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企业制度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制度创业是近年来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新兴主题，它是指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具有一定利益诉求的行动者借用资源的杠杆作用，创造新制度或变革现有制度所进行的活动[1]。近年来很多战略学者们对具体的场域或组织进行了研究，关注一种或几种具体策略，如Fligstein关注了制度创业者的15种具体策略[2]，Zilber重点研究了讲故事策略等[3]。然而，这些研究尚有对细枝末节过分执着之嫌，缺乏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不利于理论的发展[4-5]。本文不拘泥于对具体策略或某一战略过程深入分析的研究思路，转而尝试整合现有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探析制度创业的战略选择。 在最初提出制度创业的概念时，Di Maggio就明确指出资源在制度创业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拥有充足资源的有组织的行动者(制度创业者)看到一个可以实现他们所看重的利益的良机时，新的制度就会产生”[1]。说明行动者要发起制度创业，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行动者在进行制度创业时需要动员资源，他们将资源看作是战略实施的支撑[1.6-7]，并且默认制度创业者的资源是“充足的”。实际上，企业总是会面临不同程度的资源约束，处于中心位置的制度创业者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而那些处于边缘的或者地位低的组织尽管资源不足，也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8]。那么，企业的资源约束在什么程度上才能够推进制度创业呢，换句话说，资源的约束对制度创业者的战略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目前有关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组织社会学家认为，组织要在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物质资源、技术和信息，特别还需要合法性[9]。企业想要获得制度创业的成功，就需要为新的制度获取合法性。合法性是一种感知或者假设——在某个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系统中，如果一个实体的行为是令人满意的、合适的或者恰当的[10]，就可以认为这一实体是具有合法性的。合法性包括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以及文化—认知合法性[11]。企业在制度创业过程中，也是在其运用战略不断使新制度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可能偏重某一类(不同的)合法性[12-14]，即以获取某一类合法性为目的。本文认为将企业的这种合法性目的作为一个分类标准对制度创业战略进行划分，可以将现有的战略较好地囊括进来，并将战略与合法性相联系。 本文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合法性目的的主要性和资源约束在制度创业战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制度创业研究中常被认为起“支持”作用的资源作为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来分析，将合法性和资源2个因素放入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分析框架中，提出了一个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2×2矩阵；二是从合法性的角度将现阶段的纷繁复杂的制度创业战略进行了归纳，便于未来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引用了许多中国企业的研究案例，注重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联系，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 企业的合法性与制度创业战略 企业的制度创业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行动者运用战略变革现有制度或建立新的制度并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制度创业研究常用的基本单位是场域。场域，是指聚集在一起、构成公认的制度生活领域的组织，主要有供应商、资源与产品的消费者、制定规章的机构，及其他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场域一般可分为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新兴场域，结构化程度较低，行动者之间关系较不稳定，制度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如互联网金融场域[15]。在这种场域里，往往制度存在缺失，企业运用战略建立一种新制度，并将其制度化与推广，获得制度创业的共同行动者的支持，然后使新制度在场域中扩散开来。成熟场域，如传统银行业场域，这种场域的结构化和制度化程度往往较高。在这种场域里，企业在进行制度化之前，先要面临去制度化的过程，需要运用战略将现有的制度削弱或破坏，然后再进行新制度的制度化和扩散等过程[15-16]。在新制度建立并推广扩散的过程中，企业逐步取得了合法性，使新制度逐渐被认可和接受，从而生存下来。企业的制度创业战略就是指企业在制度创业的过程中，为使新制度在场域内获得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有目的的策略。 斯科特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并提出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要素强调制度会制约、规制、调节行为，核心成分包括强制性暴力、奖惩和权宜性策略反应。