民[①b]。
1850年，俄国学者瓦尔汉诺夫曾考察过南疆喀什回民，他认为东干人就是1760年以后从陕甘等地到新疆从事贸易及雇工的回民。“东干，汉语称回回，是来自陕西、甘肃、四川的中国回教徒，他们自称东干人”。“在喀什有4，000多名东干人，他们从事茶叶贩运、开饭馆等行业。”
1882年从西伯利亚到伊犁考察过的恩·兰斯代尔对新疆北部的东干人有过这样的记述：“关于东干人的族名及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是都不确切。”“在1862年回民起义之前，伊犁河谷的东干人约有6万人，起义平息之后的1877年，东干人口减为3万（男21，000人，女9，000人），主要居住在绥定、清水河一带。”[②b]
1862年陕甘回族起义是新疆回民的又一个重要来源。操突厥语的新疆各民族把这批人也叫东干人。在陕甘回民起义失利后，“在公元1875年，从兰州方面窜来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着三万东干巴图鲁（即英雄）入疆。”[③b]在白彦虎带部分人马进入俄境定居的同时，在新疆安置了大量的回民起义者。大部分未离开新疆的回民起义者就定居在伊犁、喀什、焉耆一带。俄国学者阿·科洛巴特金讲：“在喀什定居的中国穆斯林叫东干人，由他们发动的反清起义就叫东干起义。”[④b]公元1886年8月1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在给西伯利亚总督写的报告中也讲：“东干人专指居住伊犁地区及喀什地区的中国穆斯林。”[⑤b]
从上述引证的资料来看，东干人最初是指1760年以后从中国内地迁居新疆的陕甘回民。到1862年西北地区反清回民起义前后，这批人总数已达15万，到起义被镇压之后这批人仅幸存两万多人。东干一词在突厥语中写作Tung—gen。它是新疆几个操突厥语的少数民族对迁居新疆的陕甘回民的专门称谓。中国学者林岗在一篇文章中讲：“新疆维吾尔人把回族叫东干人”[⑥b]。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东干人并不指中国回族的全部，它只特指迁居新疆境内的那部分陕甘回民，东干族与中国回族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中国回族称为东干族。至于那些迁居世界各地的中国回民也不能称作东干人。东南亚各地都有一些中国回族移民，他们成立的组织叫伊斯兰联盟，该组织主席曾多次访问西安。在与我们交谈时强调他们过去没听说过东干一词。但是，最近发表的一篇译文中仍讲：“东干族（回族）主要生活在中国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东干人是经合法注册的”[⑦b]。此处将东干人与中国回族、世界各地回族移民混为一谈。看来，搞清楚东干族族名的起源与内涵十分必要。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接受东干这一词，我们始终把移居新疆的陕甘等地的回民叫回族。至今回族仍是新疆自治区内分布最多的三大民族之一。到1990年全自治区回族人口总数为681，572人，比1953年增长了近4倍[⑧b]。中国正式出版物上还没有确认把新疆的回族叫东干的记载。俄国学者们对此事有过记述，姆·恩·普尔热瓦斯克曾写道：“东干一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我们考察过的回族聚居地，人们都没有听说过东干一词。”[⑨b]另一位俄国学者尤·阿·索斯诺夫斯基所写的《中国游记》一书中也写道：“在我们所到过的那些省份中没有人知道东干这个词。在那里，人们把东干族叫回族。”[⑩b]1985年，苏联东干学专家、东干族第一位史学博士、通讯院士姆·苏尚洛到北京进行学术考察，在与各界回族朋友及学者交谈时，他们都没有听过东干一词，并且认为把回族叫东干族是搞错了[(11)b]。可见，东干一词在中国使用的范围有限，仅限于新疆几个操突厥语的少数民族之间，而且也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东干一词进入俄语之中是在沙皇俄国占领伊犁地区（1871—1881）前后。在此前，一些考察过中国西部地区的俄国探险家及学者使用过东干一词。在1877—1878年。由喀什进入俄国七河省定居的有三批陕甘回民起义的余部，1882—1884年又有一些从伊犁地区进入俄国境内定居的陕、甘、新回族。这时，俄国及中亚人将这批人称为东干移民，但还不能称他们是东干族。1885年，这批东干移民的总数为1.5万人[①c]。这批人又分为陕西籍东干人及甘肃籍东干人两支。到1924年中亚民族行政区域改革时，苏维埃政权才正式承认这批移民为其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叫东干族。因此，严格地讲，只有在中亚才有一个东干族，中亚东干族又特指19世纪70—80年代从中国喀什和伊犁地区移居俄国七河省的，以西北地区反清回民起义军为主体的中国穆斯林群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中国回族移民不能叫东干族。中国新疆地区的陕甘回族移民也不能称为东干族。
