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是怎样被“增加”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怎样论文,农民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县里几位领导开会讨论农民收入的数字问题。负责农业的副县长认为，今年没有什么增收因素，又闹了灾，所以统计数字与去年持平为好。其他几位领导也都同意他的看法，但这都不算数，最后要等书记表态。 书记迟疑了一下说：“市里领导原来要求我们县今年农民人均增收200元，我看还是与上级保持一致吧！”在场的人都不说话了。 静默了一会儿，县长出来打圆场：“书记说的有道理，上面要考核农民增收奔小康的情况，我们不能拆台。另外我补充一点，下面的情况也要照顾一下，因为各级干部回去都要以此为准，调整数字。我看今年就比去年增150元吧。”说完他盯着管农业的副县长，那位副县长点头同意了。
散会后我悄声问那位副县长，每年的农民收入数字都这样敲定吗？他点点头。我问他是否有意见，他说没意见，各县都是这样。他不想数字报得太高，是怕农民负担上来得太多，下面会出事。他是分管这块的，农民负担闹出事，首先他担责任。我问他：“你们就这样定数字，不怕别人来查？”他听后笑了：“查？谁来查？再说，农民收入有谁说得清！”
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们搞政策的都知道，农民收入，表现在统计指标上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它是在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经营费用性支出后可以直接用来改善生活，进行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以及用于其他再分配的那部分收入。这在有关文件上写得明明白白，而且下面有统计局和经营管理两个系统在统计调查，相互对照，难道还不能说清楚？
但我下去一调查，才知事情没那么简单。统计局的系统是有农民收入的住户抽样调查，全国有6万多调查户，分布在全国800多个县，分到这个县也有20几户。这些户农民一般都选离县城近，交通方便，文化水平较高的，否则统计局的人去农户家不方便，农户也不会按规定填写统计局发的调查卡，但这样的调查户已不能代表下面的情况了。即使这样，调查户考虑农民负担及同村人的反映，也不会如实填写。县统计局也知道这些户的调查是为上面汇总数服务的，不能说明县内的情况；若保证县里要数字，还要加一些调查户。由于县里统计局的经费有限，后加的这些户的选择和运行就更不规范了。除了统计局以外，县农委管的经营管理站也进行农户调查，过去是以乡为单位，由乡的经管站责成各村的会计，把每村的调查农户的收入汇总上报，在全乡平衡，作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以后向农民要“村提留、乡统筹”等农民负担，都是以此数为基准按比例确定。我到村里一问，农民没有一户说他家的收入情况是自报的，都是村会计按照乡村干部的意见估计的。我问村会计，“为什么不能以农民的数为准？”村会计说：“农民从来都是怕露富，怕冒尖，怕村里人嫉妒，怕干部找他要钱，谁会告诉我真数！统计局花钱定的调查户都搞不准，我们这种统计就不能要求高了”。我又问他，“原来以乡为单位进行统计，不能考虑各村的不同情况，出来的平衡数不准，是不是今年改为以村为单位统计，能好一些？”村会计摇摇头：“村里考虑到向农民收取税费的困难，更愿意报得数字低一些，否则就更收不上来了。”我说：“你在第一线统计，就不怕以后人们来查，说你造假？”村会计说：“不会的，农民收入是很难搞清楚的，不信，你自己到农民家调查一下，就会明白。”
我到村里几户农民家里一问，果然如此。农民的收入分为实物与现金两部分，在这个县，实物收入能占一半以上。这些实物包括农民种的粮、养的猪、砍的柴、种的菜、收的果等。种的粮中，只有卖给国家的合同粮有牌价，但粮站以库满为由不收，就是收，也是压级压价；要到市场上卖，则偷偷摸摸，价格几天一变。猪、菜、果等实物就更不行了，市场价几天一个样，而且也和粮食一样经常是有行无市，卖不出去，可是统计时，却总是按市场行情好的价格来算。其实那时，农民也要把这些实物的大部分吃进肚子里，农民管这反映在统计上的农民增收叫做“纸上富贵”或叫做“肚子值钱了”。再说，现在的田亩数都不准，田块又多，种什么，种多少，也是一家一样，很难搞准，所以一家农民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种了多少菜、多少果树，外人不深入了解很难掌握实情。另外就是现金收入，也就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等挣回的收入。这块收入非常不稳定，数额也零碎，几乎都发生在村外，没有凭据，无法找人核对，而且更是一户一样，一季一样，难以把握。但农民们认为，这块现金收入才是真正的收入。国际上在统计农民收入时，也是注重现金收入。就这现金，在我们中国的农村，我们这些城里人谁能说清楚？
是真说不清吗？不对，农民对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是说得清的，但他们不愿说清，也不敢说清。同时他们还认为，也没必要说清！是啊，在国外，这是每一个人最大的隐私，为什么要让村干部来问个底儿朝天？另外，我们城里人为什么没有人来问？就是有人来问每个家庭工资以外的收入，我们会告诉他吗？我这时就理解农民了。若我们城里人也像农民一样，被有关人员登门要钱，数额是他们根据自己估计，然后平均得出的，这时我们再有觉悟，也会觉得他们这些上门要钱的人，首先是侵犯了我们的基本权利！
但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农村却非常普遍，而且，现在上面强调农村工作以抓农民增收为主线后，下面更是把这个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层层用此指标来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而一旦这些数字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并且和干部们的政绩（即乌纱帽）挂起钩来，和他们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挂起钩来，那么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我调查到此时，我深深地为过去在机关中做的无用功而叹息。多少天的“假数真算”，还要深入分析，从中找出内在的原因和变化机理（现在还要以此为基准，研究税费改革），真害死人了。在这点上，我真不如县里那些领导。他们早把这些“数字游戏”看穿了，年年坐在一起开会，不过是研究如何应付我们这些人的“数字偏好”罢了。
那么国外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问有关的朋友，他们说，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用农民人均收入来考核官员，他们考核的办法是民主选举。直接要对选民负责的官员绝不会搞这些只能应付上面的把戏。另外，他们也不需要以此来确定农民负担，向农民收税是按耕种土地的情况分类确定，其他的则是农民该在哪个生产经营环节交税，就在那里自己交纳。至于为了搞研究而进行的统计调查，一些国家也有，但他们是采取像人口调查的方法，由训练有素的专门的统计人员亲自到户访问，抽样调查，用很长时间整理后再公布，而且是宏观的，总体的。因为已有选民对微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自我评价，他们的统计数字就没必要一年年的搞到县、乡，甚至村了。
当我把国内外的情况联在一起再思考时，我忽然领悟到：既然现在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已扭曲成这样，为什么我们农村工作还要以此为核心指标呢？能不能学习国外的经验，对县、乡、村的干部，以农民的民主选举来考核；农民负担的收取，以土地和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情况来分别确定；而宏观需要的农民收入数字，则由县以上统计部门等各类机构独立的、科学的进行调查，并以农村储蓄存款余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不易造假的相关指标为对照参数。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严重扰民的数字游戏中真正解脱出来了呢？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县里领导后，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同时也认为有些异想天开：这可是多少年来形成的制度，涉及方方面面，改得了吗？但我认为，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许多通行做法都是人定的，现在情况变化，为什么不能再改变做法呢？现在乡村关于农民收入的统计方法，是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时的统计方法转变过来的。那时每到年底，队会计根据干部掌握的全队的生产经营情况，计算出全队的纯收入，然后除以全队人数，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可现在都什么年月了，村里经济运行和管理体制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以村干部和会计来统计的办法早就该改了！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