规范性要素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包括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规范系统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文化—认知要素被认为是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11]。制度的变革就包括在制度的这3种要素之间转换[14]。这3种要素对应3种合法性，即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11]。制度创业战略可以根据这3种合法性获取的目的进一步分解，即划分为规制性战略、规范性战略和文化—认知性战略3个种类(见表1)。 规制性战略，是指企业为了获得规制合法性而施行的战略，主要作用于正式的具有规制性的制度，利用规制机制建立规则与追求利益[17]，可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2种子战略。直接参与战略是企业作为制度变革的一个实施主体，凭借其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能够直接参与到法律、法规、管制政策、行业标准等规制性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从而为新制度获取合法性。间接影响战略是企业不直接参与规制性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但能够借助可动员的资源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使之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制度获得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企业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政治关联、借助中间组织、动员网络资源等行动来实现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规范性战略，是指企业为了获得规范合法性而施行的战略，与价值观和规范有关。在这种战略分类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规范化和推广2种子战略。规范化战略是企业为推广新制度而建立或参与建立具有适当性的标准的行为(有时这种标准本身就是新的制度)[11]。斯科特认为规范合法性要素的重要指标是合格证明和资格承认，创建这种合格的或资格的“标准”是企业施行规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推广战略是将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进行广泛传播的行动。常见的具体策略包括宣传和教育培训。企业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宣传，通过广告、软广告等方式推广企业创新制度的价值和规范性。 文化—认知性战略，是指制度创业者在社会意义建构和认知建构方面的战略，要使新制度获得文化—认知合法性，较常见的可归入建立联系和构建意义2个类别。建立联系，是指制度创业者为了便于获取制度变革所需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寻找支持者进而实现共同行动而与场域内成员合作，取得新的行动者联系的行为。这种联系可以在场域内建立，如制度创业者利用社会技巧“通过换位思考以及创造对大量行动者具有吸引力的意义搜寻方式使得不同的团体精诚合作”[18]；也可以跨场域建立，如创业者在由现存制度隔离开的域之间创造联接，实现制度洞的弥合，获取利用不同场域的资源[19]。以意义构建为目的的战略反应在决策方面，是指制度创业者建立基本理论和框架，形成共享认知，以获取文化—认知合法性为目的的战略决策。这种战略决策的作用在于建立制度创业者与其他行动者交流、促成集体行动、破坏现有制度和提供合法性解释的概念和理论基础[15，20]。这类战略可包括话语类战略(包括修辞战略、话语战略、讲故事战略等)[20]，普遍化战略和框架化战略等[10，21]。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没有在这里列举的制度创业战略的所有子战略，只是介绍了目前研究中常见的一些种类。 处于制度创业不同阶段的企业，重视的合法性是不同的[12]。企业可以根据其在制度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合法性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并根据这种排序来安排相应的战略。Hirsch、Hoffman和Child等的研究支持着这个观点[13-14]。 Hoffman认为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时间，某一制度要素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这3种要素也会共存并且相互联系，在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上会有重叠和重复。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制度要素会随着阶段的发展而发生重要性的变化，顺序上首先是规制制度，然后是规范制度，最后是认知制度[13]。Child等学者研究了中国的环境保护系统的制度创业，并得出了与Hoffman类似的观点[14]。然而，这2位学者研究的制度创业过程都是从政府政策开始的，也就是从规制性的行动开始。但对于其他场域的制度创业者，最开始的合法性目标可能并不是规制合法性。为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合法性是主要的”：(1)没有这种合法性，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影响到生存问题；(2)获取这种合法性，对企业当前的发展最为有利。相应的，“合法性是次要的”可以理解为：(1)这种合法性不足，企业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程度较有为限；(2)获取这种合法性，对企业当前的发展可能有一定好处，但不是最为有利的。