现在我们能查到的资料以及在中亚十几个东干乡进行的考察结果证实：第一，东干一词是个地域概念，是最早移居新疆的陕甘回民的自称。中亚东干族学者姆·苏尚洛明确地讲：“东干一词不是从突厥语中来的音译，而且是一种地理概念。”[②c]第二，东干一词确实最早出现在突厥语中，东干一词应该是地道的陕西话“东岸子”的音译。当陕甘回民移居新疆之后，当地人打问他们是些什么人时，他们遥指远方说：“我们是东岸子人”，按对音应写为“东岸”，转音写成了“东干”。第三，当喀什、伊犁东干人移居俄国七河省前后，俄文中的“东干”是按突厥语中的“东干”一词翻译的。1993年7月，我访问甘肃籍回民后裔集中居住的哨葫芦乡庄时，该乡主席耳斯·马乃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他们是东岸子人，东干族就是东岸子人。在中亚，东干族的很多学者及老人也都肯定东干人即东岸子人这一说法。这种口碑史料也应该看成是一个很有力的佐证。东干族强调的是地理概念，对于地处亚洲腹地的中亚东干族来说，他们确实是些东岸子人。他们一再强调，他们是中原人，是陕西老回回。我们应该尊重并理解中亚东干族对自己族名的解释。
二、中亚东干族的起源与发展
中亚东干族的形成是与中国近代史上两起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着的：1862—1877年西北地区的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回族起义，1871—1881年沙皇俄国占领伊犁地区。与这两起事件相联系着的1877—1878年从喀什到俄国以及1881—1884年从伊犁到俄国的两批移民活动就是中亚东干族的起源。
清同治年间发生在西北地区的反清回民起义，其主流是一场反对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的正义斗争。这次起义对西北地区、尤其是对陕甘回民来说也是一次空前的劫难。起义前有“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③c]之说，即陕西的回民占总人口的30%（一般讲陕西回民总数在70—80万），甘肃回民占总人口的70%（甘肃回民总数在500万左右）。俄国一位学者也讲，在同治元年回民起义之前，陕甘回民总数在500万左右[④c]。但是，在回民起义失败之后，回民村庄被烧毁，回族群众惨遭杀戮，多数回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马驮车拉，逃离家园。直到1990年，陕西回民总数仅13万余人、甘肃回民仅109万余人。
到1873年秋季，50余营陕、甘、宁、青、新回族义军中只剩下白彦虎一支军队。据新疆史料陕甘回民义军3万人进入新疆，但据中亚史料进入新疆的陕甘回民义军总数在7—8万人左右[⑤c]。但其中归幼老人不少，伤残病弱者居多。这时的回民义军已无力再战，只是择路逃生。而左宗棠、刘锦棠率领的清军却有140—150个营，约六七万人，投入一线的兵力就有80多个营，近4万人，分头将回民义军压到南疆喀什—阿克苏一带[⑥c]。准备全歼这批义军残部。到1877年10月，清军已占领喀什、库尔勒等地。陕、甘、新回民义军退至阿克苏。
在阿克苏，陕甘新回民义军余部决定分成三批，准备沿三个方向，穿越中俄边境，谋求去中亚避难[⑦c]。1877年（光绪三年）10月28日，刘锦棠率领清军攻占阿克苏，12月17日清军直逼喀什城下。这时回民义军已到了中俄边境[⑧c]。
第一批过境的回族义军基本上是甘肃籍回民，领头人叫尤素福—哈兹列特（人称大师傅）。这批人从阿克苏出发，到1878年1月中旬，这支队伍中的部分人到达伊塞克湖畔以东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县落脚。据当地政府统计：这批定居者总数为1，116人[①d]。
第二批人马最多，有上万人，都是陕西籍回民义军余部，领头的就是著名的义军领袖白彦虎。
这批人1877年12月6日到纳伦，1878年1月21日到达托克马克，最后到达定居地的幸存者总数为3，314人[②d]。这批人经受的困难最大，影响也不小，他们始终是中亚东干人的中心。
第三批移民以居住在吐鲁蕃的陕甘回族移民为主，领头的叫马大人。他们在阿克苏与白彦虎部分手后向西北方向上的到达艾尔盖什塔姆及玛喇尔巴什山口，准备到费尔干纳盆地去定居[③d]。马大人让一部分人护卫着家眷及财产先行，他亲率将士断后，以阻止清军的追杀，到俄国边境上最后一批断后的义军战士全部牺牲了。马大人率余部进入俄国境内。
在第三批陕甘回民义军定居奥什后不久，其中有25户来自青海西宁（海州）的回民离开了这个群体，继续向西北前进。到达奇姆肯特，从这里又到了阿乌利—阿达（今江布尔）。在获得塞尔达林省总督批准之后，当地政府在距江布尔东南方7公里划了一块地，设立江尔帕克—提别东干乡庄，这就是后来的十月集体农庄[④d]。它是后来的五大东干中心之一。
至此，从中国新疆南部向俄国中亚地区第一阶段的移民活动基本结束。引起这次移民活动的直接原因是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失败。三批移民的总数为6，029人，他们定居在普尔热瓦尔斯克—托克马克—奥什—江布尔一线。这批移民就是中亚东干族形成的根基。