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企业在制度创业过程中会根据合法性的主要程度来安排制度创业战略。 命题2：企业制度创业战略的安排是有“顺序”的，但是存在重叠和重复。 2 企业制度创业战略的资源约束 企业在实施制度创业战略时，需要资源的支持[11]。由于制度创业需要动员“充足的资源”[1]，而资源本身又是稀缺的，所以作为制度创业者的企业在计划和实施战略时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资源约束。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资源相对充足，资源约束较弱，而处于边缘的企业则可能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22]。少数拥有充足资源的企业可以以自身之力施行场域的变革[23]，而大多情况下的制度创业者要依赖其他的行动者，借助这些行动者的资源来支持自己的行动[20]，或者充分挖掘和利用手头不多的资源，以“拼凑”的办法进行组织变革[24]。从制度创业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规制性战略、规范性战略和文化—认知战略这3种制度创业战略的实施需要动员的资源不同。因此，企业在选择战略时，需要考虑可动员的资源对其战略的支撑程度。 规制性战略的实施可能需要政治资源、技术资源、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等多种资源的支持作用。中国法律制定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大代表来自企业，他们具有直接参与法律制定的便利性[25]，有利于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这种拥有某种政治资源的企业，也可能是行业的龙头企业，或者是某种专业化行业的处于中心地位的企业，或者是大型的国有企业[26]。我国各行业都制定有行业标准，而这些行业标准的起草者有很多是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是所属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资源，这些企业成为行业标准的起草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有利于制度创业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标准。拥有或者可以动员类似资源的企业就可以选择实施直接参与的规制性战略。 间接影响战略包括建立政治关联、借助中间组织和动员网络资源等。政府在制定涉及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制度时，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在较大程度上考虑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有关专业性的制度尤其会征求专业企业的意见，因而这些拥有优势组织和技术资源的企业可能具有一些先天的制度优势，它们可以通过向政策决策者提供各种数据、报告、对策建议等信息来影响决策者。政治关联策略一般是通过企业对政府的支持和互动来实现的，它们通过一定手段与政府建立互惠的关系，从而得到政府的支持，有时需要大量的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支持[27-28]。企业也会通过加入或创建有效的中间组织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动员网络资源是作为制度创业者的企业利用网络资源对政策决策者进行影响的策略。如拥有与政府的私人关系的企业可以选择这种策略来转达企业的诉求，宣传企业的制度变革，或者利用网络关系中与政府密切的结点向政府施加影响。 规范性战略的实施主要作用于价值观和规范方面，企业可动员和利用的技术资源、品牌资源、声誉、知识资源等无形资源的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如淘宝网的商业模式、品牌和声誉资源支持其实施规范化战略，不仅成为B2C、C2C网络平台运营的主流范式，建立的评价体系也成为公众认可的商业规范体系。中国过去的“黑”手机企业以“山寨”之名建构框架，从而在公众中得到了规范性认可[29]。制度创业者也可以动员技术、知识资源等将价值观和规范推广出去(推广战略)，如海尔对公司优质售后服务的宣传得到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可，也塑造了家电行业售后服务的规范性模式。技术类的企业可以通过成功地发展一项技术资源，并通过知识溢出使之扩散[10]。企业也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可和推广，凭借建立的声誉资源获得规范性合法地位[30]。教育培训一般是专业性或技术性企业常用的策略，有利于形成规范与期望[8]。 文化—认知战略常见的是建立联系和构建意义两类战略。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企业需要与场域成员建立合作、联盟或同盟等关系，建构社会网络，这就需要社会资源、政治资源、以及网络资源的支持[7，15，21]。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家族连带、政商连带等对制度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31]，这些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网络资源使得企业制度创业的具体策略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所不同。话语类战略是制度创业者构建意义常见的子战略，企业运用的话语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重要资源[20]，可能体现为词汇、理论、文本和故事等[32-34]。框架化战略是一种愿景描述，制度创业者将变革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好处，以及驱使因素的动机描绘为一个框架，引导帮助场域成员打破现有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21]，这种框架可能转化自更广泛的文化资源[20]，可以利用这种文化资源的企业可能倾向于选择这种战略。 总之，企业实施制度创业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相应的资源支撑；在进行战略选择时，也需要事先考虑是否可以获得这些资源。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一方面来自于组织内部，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获取。在制度创业的过程中，企业首先基于现有资源发起实施某种战略，如建立联系，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利用新建立的联系获取新的资源，如获得更多的共同行动者、利用日益增强的实质资源谈判撬动更多资源等[20]，而资源的增加使企业的资源约束减弱，能够实施进一步的制度创业战略、获得合法性。合法性在被企业获得后，本身也成为稀缺的无形资源——合法性资源[35]。这就是说，随着战略的推进，企业自身的资源不断积累(或改变)，从外界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断变化，可利用的资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企业在制度创业过程中，会根据资源约束(或者可动员的资源)情况来选择制度创业战略。 命题4：在制度创业战略过程中，企业可利用的资源是动态变化的过程，资源的约束也是动态变化的。 3 企业的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框架 企业在计划和实施制度创业战略时，一方面需要考虑获取哪类制度合法性是当前最主要的，即目的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可利用的资源是否足以支持战略的实施，即可行性。企业对不同类型合法性的重视程度，以及受到资源约束的强度，是如何共同影响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 从逻辑上理解，如果某种合法性目前是最主要的，而资源又是充足的，企业会顺理成章地优先或重点实施这种合法性对应的制度创业战略；而如果这种合法性目前是次要的，并且资源约束又很强，那么企业会将这种合法性对应的制度创业战略的实施日程向后安排，随着制度创业过程的发展，可利用的资源增加，当约束不那么强了，或者对应的合法性逐渐变得主要了，再加以实施。如果某种合法性主要，但是资源约束又强，使得企业难以顺利实施战略，那么就要看资源约束的强度有多大，这里引入“拼凑”的概念：当资源约束比较强时，企业“凑合着”利用手头的资源解决新的问题、开发新机会[24]，逐步实施战略。而资源约束非常强，无法拼凑实施时，企业只能将这类战略暂时搁置，等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实施。当某种合法性次要，但资源却很充足的时候，企业当然可以暂缓实施这种战略，但一种好的做法是抓住这种资源优势，“并行地”实施这种战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提前为接下来准备获取的合法性建立基础，二是可以更快速地增加可利用的资源，加强对当前主要战略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支持这些观点，本文采用了研究案例编码的方法。截至2015年4月，中文期刊中，在CSSSCI来源期刊及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制度创业研究的文献有16篇，其中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并且对中国企业的制度创业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分析的文献有3篇。外文文献中，在SSCI发表的有关中国的制度创业研究的文献有8篇，其中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企业制度创业的详细过程进行研究的文献有2篇。本文对这5篇文章的案例描述内容根据合法性的对企业的重要程度、资源约束情况及采用的制度创业战略重新进行了编码，如： 规制合法性——主要——国务院传销禁令停止了直销行业所有活动，政府作为主导制度制定者，对创业者发挥管制作用，对直销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破坏性的影响。(阶段2，阶段3) 文化—认知合法性——主要——管制合法性被法律正式确定之后外资直销企业逐渐意识到主动构建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重要性更多地采纳了操纵型合法化策略。(阶段5) 在编码的基础上，本文整理出了合法性的重要程度、资源约束的情况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制度创业战略的对应表格(见表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阶段排序是所实施的战略在制度创业过程中的时间排序，首先被使用的战略排序为1，以此类推，同时使用的战略采用同样的序号，以明晰是否存在重叠。企业的某种合法性是否主要，以及资源约束的强弱程度，在案例中有时表述并不清楚，本研究做了一定的处理：未对资源约束做特别说明的，资源约束可能不是当前最主要的限制，作“弱”处理；没有明确写明合法性是否主要的，则认为当前追求的合法性为主要的合法性，其他为次要的合法性。
经过整理对照，这些研究案例很好地支持了前面的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表格，又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Lee和Hung的山寨移动电话的制度创业的案例研究为例进行说明。 Lee和Hung认为山寨手机企业采用的框架化、集聚、桥接等战略，全部需要资源和合法性的支撑，战略由于资源和合法性目的不同而不同，这些战略可以是并行的，也可以是有次序的。山寨手机的制度创业过程中，资源的约束表现更加明显一些。在制度创业初期，手机行业是一个规制性强、竞争激烈且有国家保护的行业，而山寨手机却处于一个“高度非制度化的、碎片化的”场域中，虽然当前的规制合法性对山寨手机是非常重要的，但山寨手机企业都是一些小企业，这些小型制度创业者不具备外资企业那样足以影响到政策制定者的资源优势，特别是他们仿造的、假冒的、低廉的、DIY的产品，使他们难以与政府等监管部门沟通，因而这些企业暂缓实施了规制性战略，首先借由其技术和外部资源关注规范合法性的建立[27]。由于其非正式的地位，这些山寨手机企业具有严峻的资源约束，它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逐步建构身份、获取支持、建立网络来获取其他必要的资源。