1881—1884年是中国新疆北部伊犁地区向俄国中亚地区移民的第二阶段。这次移民活动是在沙皇俄国将强占的伊犁地区归还中国之后开始进行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论述了这件事：“东干人是在我国将伊犁归还给中国人之后，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俄国国籍的。一部分伊犁地区的东干人，担心中国会为东干暴动的事，对他们进行报复，想迁到俄国境内，加入了俄国国籍。这些东干人迁移到七河省内（谢米列契省），现在仍继续住在那里。”[⑤d]一位中国学者也记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881年（光绪七年）秋到1884年（光绪十年）初，沙皇俄国用武力劫持伊犁居民达十万余人，占伊犁居民总数的3／4。”[⑥d]在沙俄归还伊犁后几年里，俄国军队还没有完全撤离。为了解决中亚农业种植的落后局面，中亚七河省欢迎这批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答应给愿意迁居的人发放安家费及划分土地，鼓励伊犁居民迁居中亚[⑦d]。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代表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其第5条规定：“伊犁居民愿意迁徙俄国，加入俄国国籍者，均听其便。”[⑧d]这个条约的签订又为伊犁居民进入俄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这次移民活动合法化。
第二阶段的移民也是分三批过境的，具体时间是1881年秋季，1882年3月，1883年3月。现存的一份档案材料上讲：“1881年秋季有一些富裕东干户先过了俄境，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财产，放弃了房屋、田产，他们顺利地通过了霍尔果斯，进入了七河省。当地政府帮助了这批移民。”[⑨d]1881年9月17日，弗利特少校向七河省总督报告说：“从中国一方有14户东干人过境，他们是绥定县最有钱的，他们随身携带着自己值钱的东西，到达楚河左岸地区。”[⑩d]第一批伊犁移民人数少，行动快，他们很快就到了定居地哨葫芦。这批人没多受罪，他们是在气候温和的季节过境的，他们是哨葫芦乡庄第一批居民。这批人实际上是12个姓的大户人家：马、刘、杨、兰、阎、王、张、米、佘、丁、哈、金。到今天，哨葫芦仍然是中亚最大的一个东干族乡庄，总人口1.4万，庄员仍以这几个姓氏居多。
第二批移民是1882年2—3月间过境的，这是第二阶段伊犁移民活动的高潮。1882年1月10日沙皇官员在伊犁张贴文告，提出移居俄国的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定：“（1）东干移民不得向俄国政府提出物质帮助的要求。（2）进入俄国的东干移民要按规定服兵役。伊犁东干人在承认这些规定之后，移民活动才得以继续进行。在严寒的冬季移民活动曾停止过一段时间。
第二批移民人数多，多为贫苦东干人。从边界到哨葫芦沿途一千多公里路途上到处是东干移民群体。由于路途花费大，他们曾上书七河省总督，要求就近安排移民。七河省总督决定在距伊犁河85—90公里处，距霍尔果斯90公里处乌塞克河左岸建立起了移民带，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江尔肯特县（又称潘菲洛夫）及塔尔迪—库尔干。
1882年3月18日伊宁最后移交清政府。这是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3月开始，移民活动进入高潮。3月20日这一天过境的就有486户，计2，457人，还有914辆大车装载着移民们的财物[①e]。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批伊犁移民的最后结果：到1882年夏季，有350户移民定居在托克马克县，200户移民定居哨葫芦，150户定居在维尔内（阿拉木图），100多户东干人与维吾尔人混居在奇利克、吐尔肯，还有500多户留在了乌塞克—霍尔果斯一带。比什凯克也有不少新移民户[②e]。
1883年春季第三批移民走出伊犁地区。这批人贫苦人占多数。这批人原定的目标是托克马克县，但大多数人没有达到目的地。沿途散居在江布尔、比什凯克、维尔内（阿拉木图）、江尔肯特、坎不隆、伊斯克拉等地，其中以维尔内（阿拉木图）为多。
1883年3月应该是最后一批移民了。因为根据中俄双方签订的协定中有规定，到1883年3月底，沙俄应停止伊犁地区的移民活动，沙俄还应从伊宁完全撤走其官员及军队。这时大批移民活动停止了，但零星的移民并没有终止。
在清军进驻伊宁之后，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禁止边民出境。俄国七河省总督也下令关闭边界。现存一份文件讲：“清政府进驻伊犁地区之后严格监视那些有不满情绪的人，并且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边民外逃。但是，仍然有一些塔兰奇人（维吾尔人）、东干人进入俄国境内。鉴于规定的移民期限早已结束，七河省总督也下令禁止移民过境。大清王朝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俄国遣返偷越国境者。”[③e]
但官方的文件及协议并没有完全停止伊犁地区的移民活动。伊犁地区的移民活动又持续了近一年，到1884年夏才完全终止了。1883年3月距霍尔果斯90公里的江尔肯特（潘菲洛夫）接收伊犁移民总数为1，347人，过了一年，到1884年3月，这个数字增加到1，688人。这就是说，在中俄双方停止移民活动之后，这个县的伊犁移民又增加了341人。在这一年中，又有146户，计496人到维尔内定居。这样，到1884年夏季，在维尔内（阿拉木图）共有伊犁移民380户，计1，472人。在比什凯克县定居的东干移民有208户，计644人，在哨葫芦定居的东干人有318户，计1，705人[④e]。
这样，到公元1884年年底，即第二阶段伊犁地区向俄国中亚地区移民活动结束时，在俄国中亚地区的东干移民总户数为1，147户（原先统计时为1，497户，实际过境的是1，147户）。总人口为4，682名，其中男性2，439人，女性2，243人[⑤e]。中国学者也引用了这个数字。“1878年以后从伊犁进入俄国境内的回民计有4，682人，他们定居在阿拉木图一带，前后两个阶段共有10，941名中国回民进入俄境。”[⑥e]前一个数字与俄文材料相符，后者稍有出入。
这样，经过两个阶段的移民活动，在俄国中亚地区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群体——中亚东干人。到1884年年底，这批东干人总数为10，891人。当然，这个数字是指正式登记的移民。没有登记的人也不少。据苏尚洛估计，两批移民总数至少有1.5万人。他们与当时过境定居的几万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一起已占当时俄国七河省总人口数的20%左右（1884年初七河省总人口为654，989人）[⑦e]。据另一个资料讲：到1897年，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居住有50万俄罗斯及乌克兰族移民。从中国新疆向哈萨克斯坦迁来的东干移民有1.4万，维吾尔族移民有5.6万[⑧e]。
注释：
①a 《中国回族》，1993年3月银川版，第2页。
②a 《中国回族》1993年版，第120页。
①b 《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81—84页。
②b 《俄国的中亚》，伦敦1885年版，第208页。
③b 《伊德米史》上册，第86页，引自《陕甘回民起义研究》，第298页。
④b 阿·科洛巴特金著《喀什简史》，莫斯科1887年版，第93页。
⑤b 西伯利亚中心档案1886年第12期刊，第141页。
⑥b 《苏联民族志学》杂志1954年第1期，第43页。
⑦b 《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世界汉学中的东干学问题》。
⑧b 《中国回族》1993年版，第120页。
⑨b 《蒙古及唐古拉地区的国家》莫斯科1946年版，第227页。
⑩b 《1874—1875年中国探险记》，莫斯科1882年版，第516页。
(11)b 《东干族的风俗与文化》，第49页。
①c②c 《七省河的东干人》，姆·苏尚洛，符·张尚洛著，伏龙芝1986年版，伏龙芝1959年版，第29、8页。
③c 《陕西回民起义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④c 〔俄〕阿·恩·库罗帕特金著：《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9页。
⑤c 作者1993年8月考察中亚时新渠乡长讲，进入新疆的人马总数为7—8万。
⑥c 《左宗棠略传》，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⑦c 伊·尤素波夫著：《十月集体农庄史》，阿拉木图1991年版，第13页。
⑧c 《苏维埃东干族史纲》，第42页；《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北京1980年版，第74页。
①d 《苏维埃东干族史纲》，第45页，伏龙芝1967年版。
②d 《东干人起义后记》书稿第42页。
③d 列宁格勒中心历史档案库，全宗1284，卷宗201，第61页。
④d 《十月集体农庄史》，第16页。
⑤d 《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1页。
⑥d 《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⑦d 《苏维埃东干族史纲》，第51页。
⑧d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3卷，第1539页，北京1992年版。
⑨d 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心历史档案库，全宗44，目录1，卷宗67，第19页。
⑩d 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心历史档案库，全宗24，目录702，第119页。
①e 哈萨克斯坦中心国立档案库，全宗44，目录7，卷宗24，第183页。
②e④e⑤e 《苏维埃东干族史纲》，第55、57、57页。
③e 《亚洲地理地形统计资料》，1885年版第18卷，第2页。
⑥e 《西北地区穆斯林的社会问题研究》，1991年甘肃民族出版社，第302页。
⑦e 《哈萨克斯坦百科全书》，阿拉木图1989年版第1卷第20页。
⑧e 《土耳其斯坦公报》，1903年4月16日，《十月集体农庄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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