山寨手机企业创新地利用建构的“山寨”框架，与自身的产品、市场和组织等特殊资源相结合，突破了不利的资源束缚，实现在非正式制度方面道德合法性(规范合法性)的建立，这实际上是一个拼凑的过程[24]。在制度创业过程中，随着战略的实施，在本例中，主要是桥接战略的实施，使得这些制度创业者的关键资源不断增强，最后具有了与改变正式制度的能力，能够实施规制性战略，改变“游戏规则”[24，29]。这个过程也说明了，企业制度创业过程中的合法性并不一定全如Hoffman和Child等学者发现的从规制到规范再到认知合法性的顺序，对应前面的命题1。 从这些研究案例中本文也看到了Hoffman和Child发现的制度创业战略中的“交叠”(并行实施)和“重复”的现象。如直销行业的制度创业者在最初取得了一定的规制合法性后，获得了更多的共同行动者，可利用的资源也增加了，于是可以开始并行实施规范化战略(交叠)，而规范化战略实施到一定阶段时，又使用了规制性战略(重复)[12]。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5：企业的制度创业战略选择受合法性的重要性和资源约束的强度影响。 命题5a：企业制度创业战略对应的合法性约束越主要，企业的资源约束越弱，企业越倾向于优先或重点实施这类战略。 命题5b：企业制度创业战略对应的合法性约束主要，但企业的资源约束强，企业倾向于拼凑实施或暂缓实施这类战略。 命题5c：企业制度创业战略对应的合法性约束次要，但企业的资源约束弱，企业倾向于并行实施或暂缓实施这类战略。 命题5d：企业制度创业战略对应的合法性约束次要，企业的资源约束也强，企业倾向于暂缓这类战略。 本文构建的资源约束下的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框架，如见图1所示。随着制度创业战略的实施，企业的资源约束是变化的，而随着制度创业过程的发展，合法性的重要性也会发生改变。
图1 资源约束下的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框架 4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整理和分析，本文探索了合法性和资源约束对企业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在制度创业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重视一类合法性，因而倾向于使用对应的制度创业战略，但存在战略的“交叠”和“重复”的现象。(2)与Hoffman和Child等学者在环境保护系统的制度创业研究中发现的合法性从规制再到规范、认知合法性的顺序有所不一致的是，制度创业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合法性排序。(3)合法性的重要程度和资源约束的强度都会影响企业对制度创业战略的选择，在这二者的作用下，企业可能选择优先或重点实施、拼凑实施、并行实施或暂缓实施某类战略。 本研究也为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视角。经典战略选择理论关注企业资源和能力对战略选择的影响(资源观和能力观)，本质上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核心是市场战略选择，本文对资源约束的讨论即源于这一观点。市场战略对应市场资源，如资金、技术和产品等。而本文涉及的资源不仅包括市场资源，也包括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等非市场资源[39]，对应非市场战略。制度创业战略的合法性目的体现的也是非市场战略。此外，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中，随着制度创业战略的实施，资源也在不断积累，一部分获取源自市场机制，但更大程度上是源自于非市场机制[40]，所以本文提出的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框架是一个结合了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整合战略选择框架。已有的研究偏重于企业资源对非市场战略选择的影响[41-42]，本文增加了合法性的因素，讨论合法性与资源对战略选择的交互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动态框架，相对以往研究有所发展。 由于研究资源和篇幅所限，本研究仅讨论了合法性和资源2种因素对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影响。从有关制度和战略选择的研究来看，企业的利益追求、机会和环境中的制度压力等都可能成为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Olive，Pinkse和Kolk等学者都分别讨论过这些因素[43-44]，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这些因素在何种条件下会使企业选择制度创业，而对制度创业具体战略选择的影响机理上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未来应将这些影响因素进一步打开，分析这些因素对制度创业战略具体的影响。 本研究分析了合法性和资源约束对制度创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较为粗略的战略选择框架，未来还可以做进一步细化研究。如：并行实施是如何操作的，是采用可以兼顾多种合法性目的的战略，还是采用多种战略并行？这种并行实施是企业有目的的行为，还是在实施主要战略时的“副产品”？资源约束的强度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可以拼凑资源实施战略？具体可以采用哪些拼凑的方式？对于合法性的重要性在制度创业过程中的排序，本文只在已有的研究中发现了不同的排序，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排序的不同，是和企业在场域中的地位有关，是和行业有关，还是其他？这些问题都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补充。此外，本文应用的案例都是从已有研究的案例整理而来，未来还需要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案例研究作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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